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化醫學（personalized medicine）是根據患者的臨床特徵和基因、生物標記物等生物特徵，去“量 身裁製”式地制訂個體化的預防和診療方案，以提高診療的效果。 個體化治療，自古來就有之，中醫裡面的“辨證論治” 就是個體化醫學的思想。 目前，臨床上也有很多個體化的診療措施。例如，按照每個鼻咽癌患者的腫瘤大小、組織形態、部位等，設計個體化的放射治療計劃；依據患者的體表面積給予不同的化療劑量；根據藥物敏感試驗選擇敏感的抗生素藥物；還有結合患者的經濟與健保給付的情况設計出最合適患者的診治方案等，
Margetuximab (商品名Margenza)是一種新型的HER-2抗體標靶藥，是將trastuzumab (賀癌平)標靶藥物抗體之Fc結構域優化後，讓其抗癌免疫力增强的抗體標靶藥物，具有與賀癌平相似的HER2結合和抗腫瘤增殖作用。但因為其Fc段已經經過生化科技的改造，所以可以增强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殺作用（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效應，進而增加對HER-2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 2020年12月16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margetuximab-cmkb（MacroGenics製造）合併化療，用于既往接受過兩種或兩種以上抗HER2的治療方案後病情惡化的轉移性HER2陽性乳癌成年患者，其中至少一項是針對轉移性乳癌疾病。 這個適應症主要根據以下的結果，SOPHIA (NCT02492711) 是一項隨機、多中心、開放標籤試驗，對 536 名 IHC 3+ 或 ISH 擴增的 HER2+ 轉移性乳癌患者進行了療效評估，這些患者之前都已經接受過其他抗 HER2 治療。入組患者被隨機分配（1:1的比例）接受margetuximab合併化療或是賀癌平合併化療。而化療選擇（capecitabin、eribulin、gemcitabine或vinorelbine），分析根據轉移情況中接受治療的綫數（≤ 2，> 2）和轉移部位數（≤ 2，> 2）進行分層。 主要療效結果指標是通過盲法獨立中央的審查 (BICR) 評估之總體生存期 (OS) 、疾病無惡化生存期 (PFS)。其他療效結果測量是由 BICR 評估的腫瘤客觀緩解率 (ORR) 和緩解持續時間 (DOR)。 接受margetuximab合併化療的中位 PFS 為 5.8 個月 (95% CI: 5.5, 7.0)，而對照組(賀癌平合併化療)爲 4.9 個月 (95% CI: 4.2, 5.6) ，改為接受margetuximab的疾病惡化風險可以顯著地再減少24%。 Margetuximab 組確認的腫瘤客觀緩解率為 22%，中位 DOR 為 6.1 個月，而對照組的腫瘤客觀緩解率為 16% ，中位 DOR 為 6.0 個月。 接受margetuximab合併化療組之最常見的藥物副作用 頻率(>10%) 是疲勞
Margetuximab (商品名Margenza) 官方許可新型的HER-2乳癌標靶藥 閱讀全文 »
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指的是腫瘤已經侵犯鄰近臟器器官，例如：腫瘤吃穿腸壁，侵犯到膀胱組織），這群患者手術切除後3年發生腹膜的轉移機率大約為25%，是一個預後比較差的期數。 在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這類患者中，是否可以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來預防的腹膜的轉移，目前諸多研究結果並不一致，讓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的做法存在爭議。早在2019年，荷蘭學者Charlotte E L Klaver主持的COLOPEC研究，就嘗試在T4期或有腫瘤穿孔的大腸直腸癌患者使用術後輔助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治療(化療使用的oxaliplatin歐力普)，該項研究結果顯示此舉並沒有提高於術後18個月時的無腹膜轉移的存活率，基於此研究者，臨床醫師多不建議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患者，於術後常規輔助性地使用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 但近幾年來，仍有許多學者探索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患者，於術後常規輔助性地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是否真的無治療意義。 