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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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假警報引發過度的醫療:從 PSA 紅字到精準風險分級的臨床決策實戰指南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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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腫瘤免疫微環境視角重塑腸道診斷:給臨床醫師的「糞便鈣衛蛋白(Fecal Calprotectin)」實戰攻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代下,消化道症狀鑑別診斷的臨床盲區與困境 鑑別診斷兩難: 在臨床實務中(特別是腫瘤科使用免疫治療或化療後),區分實質腸道黏膜發炎,如:發炎性腸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簡稱 IBD) 或免疫相關腸炎)與機能性腸道異常(如:IB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中文稱為大腸激躁症)極具挑戰性。   傳統血液指標的侷限: 血清 C反應蛋白(CRP / HS-CRP)反映全身性的發炎,缺乏器官的特異性,且對腸道發炎的敏感度不足。   內視鏡檢查的執行障礙: 大腸鏡檢查雖為黃金標準,但具備侵入性、高成本與患者耐受度低等限制,難以作為高頻率的動態追蹤工具。   身為一名長期在臨床第一線與癌症搏鬥的腫瘤科醫師,我每天在門診與病房面對的,不僅是腫瘤細胞的增生與轉移,還有各種治療伴隨而來的消化道併發症。當病人走進診間抱怨腹痛、腹瀉,甚至出現血便時,我們腦中立刻會浮現一連串的鑑別診斷:這究竟是化療所引起的黏膜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誘發的免疫相關結腸炎(irAE colitis)、發炎性腸道疾病(IBD,包含潰瘍性結腸炎與克隆氏症),還是單純因為治療壓力大導致的大腸急躁症(IBS)?   在過去,要回答這個問題往往讓我們陷入兩難。若依賴傳統的抽血檢驗,例如血清 C反應蛋白(CRP 或 HS-CRP),我們常會遇到「訊號雜訊比過低」的窘境。血液中的 CRP 就像是全國性的防空警報,只要病人身上有一顆痘痘化膿、腳踝扭傷,或是腫瘤本身引起全身性發炎反應,CRP 數值就會全面飆升。我們根本無法從醫院檢測的 CRP 中,精準判斷這把火究竟是不是燒在腸道黏膜上。更棘手的是,單就評估腸道發炎而言,血液 CRP 的敏感度其實相當有限。   另一方面,大腸鏡檢查雖然能讓我們眼見為憑,直接評估腸道黏膜的潰瘍與破壞程度,但考量到清腸準備的痛苦、檢查過程的侵入性風險、醫療成本以及病人的體力負荷,我們絕不可能每隔兩、三個月就為病人安排一次大腸鏡。在這種「抽血看不準、內視鏡不能常做」的臨床盲區下,我們急需一個能直接反映腸道局部微環境、具備高度專一性且非侵入性的生物標記。   引入「腸道前線的偵察兵」-糞便鈣衛蛋白的生物學機制與臨床應用 糞便的鈣衛蛋白能夠直接反映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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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只盯著 HR 0.7 歡呼!腫瘤科醫師解讀「風險比」的實戰心法

