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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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糧草,解其心魔」:從現代立體戰爭與足球協防看肺與胸腺神經內分泌腫瘤的標靶藥物治療革命與臨床策略選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肺與胸腺神經內分泌腫瘤(NET)在臨床上屬於高度異質性且診療棘手的隱形對手,晚期全身治療選擇受限。   在臨床腫瘤學的戰場上,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是一類起源於神經內分泌細胞、具有高度異質性的惡性腫瘤。雖然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在臨床上最為常見,但肺部與胸腺等胸部來源的 NET 則是我們不容忽視的第二大發病部位。這群患者在病理診斷上,通常被劃分為分化良好、惡性度相對較低的 G1 或 G2 級別。然而,對於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發生遠處轉移的晚期患者而言,其疾病進展往往具有高度隱匿性,一旦進入晚期,全身性的藥物控制便成為延長無進展生存期(PFS)的唯一防線。   現行一線治療藥物雖有佈局,但健保藥物的選擇與長期耐受性上仍存在防禦漏洞。目前針對肺與胸腺 NET 的臨床推薦藥物中,雖然有Everolimus等藥物(基於 RADIANT-4 等三期隨機對照試驗),以及長效Lanreotide、長效Octreotide、生長抑素受體(SSTR)靶向放射性核素療法(PRRT)和常規化療等選擇,但許多療法在臨床應用上仍受限於適應症與健保。這意味著,當一線治療面臨疾病的惡化,或者患者因副作用無法耐受時,我們的臨床「武器庫」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亟需療效明確、安全性更佳且具備高性價比的二線或後線的標靶藥物來補強戰線。   傳統抗血管新生的單一通路標靶藥物容易引發旁路的代償,這就如同僅在正面戰場阻擊敵軍,卻忽視了其側翼的免疫逃逸。在過去的標靶藥物治療中,我們主要依賴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之標靶藥物來阻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試圖藉此「餓死」腫瘤。   然而,這種單一阻斷血管生成標靶藥物的防守戰術,在面對較為狡猾的腫瘤細胞時往往在短期內失效。腫瘤細胞不僅會迅速活化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等旁路的通路來重建血管,還會利用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細胞(如: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來麻痺宿主的免疫系統,實現側翼的「免疫逃逸」。這就像是在一場足球比賽中,防守方只派了一名後衛去盯防對方的射手(腫瘤血管新生通路),卻對對方中場球員的助攻(旁路的代償)與裁判的偏袒(免疫抑制的環境)毫無準備,最終防線必然會被輕易撕裂。   Surufatinib(商品名:蘇泰達/Sulanda)憑藉「抗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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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茵場上的情報戰與現代立體化封鎖:從排兵佈陣與聯合戰術看胸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神經內分泌癌(NEC)的精準分類與臨床決策學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從球隊情蒐失誤看胸部 NET 與 NEC 的診斷邊界與生存落差 胸腺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發病極為罕見,好發於 40 至 50 歲的中年人群,且高度富集侵襲性較強的不典型癌,是臨床上不可忽視的隱形殺手。   腫瘤組織學類型是預測患者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的唯一準繩,病理科的情蒐準確性直接決定了整場臨床防守的成敗。從典型類癌的 92%、非典型類癌的 70%、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的 21%,到小細胞肺癌的 7%,病理分級上的誤差將直接導致治療成效的雪崩。   在臨床腫瘤學的綠茵場上,我們面對的對手往往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以胸部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為例,其中源於胸腺的病灶是非常罕見,僅佔胸腺腫瘤的 5%,而在所有神經內分泌腫瘤中佔比更小於 0.5%。然而,在這群罕見的胸腺患者中,惡性度較高、容易發生遠處轉移的不典型癌比例竟然高達 40% 到 50%。這意味著我們在臨床初診時,絕不能將其視為良性或溫和的偶發結節,而必須預先設防。   在神經內分泌病變的光譜中,不同的組織學類型直接對應著截然不同的預後軌跡。根據臨床大數據顯示,患者的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DSS)呈現出極端的階梯式分佈: 分化良好的典型類癌(Typical Carcinoid, TC)預後最佳,五年生存率高達 92%; 而不典型類癌(Atypical Carcinoid, AC)則降至 70%。 