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乳房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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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防 CDK4/6 抑制劑抗藥:三聯療法 Dalpiciclib + Pyrotinib + Fulvestrant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低表達晚期乳癌的突破與挑戰

文: 陳駿逸醫師   對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低表達(HR+/HER2-低表達)晚期乳癌患者,CDK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治療雖然已經是標準第一線治療方案,但疾病進展(Disease progression)與獲得性抗藥(Acquired resistance)仍是臨床腫瘤科醫師面臨的嚴峻考驗。當腫瘤細胞繞過單一阻斷機制,我們亟需全新的抗癌策略來重構治療防線。   當 MVP 隊員被盯死,腫瘤如何繞過防線? 腫瘤抗藥與訊息通路代償: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低表達之轉移性乳癌的治療賽場上,CDK4/6 抑制劑無疑是過去幾年的「年度 MVP」。它精準鎖定細胞週期,阻止癌細胞進入 S 期。然而,癌症這支隊伍非常狡猾,當我們在中央防線派重兵盯死 CDK4/6 這一名球員時,腫瘤細胞就會啟動旁路的訊號傳遞(Bypass signaling Pathways)。 這就像在世界盃足球賽或 NBA 季後賽中,當對手發現我們的先發控球後衛(CDK4/6 通路)被全面封死後,便迅速將戰術轉移到邊路。HER2-低表達 雖然蛋白表達量較低(IHC 1+ 或 IHC 2+/ISH-),但它就像隱藏在邊線外的翼鋒或三分球射手。   哪怕 HER2 訊號強度不比 HER2 陽性腫瘤強烈,只要微弱的信號持續傳導,就能觸發下游的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活化,為腫瘤細胞提供強大的代償性存活訊號(Compensatory survival signals)。這正是許多患者在經歷第一線荷爾蒙治療聯合 CDK4/6 抑制劑後產生疾病進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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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潛行特務」遇到「全場壓迫」:腺樣囊狀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的病理精髓與臨床戰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腺樣囊狀癌(簡稱ADCC)是一種表現出典型雙相的細胞特徵且具備極高周神經性的侵犯(Perineural Invasion, PNI)與遠端轉移傾向的惡性唾液腺腫瘤。 雖然其臨床病程通常表現為生長緩慢,但其難以捉摸的遠端轉移能力與高的復發率,使其被稱為臨床腫瘤學中的「慢性強敵」。   本篇報告專為臨床醫師設計,精準梳理病理學特徵、免疫組織化學標記(IHC)、鑑別診斷的要點。   慢速燃燒的無聲威脅與病理特徵 腺樣囊狀癌在流行病學與大體病理上呈現出高度的隱蔽性,臨床表現常以無痛性腫塊或因神經侵犯引發的疼痛與神經麻痺為主。   流行病學與常見的發生部位 ADCC 約占所有唾液腺上皮腫瘤的 10%,但在小唾液腺上皮腫瘤中則高達 30%。 大唾液腺:常見於腮腺(Parotid gland)與下頜腺(Submandibular gland)。 小唾液腺:好發部位依次為硬顎(Palate)> 舌頭(Tongue)> 頰黏膜(Buccal mucosa)> 口底(Floor of mouth)。 年齡與性別:可發生於任何的年齡,但中老年人最為常見,無明顯性別偏向(部分資料顯示下頜腺的腫瘤在女性略多)。   臨床特徵與病理 腫塊的特徵:ACC通常為堅硬、質地實心、呈淺褐色的腫塊。雖然邊界看似清楚(Well-circumscribed),但實際上無包膜(Un-encapsulated),且具高度的浸潤性。   臨床的症狀: 最常見為慢速生長的腫塊。然而,因其對神經的極高親和力,常早期出現沿神經侵犯造成的疼痛,若發生於腮腺則可能引發顏面神經麻痺。   病理切片的解析、機制與臨床戰術 藉由顯微鏡下三重型態分類、免疫組織化學標記(IHC)與鑑別的診斷,配合球類戰術比喻,可建立精準的診斷與治療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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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因密碼到血液訊號:晚期乳癌精準標靶與 ctDNA 動態監測的臨床實踐指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全球每年約 250 萬名新診斷乳癌患者中,高達 20% 至 50% 的早期患者最終仍會走向復發與轉移。