血液腫瘤科/癌症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HR{風險比) 0.7 代表的是相對事件風險降低約 30%,並非存活率直接提高 30%。   我們在門診、跨科團隊會議(MDT)或是期刊討論會上,是不是常常聽到這句話:「這個新藥的 Hazard Ratio(風險比,HR)只有 0.7,代表病人的存活率提高了 30%!」身為熟練臨床治療的腫瘤科醫師,每次聽到這種說法,心裡總會忍不住捏一把冷汗。   HR(Hazard Ratio,風險比)是用來比較兩組病人在追蹤過程中,發生特定事件(例如:死亡或疾病惡化)的「瞬間風險」有多大。當我們看到 HR = 0.7 時,它的精準意義是指新藥組發生事件的瞬間風險,相較於傳統治療組「相對降低約 30%」,而不是死亡率從 100% 掉到 70%,也不是存活率直接增加 30%。 把 HR 0.7 誤當成存活率提升 30%,就像看棒球「打擊率」或足球「控球率」時只看表面數字,忽略了真正的得分與戰果。   我們不妨把這個概念搬到大家熟悉的運動場與國際戰場上來聊聊。想像一下,在棒球比賽裡,某位打者本季的打擊率或上壘率表現亮眼,或者在足球場上,某支球隊的控球率高達七成,甚至像現代俄烏戰爭這樣高強度的消耗戰中,某一方在特定戰線上的「推進速度」或「防禦損耗率」出現了變化。如果我們只抓著一個漂亮的相對比例,就斷定最後一定能大比分完封對手、或是戰局立刻逆轉,那往往會低估賽局的複雜度。   在臨床腫瘤學風險比中,我們面對的是存活曲線(survival curve)隨著追蹤時間(月)蜿蜒下降的真實病人,若把相對風險降低誤讀為絕對的存活率提升,很容易在向病人與家屬說明病情時產生預期落差。   如果忽略終點事件定義(OS 與 PFS)以及 95% 信賴區間(CI)是否跨越 1,會讓統計解讀失真。   除了「相對與絕對」的混淆之外,臨床文獻解讀還有兩個常見的陷阱。 我們必須看清楚研究比較的是什麼事件:究竟是死亡(OS,整體存活),還是疾病惡化或死亡(PFS,無惡化存活)?這兩者的臨床意義完全不同。 一定要檢視 95% 信賴區間(CI)。如果 95% CI 跨過 1(例如 HR 0.7,95% CI:5–1.1),就不能單憑這個點估計值認定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在籃球賽裡,三分球出手感覺很順,但球有沒有穿過籃網得分,還得看界外線與犯規吹判;在臨床試驗中,如果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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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41

從「盲射」到「精準打擊」:PSA 搭配磁振造影(MRI) 如何翻轉前列腺癌篩檢的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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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25 1

局限期 MSI-H/dMMR 直腸癌的免疫治療革命與器官保留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對於局部進展期之微衛星不穩定性高(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或錯配修復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 dMMR)的直腸癌患者,單藥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Dostarlimab)已打破傳統之術前新輔助放化療與根治性手術的治療框架。   全球多中心的研究證實,約有70% 至 76% 的患者可以達到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cCR),並進入「觀察等待」(Watch and Wait, W&W)的策略,且 36 個月的無復發率高達 98%。然而,面對未達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的患者,臨床醫師必須警惕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與病理學的腫瘤完全緩解(pCR)之間的「預測差距」,避免過早進行根治性手術,並善用梯次性挽救策略以最大化器官保留的機率。   在過去幾十年的臨床實務中,當我們面對局部進展期(二期與三期)的直腸癌患者時,標準作業程序幾乎是鐵板一塊:先進行術前的新輔助放化療(nCRT),接著推進手術室執行全直腸系膜的切除術(TME)。這套「三明治」的療法雖然在腫瘤控制上立下汗馬功勞,但代價卻是沉重的,例如:骨盆腔放療帶來的放射性腸炎、性功能與排尿障礙,以及低位直腸癌手術後無可避免的永久性造口(人工肛門)與低位前切除症候群(LARS)。   然而,自 2022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那項震撼全球的研究以來,直腸癌的治療版圖發生了板塊的移動。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SKCC)宣布,14 例錯配修復缺陷(dMMR)或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SI-H)的局部進展期直腸癌患者,僅接受 9 個療程(大約半年)的單藥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Dostarlimab(商品名為 Jemperli/健沛利)治療,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CCR)竟然達到驚人的 100%;到了 2024 年病例擴增至 42 例,這項「零開刀、零放化療」的紀錄依然屹立不搖。   問題背景:單中心神話走入真實世界的落差與挑戰 全球多中心的臨床試驗雖未重現 MSKCC 的 100% 神話,但仍繳出 70%–71% 的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總體緩解率達 76%),證實超過三分之二的患者可成功豁免手術。   臨床評估未達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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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24 1

