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杉醇类化疗药物多西他赛(docetaxel)已经高度被应用于乳腺癌的术后辅助、术前新辅助和转移性癌症的治疗。 尽管大多数患者对于多西他赛(docetaxel)耐受性良好，但多西他赛(docetaxel)的毒性可能会限制临床上可以给的药物剂量。 多西他赛(docetaxel)的常见副作用包括输注反应、发热性中性白血球减少症、疲惫、体液潴留、间质性肺炎、皮肤和指甲毒性、溢泪和泪管狭窄、胃肠道反应和周边神经病变与周边水肿。 多西他赛相关的体液潴留，这是接受多西他赛患者出现四肢周边水肿、胸腔积液、心包膜积液和腹水的主要原因。大约有15-34%的乳腺癌患者接受术后辅助性治疗时会出现多西他赛相关的体液潴留。 一般来说中、重度的体液潴留较为少见，据统计乳腺癌接受多西他赛患者约有0.8%、摄护腺癌约有1%、肺癌接受多西他赛患者约有1%、头颈癌与胃癌接受多西他赛患者约有1%。
静脉输注脂质体阿霉素(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既保留了传统化疗-阿霉素(Doxorubicin)的抗癌疗效，但却同时可以减轻阿霉素(Doxorubicin)的许多且常见的不良反应。通过脂质体递送的这种形式，将阿霉素(Doxorubicin)缓慢释放到正常组织细胞中，可以大幅减少阿霉素(Doxorubicin)的严重脱发、恶心和呕吐、心脏毒性和骨髓抑制毒性的可能性。且不慎外漏时也不会造成像阿霉素化疗药物的皮肤腐蚀性。 接受静脉输注脂质体阿霉素(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的患者，特别是首次脂质体阿霉素治疗的患者，可能会抱怨突然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的症状：潮红、面部肿胀、头痛、背痛、寒战、头晕（这点与轻度低血压的产生有关）、胸部闷痛和喉咙发紧，和呼吸急促等等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在医学上称为”输注相关的急性反应(Infusion-related acute reactions)”。 这种反应在化疗药物脂质体阿霉素的早期临床药物开发的研究中，首次被发现。当时化疗药物脂质体阿霉素透过” piggyback “给药（也就是将化疗药物脂质体阿霉素药物注入已经有的静脉输液管内），且快速给药。 进一步的临床经验证实，降低脂质体阿霉素的脂质体药物颗粒进入血流的速度，就会降低这种毒性。 如果使用的中央静脉输液管(例如:Port-A)输送脂质体阿霉素化疗药物，由于药物进入血液循环的速度较周边静脉给予更快，所以输液相关的急性反应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 脂质体阿霉素的输液相关急性反应基本上是很少发生，会发生的话，最有可能出现在第一次输注时，如果首次治疗没有出现，则在随后的疗程中往往就不会发生。 一项大型研究中， 705 名使用脂质体阿霉素治疗的患者中，仅有 48 名 (比例为6.8%) 中观察到输液相关的急性反应，并且仅在第一个治疗疗程中观察到。 而出现脂质体阿霉素的输液相关急性反应的患者，通常会描述出现类似”龙虾颜色的红” (lobster red)，或出现广泛泛红的皮肤颜色，像是极度晒伤。这种潮红并不会瘙痒，虽然它可能会令患者感到担忧，但它通常会在几分钟内消失。 当使用生理食盐水去稀释脂质体阿霉素(也就是用生理食盐水泡置脂质体阿霉素)，而不是葡萄糖溶液去泡置时，也会观察到了脂质体阿霉素的输液相关急性反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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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合并VEGFR2靶向药物的组合，在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uHCC），其疗效如何尚不清楚。 一项发表于2022年的国际性、随机、开放标签、3期临床试验目的在比较Camrelizumab（卡瑞利珠单抗；一种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合并VEGFR2靶向药物Rivoceranib（Apatinib，阿帕替尼）与sorafenib（nexavar）,用于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的第一线治疗之疗效，孰优孰劣。 患者依照1: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免疫靶向组或nexavar组。根据大血管侵犯和/或有肝脏以外转移、地理区域（亚洲与.非亚洲）和入组时的血清AFP（<400 vs.≥400 ng/mL）对患者进行分层。 该研究结果显示，共有543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分别接受免疫靶向组（N=272）或 nexavar组（N=271）。 