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管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主力球員因傷退場，球隊的進攻火力能否延續？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的標準治療中，CDK 4/6 抑制劑如 Ribociclib 與 Palbociclib 扮演關鍵角色，然而治療相關副作用常迫使臨床醫師必須中斷或調整這群「主力球員」的戰術配置。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的轉移性乳癌之治療戰場上，芳香環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 AIs）或 Fulvestrant 聯合細胞週期素依賴性激酶 4/6（CDK 4/6）抑制劑，無疑是我們手中最強大的先發陣容。   然而，正如一場漫長的職業賽季，先發王牌也可能面臨「傷痛（藥物副作用）」困擾。在臨床實踐中，我們常遇到患者因 Ribociclib 引起顯著的不良反應而不得不停藥。這些不良反應包括： 肝臟副作用：最常見的轉氨酶升高（。 心臟副作用：心電圖 QTc 間期延長（QTc prolongation）或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皮膚副作用：頑固性搔癢伴隨皮疹、光敏感或大皰性皮炎等。   當 Ribociclib 因這些副作用無法繼續留在場上時，身為總教練（臨床醫師）的我們，面臨一個關鍵抉擇：是直接棄用這類藥物（徹底地停藥），還是進行「同位置戰術換人」，轉而使用同為 CDK 4/6 抑制劑的 Palbociclib？如果我們選擇在季中換人，這項調整會不會削弱球隊的整體攻勢？新換上場的 Palbociclib 能否維持原有的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與無進展生存期（PFS），且不再重蹈前者的副作用之覆轍？   從 Ribociclib 到 Palbociclib 的「場上無縫輪替」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經常因骨髓抑制引發第 3 級以上嗜中性球低下，TBCRC 035 試驗證實調降palbociclib的起始劑量至 100 mg 可以顯著降低毒性，且在藥效學上仍能達到與 125 mg 相當的分子緩解效果。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臨床一線與後線治療中，將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已是現行的標準療法。此機轉能有效阻止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b）的磷酸化，進而阻斷腫瘤細胞從 G1 期推進至 S 期，達到抑制細胞增殖的目的。 然而，在 PALOMA 系列研究中，標準劑量 125 mg 所帶來的血液學毒性相當棘手，有高達 50% 至 60% 的患者會出現第 3 級以上的嗜中性白血球低下（Neutropenia），進而導致頻繁的延遲給藥與劑量調降。 為了探索更具耐受性的治療策略，轉移性乳癌研究聯盟（TBCRC）主導了 TBCRC 035 這項前瞻性隨機 II 期藥效學試驗，旨在評估減量至 100 mg 是否能在不犧牲核心生物學效應的前提下，減輕患者的骨髓負擔。 守備陣容的疲勞極限：標準劑量下的骨髓抑制困境 高劑量 palbociclib 容易導致骨髓「防線」的崩塌，引發高比例的重度嗜中性白血球低下，迫使臨床治療必須頻繁喊出「暫停」（延遲給藥）或更換守備策略（劑量調降）。   在臨床實踐中，125 mg 的 palbociclib 就像是一位球速極快、三振率高的王牌投手，但缺點是續航力不足，且極容易造成隊友（骨髓造血細胞）的運動傷害。這項試驗共納入了 70 位經過多線重度治療（中位數為 3 線）的轉移性乳癌患者。當我們把這些患者置於傳統的 125 mg 治療方案時，有高達 56%（19/34位）的患者觸發了第 3 級以上的嗜中性球低下防線，導致高達 47% 的患者被迫調降劑量，更有 38% 的人必須調低至 100 mg 甚至 75 mg。 這在棒球比賽中，就如同總教練為了追求極致的壓制力，每場都讓投手投滿 120 球，結果導致牛棚投手集體受傷（骨髓抑制），不得不頻繁變更調度（Dose delay/reduction）。這不僅打亂了原本規律的治療節奏，更增添了臨床管理的複雜度與患者的心理壓力。 控球型投手的藝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白血病（Leukemia）的高異質性與抗藥性使其臨床治療長期陷入瓶頸，而高度選擇性 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正從乳癌跨界，成為精準靶向細胞週期阻滯的新星。   作為臨床一線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白血病（Leukemia）這種源於骨髓異常血球克隆性增生的惡性腫瘤，其高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一直令臨床治療舉步維艱。現行的標準療法不外乎化療與造血幹細胞移植，但即便近年標靶與免疫療法有所推進，白血病的 5 年相對存活率仍僅約 67%，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中更陡降至 31.9%。