突破防線的精準戰術:2026年12月Osimertinib(Tagrisso)健保給付新規解析與臨床應用策略

肺癌治療長久以來面對基因突變的狡猾防線與抗藥性困境,早期與晚期患者在標靶藥物的選擇上,過去常因健保財務給付範圍的限制而面臨治療天花板。 在臨床腫瘤學的實戰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治療猶如一場高強度的現代混合戰爭。以 EGFR 基因突變(如 Exon 19 Del 或 Exon 21 L858R)為例,這些突變就像是敵軍在細胞內部的「通訊指揮中樞」,不斷發送異常的增生指令(酪胺酸激酶持續地活化),促使腫瘤細胞像潮水般擴散。 過去,第一代與第二代 EGFR-標靶藥物 藥物(如 gefitinib、erlotinib、afatinib)扮演了前線攔截飛彈的角色,能夠有效干擾敵方通訊;然而,腫瘤細胞為了生存,往往會透過二次突變-最具代表性便是惡名昭彰的 T790M 基因突變,這形同敵軍在通訊密碼上加裝了「電子干擾防護罩」,導致前代藥物瞬間失效。此外,對於早期肺癌患者而言,雖然歷經外科手術切除,但微小轉移(Micrometastasis)的潛在威脅仍如隱形戰機般隨時可能空襲復發,過往在術後輔助治療(Adjuvant therapy)的健保給付上亦存在資源缺口,讓許多臨床醫師與病人望「藥」興嘆。   自2026年12月1日起生效的Osimertinib(Tagrisso)健保新規,全面擴展至早期術後輔助治療(事審代碼C34P1)與一、二線晚期轉移治療(事審代碼C34R1/C34R2),為臨床醫師提供更強而有力的精準醫療武器。 為了突破上述臨床困境,衛福部最新頒布並自 2026年12月01日 起生效的健保給付新規,為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版圖劃下了全新的戰術分界線。此項政策不僅補足了早期肺癌的防線,更精準規範了晚期轉移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三代不可逆性 EGFR-標靶藥物,Osimertinib 透過獨特的化學結構,能夠精準穿透血腦屏障,並像一把「特種部隊的高階破門槌」,同時瓦解致病性 EGFR 激活性突變以及對前代藥物產生抗藥性的 T790M 突變,精準封鎖腫瘤的後路。新規的具體涵蓋範圍主要分為兩大主軸:   早期肺癌術後輔助治療: 適用於具有 EGFR Exon 19 Del 或 Exon 21 L858R 基因突變之第 IB 至 IIIA 期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成人病人。要求必須在手術切除後26週內開始接受本藥品治療,且療效維護期至多使用自初次處方用藥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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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7

GC-C CAR-T 免疫細胞療法於胃癌的進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而在細胞治療領域,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CAR-T)雖然在血液腫瘤中大放異彩,但在實體癌,特別是胃腸道腫瘤,卻長期面臨「脫靶毒性(On-target, off-tumor toxicity)」與腫瘤微環境(TME)屏障的雙重夾擊。如何找到一個只在腫瘤細胞高度表達、而在正常組織嚴格受限的理想靶點,並安全地將細胞輸注的劑量推向有效治療窗,一直是轉譯醫學界亟欲突破的深水區。   GCC CAR-T 細胞療法-裝上精準導引系統的「特種部隊」 針對鳥苷酸環化酶 C(Guanylyl Cyclase C,簡稱 GC-C 或 GUCY2C)的 CAR-T 細胞療法,在最新劑量爬坡之臨床試驗中展現出近 40% 的客觀緩解率與 90% 的疾病控制率(DCR),且 3 度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徵(CRS)等毒性完全處於可控範圍。   為了攻克後線晚期胃癌的堡壘,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 GC-C(Guanylyl Cyclase C,鳥苷酸環化酶 C) 這個極具潛力的靶點上。在正常生理狀態下,GC-C 嚴格地限制表達於腸道上皮細胞的頂端膜(Apical membrane),由於細胞間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s)的物理屏障,血管內的免疫細胞根本接觸不到它;然而,一旦細胞發生惡性轉化成為胃癌或大腸直腸癌,細胞極性會喪失,GC-C 便會大量暴露在腫瘤細胞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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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6