一旦病理跨越到分化差的神經內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範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的五年生存率便斷崖式下跌至 21%;而最具侵襲性、病情進展最為兇險的小細胞肺癌(SCLC)更是慘烈,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僅剩下 7%。   這就像是一場高水準的足球聯賽,如果我們的情報偵察小組(病理科)在賽前將對方的超級外援(小細胞肺癌或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誤報為普通級別的控球球員(典型類癌),導致主教練(臨床醫師)制定了鬆懈的輕量級防守陣型,其結果必然是被對手徹底洞穿防線,遭遇毀滅性的慘敗。因此,病理科醫師給出極其準確的病理分類診斷,是我們決定後續臨床決策與精準評估預後的絕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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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神經內分泌癌(NEC)的病理分級與「NET G3」分類新革命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當「球員形態」與「數據統計」產生衝突時的病理選拔困境 胸腔戰場的異質性挑戰: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起源於肽能神經元與神經內分泌細胞,雖以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最常見,但肺部與支氣管(含胸腺)亦是人體第二大好發部位,佔肺部所有腫瘤的 20%,且流行病學的發病率正逐年攀升。   傳統分類的系統漏洞: 傳統病理將「形態學分化」與「增殖活性(核分裂相)」緊密綁定,區分為: 核分裂少於 2 個且無壞死的典型類癌(TC)、 核分裂 2 至 10 個的非典型類癌(AC),以及 分化差的小細胞肺癌(SCLC)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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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球場防守到血管重構:腫瘤科醫師看高血壓血管損傷機制與抗血管新生標靶治療之交鋒

陳駿逸醫師 壹、無聲的球場壓迫-高血壓引發的漸進性動脈病變 高血壓(Hypertension, BP ≥ 140/90 mmHg)是引發微血管與大血管內皮細胞物理性撕裂的慢性流體力學剪切力(Shear Stress)。其病程的發展具有高度隱蔽性(Silent Today, Dangerous Tomorrow),初期往往無症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導致血管壁的彈性纖維斷裂、中膜肥厚及動脈粥樣硬化斑塊(Atherosclerosis)的形成,最終誘發心肌梗塞、腦中風與慢性腎臟病(CKD)。 在臨床實務中,無論是心臟內科還是腫瘤科,我們經常面對高血壓這位「無聲殺手」。根據臨床指引,正常血壓應維持於 收縮壓< 120mmHg 及舒張壓< 80 mmHg;當血壓持續達到或超過140/90 mmHg 時,即正式診斷為高血壓。 而高血壓對動脈血管的破壞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一個包含六大階段的病理演變進程: 正常的動脈管壁光滑、具備有良好的順應性(Compliance)與彈性,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能夠正常釋放一氧化氮(NO)以維持管腔張力與血液流行自如。而當高血壓初期 (High Pressure Begins),過高的血流動力學壓力會持續衝擊血管的內皮,造成微觀層面的內皮細胞微損傷(Micro-injuries)與黏附因子(如 VCAM-1, ICAM-1)的過度表達。此時管壁為了抵禦持續的機械性剪切力,血管平滑肌細胞會發生表型的轉型(Phenotypic switching),從收縮型轉變為合成型,開始過度增殖並向內膜遷移,導致血管壁中膜增厚與管壁僵硬(Stiffness)。 爾後內皮通透性會增加,低密度脂蛋白(LDL)滲入內皮下的間隙並被氧化為 ox-LDL,吸引巨噬細胞的吞噬形成泡泡細胞(Foam cells),進而累積脂質核心與斑塊沉積、形成粥狀硬化斑塊。當血管斑塊逐漸鈣化與纖維化,血管彈性會進一步喪失,管腔的有效截面積會顯著縮小(Luminal Stenosis),導致末端組織灌流不足。如果當斑塊破裂(Plaque rupture)、會暴露出組織因子,將迅速啟動外源性的凝血瀑布反應(Coagulation cascade),形成急性的血栓(Thrombus),直接引發冠狀動脈的梗塞(Heart Attack)、缺血性腦中風(St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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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醫學最大突破之一 Rasonque (daraxonrasib) 改寫晚期胰臟癌二線治療新格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胰臟癌長期被視為「癌王」,轉移性胰臟癌更是臨床上的棘手難題,傳統化學治療面臨極大瓶頸與耐藥性困境。   