腫瘤領域極負盛名的歐洲腫瘤內科學會於2022年年會上所公布之名為HIPECT的研究，發現在在T4期的大腸直腸癌患者，術後輔助性使用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化療使用的mitomycin，絲裂黴素C)，腫瘤局部控制率會提高，具有顯著的臨床意義。 這項在西班牙的17家醫院所進行HIPECT的研究，是一個開放標籤、隨機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收錄患者條件為年齡18-75歲，術前診斷為局部晚期原發性大腸直腸癌 (cT4NxM0)。患者按照1:1的比例、隨機分配成只接受手術或手術後加做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mitomycin， 30 mg/m2，持續60分鐘），然後兩組皆依需要進行全身性的術後輔助化療。使用網路的系統進行隨機化分配，並按治療中心和性別進行研究的分層。 該臨床試驗主要的研究終點是3年的腫瘤局部控制率，腫瘤局部控制率的定義為從治療到腹膜疾病復發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時間。 該臨床試驗的研究結果: 在2015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間，收錄了了184名患者（隨機分配89名為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95名）。中位追蹤時間為36個月。兩組的人口統計學、腫瘤學特徵、手術治療和最終病理報告是相似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的局部控制良好時間分別是35.5與 33.2 個月，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的3
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研究證實: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有助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 預防腹膜轉移 閱讀全文 »
術後輔助性化療能夠顯著減少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患者的復發率，改善存活率，但輔助性化療有一定的副作用，導致患者在輔助性化療期間、甚至於結束化療後生活的品質因此下降，甚至有人因為嚴重的或是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而無法完成化學治療。 中醫藥治療在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中，是否有地位。 目前大量的臨床研究數據證實，中醫藥治療能夠改善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患者的臨床症狀，提高患者對於化療的耐受性和完成率，減輕副作用。 在真實世界中，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的完成率大約只有50%～60%，較低的治療強度會導致比較差的預後。目前臨床上採用中醫藥當中的健脾補腎方（JPBS），用於幫助大腸直腸癌患者減輕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引起的副作用和改善化療完成率，臨床實證證據並不充足。 一年一度全球備受矚目的腫瘤學界盛會-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已於9月9日正式拉開帷幕。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上有一篇研究，透過對照性的臨床試驗，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口服使用中藥複方-健脾補腎方（JPBS），配合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觀察此一健脾補腎方在大腸直腸癌術後患者輔助化學治療中的功效，評估該方是否可以改善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的完成率、是否可以改善臨床症狀、是否可以提高其生活品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該對照性的臨床試驗於2018年10月至2021年11月在中國大陸的12個臨床中心，進行了隨機安慰劑的對照性臨床試驗。臨床試驗收錄標準為有接受根治性大腸直腸癌手術，並計畫於術後6周內接受輔助化療方案CAPOX。400例屬於第三期以及第二期大腸直腸癌患者按照1:1比例，於輔助化療期間，隨機分為使用健脾補腎方組和安慰劑組。主要研究終點為計畫性輔助化療全療程的完成率（由治療療程由醫師決定）。次要研究終點是化療相關副作用的發生率，例如化療引起之噁心和嘔吐（CINV）。 該研究結果如下: 最終符合研究分析者有376例患者（包括使用健脾補腎方組有189例，安慰劑組187例）。完成了所有計劃的化療比例: 使用健脾補腎方組和安慰劑組分別為63.0%與47.6%，兩者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亞組分析顯示，65歲以下患者的完成率（使用健脾補腎方組與安慰劑分別為66.9% 與48.8%，明顯較65歲以上患者的差異更顯著。 與安慰
