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靶治療 - 陳駿逸醫師與你癌歸於好

迎戰「腦瘤之王」：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GBM)的分子靶點與臨床治療新策略

台灣癌症大小事, 化學治療, 台灣健保報你知, 台灣健康新聞, 台灣大健康, 基因檢測, 惡性腦膠質瘤, 放射線治療, 標靶治療, 標靶藥物, 用心精準醫療, 癌藥書坊 / 陳駿逸醫師

惡性腦膠質瘤(Glioblastoma/ GBM)的臨床困境與異質性挑戰 Glioblastoma (GBM) 作為最常見且最具侵襲性的原發性成人腦瘤（Grade 4 Astrocytoma），其高復發率與不良預後（Prognosis）一直是神經腫瘤學的棘手難題。在臨床治療上面對 GBM 時，最感棘手的莫過於其高度的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浸潤性特質。儘管我們依循標準指引進行最大安全範圍的手術切除（Surgical Resection），但由於腫瘤細胞早已如樹根般深度滲透至周邊正常的腦組織，導致徹底清除（Complete removal）在病理學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在組織病理學特徵（Pathology Features）方面，切片標本在顯微鏡下常呈現典型特徵： Necrosis（壞死區）與其周圍的 Pseudopalisading Necrosis（偽假柵欄狀壞死） Microvascular Proliferation（微血管增生）：為腫瘤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 High Mitotic Activity（高有絲分裂活性）：驅使細胞失控且快速地分裂這群癌細胞不僅生長快速，更具備頑強的治療抗藥性，導致多數患者在接受常規治療後，仍面臨幾乎不可避免的復發命運，中位生存期往往限制在 12 至 18 個月之間。解決方案：精準分子檢測指導下的多模態整合治療依據當代分子病理學，透過關鍵基因突變篩檢實施精準基因檢測（Molecular Testing），並結合手術、放療、化療及新興物理療法之腦瘤電場治療（TTF），能為患者開闢更具效益的客製化治療路徑。現代惡性腦膠質瘤的診斷早已不侷限於神經學檢查、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MRI），，如典型環狀顯影 (Ring-enhancing lesion）等影像學層面。為了突破治療瓶頸，我們必須深入其核心的基因改變與分子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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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微環境的免疫戰局：復發/轉移性鼻咽癌之標靶聯手免疫療法新視野

鼻咽癌, 個體化治療, 免疫藥物治療, 化學治療, 抗體藥物複合體(魔法子彈ADC), 標靶治療 / 陳駿逸醫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傳統放化療在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生存瓶頸與抗藥困境復發或轉移性鼻咽癌（簡稱R/M-NPC）目前面臨了第一線的常規化療之臨床療效有期限至、中位無病惡化生存期（mPFS）過於短以及容易產生治療抗藥性的棘手挑戰。身為臨床第一線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鼻咽癌在流行病學上具有顯著的地域聚集性，特別好發於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其中與 Epstein-Barr 病毒（EBV）感染密切相關的非角化性鱗狀細胞癌，佔據了 95% 以上的病例。儘管早期鼻咽癌對於同步放化療（簡稱CCRT）反應良好，且5年生存率高達 94.0%，但因其解剖位置深在且臨床表現的特異性低，多數患者在初診鼻咽癌之時即已處於局部晚期。更棘手的是，約有 20% 的鼻咽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治療後仍然會遭逢局部復發或遠端轉移的厄運。長期以來，gemcitabine搭配順鉑（簡稱GP 化療方案）被各大臨床指引推薦為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第一線標準治療。然而，單純細胞毒殺性化療的療效很快就會觸碰天花板，患者的中位無無病惡化生存期僅僅約 7.0 個月，中位總生存期（mOS）也只有 22.1 個月。後續更會因為放療的耐受性、化療抗藥性以及骨髓抑制等嚴重副作用，使後續治療陷入退無可退的泥淖。因此，如何在分子生物學層面打破這一僵局，發展出更具精準度且低毒性的治療策略，是當前腫瘤醫學界的核心課題。 PD-1/PD-L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標靶血管新生之「盲人摸象與拆橋阻敵」腫瘤細胞透過外泌體或病毒蛋白的偽裝欺敵，逃避了免疫巡邏，而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則藉由改善異常的腫瘤血管，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共同發揮「重塑免疫微環境」的協同效應。為了讓大家更直觀地理解腫瘤微環境（TME）中的免疫逃逸與血管新生機制，我們可以把人體的抗癌免疫反應比喻為一場「國家防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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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於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精準應用