身為每天在臨床第一線與惡性腫瘤博弈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心裡都清楚,面對轉移性胰臟癌(metastatic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mPDAC),過往的治療選擇往往相當有限。患者確診時多半已失去手術切除的機會,而全身性化學治療雖然是長久以來的基石,但其療效往往在數月內便面臨瓶頸,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 OS)不甚理想。   這就好比我們在一場永無止盡的暴風雨中,過去手中緊握的只有那些老舊、會帶來強烈副作用的防雨工具,不僅無法有效阻擋風雨,還常讓病人先一步被毒性擊垮。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個真正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突破,而今天,這個轉機終於來臨。 RAS(ON) 基因突變是驅動胰臟癌惡化的核心元兇,而全新一類的多重選擇性抑制劑 Daraxonrasib 為精準醫療帶來了劃時代的曙光。   要理解這次的重大突破,我們必須先看清問題的根源。在多數的胰臟癌病例中,RAS 基因的異常活化就像是一輛煞車失靈、油門被死命踩到底的瘋狂賽車,不斷驅動著腫瘤細胞無限制地增生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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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癌王防線:Daraxonrasib 為轉移性胰臟癌帶來精準醫療新浪潮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突破轉移性胰腺腺癌的臨床瓶頸 面對素有「癌王」之稱的轉移性胰臟癌,傳統化學治療的療效長期受限,臨床急需突破性創新策略。   身為每天在臨床第一線與惡性腫瘤博弈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心裡都清楚,面對轉移性胰胰臟癌(metastatic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mPDAC),過往的治療選擇往往相當有限。患者確診時多半已失去手術切除的機會,而全身性化學治療雖然是長久以來的基石,但其療效往往在數月內便面臨瓶頸。這就好比我們在一場永無止盡的暴風雨中,過去手中緊握的只有那些老舊、會帶來強烈副作用的防雨工具,不僅無法有效阻擋風雨,還常讓病人先一步被毒性擊垮。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個真正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突破,而今天,這個轉機終於來臨。   二、解開 RAS(ON) 的致癌密碼 RAS 基因突變是驅動胰臟癌惡化的核心元兇,而全新首創的標靶藥物Rasonque (daraxonrasib)能精準抑制 RAS 訊息傳遞。   要理解這次的重大突破,我們必須先看清問題的根源。在多數的胰臟癌病例中,RAS 基因的異常活化就像是一輛煞車失靈、油門被死命踩到底的瘋狂賽車,不斷地驅動著胰臟癌細胞無限制地增生與擴散。   過去幾十年來,醫學界一直認為 RAS 是難以成藥的目標,因為它的結構表面平滑,缺乏傳統小分子藥物可以嵌入的深口袋。然而,最新的藥物研發打破了這個魔咒。以 Daraxonrasib 來說,它是一款首創(first-in-class)的 RAS(ON) 的標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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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點突破:當不可成藥的「死角」迎來精準防守反擊 美國FDA核准Rasonque (daraxonrasib) 改寫晚期胰臟癌二線治療新格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2026年8月核准了Rasonque (daraxonrasib),一種針對最常見的胰腺癌類型-晚期胰臟癌之第二線治療的 RAS標靶藥物,這為患有晚期胰臟癌的患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療選擇,盲點突破,讓不可成藥的「死角」迎來精準的防守反擊。   長期以來,轉移性胰臟癌在二線治療上猶如陷入「療效天花板」的泥沼,中位整體存活期僅有可憐的4到6個月。然而,隨著2026年ASCO年會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重磅公佈的三期試驗之RASolute-302研究,第一代口服pan-RAS(ON)多選擇性抑制劑daraxonrasib(RMC-6236,即Rasonque)成功地將轉移性胰臟癌在二線治療的中位整體存活期拉升至13.2個月,宣告胰腺癌正式邁入以基因組學為導向的精準分層新時代。   面對被稱為「癌王」的轉移性胰臟癌(mPDAC),我們常常有種在漆黑球場上打一場注定輸掉的比賽的無力感。超過90%的轉移性胰臟癌由致癌性的基因KRAS突變驅動,伴隨有高度微環境間質纖維化與旁路信號的逃逸,這個區塊在過去三十年被醫學界無情地貼上「不可成藥(Undruggable)」的標籤。   轉移性胰臟癌的傳統二線化療在腫瘤客觀緩解率(ORR)上僅在10%左右徘徊,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FS)僅約3到4個月。這不僅是臨床治療上的瓶頸,更是無數患者家庭難以承受之重。幸運的是,2026年的春天為我們送來了一記漂亮且震撼全場的直球對決。   擊破防線:Pan-RAS(ON)抑制劑與等位基因策略的戰術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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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 KRAS G12C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第一線治療新戰場:FAK 抑制劑 Ifebemtinib 聯合Garsorasib的突破性契機

