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藥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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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乳癌HER2標靶藥物Trastuzumab (如:Herceptin)的健保給付規定:自2026年08月01日生效

1.早期乳癌: (1)具HER2過度表現(IHC3+或FISH+),且具腋下淋巴結轉移但無遠處臟器 轉移之早期乳癌患者,作為輔助性治療用藥( 事審代碼: C50P2) Ⅰ.若本藥品使用於手術前之輔助治療, 依下列情形術後使用: 外科手術後達病理上緩解(pCR):本藥品、pertuzumab 併用本藥品或 pertuzumab 與trastuzumab 皮下注射複方製劑(如:Phesgo),三者使用於外科手術前後的總療程合併計算,依藥品仿單記載以全部18個療程為上限。 若外科手術後無法達病理上緩解(non-pCR),本藥品與trastuzumab emtansine 使用於外科手術前後的總療程合併計算,以全部18 個療程為上限, 其中trastuzumab emtansine 以14個療程為上限。   Ⅱ.若未接受術前輔助治療先行手術者,給予本藥品作為術後輔助治療,須接受至少4個療程的化學治療(本藥品合併化療或接續化療之後使用本藥品),本藥品以全部18個療程為上限。   (2) 具HER2過度表現(IHC3+或FISH+)且無腋下淋巴結轉移之早期乳癌患 者, 作為輔助性治療用藥。 Ⅰ.若本藥品使用於手術前之輔助治療,須經影像檢查(乳房超音波或乳房X 光攝影或核磁共振)顯示腫瘤大於2公分(T2以上),並依下列術後情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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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圍:當術前化學治療遇上高風險之早期乳癌的全新戰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高風險早期乳癌病人在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手術當下仍然有殘餘腫瘤病灶往往暗示著更高的復發風險,而 monarchE 臨床試驗的預先指定分析顯示,加入術後輔助性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4 和 6)抑制劑能為這群病人帶來顯著的臨床獲益 。 在日常的臨床治療中,我們經常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ERBB2-,即 HER2-)、具高復發風險的早期乳癌患者。這些病人往往因為腫瘤負擔較大,在初診斷時便接受了術前化學治療以縮小腫瘤、增加乳房保留手術的機會。然而,正如我們在各大國際醫學會議上常討論的,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職業籃球總冠軍賽」,雖然術前化學治療在前半場成功壓制了對手的氣勢,但若場上仍留有未被清除的隱形威脅(即殘餘腫瘤病灶),在沒有強力防守策略支援的延長賽中,復發的風險依然居高不下。面對這些在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仍有高風險的病人,我們迫切需要更精準的術後輔助治療方案(Adjuvant therapy)來鞏固戰果。 monarchE 試驗深入探討了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的高風險族群,證實輔助性 abemaciclib 合併荷爾蒙治療能夠帶來具臨床意義的無侵襲性疾病存活期(IDFS)與遠端復發自由存活期(DRFS)改善 。 在臨床試驗 monarchE 的預先指定分析中,共有 2056 位患者在入組前接受了術前化學治療,佔總試驗人數的 37%。這群接受過術前化學治療的族群,其對照組在 2 年內的復發風險高達 19%,顯著高於整體的intent-to-treat(ITT)族群的 11%,證明其預後相對較差。這就好比在一場緊湊的「足球聯賽」中,面對了對方陣中極具侵略性的前鋒陣容,單靠傳統的荷爾蒙治療就像是單兵防守,難以全面阻絕微小轉移的威脅。然而,根據研究數據顯示,在接受輔助性 abemaciclib 合併荷爾蒙治療後,患者的 IDFS 與 DRFS 均展現了 39% 的相對風險降低(Hazard Ratio 分別為 0.61),2 年的 IDFS 與 DRFS 率分別絕對提升了 6.6% 與 6.7%。