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研究證實:想要避免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無法達標 實證證明中醫藥調理有助益 閱讀全文 »
大腸直腸癌中，最常見的基因突變位點是KRAS基因突變。 研究顯示，晚期大腸直腸癌中有KRAS 基因突變的比例大約有 30%。 近幾年來，針對微衛星狀態高度不穩定（MSI-H）、HER-2 基因擴增、BRAF 基因突變等，特殊突變位點的標靶或免疫藥物的研發，以及相關臨床試驗都有重大突破，而且有相對應的標靶藥物已經用於臨床實務。 其中對於 KRAS 突變的晚期大腸直腸癌，目前仍然無標靶藥物，臨床上的需求極大。 在晚期大腸直腸癌的KRAS基因突變中，有97%的KRAS基因突變發生在12號或13號氨基酸的殘基，包括G12C、G12D、G13D等，其中KRAS G12C 突變雖然僅僅是 KRAS 基因突變的 8-9%，屬於小眾比例，但攜帶有這種KRAS G12C突變的患者，預後比較差，而且對於晚期大腸直腸癌的標準療法，很容易產生抗藥性，一旦歷經了化療或免疫治療的失敗，其後的治療選擇空間相當狹隘。 因此針對晚期大腸直腸癌的KRAS基因突變的標靶藥物，成功研發和應用，將會為臨床實務面上，帶來十足的進步和改變。 2022年 ESMO (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上，所報告的 KRYSTAL-1臨床試驗， 研究結果證實KRAS G12C 的抑制劑- Adagrasib作為實KRAS G12C 的標靶藥物之有效性。 從作用機制角度去分析，根據 BRAF 突變型之晚期大腸直腸癌的標靶治療發展過程中，透過“EGFR訊號通路的全阻斷”，使用上游之EGFR阻斷，搭配下游之BRAF的標靶藥物。 KRAS G12C突變是晚期大腸直腸癌的驅動性突變，發生率為3-4%的晚期大腸直腸癌，且是EGFR標靶藥物cetuxiamb治療大腸直腸癌的重要之不良預後的標誌。 Adagrasib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KRAS G12C的標靶藥物，有共價抑制劑的作用，可以用不可逆的方式，去選擇性結合KRAS G12C，將其鎖定在”非活性”的狀態，使KRAS G12C致癌功能關閉。 通過優化可以維持Adagrasib 其抑制的功能，Adagrasib且具有較長的半衰期（23小時）、劑量依賴性的藥物代謝與動力學，以及Adagrasib具備有比較好的中樞神經系統滲透性，對腦轉移有助益。 KRAS G12C的持久抑制，在晚期大腸直腸癌的中是非常重要，因為訊號通路對KRAS的回饋，會再啟動其對產生了cetuxiamb治療大腸直腸癌的易
以下是重要性原則: 透過鼻胃管 (NG)給予乳癌標靶藥物 palbociclib 膠囊：75、100 或 125 mg ，給藥透過鼻胃 管，可以使用 Comar 注射器或類似注射器，製備懸浮液來完成，無需直接接觸橡膠。 所有Palbociclib(Ibrance)藥物懸浮液的準備工作，都應該在乾淨的工作空間中進行。在準備過程中，處理人員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以盡量減少灰塵的產生和積聚，如果膠囊被壓碎和/或破裂，以避免吸入灰塵並避免接觸眼睛、皮膚和衣服。且應避免排放到環境中。應該使用除塵器、高效微粒空氣/阻攔 (HEPA) 過濾系統或其他等效控制，來控制該材料向大氣的潛在的工藝排放點。 所提供的使用建議，適用於由聚氨酯、聚氯乙烯 (PVC) 或矽樹脂成分的任何類型的 NG 鼻胃管，並且應與兼容的注射器一起使用。建議患者給藥時使用直徑不小於 8個 French 的鼻胃管。 一旦Palbociclib(Ibrance)藥物的懸浮液準備過程開始啟動，所有步驟應按順序進行，整個過程應在 30 分鐘內完成。Palbociclib(Ibrance)藥物懸浮液在製備後應該立即給藥。當在室溫下儲存藥物懸浮液在製備後的注射器中，與盡入鼻胃管時，懸浮液顯示可以穩定長達 2 小時。 由於固態的膠囊的藥品仿單說明Palbociclib(Ibrance)藥物要“與食物一起服用”，因此應在給予患者鼻胃管灌食營養補充劑後，立即服用製備後的Palbociclib(Ibrance)藥物混懸劑。 具體的藥物代謝動力學的研究，尚未正式評估Palbociclib(Ibrance)藥物膠囊崩解後通過 NG 管給藥的方法，如下文所述。因此，本文作者不能保證使用這種方法會產生，與口服完整的 palbociclib 膠囊製劑所觀察到的臨床結果是相當的。 在臨床試驗中，尚未正式研究破壞和打開Palbociclib(Ibrance)的藥物膠囊，並將其粉末與液體、蘋果醬或軟食品混合的過程，或將配製的膠囊在液體中崩解以便於給藥的過程。