中位追踪的时间为 7.8个月，与nexavar组相比，免疫靶向组的治疗之疾病控制时间出现显著的改善（中位 5.6个月），nexavar组为3.7个月；免疫靶向组的治疗与nexavar组相比，显著减少了48%的疾病恶化风险。与nexavar组相比，免疫靶向组的治疗之整体存活时间出现显著的改善（中位 22.1个月）， nexavar组为15.2个月；免疫靶向组的治疗与nexavar组相比，显著减少了38%的死亡风险。而治疗反应率及反应时间，也是Camrelizumab合并VEGFR2靶向药物Rivoceranib明显处于优势。 严重等级副作用: Camrelizumab合并VEGFR2靶向药物Rivoceranib组和nexavar组分别有80.9%和52.4%，免疫靶向组有24.3%（3.7%同时使用两种药物）的患者因严重等级副作用而停止治疗，nexavar组组则为4.5%。 这是第一个证实PD-1免疫治疗合并VEGFR2靶向药物的治疗，可以改善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uHCC）的存活率的关键性试验。免疫靶向可作为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uHCC） 新的第一线治疗选择之一。 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uHCC）患者的5年生存率约为10%~18%。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物的治疗在该人群中仅显示出有限的疗效。然而，本次研究证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抗血管新生靶向药物的组合是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uHCC）的新有效治疗策略。 无法切除肝癌治疗的新选择-免疫加上口服抗血
无法切除肝癌治疗的新选择-免疫加上口服抗血管靶向 Read More »
间皮瘤是一种发源于胸膜、腹膜、心包或睾丸鞘膜等部位间皮细胞的罕见癌症，其中，胸膜来源的恶性肋膜间皮瘤大约占了81%。 恶性肋膜间皮瘤的形成，或因为工作而暴露于石棉有很大的关系，但亦有部分的个案回顾其生活习惯及工作亦未曾与石棉扯上关系，怀疑是与小区感染的个案。 由于恶性肋膜间皮瘤起病隐匿，恶性肋膜间皮瘤（医学上称为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简称MPM）诊断时多已经是晚期，导致治疗手段相对局限，且预后差，患者大致上的中位总生存期大约为12个月，5年生存率约为10%。 时至今日的癌症免疫治疗时代，抗PD-1免疫治疗药物nivolumab，搭配抗CTLA-4免疫治疗药物Ipilimumab（商品名：Yervoy、益伏）的双免疫治疗方案，很大程度地改善了MPM患者的临床预后，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基因组研究证实，间皮瘤有显著的抑癌基因功能缺失。恶性肋膜间皮瘤的形成，或因为工作而暴露于石棉暴露密切相关，但间皮瘤的肿瘤突变负荷(TMB)比大多数实体癌症要来得低。 恶性肋膜间皮瘤常见的变异基因有:BAP1基因、CDKN2A（P16）基因和NF2基因等。虽然这些抑癌基因在恶性肋膜间皮瘤中经常发生改变，但研究显示，在恶性腹膜间皮瘤中可能存在致癌基因EWSR1的融合和ALK的融合，这些融合主要出现在没有已知石棉暴露史的年轻患者。目前而言，针对恶性肋膜间皮瘤的NF2和BAP1基因改变所开发的标靶治疗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恶性肋膜间皮瘤常见的变异基因之一的BAP1，是间皮瘤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BAP1基因的功能为调控多种基因的表达和转录调节，以及涉及DNA的修复，尤其是双键断裂。BAP1基因发生改变既可以出现在体细胞，也可以发生在胚系细胞，当BAP1基因有遗传性的突变时候，葡萄膜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等其他恶性肿瘤发生会增加，统称为BAP1肿瘤症候群。 如何借助影像学检查诊断恶性肋膜间皮瘤，计算机断层扫描是目前诊断和监控MPM治疗效果的标准像学检查学方法。而正子摄影对于确定MPM疾病分期方面至关重要，特别是手术前的评估。超过10%预计进行手术治疗的MPM患者，在术前评估检查时发现已经合并有胸外转移的疾病。此外，核磁共振对于MPM胸壁和膈肌侵犯程度的评估有一定的优势。 手术治疗恶性肋膜间皮瘤需要有完整的术前影像学分期，尽管手术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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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癌症是发生于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约占所有消化系恶性肿瘤的3%，特色是癌症侵犯力强，5年存活率更是低于5%，大部分患者发现时已属于晚期的胆道癌症，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 目前针对转移性或是晚期的胆道癌症患者，大多只能给予全身性治疗，化疗药物gemcitabine合并铂类通常是第一线的标准治疗，然而当首波治疗失败后，除了积极的症状控制之外，其他可以选择的治疗非常有限。