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是不陌生吧。在书中武松喝了18碗酒，就上了景阳冈，店家道∶“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天晚了出来伤人，已经伤了三二十条路人性命。官府限期叫猎户去捉。‘’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这条景阳冈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听说有大虫!”，转身就上了冈，后来果然就遇到了一只吊睛白额虎。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书中为什么将老虎说为是大虫呢?
威风凛凛的老虎怎么就和虫子联系到一起了?
其实古时候华人以”虫”指代一切动物，并且将动物分为「五虫」。
人类使用动物类药物，最早远在4000多年前，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蛇、麝、犀牛等40余种药用动物。《内经》中有四乌贼骨的芦茹丸方，是动物类药使用于中医之先河。《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动物类(虫类)药物有28种。东汉医圣张仲景使用虫类药物组方治疗各种杂病，例如《金匮要略》中有7个方中有使用10种的虫类药物。在《山海经》记载的146种药物中，动物药就有83种。明代时期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收录了虫类药高达 461 种，并将其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各部，使虫类药的应用于中医有了长足的进展。
清代的温病学家更对虫类药物的论述颇多创见。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89门中，运用虫类药去治疗的有积聚、疮疡等9门。叶天士认为虫类药“飞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无血者行气，灵动迅速，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清代王清任编撰的《医林改错》中记载血瘀证50种，创建了20个方，用地龙、山甲、䗪虫、五灵脂、麝香等虫类组成的方剂有9首。到近代，朱良春教授因擅长使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症，被誉为“虫类药学家”，他也编撰《虫类药的应用》。
虫类药，亦即动物类药物，均为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认为其具有药性峻猛、性善走窜，其钻剔搜刮之性，无草木、矿石可比。动物类药物也因为其拥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活血化瘀、补益培本、搜风解毒等功效，中医运用动物类药物于癌症的治疗。
中医已虫类药的应用部位主要可分为二：
一是全虫入药，例如全蝎、地龙、蜈蚣、地鳖虫等。
二是局部入药，而蟾酥、虫白蜡、蜂蜡、蜂蜜、蜂王浆、蜂毒、蜂房等以分泌物入药；桑螵蛸为螳螂的卵囊；蚕沙、油虫珠则是蚕以及蟑螂的粪便；而蝉蜕为蝉的蜕皮。
根据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归纳其临床主治功效有以下几点：
1.攻坚破积、2.活血化瘀、3.疏气和血、4.宣风泻热、5.搜风解毒、6.祛风定惊、7.开窍慧脑、8.清热解毒、9.消痈散肿、10.收敛生肌、11.利水通淋、12.化痰定喘、13.补益培本、14.壮阳益肾
临床运用虫类药治疗癌症，例如祛风攻毒之露蜂房，行气通络的九香虫，化痰散结的僵蚕，化瘀通络的土鳖虫，擅于治疗肠腑湿热毒邪蕴结的蜣螂虫等。
癌症属于慢性消耗性疾病，中医认为病久由气及血，由血入络，癌毒郁积于络脉，造成络脉瘀滞、络脉损伤，脏腑有失濡养。运用虫类药的通络特性，不限于活血化瘀通络。癌毒蕴结日久，形成癌肿阻滞于局部，适当运用攻毒散结类的虫药能够缓消症块，以恢复络脉的生理功能。
而中医如果能恰当运用虫类的药物于抗癌治疗中，首先要辨证，其次要注重辨病；虫类药性峻力猛，可以攻病邪，在正气尚能忍受药攻的情况下，借其毒性以抗癌。再来要审时度势，虫类药物要适可而止。因为癌症病人正气多已损伤，而虫类药物大多有较大毒性，其治疗不能一味猛烈攻伐，应根据患者的体质状况和耐受能力，灵活掌握虫类药物的用量与时机，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
中医认为，早期恶性脑瘤多以风痰瘀阻脑窍为标，病程日久，伤及肝肾，肾虚肝旺，内风暗动。故治疗时应该攻补同施，标本兼顾。常用虫类药物有僵蚕、地龙、蜈蚣、鳖甲、露蜂房、土鳖虫、炮山甲、炙全蝎、炙水蛭等。恶性脑瘤偏于风邪者，中医常用僵蚕、地龙、蜈蚣、蜂房等虫类药物；恶性脑瘤为痰瘀互结者，常用鳖甲、地鳖虫、炮山甲、牡蛎等活血化祛瘀，化痰散结。
中医认为“癌毒致病”，癌症属于瘀毒明显者，常用虫类药蜈蚣、僵蚕、地龙、土鳖虫、水蛭、蜣螂、九香虫等，以祛瘀活血、搜风解毒、剔络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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