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乳房癌, 乳管癌, 乳葉癌, 其他乳房癌, 台灣健康新聞, 台灣大健康, 台灣癌症大小事, 新兵練功房, 最新活動訊息, 標靶治療, 標靶藥物, 癌症治療新知, 荷爾蒙藥物 / 陳駿逸醫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VIKTORIA-1 臨床試驗是一項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患者的重要第三期（Phase 3）臨床試驗。該試驗的核心是評估一種新型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在結合傳統內分泌治療或靶向藥物時的療效與安全性。以下為您彙整 VIKTORIA-1 試驗的關鍵重點、設計架構與臨床數據：試驗設計與對比分組 VIKTORIA-1 試驗主要探討不同組合方案對於後線內分泌耐藥患者的突破，試驗中包含了以下三個核心對比組別：單藥對照組： Fulvestrant單藥-肌肉注射型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雙藥物組（Doublet）：Gedatolisib合併Fulvestrant。三藥物組（Triple Combination）：Gedatolisib 合併Fulvestrant與愛乳適（Palbociclib，CDK4/6抑制劑）。核心療效數據（中位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雙藥物還是三藥物療法，其臨床控制成效皆顯著優於傳統的Fulvestrant單藥治療： • 三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Palbociclib + Fulvestrant)：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mPFS）達到 9.3 個月（對比Fulvestrant單藥組的 2.0 個月）。風險比 (HR) 達到 0.24，代表降低了高達 76% 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雙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Fulvestrant)： o 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為 7.4 個月（對比法洛德單藥組的 2.0 個月）。風險比 (HR) 為 0.33。臨床專家討論與應用考量（Expert Insights）雖然 VIKTORIA-1 帶來了非常令人驚豔的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PFS）數據（尤其是三藥物組合療法突破 9 個月），但專家在實際臨床應用與處方抉擇上，也提出了以下幾點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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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荷爾蒙治療抗藥的「密碼」：口服 SERD 類藥物在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精準應用與治療新格局

台灣健康新聞, 乳管癌, 乳葉癌, 其他乳房癌, 新兵練功房, 標靶治療, 標靶藥物, 癌後人生, 癌症治療新知, 荷爾蒙藥物 / 陳駿逸醫師

文: 癌歸於好陳駿逸醫師當鎖頭變形，鑰匙便失去了作用荷爾蒙治療出現抗藥性（Endocrine Resistance）是荷爾蒙受體陽性/轉移性乳癌後線治療的巨大挑戰，其中 ESR1 基因突變扮演關鍵驅動角色。在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ER+/HER2-）的轉移性乳癌治療中，第一線標準治療為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AI）合併 CDK4/6 抑制劑。然而，多數患者在經過一線荷爾蒙治療後會產生荷爾蒙治療抗藥性。 ESR1 基因突變的臨床機制：我們可以把雌激素受體（ER）想像成乳癌細胞表面的一把「鎖」，而體內的雌激素就是開啟這把鎖、進而刺激乳癌生長的「鑰匙」。傳統的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藥物是透過減少體內雌激素（鑰匙）的產生來達到治療效果。然而，當乳癌細胞產生 ESR1 突變時（常發生於配體結合域/ligand-binding domain），這把鎖發生了「自主變形」。此時，它不需要鑰匙（雌激素）的刺刺激，自己就能持續處於「開啟」的狀態，源源不絕地向細胞內發送生長訊號。這就是為什麼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在此時會徹底失效。此突變在乳癌初診斷時僅約 5%，但在經過一線的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治療後，發生率可大幅攀升至 40%–50%，且往往伴隨較差的無病惡化存活期（PFS）與總生存期。