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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一個戰術被對手看穿:從 PALMIRA 臨床試驗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 晚期乳癌中 Palbociclib再次挑戰(Rechallenge)的局限與轉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已是目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的標準首選方案,然而多數患者在接受此治療後仍會面臨疾病進展的抗藥性難題。

 

作為臨床上長期面對乳癌挑戰的同仁,我們都深知這套一線標準療法(無論是搭配芳香環酶抑制劑或 Fulvestrant)為患者帶來了顯著的無惡化存活期(PFS)和整體存活期(OS)益處。但不幸的是,腫瘤細胞極具適應力,隨著時間推移,大多數患者仍會對此產生抗藥性而導致疾病進展。當一線的黃金戰術失效時,如何在二線治療中延續荷爾蒙治療的敏感性並有效抑制腫瘤,成了我們在診間最棘手的課題。

 

在一線 CDK4/6 抑制劑治療失敗後,目前的二線治療的選擇上,仍缺乏單一的明確共識,使得「再次挑戰(Re-challenge)原靶點」成為一項極具吸引力但也備受爭議的假說。

 

當患者出現疾病惡化時,單用 Fulvestrant 作為二線治療的 PFS 往往僅有 1.9 至 2.6 個月。雖然我們有 PI3K/AKT/mTOR 通路的抑制劑(如:Everolimus、Alpelisib 或 Capivasertib)或針對 ESR1 突變的新型口服 SERD 藥物(如: Elacestrant)等武器,但部分抗藥性機制其實更常與荷爾蒙治療藥物本身相關,而非直接來自 CDK4/6 靶點。

 

這讓我們不禁思考,如果我們在二線治療中維持同一個 CDK4/6 抑制劑,僅更換同型的荷爾蒙藥物夥伴(例如:從芳香環酶抑制劑換成 Fulvestrant),是否能重新奪回戰場的主導權?

 

PALMIRA 臨床試驗應運而生,這是一項國際多中心、隨機、開放標籤的第二期臨床研究,目的在評估一線 Palbociclib治療出現病況惡化後,繼續使用 Palbociclib 的再次挑戰合併二線荷爾蒙治療的療效。 該研究共隨機納入了 198 名對一線 Palbociclib 聯合荷爾蒙治療曾經展現出臨床獲益者(亦即客觀緩解或穩定疾病達 24 週以上),或在術後輔助治療階段曾經接受過 Palbociclib 療程且病況惡化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患者以 2:1 的比例隨機分配至「Palbociclib 再次挑戰 + 二線荷爾蒙治療」組(136 人)或「單獨的二線荷爾蒙治療」組(62 人),主要的評估終點為研究者評估的無惡化存活期(PFS)。

 

若將腫瘤細胞與藥物防線的對決比擬為棒球比賽,Palbociclib 再次挑戰(Rechallenge)就像是「派遣同一個被看穿揮棒軌跡的打者請他再次上場」,但是終難以突破對手的投手防線。

 

在棒球比賽中,如果第一局對方的王牌投手(腫瘤細胞)已經徹底摸透了我方四棒打者(Palbociclib)的球路與揮棒盲區,並成功將其三振(產生抗藥性),那麼到了第五局(二線治療時),即使我們為這位打者微調了站姿、更換了球棒(搭配不同的荷爾蒙藥物),當他再度踏上打擊區時,對方投手依然能輕易地用相同的投球策略(抗藥性適應機制)再次將他解決。這正是原藥物重複挑戰面臨的分子機制瓶頸。

 

PALMIRA 試驗的最終數據證實,Palbociclib 重複挑戰組的中位 PFS 為 4.9 個月,而單獨荷爾蒙治療組則為 3.6 個月,兩者並未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HR = 0.84,)。 這項結果與我們先前熟知的 PACE 試驗高度一致。在 PACE 試驗中,一線 CDK4/6標靶治療(其中 90% 為 Palbociclib)出現惡化後,使用 Fulvestrant 聯合 Palbociclib ,相比於單用 Fulvestrant,中位 PFS 分別為 4.6 個月與 4.8 個月(HR = 1.11, p = 0.62)同樣未見得有好處。這兩項試驗的陰性結果共同向我們宣告,在患者一線使用 Palbociclib 出現病況再度惡化後,於二線「原封不動」繼續維持 Palbociclib 療法的策略,在臨床實踐上並非一項行之有效的推薦方案。