「斜槓（Slash）」一詞興起於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源自於美國紐約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在著作中提出的一種工作形式。意指一個人不再只從事單一職業，而是根據自身的其他專業或興趣，發展出2份或以上的工作模式，因而享有多重職業與身份的生活。舉例來說，許多演藝人員，除了擔任演員、主持人或編導，也會經營手搖飲、乾拌麵品牌等副業，使自己同時具備演員／編劇／老闆等身分，而如此身兼數職的工作型態，就是一種斜槓生活。 多重職業，亦稱斜槓族、斜棟族、斜槓青年、Slash族、彈性就業人士，其實斜槓是一種工作態度，具體意指人可以不再滿足於專一職業的工作模式，而選擇有多重職業及身份的生活。事實上，斜槓原本目的，不是為了擁有兩種以上的收入，而是透過工作以外的身分體現你是誰、重視什麼、有哪些興趣專長，過更豐富、立體的人生。像演藝圈中、我個人非常推寵景仰的周杰倫，就是這種台灣斜槓青年的典範。 周董在2000年，周杰倫發行了他的首張專輯《Jay》，從屬於唱片公司阿爾發音樂。從此以後，他的音樂獲得了遍及亞洲的榮譽，尤其在臺灣、中國大陸、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和西方國家—例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亞裔社群中。周杰倫是華語流行音樂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其在臺灣本土共有247萬張專輯的銷量並獲得了許多針對他的音樂工作的獎項，包括15座臺灣金曲獎，2座MTV亞洲大獎。周杰倫也為其他藝術家寫歌。在2003年，他是《時代》雜誌（亞洲版）的封面故事。他其後開展了六個世界巡演。 周杰倫在電影《頭文字D》（2005）中開始了他的電影事業；他從此涉足許多其他的電影企劃。周杰倫也管理他自己的唱片和經紀公司杰威爾音樂。2011年首度進入好萊塢，飾演《青蜂俠》之助理Kato；而後在2016年，他再次進入了好萊塢，在電影《出神入化2》中扮演小李。 歌而優則演，演而優則導。2007年，周杰倫第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上映，電影裡大部分的音樂也由周杰倫創作。2008年1月10日在韓國上映。2013年7月11日在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同步上映的《天台》，是周杰倫繼2007年《不能說的·秘密》後，構思整整六年後的第二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
2021 年 8 月，美國FDA 核准 belzutifan 用於治療需要治療、但不需要立即手術的VHL 疾病相關腎細胞癌患者。 根據2期臨床試驗Study-004，這是一項開放標籤的研究，招募了 61 名患有 VHL 疾病相關腎細胞癌的患者。 受試者有97% 之前接受過腫瘤縮小手術。該研究主要療效終點是 腫瘤反應率，在中位追蹤 21.8 個月（其中 30 名患者確認為腫瘤呈現部分緩解）後，腫瘤反應率為 49%。 另外 30 名患者 (49%) 對治療的最好反應是腫瘤穩定。 中位有效時間為 8.2 個月。 未達到中位緩解持續時間。 NCCN專家組將Pazopanib列為推薦的實證等級 2A 類，在某些情況下可用於 VHL 疾病相關但非轉移性病變患者的選擇。 在一項2期試驗中，31 名 VHL 疾病患者使用Pazopanib治療。腫瘤反應率有 42% ，且有 52% 的腎腫瘤特異性反應率。 VHL疾病，其實就是Von Hippel-Lindau症候群，逢希伯-林道症候群 ( Von Hippel-Lindau Disease )。 疾病簡介： 在1904年首先由德國眼科Eugen von Hippel醫師，發現了眼睛當中變異的血管瘤，而1926年瑞典病理學家Arvid Lindau描述了腦部和脊椎的血管瘤。這些文獻闡述是同種疾病的不同變異。此症發病時間並無特定年齡，臨床表現多樣，除造成血管異常增生外，亦伴隨全身多個器官產生腫瘤，腫瘤多半在青年期會出現，這些腫瘤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惡性。 Von Hippel-Lindau症候群為第三號染色體短臂上3p25.3位置上的VHL基因發生變異。VHL基因為腫瘤抑制基因，若此基因突變失去功能，將無法抑制細胞不正常的增生而形成腫瘤。 Von Hippel-Lindau症候群的發生率/年齡： 目前國內發生率不明，研究指出國外的發生率約1/36,000。從孩童到七十歲皆有可能發生，任何年齡均有可能罹患此症，而臨床多是在成年之後確認診斷。 Von Hippel-Lindau症候群的種族/性別比： 各種族皆會發生，無明顯差別，男、女性患病率相同，通常腫瘤會同時發生，但统計數據指出腫瘤在不同人種會有差異產生，例：法國人易患神經系统腫瘤，德國人易患嗜鉻細胞瘤，日本人則易患腎腫瘤。 Von Hippel-Lindau症候群的遺