晚期乳癌面臨腫瘤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治療會出現獲得性的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的雙重挑戰,傳統單點組織的切片難以全面捕捉整體腫瘤基因圖譜。且骨轉移病灶切片之去鈣化的過程會破壞 DNA、腦轉移病灶的取樣風險高,加上多線治療後常發生受體的轉換(Receptor Conversion),使後線標靶藥物的精準選擇陷入瓶頸。   在轉移性乳癌的臨床第一線,我們常面對看似同種亞型(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但在經歷數線的治療後卻呈現截然不同疾病進程的個案。 乳癌絕非單一疾病,而是由 Luminal A、Luminal B、HER2 過度表達型及三陰性乳癌構成的動態群集。當腫瘤轉移至全身,傳統的單點組織切片(Tissue Biopsy)就像是在觀看一場龐大的戰局時,只拍下某一小角的照片;但它實在是無法反映整體腫瘤的時空異質性,更難以即時追蹤治療過程中產生的獲得性基因突變。 在腫瘤微環境與藥物選擇壓力的雙重作用下,關鍵的致癌路徑(Oncogenic Pathways)會持續演變。若無法精準辨識致癌的驅動基因(Driver Mutations),患者將面臨無效化療的毒性與疾病快速惡化的風險。因此,突破傳統診斷限制、建立動態且全面的基因剖析機制,是現代腫瘤科醫師提升後線無進展生存期(PFS)與總體生存期(OS)的核心關鍵。   一、 晚期乳癌的核心致癌路徑與可標靶的基因變異圖譜 PI3K/AKT/mTOR 訊號傳遞路徑是荷爾蒙受體陽性的晚期乳癌中變異率最高的致癌軸線(29%–45%),與對荷爾蒙治療初始即有抗藥密切相關。   NCCN 指引則強烈建議對復發或轉移性乳癌患者進行全基因體剖析(包含 Germline 與 Somatic 變異),以匹配個體化的標靶治療。結合最新臨床試驗(Inavo120、CAPItello-291),針對路徑上游與中游的精準打擊已成為抗耐藥的新標準。   在分子機制上,PI3K/AKT/mTOR訊號傳遞路徑如同球隊在戰術板上的「核心傳球樞紐」。當這條路徑因為 PIK3CA、AKT1 的激活突變或 PTEN 的缺失而持續處於過度活化的狀態時,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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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靶點與換載藥(payload)的破局策略:Bulumtatug Fuvedotin(BFv, 9MW2821)於TopI-ADC出現抗藥之三陰性乳癌的2期臨床試驗突破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TopI类ADC出現抗藥之三陰性乳癌缺乏標準後線方案,跨靶點與切換MMAE載荷成為突破關鍵。   在晚期三陰性乳癌的臨床治療中,拓撲異構酶I抑制劑(TopI)類ADC(如Sacituzumab govitecan)已成為重要的標準治療方案。然而,絕大多數患者在接受 TopI-ADC 治療後最終仍會面臨疾病惡化。目前對於 TopI-ADC 交叉抗藥(Cross-resistance) 的患者,缺乏兼具高客觀緩解率(ORR)與可控制的安全性的標準後線選擇。   從腫瘤生物學與靶點表達的角度來看,Nectin-4 作為一種跨膜細胞粘附分子,在晚期三陰性乳癌之腫瘤組織中呈高表達特徵。當患者對以 TopI(如 DXd、SN-38)為載荷(Payload)的 ADC 產生抗藥時,其抗藥機制往往源於腫瘤細胞對 TopI 毒素的排出增加或 TopI 基因突變,而非針對所有 ADC 機制失效。因此,「換靶點(Nectin-4)+ 切換不同作用機制的載荷(MMAE)」 成為克服前線 TopI-ADC 抗藥的合理臨床策略。   BFv 以 Nectin-4 為導航並搭載 MMAE 載荷,如同棒球場上的精準「換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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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CDK4/6標靶治療的抗藥困局:從evERA BC基因組探索看Giredestrant聯合everolimus的精準打擊策略

文: 陳駿逸醫師 在CDK4/6抑制劑治療失敗後,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荷爾蒙治療的抗藥機制錯綜複雜,尋找能克服多重基因變異的後續治療方案是當前臨床處置的核心挑戰。 3期臨床試驗evERA BC研究的回顧性探索性生物標誌物分析,由美國波士頓的 Sara M. Tolaney 醫師報告,為我們揭示了新一代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Giredestrant聯合mTOR抑制劑Everolimus在面對多重基因突變與高腫瘤負荷時的臨床療效與分子反應的規律。   後CDK4/6標靶治療時代的基因組異質性與臨床治療困境 歷經CDK4/6標靶治療失敗之患者的腫瘤演化呈現極高的基因組異質性,傳統荷爾蒙治療聯合mTOR抑制劑Everolimus難以全面覆蓋多重抗藥途徑。 在晚期乳癌的後續治療中,循環腫瘤DNA(ctDNA)已成為解析腫瘤克隆演化(Clonal Evolution)與抗藥特徵的強大工具。 