即使第二线体能上可接受化疗，这些治疗方案的平均有效率大多低于1成，且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和不显著的治疗疗效。 胆道癌症在临床和遗传学方面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造成部分胆道癌症具备有特异的基因突变，其中以HER2基因的改变成为临床上关注的焦点。HER2基因的改变在乳癌、肺癌、胃癌、大肠癌、食道癌都是可以治疗的靶点基因。这些特殊的癌症族群，以HER2为核心靶点的标靶治疗方案，使用乳癌常用的双标靶治疗，也就是贺癌平加上贺疾妥，或是使用HER2新的抗体化疗复合药物DS-8201(Enhertu)，确实可以大大改善了这些患者的预后。 根据研究，胆囊癌、肝外胆管癌、壶腹癌和肝内胆管癌的患者，分别有19%、17%、13%和5%的患者具备有HER2基因扩增或过度表达的情形。 在一些关于HER2标靶药物治疗胆道癌症的小型临床试验、回顾性研究和病例报告的研究，使用乳癌常用的双标靶方案治疗胆道癌症，也就是贺癌平加上贺疾妥，呈现出一定的治疗疗效。在名为MyPathway 的第二期临床试验，HER2基因扩增、过度表达或两者兼具的转移性胆道癌患者，使用乳癌常用的双标靶方案治疗，呈现出较优质的治疗疗效和病患的耐受性。这个Mypathway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是一项非随机性、多中心、开放标签的多重篮子式临床试验，主要用于评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核准的标靶药物，去治疗具有潜在性可操作分子改变的非适应症癌症的活性。Mypathway研究中，也探讨了携带HER2基因扩增、过度表达或两者兼具的转移性胆道癌患者，且同时给予抗HER2的双标靶方案，进行了疗效的分析。 共有39位过去已经接受过癌症治疗的HER2阳性（定义为HER2基因扩增或过度表达）的转移性胆道癌患者，同时接受了抗HER2的双标靶方案的治疗，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共有9例患者因治疗达到肿瘤部分的缓解，治疗有效率为23%，11例患者因治疗达到肿瘤达到疾病稳定且存活时间超过4个月，整体
本文指的胰腺癌是胰腺导管腺癌，苹果计算机执行长贾伯斯（Steve Jobs）的胰腺癌是属于较少见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跟一般常见的胰腺腺癌不同，存活率较高，让他得以抗癌七年仍存活。而本文的胰腺导管腺癌则是恶性程度极高，5年总生存（OS）率仅仅只有11%。尽管最新的化疗方案FOLFIRINOX已经呈现改善了可切除性胰腺导管腺癌预后的局面，然而80%的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处于晚期胰腺导管腺癌，无法接受根治性手术。 这些年来随着对胰腺导管腺癌生物学和遗传科学研究的提升，相关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推动了胰腺导管腺癌(以下简称胰腺癌)关于胰腺癌靶向与免疫治疗的新思维。 胰腺癌基因的突变概况 将可以手术切除的早期胰腺癌进行二代基因测序（NGS）发现，以KRAS、TP53、CDKN2A和SMAD4是最常见的突变的基因，频率有超过90%的胰腺癌都携带有致癌KRAS基因的突变。此外，根据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报告，胰腺癌尚有20个频率低于10%的突变基因，包括: 染色质修饰的基因，例如:ARID1A、KMT2D和KMT2 C、 DNA破损的修复基因，例如:BRCA1、BRCA2和PALB2、 其他癌基因，例如: BRAF、MYC、FGFR1。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胰腺癌患者无论是否存在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其使用传统化疗后之整体存活时间都一致。但一旦患者有存在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可以给予相对应的靶向治疗的整体存活时间，都显著长于未进行相对应的靶向治疗的患者，整体存活时间分别为2.58年和1.32年，然而存在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的患者，但未接受相对应的靶向治疗的整体存活时间，与未携带有特异性突变患者则没有差异。这也凸显基因检测对于胰腺癌的角色，确实让能够找出本身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者，可以大受其惠。 