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駿逸 醫師

20231121 1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解煞車」風暴:如何及早識別與規範管理免疫相關肺炎?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Combination Immunotherapy)為晚期癌症帶來重大突破,但同時解開兩道免疫煞車也增加了副作用之免疫相關肺炎(Immune-related Pneumonitis)的風險。   臨床上使用抗 PD-1/PD-L1 聯合抗 CTLA-4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能大幅提升對腫瘤細胞的殺傷力。然而,這種強效的免疫激活效應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駕駛汽車時同時按下雙重超車按鈕,車速雖然飛快,卻也更容易讓引擎「過熱」。相較於單一免疫藥物,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引發的免疫肺炎發生率更高、發病時間更早、持續時間也更長。對於接受抗癌治療的癌友與家屬而言,了解這項治療併發症的早期徵兆與規範化管理流程,是確保抗癌療程順利進行的關鍵第一步。   為什麼雙重免疫治療容易讓肺部「過熱」?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同時阻斷抗 PD-1/PD-L1 與抗 CTLA-4 途徑,極容易誘發過度免疫反應並誤傷正常的肺泡與間質組織。   人體的免疫系統本身配有精密的「安全煞車機制」(即免疫檢查點),防止 T 細胞無差別攻擊自身器官。當雙免治療強行解除這些限制時,被高度活化的免疫細胞就像闖入住宅區的波力救援隊或特警隊,原本目的是抓捕腫瘤癌細胞,卻因火力和衝勁過猛,將正常的肺部組織誤認為敵人進行攻擊。   在啟動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前,臨床醫師會從以下三大維度為患者進行嚴密的「基線風險評估」,預先識別高危險族群: 患者的個體因素: 高齡、體能狀況評分(ECOG)較差者風險較高。最關鍵的是底層肺部疾病-若患者本身合併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如肺氣腫),特別是特發性肺纖維化(IPF)等間質性肺病,發生嚴重高級別肺炎的風險將呈幾何級數增加。   腫瘤的相關因素: 氣道中央型腫瘤(例如中央型肺鱗癌)容易造成局部氣道阻塞與潛在發炎;高 PD-L1 表達、腫瘤負荷大或伴有多發轉移的患者,體內免疫反應往往極為劇烈。   既往的治療因素: 曾接受過胸部放射治療(放療)或既往有免疫藥物暴露史者,肺部組織已處於敏感或微受損狀態,若缺乏足夠的藥物洗脫期,雙免治療引發肺炎的機率會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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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11

補給線的切斷戰術:當腫瘤奪走維生素 B2,如何引爆 T 細胞鐵死亡與 CAR-T 基因改造重塑

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細胞與癌細胞,實質上正進行一場極其殘酷的「代謝糧草爭奪戰」。 CAR-T 細胞療法在血液腫瘤(如 ALL、DLBCL)中如同擁有精準導航與強大火力的空中部隊,能輕鬆殲滅癌細胞;但一旦進入肺癌、大腸癌或肝癌等實體腫瘤的泥濘戰場,這群精銳的 T 細胞卻常迅速「全軍覆沒」。傳統理論多歸咎於 PD-1/PD-L1 免疫檢查點(Immune Checkpoints)或物理基質屏障,但最新重磅研究揭開了一個更深層的機制:腫瘤細胞宛如現代戰爭中的後勤破壞者,透過高表達的溶質載體(Solute Carrier, 簡稱SLC)轉運蛋白,直接切斷了 T 細胞的補給線,劫走生存關鍵物資維生素 B2(Vitamin B2, Riboflavin),進而透過表觀遺傳的鎖定(Epigenetic Locking)連鎖引爆 T 細胞的鐵死亡(Ferroptosis)! 戰局困境:實體癌症的三重防禦陣地與 TRSLC 篩選機制 實體癌症藉由建構「看不見、進不去、活不了」的三重防禦陣地,徹底封鎖了傳統免疫細胞療法的殺傷效能。 識別屏障(看不見): 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抗原丟失,讓 CAR-T 細胞失去標靶。 滲透屏障(進不去): 緻密的大腦/腫瘤基質(Stroma)與趨化因子(Chemokine)失衡,使 T 細胞無法有效的浸潤(Infiltration)。 生存屏障(活不了): 腫瘤微環境中極度缺氧、高乳酸、低糖且高度營養剝奪,導致浸潤後的 T 細胞快速衰竭(Exhaustion)與死亡。 為了找出這座「代謝堡壘」的致命漏洞,研究團隊構建了 TRSLC (T cell-Receptive SLC) 全基因組 CRISPR/Cas9 功能篩選平台。這套系統鎖定了包含 500 多個成員的 SLC 轉運蛋白超家族(Solute Carrier Superfamily),針對 378 個 SLC 轉運蛋白進行負向篩選(Negative Selection)。 在以泛癌靶點 GPC2 為 CAR 骨架的 CD8+ T 細胞多輪腫瘤共培養淘汰賽中,SLC52A3 脫穎而出。數據顯示,一旦失去 SLC52A3,T 細胞在高壓 TME 中將迅速崩潰。這證實了 SLC52A3 是 CD8+ T 細胞在惡劣微環境下維持生存不可或缺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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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10