抗藥基因變異譜分布: 在 evERA BC 研究中,365 例基線 ctDNA 可評估的患者中,最常見的基因改變包括 TP53(42%)、PIK3CA(32%)、GATA3(18%)以及 RB1(18%)。 ESR1 突變熱點: 在 207 例檢測出 ESR1 突變的患者中,配體結合域的常見基因變異包括 D538G(57%)與 Y537X(60%)。   循環腫瘤分數(cTF)的預後價值: 高 cTF(≥1%)佔比高達 67%,臨床數據明確顯示更高的 cTF(tumor fraction) 均與較差的無進展生存期(PFS)顯著相關,提示高 ctDNA 釋放代表著更強的腫瘤侵襲性與更高的腫瘤負擔。   如果把腫瘤細胞比喻為打擊區上的頂級球員(如大谷翔平),在第一階段使用 CDK4/6標靶治療時,就像我們派出了精準的投手將他的強拉飛球封鎖。然而,進入「後 CDK4/6i標靶治療時代」,這名打者開始調整打擊姿勢與策略-ESR1 突變就像是他學會了不受配體控制的「配體獨立性(Ligand-independent)自發揮棒」,TP53 或 RB1 變異則像是他獲得了額外的力量加成,而高 cTF 則意味著球場上同時有好幾個大谷翔平在打擊。此時若繼續使用傳統的內分泌藥物(SOC ET),就像是用傳統的防守佈陣,根本擋不住多角度噴發的強勁滾地球與長打,腫瘤很容易迅速突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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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因密碼到「去化療」新賽局:從 CORALLEEN 試驗看 CDK4/6 抑制劑在早期高復發風險的Luminal B 乳癌前導治療的精準轉譯與賽術變革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代荷爾蒙受體陰性/HER2陰性之乳癌早期乳癌的治療瓶頸與高復發風險 Luminal B 的臨床困境:   荷爾蒙受體陰性/HER2陰性之早期乳癌具高度異質性,高復發風險的Luminal B亞型患者傳統上會依賴重劑量的化療,但效益有限且副作用顯著,亟需基因檢測去導向的「去化療」前導策略。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經常面對荷爾蒙受體陰性/HER2陰性之早期乳癌患者的異質性挑戰。過去,對於這類患者的術前前導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化學治療(如 Anthracycline 聯合 Cyclophosphamide 接續 Paclitaxel,即 AC-T 方案)幾乎是標準選項。然而,對於經由基因檢測(如 PAM50 / Prosigna®)劃分為高復發風險的 Luminal B 亞型而言,傳統化療的病理完全緩解率(pCR)往往差強人意,同時卻伴隨著高度的全身性毒性(如 Febrile Neutropenia、嘔吐、脫髮與疲倦)。 這就像是在棒球比賽中,當對方派出一名極具球威、控球精準的頂級左投(高惡性度的 Luminal B 腫瘤)時,總教練如果不分青紅皂白,直接指示全隊打者盲目大力揮棒(傳統重劑量化療),雖然偶爾能擊出支安打,但往往招致大量的揮棒落空與三振(嚴重副作用與低 pCR 率)。臨床醫師一直在思考:我們是否能換一套更精準的「戰術體系」,在不犧牲長期無病存活率(DFS)的前提下,實現「去化療(Chemo-sparing)」並維持患者的生活品質?   CORALLEEN 臨床試驗的破局戰術與轉譯醫學深度解析 CORALLEEN 試驗以基因復發風險(ROR-low)為主要終點,證實 Ribociclib 聯合 Letrozole的術前前導治療在分子降階能力上不亞於標準化療,且顯著改善生活品質與免疫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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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阻斷不換場:從 ESMO 2026 看次世代 CDK4抑制劑 Atirmociclib 如何破局第一代 CDK4/6標靶治療的乳癌抗藥困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第一代防線失守,後 CDK4/6標靶治療時代的困境與瓶頸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患者在經歷第一代 CDK4/6 抑制劑治療抗藥後,正面臨荷爾蒙治療抗藥性高、且缺乏精準後線標靶藥物的臨床治療困境。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中,第一代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Ribociclib、Abemaciclib)聯合荷爾蒙療法早已奠定了不可撼動的標準治療地位。然而,隨之而來的臨床挑戰非常棘手:絕大多數患者最終都會面臨疾病惡化與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   這就像是在一場 MLB 棒球大賽中,我們派出了雙主力投手組合(CDK4 與 CDK6 同時抑制)。雖然前五局成功壓制對手打線,但到了比賽中後段,打者逐漸適應了投手的球路,甚至出現了荷爾蒙治療抗藥性的「強打者」。 