美國FDA核准belzutifan 用於VHL 疾病相關腎細胞癌 閱讀全文 »
在腎癌其他罕見類型中，腎髓樣癌 (RMC) 極為罕見，約佔年輕人所有原發性腎腫瘤的 2%。 67% 至 95% 的患者會出現轉移性的疾病。化療仍然是這種亞型的治療重點，儘管預後仍然很差。 集合管癌(Collecting-duct carcinoma)也是一種非常罕見的非透明細胞腎細胞癌，通常診斷時就是疾病的晚期。高達 40% 的患者在初次就診時發生轉移，大多數患者在初次診斷後的 1 至 3 年內死亡。集合管癌與尿路上皮癌具有共同的生物學特徵。在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指出，有23 名既往未接受過治療的患者接受了gemcitabine與順鉑或卡鉑的聯合化學治療。結果顯示治療反應率為 26%，總體存活期為 10.5 個月。 專家組指出，其他非透明細胞腎細胞癌亞型（如集合管或髓質亞型）患者中，已觀察到細胞毒性化療（gemcitabine與順鉑或卡鉑的聯合化學治療；或紫杉醇聯合卡鉑）以及目前使用尿路上皮癌的其他鉑類化療處方，有助益的。gemcitabine與doxorubicin的聯合化學治療在腎髓樣癌患者也可以產生反應。口服標靶治療通常不會對腎髓樣癌患者產生反應。 Bevacizumab與Erlotinib聯合治療甚至可以在已經重度治療的腎髓樣癌患者中產生反應。在臨床試驗之外，含鉑類的化療方案應該是腎髓樣癌的首選一線治療。 腎癌相關資訊請至: https://www.cancerinfotw.org/ 更多腎癌資訊 請至: https://mycancerfree.com/cancer-5/
2022年NCCN建議:腎癌其他罕見類型的治療選擇 閱讀全文 »
2006 年標靶治療時代的來臨，讓腎細胞癌的治療露出曙光，隨著sunitinib 和sorafenib相繼的推出，從根本上改變了晚期腎細胞癌的治療。隨後許多靶向 VEGF/VEGFR 或 mTOR 訊號通路的標靶藥物陸續上市，更豐富了腎細胞癌的治療。而2016年崛起的免疫治療，更讓腎細胞癌的治療出現了更大層次的提昇。 然而，乳突狀腎細胞癌 (papillary RCC， pRCC) 是一種異質性高、且目前了解不完全的腎癌組織學亞型。這種亞型大約佔所有腎臟惡性腫瘤的 15%，乳突狀腎細胞癌為腎細胞癌第二常見的組織學類型。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腎細胞癌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理解方面，主要集中在透明細胞癌(clear cell)。 乳突狀腎細胞癌是一種異質性疾病，目前尚無公認的 “黃金標準”之全身性治療。而目前美國FDA 沒有核准正式可用於乳突狀腎細胞癌患者的特異性療法。 然而，在這個精準腫瘤學時代，理想的治療方法應該是要本於患者腫瘤中所發現到特定的異常基因和分子而制定醫療計畫。 在2016年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藉由癌症基因組圖譜 (TCGA) 研究網絡去了解乳突狀腎細胞癌的分子性質。 研究人員研究乳突狀腎細胞癌中所存在的異常通路，以及針對第1 型和 2 型之乳突狀腎細胞癌給予細化的分類，且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正如幾項針對乳突狀腎細胞癌的臨床試驗結果所披露的，”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治療策略，不太可能為乳突狀腎細胞癌患者帶來優質的結果。對於乳突狀腎細胞癌的相關分子通路進行識別，以及對乳突狀腎細胞癌之亞型的準確分類，使用治療生物標誌物來進行患者的分層，對於優化臨床治療是必要的。 透過整合式基因檢測分析研究，已經確定了幾個與乳突狀腎細胞癌相關的突變基因，包括：MET、NF2、SETD2 和 Nrf2 的訊號通路基因。 然而，這些突變僅在約 10-15% 的乳突狀腎細胞癌中被發現 。 近8成的第 1 型乳突狀腎細胞癌會有7 號染色體增加，或是MET 基因狀態的改變（包括了突變、基因融合或 MET 剪接變體）。 就臨床病理特徵而言，第 1 型與第2型乳突狀腎細胞癌的疾病是不同的，第 1 型乳突狀腎細胞癌預後相對比第2型要好。 兩型乳突狀腎細胞癌的遺傳基因變異也不同 。特別是，無論散發性或遺傳性的第 1 型乳突狀腎細胞癌，經常具備有
透過1份整合式基因檢測分析 提高對乳突狀腎細胞癌的理解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