破譯乳癌抗藥性密碼:當腫瘤學會「變臉」,液態切片與表觀遺傳學如何精準破解?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這不是打打保齡球的傳統癌症治療,而是像在玩一場「即時戰術棋局」。當轉移性乳癌細胞偷偷進化、換了面孔,我們能比腫瘤更快一步鎖定勝局嗎?   當抗癌戰略碰壁-腫瘤細胞的「基因變臉」與抗藥進化 荷爾蒙治療與 CDK4/6 抑制劑失效的臨床困境: 在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且 HER2 陰性的乳癌治療戰場上,芳香化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 簡稱AI)聯合 CDK4/6 抑制劑一直被視為打擊癌細胞的「主力裝甲部隊」。然而,癌症細胞為了生存,常會在藥物的強烈打壓下展現出驚人的「基因變臉」能力。當治療進行一段時間後,腫瘤常會發生基因突變或表觀遺傳學的修飾,導致原本有效的標靶藥物失去作用,甚至出現快速轉移與復發。   傳統組織切片的瓶頸與抗藥監測盲點: 過往要了解癌症是否產生抗藥性,往往需要再次透過侵入性的「腫瘤組織切片(Tissue Biopsy)」採樣。然而,轉移性腫瘤在體內(如肺部、肝臟、骨頭)往往具有高度的「腫瘤異質性」,單一部位的組織切片極可能遺漏其他部位癌細胞的基因變異;此外,重複切片對患者身體也是極大負擔。 這就好比台灣剛過完年搶購高鐵返鄉票,芳香化酶抑制劑藥物的原理是徹底切斷體內的雌激素供應,就像把高鐵的售票系統徹底關閉,讓癌細胞「搭不到車」而無法增殖。但狡猾的癌細胞會進化出 ESR1 基因突變,特別是在配體結合域(Ligand Binding Domain, LBD,如 Y537S/N/C 或 D538G 位點)。這時候的雌激素受體 alpha(ER alpha),就像被安裝了「永久的悠遊卡門禁開關」,完全不需要買票(不需要雌激素),開關自己鎖定在『永遠開啟』狀態,癌細胞就能源源不絕地偷溜進站、持續暴增! 解決方案一:解開 ESR1 突變密碼-開啟「1.5 線」提前干預的精準戰術 ESR1 突變位點差異與台灣亞裔族群現況: 在台灣及亞裔族群的後線轉移性乳癌患者中,ESR1 突變率高達 27.3%(國際統計為 30%–40%)。臨床數據顯示不同突變位點預後大不相同:Y537 突變對傳統芳香化酶抑制劑的結構阻礙極大,患者的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顯著劣於 D538G 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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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9

解構 ESR1 野生型的灰階地帶:DNA 甲基化荷爾蒙受體評分(methylated HR score/mHR Score)在轉移性乳癌精準內分泌治療的臨床突破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第一線治療失敗後的臨床困境與 ESR1 野生型的異質性挑戰 現行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治療的核心痛點,在於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聯合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AI)的治療出現疾病惡化(PD)後,ESR1 野生型的患者缺乏精準的後線之生物標記物(Biomarkers)。   在日常的腫瘤科診間與多專科會議中,我們經常面臨這個棘手的情境:當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患者在 CDK4/6抑制劑聯合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的標準治療下出現疾病惡化時,透過血液的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進行次世代基因定序(NGS),約有 40% 的患者能檢測出 ESR1 配體結合域(LBD)的突變,這群患者能明確受惠於新型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如 Elacestrant、Camizestrant)。然而,剩下高達 50-60% 的 ESR1 野生型(ESR1-wt)患者,其後線治療的選擇卻陷入了「灰階地帶」。 過往的臨床數據顯示,ESR1 野生型2k7群體在接受新型 SERD 單藥治療時,療效表現出極大的異質性,部分患者能夠因此獲得長期的疾病控制,部分卻在短短兩個月內迅速惡化。傳統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IHC)僅能呈現初次切片的靜態荷爾蒙受體(HR)表達,無法反映經過多線治療洗禮後、腫瘤在體內當下的動態活性;而單純的基因體突變譜(Mutation Profiling)又無法補捉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層面的調控機制。 臨床醫師迫切需要一個能夠在無創、即時的條件下,精準預測 ESR1-wt 患者對後線內分泌治療的敏感度(Sensitivity)與抗藥性(Resistance)的分子分層工具。   mHR Score 的生物學邏輯與最新轉譯醫學臨床實證 mHR Score 透過定量循環無細胞 DNA(cfDNA)上的多基因之甲基化位點,計算出「荷爾蒙受體驅動表觀遺傳的活性」,打破了傳統僅依賴 DNA 突變的定序局限。 表觀遺傳學機制: 精準解讀 mHR Score 的分子機制: 基因突變(如 ESR1 突變): 就像打擊者手中的「球棒斷裂或彎曲」。這是一種硬體結構上的改變,讓打手無法正常發揮,必須立刻更換特殊規格的球棒(例如使用新型的SERD 藥物來強行降解並鎖定變異的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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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8