如何精準突破此荷爾蒙治療抗藥的瓶頸，成為後線治療的核心課題。解決方案：口服 SERD 的崛起與聯合治療新篇章新型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能夠有效克服 ESR1 突變，並透過單藥精準篩選或合併其他標靶治療，顯著延長患者的無病惡化存活期。為了對抗這把變形的鎖，新型口服 SERD 藥物（如:Elacestrant、Imlunestrant:Camizestrant）應運而生。它的作用機轉不再是搶走鑰匙，而是化身為一具「壓碎機」，直接咬住並將這把變形的鎖（雌激素受體）徹底給降解並破壞，從根本上阻斷癌症生長訊號。單藥治療的精準篩選：時間是最好的生物標記臨床研究顯示，前線 CDK4/6 抑制劑的維持時間，是預測口服 SERD 單藥療效的重要臨床指標：前線 CDK4/6 抑制劑使用 ≥12 個月：提示腫瘤仍高度依賴雌激素受體通路。在第三期 EMERALD 試驗中，針對此類 ESR1 突變患者，Elacestrant 單藥對比標準治，可以將中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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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內分泌抗藥：CDK4/6 抑制劑之合併療法的臨床抉擇與機制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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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晚期乳癌的「內分泌抗藥」困境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晚期乳癌第一線內分泌治療極會面臨到抗藥挑戰，亟需兼顧生存獲益與不良反應管理的治療方案。在臨床實務中，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晚期乳癌佔所有乳癌分子分型的 70% 左右。儘管傳統的內分泌治療（如:芳香化酶抑制劑或氟維司群）長期作為一線治療的基石，但令人棘手的是，腫瘤細胞最終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發展出內分泌治療的抗藥（Endocrine Resistance）。這導致轉移性乳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依然低於 20% 。探究其分子生物學機制，不難發現雌激素受體訊號通路的持續激活，往往會上調細胞週期蛋白 D（Cyclin D）的表達。Cyclin D 與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4/6）結合形成複合物，直接導致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B1）的去磷酸化/磷酸化失衡。一旦 RB 蛋白被高度磷酸化，便會釋放轉錄因子 E2F，強行推動腫瘤細胞從 G1 期進入 S 期，引發失控的細胞增殖與 DNA 複製。因此，單純阻斷雌激素通路已無法有效遏制這輛「踩死油門」的細胞週期列車，尋找能夠直接踩下剎車的標靶藥物成為當務之急。 CDK4/6 抑制劑精準「熄火」與實證醫學效益實證醫學證實 CDK4/6 抑制劑合併內分泌治療顯著提高生存率，但 Palbociclib、Ribociclib 與 Abemaciclib 的選擇需在療效與骨髓抑制、消化道毒性間取得精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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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十年的細胞週期阻斷藝術：從 CDK4/6 抑制劑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晚期乳癌的精準抗癌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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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問題背景：內分泌治療的瓶頸與細胞週期的失控拉鋸乳癌細胞的增殖失控源於信號通路的過度激活：在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HR+/HER2-）的晚期乳癌或轉移性乳癌中，驅動腫瘤生長的核心往往是異常活躍的內分泌信號。在過往（2015 年前），臨床上主要依賴芳香環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 AIs）或選擇性雌性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s）等常規內分泌治療（Endocrine Therapy, ET）來阻斷這條生長鏈。然而，這類單一阻斷策略經常遭遇原發性（de novo）或繼發性（acquired）抗藥性的嚴峻挑戰。當傳統武器失效時，癌細胞便會肆無忌憚地跨越細胞週期的重重檢查點（Checkpoints），加速從 G1 期向 S 期的推進，迫使患者不得不提前面對生活品質較差、毒性較高的化學治療（Chemotherapy）。