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術板上的變局:從 PACE 臨床試驗看CDK4/6 抑制劑出現抗藥後的 ctDNA 基因體圖譜與精準二線拆招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在第一線 CDK4/6i抑制劑搭配荷爾蒙治療失敗後,腫瘤常藉由多克隆演化產生基因突變,導致傳統二線維持原療法的戰術面臨瓶頸。 在臨床治療中,我們熟知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第一線標準治療為荷爾蒙治療聯合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 inhibitor, 簡稱CDK4/6i)。這套的先發陣容療效卓越,但隨著時間推移,幾乎所有患者都會面臨疾病惡化。 過去我們常陷入「要不要繼續留用同一個明星球員」的盲區。隨機對照第二期 PACE 臨床試驗便探討了這項課題:當患者在第一線芳香環酶抑制劑(AI)或 Tamoxifen 攜手 CDK4/6i(多為 Palbociclib,佔 90.9%)治療進展後,將其隨機分配至 Fulvestrant 單藥組、Fulvestrant + Palbociclib 聯合組,或三種藥物療法組。 然而,PACE 試驗的主要終點分析帶給臨床醫師一個震撼彈:在 Palbociclib 失敗後,二線繼續「留用」Palbociclib 並更換荷爾蒙治療的骨幹-Fulvestrant,其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並未獲得顯著的改善。 這就像在足球場上,當對手已經完全摸透了某位進攻中鋒(Palbociclib)的套路、布下鐵桶陣(出現抗藥性)之後,教練即便更換了中場的傳球手(Fulvestrant),依然無法撕裂對方的防線。 究其原因,正是因為腫瘤細胞在長期藥物壓力下,悄悄改變了其液體切片中的循環腫瘤 DNA(ctDNA)突變圖譜(Mutational Landscape)與生物學動力學(Dynamics)。如果我們無法掌握敵人防線的實時變化,掌控Genomic Biomarkers,便難以在第二線精準調兵遣將。 解決方案 藉由 Guardant360 進行次世代定序,發現 ESR1、TP53、PIK3CA 及 RB1 突變,這些都是驅動 CDK4/6i抑制劑發生抗藥的主力,可作為臨床評估 PFS 與更換標靶戰術的精準生物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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