破局晚期血管源性軟組職肉瘤:白蛋白紫杉醇聯手脂質體doxorubicin的2期臨床實證與機制拆解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惡性血管源性腫瘤(Malignant Vascular Tumors)目前缺乏高質量前瞻性臨床證據,傳統單藥化療的客觀緩解率(ORR)僅20–30%、PFS(疾病控制時間)大約是4個月,臨床亟需更高效的聯合系統治療方案。   惡性血管源性腫瘤是一類高度異質性且極其罕見的間葉源性惡性腫瘤,主要包括血管肉瘤(Angiosarcoma, 簡稱AS)、上皮樣血管內皮瘤(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簡稱EHE)等病理亞型。對於晚期或無法切除的患者,全身系統性化療)始終是延緩疾病進展的核心手段。然而,既往臨床數據顯示,傳統紫杉類(Taxanes)或蒽環類(Anthracyclines)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ORR)僅維持在 20%–30%,中位PFS僅約 4 個月。   如何打破這座高懸的臨床療效瓶頸?在2026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上,一項單臂、多中心的2期臨床研究,為這一困境帶來了突破性的解答。 雙藥協同機制如同「大谷翔平式的二刀流攻勢」,以納米載體精準突入腫瘤微環境並實現協同殺傷。 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Nab-Paclitaxel)聯合聚乙二醇脂質體doxorubicin(lipodox)之所以能展現強大的破局潛力,關鍵在於兩者在細胞毒殺性機制與藥物動力學上的精妙協同。若將這套聯合方案比作體壇盛事,它就像是在大聯盟(MLB)賽場上展現巔峰表現的「大谷翔平」-憑藉著極致的「二刀流」雙重打擊,在攻守兩端徹底瓦解對手的防線。   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Nab-Paclitaxel)之精準壓制與防守修復(打者+投手控球): 紫杉醇化療主要作用於微管蛋白(Tubulin),促進微小管的聚合成穩定聚合物並抑制其解聚,將腫瘤細胞阻滯於 G2/M 期。Nab-Paclitaxel 利用白蛋白納米載體,免除了傳統紫杉醇所需的聚氧乙烯蓖麻油溶劑,大幅降低過敏反應風險。更重要的是,它能利用腫瘤血管內皮細胞表面的 gp60 蛋白受體及腫瘤基質中的 SPARC 蛋白,實現主動轉運與組織滲透,如同投手精準鎖定打擊區邊角,直接攻破腫瘤微環境的物理屏障。 聚乙二醇脂質體doxorubicin(lipodox)像是強大長效的滿貫全壘打(重炮打者): doxorubicin作為蒽環類代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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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7