現有療法的的高毒性與後續產生的抗藥性（Resistance development），迫切需要更精準、低毒性的分子標靶藥物來破局。 近年來，靶向細胞週期的小分子抑制劑研發如火如荼，其中針對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4/6）的高度選擇性抑制劑 —— Palbociclib，逐漸進入科學家的視野。雖然它目前獲 FDA 核准的適應症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或轉移性乳癌，但臨床前與早期臨床數據正積極揭示它在白血病領域的颠覆性潛力。   被全面激活的白血病「快攻戰術」與細胞週期失控 CDK4/6–Cyclin D 複合物的過度激活會導致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b）高度磷酸化，進而釋放 E2F 轉錄因子，推動細胞無限增殖；其中 CDK6 更兼具轉錄調節的雙重癌化角色。   白血病細胞之所以能無限增殖，本質上是其細胞週期（Cell cycle）控制台遭到了惡意篡改。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有絲分裂信號會刺激 Cyclin D 與 CDK4/6 結合形成複合物，這個複合物就像是足球場上的「中場傳導線」，負責將球精準傳給前鋒。在白血病中，這條傳導線被異常放大（例如 :AML 中 CDK6 mRNA 的顯著上調），展開了瘋狂的「全場快攻」。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已是目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的標準首選方案，然而多數患者在接受此治療後仍會面臨疾病進展的抗藥性難題。   作為臨床上長期面對乳癌挑戰的同仁，我們都深知這套一線標準療法（無論是搭配芳香環酶抑制劑或 Fulvestrant）為患者帶來了顯著的無惡化存活期（PFS）和整體存活期（OS）益處。但不幸的是，腫瘤細胞極具適應力，隨著時間推移，大多數患者仍會對此產生抗藥性而導致疾病進展。當一線的黃金戰術失效時，如何在二線治療中延續荷爾蒙治療的敏感性並有效抑制腫瘤，成了我們在診間最棘手的課題。   在一線 CDK4/6 抑制劑治療失敗後，目前的二線治療的選擇上，仍缺乏單一的明確共識，使得「再次挑戰（Re-challenge）原靶點」成為一項極具吸引力但也備受爭議的假說。   當患者出現疾病惡化時，單用 Fulvestrant 作為二線治療的 PFS 往往僅有 1.9 至 2.6 個月。雖然我們有 PI3K/AKT/mTOR 通路的抑制劑（如:Everolimus、Alpelisib 或 Capivasertib）或針對 ESR1 突變的新型口服 SERD 藥物（如: Elacestrant）等武器，但部分抗藥性機制其實更常與荷爾蒙治療藥物本身相關，而非直接來自 CDK4/6 靶點。   這讓我們不禁思考，如果我們在二線治療中維持同一個 CDK4/6 抑制劑，僅更換同型的荷爾蒙藥物夥伴（例如:從芳香環酶抑制劑換成 Fulvestrant），是否能重新奪回戰場的主導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主戰場迎來未預期的「第二對手」 乳癌倖存者面臨較高的第二原發癌症風險，臨床上極易因「錨定效應」將淋巴結腫大誤診為單一癌症的轉移，需高度警惕。 每位患者的抗癌路都像是一場漫長且高強度的聯賽。但有時，命運會在同一個賽季裡派出兩支完全不同的對手。在臨床癌症生存者照護中，第二原發癌症（Second primary cancers, SPCs）已成為不容忽視的長遠課題，其發生率約在 2.4% 至 19.0% 之間，而在乳癌倖存者中，這一比例甚至可高達 20% 到 30%。然而，同時或先後出現乳癌與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如濾泡性淋巴瘤）的病例在臨床上極其罕見。 以臨床實際案例來看，一位 54 歲的停經後女性，過去有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的早期乳癌（pT2N2a）病史。在接受過手術、術後輔助化療與放療後，她接受了 tamoxifen 輔助荷爾蒙治療。然而，在無病存活期（disease-free interval）達 3 年 2 個月時，她的 CA 15-3 指數上升，且 PET/CT 顯示出進行性淋巴結病變（progressive lymphadenopathy）與胸膜增厚伴隨積水。 此時，臨床醫師極易陷入「錨定效應（anchoring bias）」，直覺地將所有新出現的淋巴結腫大歸咎於已知的乳癌出現轉移了。畢竟，腋下淋巴結是乳癌轉移的經典路徑。這正是診斷上的第一個陷阱。   粗針穿刺活檢（CNB）在淋巴瘤診斷中存在局限性，易與反應性增生混淆；多學科團隊（MDT）協作與切除性活檢是突破診斷瓶頸的關鍵。 為了摸清敵情，我們通常會先安排粗針穿刺切片（Core needle biopsy, CNB）。但大家深知，粗針穿刺切片雖然便利，但在診斷淋巴瘤時常有力不從心之處。文獻指出，粗針穿刺切片的診斷率約為 83.8%，而切除性之切片則高達 95.2%。 由於濾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的細胞學表現相當溫和，主要由小裂細胞（centrocytes）與少數大無裂細胞（centroblasts）組成，若缺乏完整的淋巴結架構，在有限的穿刺檢體中極易被誤判為良性的反應性增生（reactive hyperplasia）。 