當腫瘤對第一代 CDK4/6 抑制劑產生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後,臨床醫師往往面臨「換投」的兩難: 腫瘤機制依然依賴 G1/S 期細胞週期調控: 研究發現,即使第一代藥物抗藥,腫瘤細胞並未完全脫離對 Cyclin D-CDK4 軸線的依賴。   血液學毒性限制了給藥劑量與強度: 傳統 CDK4/6 抑制劑對 CDK6 的非選擇性抑制,會顯著干擾骨髓造血幹細胞,引發嚴重的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Neutropenia),導致臨床上難以進一步提高劑量以達到更深度的腫瘤抑制。   後線缺乏高選擇性的解套方案: 傳統的二線選擇(如 mTOR 抑制劑 Everolimus 或 Fulvestrant 單藥)療效有限,中位疾病控制時間( PFS)往往停滯在半年左右。   解決方案:精準打擊 CDK4-Atirmociclib (PF-07220060) 的臨床破局 次世代 CDK4的高選擇性抑制劑 Atirmociclib 透過避開 CDK6的抑制來降低骨髓的毒性,並在 FOURLIGHT-1 試驗中證實能顯著延長 PFS,展現後線解套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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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M3 FATA 試驗最終分析:停經後荷爾蒙受體陽性早期乳癌之荷爾蒙治療策略與芳香環酶抑制劑藥物選擇的關鍵轉捩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文深度剖析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發表的 GIM3 FATA 試驗最終分析數據。研究證實:在長達 88.9 個月的中位追蹤中,初始直接使用芳香環酶抑制劑滿 5 年(Upfront)、與tamoxifen滿 2年序貫芳香環酶抑制劑(Sequential)在 DFS 與 OS 上無顯著差異;但在三種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劑(芳香環酶抑制劑)的平行對比中,Exemestane的無病生存期(DFS)顯著劣於Anastrozole。 本篇結合「職棒投手調度」與「籃球隊戰術運作」的比喻,為醫師闡明腫瘤微環境下雌激素信號途徑的封鎖機制、藥物動力學差異與臨床決策路徑。 臨床背景:早期乳癌的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的百年難題與臨床困境 停經後激素受體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長期面臨給藥策略(Upfront vs. Sequential)與第三代芳香環酶抑制劑藥物的選擇(Anastrozole阿那曲唑 vs. Exemestane依西美坦 vs. Letrozole來曲唑)兩大實務爭議。 對於停經後荷爾蒙受體陽性早期乳癌患者而言,降低體內雌激素濃度、抑制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的轉錄活性,是阻斷腫瘤微環境中微轉移灶復發與遠處轉移的核心戰略。然而,在臨床實務中,我們經常遇到以下戰術抉擇: 戰術順序之爭: 究竟是一開始就火力全開,連續 5 年使用芳香化酶抑制劑;還是採取「先抑後揚」,先給予 2 年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如 Tamoxifen)進行細胞毒性抑制作業,再接續 3 年 芳香環酶抑制劑? 球員能力之爭: 第三代 芳香環酶抑制劑 主要分為非類固醇類(Non-steroidal 芳香環酶抑制劑: Anastrozole, Letrozole)與類固醇類(Steroidal 芳香環酶抑制劑: Exemestane)。在結構與催化位點結合機制不同的前提下,這三位「主力球員」在長期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與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上的真實表現是否存在階級差? 過去的臨床數據多來自間接比較或缺乏前瞻性統計效能的設計,導致臨床醫師在面臨患者出現嚴重的芳香化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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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的15年長跑:NSABP B-42 最終分析為荷爾蒙受體陽性停經後乳癌帶來何種啟示?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隨著2026年ESMO發表 NSABP B-42 臨床試驗的 15 年最終追蹤數據,乳癌延長芳香化酶抑制劑(AI)治療的臨床獲益與風險權衡再次成為腫瘤科醫師關注的焦點。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早期乳癌的臨床管理中,「5年荷爾蒙治療」曾被視為標準黃金法則。