新型 FRα ADC 藥物 ZW191 的劑量探索,能否為重度治療的鉑類化療抗藥卵巢癌(PROC)帶來破局的新選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作為長期奮戰在一線的腫瘤科醫師,我們都深知鉑類化療抗藥卵巢癌(Platinum-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簡稱PROC)後線治療的困境:傳統單藥化療的客觀緩解率(ORR)常落於 20% 以下,PFS 極短。隨著首個靶向葉酸受體 α(FRα)的 ADC 藥物索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商品名:Elahere;中文通用名:索米妥昔單抗)問世,PROC 治療迎來了曙光,但其僅限於 FRα 高表達人群且 DAR 較低、易產生耐藥。   在 2026 年 ESMO 年會上公佈的最新研究數據中,新型 FRα ADC ZW191 在重度經治 PROC(中位既往治療 4 線)中展現出高達 65% 的確認客觀緩解率 (ORR),且療效不受 FRα 表達的水平有所限制。本文將從分子結構差異、臨床數據解析到劑量優化策略,深度拆解 ZW191 能否成為 PROC 後線治療的破局者。   一、PROC 後線治療的瓶頸與傳統 FRα的 ADC之局限 PROC 的後線治療選擇目前有些匱乏,既有標靶向療受限於嚴苛的生物標誌物門檻與藥物傳遞效率。   在高級別的漿液性卵巢癌(HGSOC)中,約 75% 的患者存在 FRα 過度表達,使其成為極具前景的腫瘤靶點。然而,現有臨床實踐與第一代 FRα ADC 在應用上仍面臨顯著的挑戰: 傳統化療的天花板明顯: PROC 患者接受非鉑單藥化療,如:聚乙二醇脂質體doxorubicin(lipodox)、topotecan、gemcitabine)的客觀緩解率不足 20%,且腫瘤緩解的持續時間(DOR)極短。   靶向受眾覆蓋有限: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MIRASOL 研究)僅核准用於 FRα 高表達(陽性細胞比例 ≥ 75%)患者,佔比僅約 35%-40%,大量 FRα 中/低表達或陰性的患者被其拒之門外。   載要與連結子機制的瓶頸: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採用的 DM4(微管抑制劑)及二硫鍵連結子,在載藥的遞送量(DAR 約 3.5)與旁觀者殺傷效應(Bystander Effect)上仍有提升空間。   二、ZW191 的結構創新 ZW191 憑藉高 DAR 值、新型 TOP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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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高風險之殘存乳癌病灶:從 DESTINY-Breast05 研究看 T-DXd(優赫得) 如何兼顧卓越療效與生活品質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作為一名每日在臨床一線與腫瘤抗衡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最關注的始終是兩個核心關鍵:如何最大化延長患者的無癌病生存期(DFS),以及如何在治療過程中維持其良好的生活品質。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診療流程中,術前之新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已成為標準模式。然而,對於完成術前之新輔助治療並接受手術後,病理組織中仍存在殘留浸潤性乳癌病灶(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 non-pCR)的高風險族群(尤其是術後淋巴結陽性者),其遠期復發與轉移風險居高不下。過去,KATHERINE 研究確立了kadcyla(T-DM1)作為此類高風險族群,後續更強化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方案,顯著降低了侵襲性疾病復發風險。   然而,臨床對於“進一步降低復發率”的追求從未停止。隨著 ESMO 年會上 Carlos H. Barrios 教授對 DESTINY-Breast05 研究最新患者報告結局(PRO)的深度解析,我們不僅看到了新一代 ADC 藥物在療效上的再次突破,更從患者視角驗證了強化治療的可行性與耐受性。   T-DXd 以 HR=0.47 的突破性資料刷新了術後輔助治療療效,其獨特的 ADC 載荷機制是實現更高緩解率的分子基礎。   DESTINY-Breast05 研究直接挑戰了目前的標準方案 T-DM1,頭對頭比較了T-DXd與 T-DM1 在新輔助治療後殘留浸潤bj396病灶 HER2 陽性早期乳癌患者中的療效與安全性。 臨床療效的顯著跨越 研究結果顯示,T-DXd 組展現出令人矚目的侵襲性無病生存期(iDFS)獲益: 風險比(HR):0.47(相當於侵襲性疾病復發或死亡風險降低了 53%)。 3 年的 iDFS 率:T-DXd 組突破 92%。   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作用機制 作為同屬ADC的兩位代表,T-DM1 與 T-DXd 在分子結構和殺傷機制上的差異,恰似職業籃球聯賽中的戰略戰術調整,從“單點精準投籃”到“全能 MVP 帶隊”: T-DM1(傳統 ADC 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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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PTEN 缺失之荷爾蒙敏感性前列腺癌的預後困境:從 CAPItello-281 看 Capivasertib + Abiraterone組合療法的總體生存期轉化獲益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臨床試驗CAPItello-281(NCT04493853)第 2 次數據截止(2026 年 3 月 9 日)分析顯示,Capivasertib(Capi)聯合 Abiraterone(Abi)在 PTEN 缺失的新發的轉移性荷爾蒙敏感性前列腺癌(de novo mHSPC)患者中,展現出統計學顯著且具臨床意義的總體生存期(OS)之改善與影像學無進展生存期(rPFS)持續獲益。   PTEN 缺失與 PI3K/Akt 訊息傳遞通路活化導致的治療瓶頸 PTEN 缺失是新發的轉移性荷爾蒙敏感性前列腺癌預後不良的關鍵驅動因素。在正常生理狀態下,PTEN 作為抑癌基因,發揮著抑制 PI3K/Akt 信號通路的「煞車」作用。一旦 PTEN 發生基因缺失或功能喪失(IHC 定義為大於或等於90%存活惡性細胞缺乏特定胞質染色),PI3K/Akt 訊息傳遞通路便處於持續的過度活化狀態。 將新發的轉移性荷爾蒙敏感性前列腺癌的腫瘤細胞想像成一隻擁有「雙重打擊戰術」的頂級球隊。雄激素受體(AR)通路是他們的主力強打,而 PI3K/Akt 訊息傳遞通路則是他們的備用打線。   而傳統二重聯合治療(ADT + Abi)有其局限。就像我們派出了頂級投手(Abiraterone 封鎖 AR 的通路),順利封鎖了對方的主力打線;然而,如果這支腫瘤球隊擁有 PTEN 缺失(相當於場上的「煞車系統失效」),他們的備用打線(Akt 通路)就會自動開啟「雙刀流的模式」,無視 AR 被封鎖的打擊,可以持續發揮恐怖的火力(腫瘤細胞增殖與抗藥性)。   Capivasertib 作為首創(first-in-class)的口服選擇性 Akt 抑制劑(涵蓋 Akt1/2/3 異構體),就像是在防守端安排了專門壓制雙刀流的「精準救援投手」。當Abiraterone阻斷 AR訊息傳遞通路的同時,Capivasertib補上第二道防線,精準扣下 Akt 通路的開關,實現對腫瘤雙通路信號的全面封鎖(Synthetic Leth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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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4