在此案例中，患者經歷了多次穿刺切片，甚至在初診乳癌時的正子攝影檢查就曾懷疑過對側腋下淋巴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發炎性乳癌具有高度侵襲性，其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亞型，並非如非發炎性乳癌般溫和，且因在大型臨床試驗中被排除，導致我們長期缺乏 CDK4/6 抑制劑於此特定族群的療效數據。 在治療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乳癌時，早已習慣將 CDK4/6 抑制劑（CDKI）聯合荷爾蒙治療視為標準一線標準治療。不論是 MONARCH-3、MONALEESA-2、3、7 還是 PALOMA-2 等三期臨床試驗，都為我們展示了令人振奮的生存獲益，其中位無惡化生存期（PFS）甚至能直逼或超過兩年。然而，當我們將視線移向「發炎性乳癌」這群患者時，情況卻完全不同。 發炎性乳癌是一種罕見但惡性度極高的乳癌亞型，診斷時常伴隨瀰漫性乳房皮膚紅腫、水腫（橘皮樣改變），且極易發生遠端轉移。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在初診時就已是第四期。 雖然在 發炎性乳癌中，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和HER2陽性之亞型的發生率高於非發炎性乳癌，但最常見的依然是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亞型。在常規乳癌中，荷爾蒙受體陽性往往代表著進展緩慢、預後較佳的「溫和」病程；但在發炎性乳癌的腫瘤微環境與侵襲性生物學特性下，荷爾蒙受體陽性之發炎性乳癌的預後，甚至與三陰性或 HER2 陽性患者一樣差。更棘手的是，過往證實CDK 4/6 抑制劑之療效的關鍵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幾乎都將發炎性乳癌患者排除在外。這使我們長期處於「將非發炎性乳癌 的數據外推至 發炎性乳癌 治療」的資訊盲區中。 為了解密CDK 4/6 抑制劑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發炎性乳癌的真實療效，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進行了回顧性研究，揭示了該療法在發炎性乳癌中出現顯著縮短的治療時間（ToT）與高比例之腦轉移風險，並透過基因體檢測剖析了抗藥性的潛在機制。   細胞週期調控機制：一場籃球場上的「包夾防守」與「越野傳球」 要理解為何CDK 4/6 抑制劑療法在轉移性發炎性乳癌中會遭遇滑鐵盧，我們必須先複習細胞週期 G1-S 期的轉化機制。在正常的細胞分裂通路中，有絲分裂生長因子激發訊號，使下游的 Cyclin D 與 CDK4/6 結合形成複合物。這個複合物的主要任務，是將細胞內的抑癌蛋白 Retinoblastoma (Rb) 進行磷酸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先發投手的局數與中繼投手的登場時機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 晚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如何優化荷爾蒙療法與 CDK4/6 抑制劑的接續順序，以極大化患者的無惡化生存期（PFS），是臨床上面臨的核心挑戰。 在臨床腫瘤學的球場上，我們面對的是最頑強的對手：激素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 的晚期或轉移性乳癌。這類型患者佔了乳癌病患的近三分之二。當病程進展到無法進行治癒性切除的階段時，我們手中的王牌「先發投手」組合，就是細胞週期素依賴性激酶 4/6（CDK4/6）抑制劑搭配荷爾蒙治療。 然而，這場長達數年的高張力棒球賽中，患者在早期乳癌階段所接受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就像是他們在青棒、職棒二軍時期所受過的訓練與耗損。這些「前科」，特別是患者是否曾接受過化學治療或單一荷爾蒙療法，會極大地決定他們進入晚期一線或二線以上時，對 CDK4/6 抑制劑這名「救援投手」的敏感度。 POLARIS 實界數據的「球員卡解析」 大型真實世界研究 POLARIS 證實，先前僅接受過荷爾蒙單藥治療的患者，其後續使用 Palbociclib 聯合荷爾蒙治療的臨床預後顯著優於曾接受過化療的患者。 根據最新發表的真實世界研究 POLARIS（NCT03280303），共納入了 1,250 名接受 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聯合荷爾蒙療法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我們不妨用這張極具臨床指導價值的「戰術分析圖」：       先發投手的續航力（一線治療） 在 901 名將 Palbociclib Palbociclib 聯合荷爾蒙治療作為晚期一線治療的患者中： 患者過去在早期階段僅接受過術後輔助Palbociclib 聯合荷爾蒙治療。她們在 晚期乳癌階段使用 Palbociclib 後，展現了驚人的耐力，中位真實世界的無進展生存期（rwPFS）高達 30.4 個月，且中位整體生存期在 39 個月的追蹤中尚未達到。這群患者就像是體能調節極佳、對荷爾蒙治療訊號依然保持高度敏感的球員。 而多初診斷即為轉移性之新發性乳癌的患者，其中位 rwPFS 為 23.7 個月，中位 OS 達 53.3 個月。 