然而,晚期復發(Late Recurrence)始終是懸在 荷爾蒙受體陽性患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了解決這一臨床痛點,NRG Oncology/NSABP B-42 臨床試驗應運而生,專注於評估完成 5 年初始荷爾蒙治療(5年芳香化酶抑制劑、或是TAMOXIFEN序贯芳香化酶抑制劑)後,再延長 5 年芳香化酶抑制劑每日Letrozole 2.5 mg治療的長期療效與安全性。 晚期復發的臨床陰霾與 NSABP B-42 的實驗設計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早期乳癌具備顯著的晚期復發特性,NSABP B-42 試驗透過嚴謹的雙盲隨訪,目的在驗證延長芳香化酶抑制劑治療療程能否建立更優質的長期防線。 疾病背景與晚期復發危機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早期乳癌的生物學特性與 HER2陽性或 三陽性乳癌截然不同。其復發風險曲線極為平緩且漫長,許多患者在完成傳統 5 年的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 AET)後,依然面臨長達 10 年乃至 20 年的遠端轉移(Distant Recurrence)與乳癌無病間期(BCFI)事件風險。這種「休眠癌細胞(Dormant Cancer Cells)」的長期存在,使我們必須思考:延長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Extended Endocrine Therapy, EET)療程是否能進一步壓制腫瘤微環境中的微轉移灶? B-42 試驗設計與患者基線 NSABP B-42 是一項前瞻性、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三期臨床試驗。 入組共 3,966 例第一至第三期、療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停經後乳癌患者。 前置治療:已完成 5 年芳香化酶抑制劑治療,或是Tamoxifen 3年後序貫芳香化酶抑制劑(總計 5 年荷爾蒙治療),且無病的存活。 干預方案:按 1:1 隨機分配至再繼續展延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每日Letrozole 2.5 mg或是安慰劑組,預計治療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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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 HER2-低表達乳癌後線治療新局:從 APEX-Breast01隨機對照三期試驗看雙表位 ADC(TQB2102)的臨床定位與跨越抗藥潛力

當前晚期 HER2-低表達乳癌的治療面臨荷爾蒙治療抗藥與化療獲益呈現有限的瓶頸,亟需兼具強效與低肺毒性(ILD)的全新標靶治療方案。   而APEX-Breast01 (TQB2102-III-01 / NCT06561607) 試驗是全球首個在 HER2 低表達乳癌中取得陽性結果的雙表位/雙特異性 ADC的三期隨機性對照式研究,完整的數據於 2026 ESMO 大會發表。   TQB2102(一種Biparatopic ADC),本身是結合 Pertuzumab 與 Trastuzumab 雙重結合位點,搭配 Topo I 抑制劑為載藥與可裂解 Linker,實現了更高的內吞效率與顯著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研究證實 TQB2102 較傳統化療,可以顯著延長盲法獨立中心審查(BICR)評估的疾病控制時間(PFS),且跨越荷爾蒙受體陽性/荷爾蒙受體陰性兩個分子亞型,均呈現一致的獲益,更展示出僅約 0.5% 的極低 ILD 發生率與先前 ADC出現抗藥後的交叉救援能力。   一、 晚期HER2-低表達乳癌戰場的「傳統化療困境」與「ADC 順序治療(Sequencing)的瓶頸」 針對傳統荷爾蒙治療出現抗藥後的晚期轉移性乳癌之臨床處置,長期受限於姑息性化療(Palliative Chemotherapy)的反應率低迷與累積的毒性。現有第一代單標靶 ADC (優赫得)雖然開創了 HER2-低表達乳癌的治療新紀元,但肺部毒性(ILD)管理與前線 ADC 治療後的抗藥機制,成為目前臨床實務中的兩大痛點。   面對復發或轉移性乳癌患者時,特別是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低表達乳癌(IHC 1+ 或 IHC 2+/ISH-)的族群,當她們在疾病惡化過程中歷經了 CDK 4/6 抑制劑與荷爾蒙治療出現抗藥性後,過往我們只能無奈地將治療策略切換至單藥姑息性化療(如 Capecitabine、Paclitaxel 等)。然而,傳統化療的客觀緩解率(ORR)並不太理想,且隨之而來的骨髓抑制與神經毒性常大幅影響患者生活品質。   如果把腫瘤微環境比喻為現代戰場上的陣地防禦體系,傳統的單藥化療就像是「無差別的重砲轟炸」。固然能對前線腫瘤細胞造成打擊,但對己方陣地(正常組織)的附帶傷害極大,且敵軍很快就能夠透過基因突變與外排幫浦(Efflux Pumps)建立起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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