基因检测帮患者找出有存在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绝大多数患者接受靶向治疗的个体，都是携带的是BRCA突变基因或是显示微卫星状态呈现高度不稳定(MSI-H)，因此可以分别给予相对应的靶向治疗-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或是给予相对应的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阻断剂的治疗。然而在所有相关研究发现，存在有特异性的基因突变中，除了BRCA1/2或MSI-H以外，其他特异性的基因出现突变的频率则是相对较低。 针对胰腺癌最常见的KRA S基因突变，如何进行反击呢? 超过90%的胰腺癌出现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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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是由大脑控制的多步骤反射通路的刺激所引起的。 感知呕吐的冲动会先传入至位于髓质的呕吐中心，然后传送到大脑皮层；而这冲动是来自化学感受器触发区(医学简称CTZ区)、咽喉和胃肠道（通过迷走神经传入纤维）所触发 当起动呕吐的冲动传出从大脑皮层至呕吐中枢，之后传送到唾液中枢、腹肌、呼吸中枢和颅神经时，就会产生呕吐的反应。 化学感受器触发区、呕吐中心和胃肠道都有许多神经传导物质的受体。当化疗药物或其代谢物刺激了这些受体，目前认为这可能是抗癌药物诱导的呕吐的主要原因。而参与急性呕吐的催吐反应之主要神经传导物质的受体有:血清素受体（医学上简称5-HT3受体）和多巴胺受体。 5-HT3 受体藉由周边的途径。而与呕吐有关的其他神经传导物质的受体包括乙酰胆碱、皮质类固醇、组织胺、大麻素、鸦片样物质和神经激肽-1的受体(医学简称NK1受体，主要位于脑部的呕吐和前庭中心)。其中以NK1 受体之中枢途径与延迟性呕吐最有关联。 甚么是延迟性呕吐?甚么又是急性呕吐?
抗癌劑引起的嘔吐頻率主要取決於癌友所使用的特定抗癌藥物其導致嘔吐的潛力。目前已經有幾種分類來定義抗癌劑的致吐性。然而，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 Hesketh 及其同事開發了一種抗癌化療藥物的急性致吐性分類，並開發了一種算法來定義聯合化療方案的致吐性。 Grunberg 及其同事更新了分類；它根據未接受預防性止吐治療時出現急性嘔吐患者的百分比，將化療藥物分為四個等級。 該分類在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 NCCN)的止吐建議中使用，並且每年由 NCCN 專家組更新最近引入的藥物，按抗癌藥物的導致嘔吐的特性予以歸類。
2018年一项关于美国乳癌存活者经济水平的研究显示，患有慢性腋下淋巴水肿等副作用让乳癌存活者面临极大的经济负担，对她们未来的经济收入产生深远的影响。该研究作者建议美国相关保险范围需要做调整。然而，早期复健、早期预防腋下淋巴水肿，应该是乳癌治疗追求更大进步下，不可以忽视的课题。 该研究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助理教授Lorraine T. Dean所领导，2018年8月22日在线发表于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期刊。 研究方法:
针灸是中医学特有的治疗方法，透过刺激经穴、经络来激发人体经络系统的自适应作用，可调节体内气血盛衰与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针灸则是针法（针刺）和灸法（艾灸）的合称。中医采用针刺或艾灸人体穴位治疗疾病，通过刺激穴位可以改善经络的气的流向。 针灸自古即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如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针灸甲乙经》就有针灸治疗肿块的记载。《甲乙经．卷八》:「腹中痛，积聚，默然嗜卧，怠惰不欲动，身常湿湿，心痛无可摇者，脾俞主之。…息贲时唾血，巨阙主之。…疝积胸中痛，不得穷屈，天容主之。…腹中积聚时切痛，商曲主之。脐下积疝瘕，胞中有血，四满主之。…少腹积聚，劳宫主之。」 1997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召开听证会讨论针灸的疗效，并肯定针灸治疗术后与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风湿疼痛等疗效。现代医学研究已证明针灸疗法具有镇痛、增强机体免疫和调节系统功能的作用，目前有近500篇关于中医针灸治疗癌症的论文发表。针灸辅助抗癌主要表现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减少放疗、化疗副作用，缓解癌性疼痛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