如何精準鎖定細胞核內的「複製增殖開關」，成為打破內分泌治療抗藥瓶頸的關鍵課題。精準抑制 CDK4/6 與 PALOMA 臨床研究的十年變革準鎖定 CDK4/6：cyclin-D:Rb 軸線以煞車機制阻斷細胞分裂：為了解決上述臨床困境，科學界將目光投向了控制細胞週期運行的關鍵樞紐——CDK4/6-cyclin D-Rb 訊號通路。在這裡，我們可以把乳癌細胞的增殖想像成一輛「正在瘋狂衝刺的跑車」：癌細胞內分泌信號的過度激活，就像是有人「把油門踩到底」；而細胞內的 retinoblastoma protein (Rb 蛋白) 原本是跑車的「煞車系統」。在正常情況下，煞車能夠踩住，細胞就不會亂分裂。但當細胞內的 cyclin D 與 CDK4 或 CDK6 兩大激酶結合時，它們會對 Rb 蛋白進行「磷酸化」（Phosphorylation），這就如同「把跑車的煞車線剪斷」。一旦煞車失效，原本被扣留的 E2F 轉錄因子就會釋放出來，啟動去氧核糖核酸（DNA）的複製與轉錄，讓跑車毫無阻攔地衝過 G1/S 期的檢查點，進入 S 期開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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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Stage 1）肺腺癌手術治療後還需要注意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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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駿逸醫師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在顯微鏡下的五種主要組織生長排列型態（Subtypes / Patterns）有五個，分別是Lepidic(貼壁型)、Acinar、Papillary、Micropapillary(微乳頭狀型)與Solid型。多數的肺腺癌都是混合型（Mixed Subtypes），即同時含有上述好幾種型態。例如，一份報告可能會寫：「肺腺癌，以腺泡型為主（60%），伴隨微乳頭狀型（20%）與貼壁型（20%）」。臨床上，病理醫師會依據切片或手術切除的腫瘤標本，計算這五種型態所佔的比例（%），並以比例最高（超過50%）的型態作為該肺腺癌的「主導型態」（Predominant Subtype）。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肺癌研究學會（IASLC）依據這五種型態的復發風險與預後，將其區分為三個惡性級別（Grading System）：低惡性度（Grade 1）— 預後最佳 Lepidic（貼壁型 / 鱗屑樣生長）：癌細胞沿著原本正常的肺泡壁表面爬行生長，沒有破壞肺部結構，也沒有侵犯血管或間質。這種型態在電腦斷層（CT）上通常呈現「磨玻璃結節（GGO）」。以貼壁型為主的肺腺癌，復發率最低，預後表現最好。中惡性度（Grade 2）— 預後居中 Acinar（腺泡型）：癌細胞排列成圓形或橢圓形的腺管、腺泡狀結構。這是臨床上最常見的肺腺癌型態。 Papillary（乳頭狀型）：癌細胞沿著具有纖細血管核心的乳頭狀分支結構生長。註：這兩種型態通常混合出現，屬於中度風險，手術切除後的復發風險與生存率介於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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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rtu (優赫得) 台灣正式核准可以用於治療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第一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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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Enhertu（學名：Trastuzumab deruxtecan，簡稱 T-DXd）是一款創新的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它結合了標靶 HER2 的單株抗體與強效的化療藥物（拓樸異構酶I抑制劑），能像「特洛伊木馬」一樣精準鎖定並穿透癌細胞，釋放藥物摧毀腫瘤。 Enhertu (優赫得，成分名：trastuzumab deruxtecan，簡稱 T-DXd) 是一種創新的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專門用於精準治療多種無法切除或轉移性的 HER2 陽性及 HER2 弱陽性實體腫瘤。 2026年06月台灣 FDA正式核准Enhertu (優赫得，成分名：trastuzumab deruxtecan)可以用於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第一線治療。與pertuzumab合併使用於無法切除或轉移性HER2陽性(IHC 3+或ISH 陽性)乳癌的成人病人，以作為第一線治療。