第一次輸注乳癌HER2標靶藥物就暴走?從 Herzuma 輸注反應(IRR)與 IgE 急性過敏的臨床鑑別 談處置決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初次施打 Herzuma 突發胸悶喘與翌日高燒的臨床挑戰 臨床核心:個案在初次輸注 Herzuma 時出現胸悶與呼吸困難,並於翌日發燒,臨床表徵高度吻合單株抗體引發的輸注相關反應(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IRR)。   在腫瘤科臨床實務中,HER2 陽性乳癌個案接受標靶藥物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藥(Herzuma)治療時,首次輸注即併發的急症常令醫療團隊與患者高度緊張。當個案於輸注 1 小時內出現胸悶、心悸、喘不過氣,並於翌日呈現高燒時,臨床醫師面臨的首要任務即是精準鑑別此現象究竟屬於細胞激素釋放(Cytokine Release)導向的輸注相關反應(IRR),還是IgE 媒介的第一型藥物過敏反應(Type I Anaphylaxis)。 鑑別指標 輸注相關反應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IRR) IgE 媒介急性過敏反應 (Type I Anaphylaxis) 主要病理機轉 靶向結合後之細胞激素爆發(IL-6, TNF-alpha, IFN-gamma) 肥大細胞/基底細胞去顆粒化(Histamine, Leukotrienes) 特徵性時序 常見於首次暴露(約占所有 IRR 40% 以上),發生於輸注 30–120 分鐘 通常需要先前暴露致敏(Sensitization),於輸注數分鐘內突發 發燒與寒顫 極為典型,具雙相性(Biphasic),常於翌日持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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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3

決戰開局:把握 HER2 陽性轉移性乳癌的第一線黃金防線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文以腫瘤科醫師視角出發,探討 DESTINY-Breast09 (DB09) 試驗數據,並結合運動賽事比喻與時事,解析 ENHERTU 聯合 pertuzumab 應用於HER2 陽性轉移性乳癌第一線治療的關鍵臨床策略。   一、真實世界的「治療流失率」與球賽開局的迷思 真實世界數據顯示,轉移性乳癌患者在經歷每一線治療後皆面臨約 30% 的治療流失率,若將最佳策略保留至後線,恐喪失治癒先機。   在臨床實務中,我們常將晚期腫瘤的治療視為一場馬拉松,甚至習慣採取「保留實力、把王牌留在後面」的戰術思維。然而,真實世界的數據往往比預期更加殘酷。根據最新文獻與臨床統計,HER2 陽性轉移性乳癌病人在接受第一線治療後,約有 30% 至 39% 的病人因疾病快速惡化、體能下降(Performance Status)或其他因素,而無法順利接軌至第二線治療。整體而言,每一線治療的交替之間皆伴隨顯著的病人流失。   這就如同現代高強度的足球賽事或俄烏戰場上的戰略部署:如果總教練把最強的明星前鋒或最具決定性的重型裝備留在板凳或後方,直到球隊已經連失數球、防線瀕臨崩潰才派上用場,往往為時已晚。在腫瘤學的領域裡,病人最初的器官功能與體能狀態往往是抗癌路上最好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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