突破晚期胃癌治療的瓶頸:無症狀原發腫瘤病灶是否要切除的 MDT 精準決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後線治療的「彈盡援絕」與原發灶去留的臨床兩難 晚期轉移性胃癌在標準化療與標靶治療失效後,面臨極高的復發率與極短的生存時間;同時,針對無症狀的原發病灶是否進行姑息性切除,腫瘤學界長期缺乏高品質的實證共識。   在日常的臨床門診與查房中,我們最常面臨兩個令人揪心的時刻: 當一位晚期胃癌患者經歷了一線、二線甚至三線使用標準化療、抗血管新生藥物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後,腫瘤依然出現抗藥性與疾病進展,我們手上的武器庫幾乎見底,患者的中位整體生存期(OS)往往只剩幾個月; 在多學科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討論會上,遇到一位影像學顯示已發生遠端轉移(如肝轉移或腹膜播散)、但胃部原發灶卻完全「安靜無症狀」的患者時,外科醫師與內科醫師常會陷入激烈的辯論,究竟該不該開刀切除這個原發灶?   過去,像德國等國家曾試圖啟動大型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來解答「無症狀原發癌灶切除」的價值,但無奈受限於臨床招募困難、患者意願與倫理考量,許多試驗被迫提前終止。這導致我們在面對這類患者時,往往只能依賴各家醫院的經驗法則,擔心手術創傷會延誤全身性系統治療(Systemic Therapy)的黃金時間,卻又害怕放任原發灶不管,未來會引發大出血或急性消化道梗阻,甚至持續向全身釋放循環腫瘤細胞(CTCs)與免疫抑制因子。   無症狀癌原發灶的「切除與不切」-西班牙實證與 MDT 三大評估支柱 西班牙 214 例回顧性研究經過傾向評分匹配(PSM)證實,切除無症狀原發灶仍能帶來明確的整體生存期獲益;臨床上應透過 MDT 圍繞「腫瘤形態、腸腔通暢度、隱匿性症狀」三大支柱進行精準篩選。   對於不可切除的轉移性胃癌,且原發灶目前「無症狀」的患者,到底該不該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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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5

腫瘤科藥物副作用之心臟毒性「精準防禦」臨床路徑

面對抗癌武器庫的全面升級,腫瘤科醫師必須拋棄過去「一體適用」的被動心臟監測模式。根據 2022 歐洲心臟學會心臟腫瘤學指引(2022 ESC Cardio-Oncology Guidelines),我們應以「治療前風險分層(Baseline Risk Stratification)」為戰略核心,結合整體縱向應變(GLS)與高敏感度心臟生物標記,針對小紅莓類(Anthracycline)、HER2或VEGF、BTK標靶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不同機轉藥物,建立高效率且具成本效益的標準作業流程(SOP)。   當抗癌砲火升級,為何我們的心臟防禦卻還停留在冷戰時期? 抗癌藥物療效大幅提升,但治療相關的心臟功能障礙已成為影響癌症存活者長期預後的關鍵變數。傳統依賴單一左心室射出分率(LVEF)的監測,往往在心肌出現不可逆損傷後才發出警報,錯失黃金干預時機。而對於所有接受系統性治療的患者無差別地開立每三個月一次的心臟超音波,不僅造成檢查室塞車,更無法精準攔截高致死率的急性心血管事件。   在門診與病房的日常裡,我們每天都在為病人調配最強效的抗癌武器。從傳統化療、單株抗體、小分子標靶到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病人的無惡化存活期(PFS)與整體存活期(OS)不斷被改寫。然而,隨著抗癌火力日益猛烈,我們也越來越常面臨一個棘手的兩難:腫瘤控制住了,病人的心臟卻撐不住了。   這就像近年國際局勢中的俄烏戰爭或美伊對峙。在現代戰爭中,攻擊手段已經演變為無人機蜂群、精準導引飛彈與電子作戰;如果防空系統還停留在過去「只靠肉眼觀察煙硝、發現建築倒塌才拉警報」的階段,等到雷達螢幕上出現明顯的結構性損毀(如同傳統心臟超音波發現 LVEF 顯著下降),防線早已潰堤。   過去,臨床上對於心臟毒性的監測往往呈現兩種極端: 要嘛是「佛系追蹤」,等病人出現端坐呼吸、下肢水腫等臨床心衰竭症狀才緊急照會心臟科;要嘛是「防禦性的醫療」,不管病人用什麼藥、基礎風險高低,一律每三個月排一次經胸前心臟超音波(TTE)。後者看似謹慎,實則如同在沒有敵情的邊境部署重裝甲師,不僅耗盡醫療量能,對於像免疫性心肌炎這類「閃電戰」式的急性毒性,三個月一次的超音波根本緩不濟急。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套與時俱進的作戰準則。依據 2022 ESC 心臟腫瘤學指引,將有限的醫療偵察資源,精準投放到最需要的戰場上。   建構分層分級的心臟腫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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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4