 

然而,不完整的交叉抗藥性(Non-complete cross-resistance)留給了我們變換戰術的空間,正如在籃球比賽中「換上不同打法的板凳球員」能夠打破僵局,MAINTAIN 與 postMONARCH 試驗便帶來了不同 CDK4/6標靶藥物的轉機。

雖然續用 Palbociclib 鎩羽而歸,但如果我們在一線 Palbociclib治療出現失控後,二線選擇「換人上場」,改用結構與藥理機制略有不同的 ribociclib 或 abemaciclib,結果便截然不同。在 MAINTAIN 試驗中,一線治療惡化後(84% 前期使用 Palbociclib)換用 Ribociclib 合併荷爾蒙治療,顯著延長了中位 PFS(5.3 個月對比 2.8 個月,HR = 0.57)。而在postMONARCH 第三期試驗中,一線治療惡化後改用 Abemaciclib 合併 Fulvestrant,同樣可以顯著改善了 PFS(中位 PFS 6.0 個月對比 5.3 個月,HR = 0.73)。這說明了在 CDK4/6 抑制劑族群中,各藥物間並非完全交叉抗藥,適時更換藥物種類,就如同籃球教練在常規戰術被封死時,換上一名球風不同、能突破切入的後衛,依然有機會在二線戰局中重新得分。

 

在不良事件的安全耐受性層面,重複挑戰組表現出更高的血液學毒性,但並未觀察到新的安全警訊。 試驗顯示,Palbociclib 重複挑戰組的 3 級或以上副作用發生率明顯高於單用荷爾蒙治療組(47.4% 對比 10.0%),其中最常見的依然是嗜中性白血球低下(38.5%)、白血球減少(3.7%)及貧血(3.0%)等骨髓抑制反應。雖然安全性在可控範圍內,但考慮到臨床療效並未顯著提升,讓患者承受額外的毒性風險顯然是不符合效益比的。

 

結語

PALMIRA 試驗的陰性結果為我們釐清了臨床決策的盲區。當一線 Palbociclib 宣告失敗,二線治療不應再盲目盲從「原藥重用」的保守策略。 這項試驗明確告訴我們,面對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的第一線 Palbociclib 治療後出現抗藥的處置,單純在二線「續用 Palbociclib」並非是有效策略。雖然次族群分析提示,若患者一線使用 Palbociclib 持續時間較長(大於12個月)或伴隨有內臟轉移者,可能存在潛在獲益傾向,但整體而言,我們需要更為主動且多元的二線抗藥性應對戰略。

 

未來的突圍之道在於精準決策,我們必須透過生物標記引導(如:ESR1PIK3CA 基因檢測),或是轉換不同機制的 CDK4/6 抑制劑,才能為患者量身打造致勝的二線戰書。

 

誠如 BioPER 等試驗所探索的,RB 蛋白低表達、Cyclin E1 高表達或存在 ESR1 突變,都可能預示著原藥物重複挑戰的預後不佳。在臨床實務中,我們應更積極地利用生物檢體或液態切片進行基因檢測。若發現 ESR1 突變,可考慮新型 SERD 藥物,如:Elacestrant;若偵測到 PIK3CA 突變,則可選擇 Alpelisib 聯合荷爾蒙療法;若仍欲探索 CDK4/6 通路,亦應參考 MAINTAIN 與 postMONARCH 的證據,轉換為 Ribociclib 或 Abemaciclib,以非完全交叉抗藥性的機制重啟抑癌引擎,為患者贏得更長久的無惡化生存時間。

 

 

 

 

參考文獻:

Second-Line Endocrine Therapy With or Without Palbociclib Rechallenge in Patients With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LMIRA Trial

J Clin Oncol. 2025 Jun 20;43(18):2084-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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