單獨使用於具有無法切除或轉移性HER2陽性(IHC 3+ 或ISH 陽性)乳癌，且曾於以下狀況接受過抗HER2療程的成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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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鎖定破骨細胞：當 CDK4/6 抑制劑遇上骨標靶藥物的乳癌微環境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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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骨轉移（Bone Metastasis）與骨相關事件（SREs）的臨床困境骨轉移所引發的骨相關事件是晚期乳癌患者生活品質惡化的主要催化劑。在激素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陰性（HER2-）的晚期乳癌患者中，骨轉移的發生率高達 65% 至 75% 。當腫瘤細胞侵犯骨骼微環境（Bone Microenvironment），會破壞原本平衡的骨重塑（Bone Remodeling）機制，進而誘發頑固性骨痛、病理性骨折（Pathologic Fracture）、脊髓壓迫（Spinal Cord Compression）或惡性高血鈣（Hypercalcemia）等一系列的骨相關事件（SREs）。雖然CDK4/6抑制劑（如 :Palbociclib 或 Ribociclib）聯合內分泌治療（Endocrine Therapy）已成為目前的第一線標準全身性治療方案，能顯著延長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但在這群高度伴隨骨轉移的病患中，如何搭配最佳的骨改良藥物（BMAs）以達到最強的骨骼保護協同效應，在過去的臨床指引中仍缺乏基於新型標靶背景的專屬同質性研究數據。 RANKL阻斷劑與雙磷酸鹽的機轉博弈與臨床實證 Denosumab 與 Zoledronic Acid 機轉迥異，前者與 CDK4/6 抑制劑在骨微環境中展現出更具深度的細胞週期與訊息傳遞協同效應。要理解這兩種藥物的差異，我們可以用一個親切的「海灘防衛戰」來比喻破骨細胞（Osteoclast）的激活機制。想像轉移的乳癌細胞是入侵海灘的「外來垃圾」，它們在骨髓微環境中不斷釋放訊號，刺激當地的居民-成骨細胞（Osteoblast），分泌出大量的「招集令」（也就是 RANKL 分子）。這些招集令在海灘上四處飄散，一旦被「破骨前驅細胞」表面的接收器（RANK）吸附，這些前驅細胞就會像吸了水的海綿一樣，迅速分化、聚合並放大，變成體型巨大的「挖土機」（也就是成熟的破骨細胞），開始在骨骼結構上瘋狂開挖，造成骨質流失與病變。此時，傳統的雙磷酸鹽 Zoledronic Acid（靜脈注射）就會像是「地雷」。它必須先黏附在骨骼表面，等到破骨細胞開挖並吞下這些骨質時，地雷才會在破骨細胞體內引爆，強迫其走向凋亡（Apoptosis）。然而，這代表破骨細胞已經對骨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初期破壞。相反地，作為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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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轉移風暴中的精準導航：從臨床實證看 CDK4/6 抑制劑背景下的乳癌骨標靶藥物之選擇

乳癌細胞與骨骼微環境的共犯關係骨轉移（Bone Metastasis）在晚期乳癌患者中極為普遍，嚴重威脅其生活品質。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陰性（HER2-）的晚期乳癌病患中，約 65% 至 75% 的患者會出現骨轉移。這不僅導致頑固性骨痛，更常引發所謂的骨相關事件（SREs），包括病理性骨折（Pathologic Fracture）、脊髓壓迫（Spinal Cord Compression）或需要接受放射治療/手術等。雖然CDK4/6抑制劑已成為目前的標準治療方案，但如何在控制全身疾病的同時，針對骨骼微環境（Bone Microenvironment）提供最佳的守護，在過去的臨床實證中仍缺乏明確的指引。臨床醫師在選擇骨改良藥物（或稱之為骨標靶藥物）時，常缺乏針對新型標靶藥物背景的比較數據。在傳統的細胞毒性化療時代，雙磷酸鹽（Bisphosphonates）如 Zoledronic Acid 是主要的骨標靶藥物選擇。但隨著CDK4/6抑制劑與內分泌治療的廣泛應用，我們急需了解在這種新興的治療背景下，Zoledronic Acid 與新一代的 RANKL抑制劑–Denosumab，究竟孰優孰劣，以及它們如何與新型標靶藥物產生協同作用（Synergistic Effect）。最新回顧性臨床研究的深度解析最新回顧性研究證實，Denosumab 能更有效地延緩首次 SRE 的發生。一項針對 328 例接受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聯合內分泌治療的乳癌骨轉移患者的研究顯示，與 Zoledronic Acid 組相比，Denosumab 組的首次骨相關事件中位發生時間顯著延長（44.55 個月 vs. 29.16 個月，p = 0.028）。在排除其他混雜因素後，多變量 Cox 回歸分析更指出，Denosumab 相比於 Zoledronic Acid，能顯著降低 44% 發生首次 SRE 的風險（HR: 0.56, 95% CI: 0.39-0.79,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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