踩下煞車還不夠,更要拆除路障!解碼晚期胃癌免疫治療新突破:雙功能蛋白「瑞拉夫普α」如何為患者爭取生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胃癌與食管道結合部癌常伴隨高比例的腹膜轉移(34%)與肝轉移(47.9%),傳統單純化療的生存期長期受限。雙功能蛋白「瑞拉夫普α(Relfap α)/研發代號 SHR-1701,通用名 Retlirafusp alfa,商品名:艾澤利)能夠同時阻斷 PD-1/PD-L1 與 TGF-β 兩大免疫抑制通路,不僅替免疫系統解除煞車,更清除了腫瘤微環境中的防禦屏障。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無論在全人群(ITT)或高表達族群(PD-L1 的CPS ≥ 5),該聯合療法皆能顯著延長整體生存期(OS),尤其在肝轉移高危亞組中,死亡風險大幅降低 54%。瑞拉夫普α展現獨特的潛在骨髓保護作用,減少化療引起的白細胞與血小板下降,並有效延緩胃痛、噁心與疲勞等症狀惡化。   當胃癌遇上腹膜與肝轉移,為何傳統化療總是陷入苦戰? 胃癌長年高居台灣十大癌症死因之列,許多患者確診時已屬晚期,面臨手術無法根除的困境。臨床數據反映真實世界的高難度,高達 34% 患者合併腹膜轉移、47.9% 合併肝轉移,這類患者的預後往往極不理想。針對占多數的 HER2 陰性晚期胃癌,單純依賴化學治療的中位整體生存期(OS)往往停滯在 10 至 11 個月左右,亟需突破性的合併治療策略。 在台灣的腫瘤科門診中,每當我們向家屬解釋「晚期胃癌」或「食管結合部癌」的病情時,最常聽到的疑問就是:「醫師,現在的標靶藥跟免疫治療這麼進步,為什麼胃癌還是這麼難治?」 這確實是臨床醫師每天都在面對的棘手挑戰。台灣這幾年積極推動胃癌篩檢(如幽門螺旋桿菌篩檢與胃鏡檢查),期望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但由於早期胃癌的症狀往往與一般的胃食道逆流或消化不良極為相似,許多民眾直到出現嚴重胃痛、體重驟降或解黑便時才就醫,一檢查往往已經進展到無法開刀切除的晚期階段。 更令人頭痛的是胃癌細胞的「擴散特性」。根據最新的三期臨床試驗受試者背景分析,這些貼近真實醫療現場的 HER2 陰性晚期胃癌患者,平均年齡約 65 歲(甚至包含 75 歲以上的高齡長輩),其中有高達 34% 的患者已經發生腹膜轉移,而肝轉移的比例更來到驚人的 47.9%。 在過去,面對這群佔了胃癌大宗(約八成左右)的「HER2 陰性」患者,因為無法使用針對 HER2 陽性的經典標靶藥物,臨床上的標準武器主要還是傳統化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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