本文深入探討全口服無化療方案(Ifebemtinib 聯合 Garsorasib)用於 KRAS G12C 突變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之一線治療的臨床第二期試驗數據,並剖析 FAK 與 KRAS 雙靶點協同作用的腫瘤生物學機制。   KRAS G12C 標靶治療的後線困境與一線轉化挑戰 傳統 KRAS G12C 單藥抑制劑在後線治療雖取得突破,但治療反應率(ORR) 僅約 35%–50%、疾病控制時間的瓶頸是 6 個月,迫切需要更強效且能克服代償性抗藥的一線聯合治療策略。   面對攜帶 KRAS G12C 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時,過去經常面臨「無精準標靶藥可用」的窘境。儘管近年來KRAS G12C標靶藥物,如: Sotorasib、Adagrasib 以及Garsorasib等第二代標靶藥物陸續獲批,正式將 KRAS G12C 從「無法成藥效(Undruggable)」推向標靶時代,但現階段的臨床療效仍有極大提升空間。   在後線單藥治療中,KRAS G12C 抑制劑的客觀緩解率(ORR)大多落在 35%–50%,中位PFS僅約 6.0 個月。其主要瓶頸在於腫瘤細胞極易透過下游或平行信號通路的代償性激活(例如:上游 RTK 旁路激活、SHP2 或 FAK 信號傳導)產生獲得性耐的抗藥(Acquired Resistance)。因此,如何透過雙靶點或多藥聯合策略,在第一線治療即實現深度且持久的腫瘤退縮,成腫瘤學界最核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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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BRAF標靶藥物抗藥困局:NG2 如何成為打擊甲狀腺癌代償激活的關鍵新靶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BRAF V600E 突變是甲狀腺乳頭狀癌最主要的驅動基因,也是後線標靶藥物的重中之重。 在臨床實踐中,BRAF 抑制劑(如 PLX4720/Dabrafenib)聯手 MEK 抑制劑(如 Trametinib)雖已打破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RAIR-DTC)的治療瓶頸,但獲得性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始終是腫瘤科醫師在臨床遇到的最大痛點。2026年發表於 Frontiers in Oncology 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跨膜糖蛋白 NG2(Neural/Glial Antigen 2,又稱 CSPG4)在 BRAF 突變甲狀腺癌代償性治療抗藥中的關鍵角色,為逆轉標靶藥物抗藥提供了全新的轉化醫學思路。   受體酪氨酸激酶(RTK)代償激活與負回饋解除 腫瘤細胞在 BRAF標靶藥物壓力下發生的「旁路激活」,本質上是一場戰術性的「防守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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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RAF 突變密碼到後线線標靶的精準抉擇:COSMIC-311 亞組分析解析與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DTC)全程管理戰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DTC)在既往抗血管標靶治療(VEGFR-TKI)失敗後的臨床處置是極具挑戰。   COSMIC-311 研究探索性亞組分析顯示,無論患者 BRAF V600E 基因狀態為突變型或野生型, Cabozantinib(卡博替尼 / 癌必定/ Cabometyx)均可以顯著延長無進展生存期(PFS),提示 BRAF 的狀態不應限制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後線治療應用。然而,面對需要追求高的客觀緩解率(ORR)的腫瘤負荷極大患者,雙靶聯合治療(Dabrafenib+ trametinib)亦展現出強大的縮腫瘤優勢。   VEGFR標靶抗藥後的戰術困境與 BRAF基因的判讀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跨線處置,需要突破多靶點耐藥與分子預後劣勢的雙重枷鎖。   在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治療圖譜中,當一線 VEGFR標靶治療(如Sorafenib、Lenvatinib)失守後,腫瘤微環境常呈現極度複雜的代償性血管生成與下游信號通路過度激活。BRAF V600E 突變作為甲狀腺癌最常見的致病基因事件,不僅提示疾病的惡性度高、容易發生侵襲性復發,更常伴隨碘吸收功能的完全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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