先前僅接受過術後輔助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RCT 與臨床現場的「失真率」 儘管第三期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CT）為 CDK4/6 抑制劑奠定了第一線治療的標準地位，但臨床現場複雜的患者共病與耐受性差異，往往使 RCT 的生存數據與真實世界的臨床實踐產生落差。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藍圖中，週期素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芳香環酶抑制劑（AI）已是無庸置疑的標準治療。回顧 PALOMA-2、MONALEESA-2 和 MONARCH-3 等里程碑式的隨機對照試驗（RCT），這三款已獲 FDA 核准的 CDK4/6 抑制劑（Palbociclib、Ribociclib、Abemaciclib）在延長無疾病惡化生存期（PFS）方面，皆展現出極其優異且相近的風險降低幅度（HR 介於 0.54 至 0.57 之間）。然而，RCT 往往設定了極為嚴苛的收案條件，排除了許多高齡、器官功能不佳或存有複雜共病（Comorbidities）的真實患者。   在真實臨床實務中，臨床醫師必須在療效、毒性特徵（Safety Profiles）、患者依賴性以及預期治療持續時間（Duration of Treatment, DoT）之間進行多維度的動態博弈。過去缺乏直接頭對頭（Head-to-Head）RCT 的背景下，醫師們只能仰賴間接網絡統合分析（Network Meta-analyses）。   然而，2026 年最新發表於《The Oncologist》、收錄超過 11,500 名患者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利用美國 Flatiron Health 資料庫並透過穩定逆機率加權法（sIPTW）進行嚴謹校正，為我們解答了這三款抑制劑在日常臨床現場的真實 DoT、停藥率（Discontinuation Rate）以及後續治療（Subsequent Treatments）轉換的關鍵樣貌。   CDK4/6 阻斷的「戰術防守」 CDK4/6 抑制劑的藥理機制，在於精準卡位 cyclin D-CDK4/6 複合物的 ATP 結合口袋，阻止 Rb 蛋白磷酸化，進而將癌細胞鎖死在 G1 期，如同籃球場上派出頂級防守大鎖封死進攻發動機。   要理解這些藥物在真實世界中的表現差異，我們先來複習並解構其細胞週期的分子生物學機制。在 HR+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雌激素受體信號與細胞週期引擎失控聯手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臨床治療面臨到荷爾蒙治療之抗藥性（endocrine resistance）的頑強挑戰，亟需更具突破性的合併療法。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一直是場考驗戰術調度的持久戰。當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信號通路過度活化，就像是對癌細胞下達了「全軍進攻」的戰術指令，促使下游的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 4/6）過度表達。此時，細胞週期（cell cycle）中的 G1 期向 S 期過渡失控，細胞增殖便一發不可收拾。 傳統上，單純使用荷爾蒙療法就像是只派出一位防守球員去阻斷對方的傳球路線（雌激素）。然而，癌細胞非常狡猾，很快就會發展出內分泌耐藥性。它們會繞過這條受阻的路線，改由其他信號通道直接活化下游的 CDK 4/6 引擎，讓原本的防守陣組瞬間崩潰。因此，如何在第一線就同時鎖死了「上游傳球者」與「下游得分手」，成了我們優化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與總生存期（OS）的關鍵戰場。   雙重夾擊的「阻截與包夾」戰術 結合 CDK 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Fulvestrant，能達到上游降解、下游阻斷的雙重防守效果。 為了解決荷爾蒙治療之抗藥性的困局，臨床上引入了 CDK 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Fulvestrant 的黃金組合。這套療法的運作機制，我們可以用一場高張力的籃球防守戰術來精準比喻： 進攻方癌細胞試圖透過傳球（雌激素信號）發動快攻，最終由終端得分手（CDK 4/6）上籃得分，造成細胞分裂。防守方Fulvestrant扮演起「前線干擾員」，直接把對方的明星控球後衛（雌激素受體）「降解」並攆出場外，截斷傳球的路線。另一個 防守方Palbociclib（CDK 4/6 抑制劑）則扮演「禁區神盾」，直接阻擋在籃下。即使有漏網之魚傳過來，也強行將其封蓋，死守 G1/S 閘口。 這項「阻截與包夾」的協同效應，在真實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中得到了扎實的數據支持。 臨床試驗 vs. 真實世界證據（RWE）的落差 在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中，諸如 PALOM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