不論是在手術時殘餘的病理腫瘤大小(小於或等於2公分或是>2 公分)或陽性淋巴結數量(1 至 3 個或是大於或等於 4個)分組中,這種治療獲益都呈現一致的穩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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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腔粘膜炎副作用,Gedatolisib 還有哪些副作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與乳癌對抗的「賽季」中,Gedatolisib 作為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雖然口腔粘膜炎副作用是其最受關注的「強敵」,但在 VIKTORIA-1 試驗中,我們也觀察到其他需要管理的「球員傷病」(副作用)。除了口腔炎外,Gedatolisib 的副作用還包括以下幾項: 皮疹 (Rash):精準打擊下的「擦邊球」 皮疹副作用的產生被認為與阻斷 PI3K 通路有關。當藥物鎖定 PI3K 這條腫瘤生長的路徑時,皮膚細胞有時會受到波及。這就像是一位棒球投手試圖投出精準的內角球來三振「打者-腫瘤」,但偶爾會投出「擦邊球」(Brush-back pitch)擊中皮膚這名球員。雖然會造成短暫的紅腫不適,但通常不會導致「球員退場」(停藥),因為在試驗中,因副作用導致的停藥率相當低。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 (Neutropenia) 臨床醫師對於 Gedatolisib 引起的嗜中性球低下「並不特別擔心」,但這仍是觀察到的副作用之一。與其他化療或 ADC 藥物相比,Gedatolisib 的骨髓抑制程度相對較輕,醫師通常能有效管理這項數據波動。   高血糖 (Hyperglycemia):更乾淨的「控球」 這是 Gedatolisib 在臨床數據上的一大亮點。相比於同類藥物 Alpelisib,Gedatolisib 引起的高血糖發生率極低。在試驗中,即使納入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不佳的患者,Grade 3 高血糖的發生率僅在 0% 至 2.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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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 Gedatolisib 引起的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Gedatolisib在 VIKTORIA-1 試驗中展現潛力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雖然在控制 PI3K 突變或野生型乳癌方面表現優異,但其引起的口腔粘膜炎(Stomatitis)確實是臨床管理上的重要課題。   身為臨床醫師,要預防並降低 Gedatolisib 引起的口腔粘膜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精準醫療的「防守戰術」著手: 1.識破 mTOR 的「防守盲點」 Gedatolisib 同時作用於 PI3K 與 mTOR 路徑。這就像是一場籃球賽中的「雙人包夾戰術」 (Double-team):我們派出了兩名防守大將同時防堵腫瘤細胞的進攻路線。然而,防守mTOR 的這位球員雖然防守範圍廣,但「脾氣較暴躁」,其抑制作用往往會產生口腔炎等副作用。   第一道防線:預防性類固醇漱口水 (Steroid Mouthwash) 降低口腔粘膜炎最有效的策略是預防性使用類固醇漱口水。 及早進場: 臨床醫師應參考過去 Everolimus 的使用經驗(如 SWISH 試驗),建議患者從治療的第一天開始就規律使用類固醇漱口水,而不是等到口腔黏膜出現紅腫才來個「後援補位」。 規律執行預防性的類固醇漱口水: 文件指出,規律使用類固醇漱口水可以顯著降低口腔粘膜炎的發生率。雖然在 VIKTORIA-1 試驗中觀察到 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的比率約在 12% 至 19% 之間,但由於其治療中斷率相當低,顯示透過適當的藥物管理,這些副作用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   戰術監控:定期門診與患者衛教 在治療初期,特別是 Gedatolisib 採用的「三週給藥、一週休息」的靜脈注射模式 (3 weeks on / 1 week off) 中,醫師需要密切監控患者的口腔健康狀況。 區別診斷: 雖然 Gedatolisib 的血糖異常(Hyperglycemia)與皮疹(Rash)發生率低於 Alpelisib,但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仍是主要的治療上的限制因素。 衛教重要性: 讓患者明白,使用類固醇漱口水就像是棒球比賽中球員戴上防護頭盔或是護膝,是為了確保能持續留在場上打擊(持續治療),而非因為受傷(副作用)而被迫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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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壓迫與精準打擊:從KEYNOTE-522數據看三陰性乳癌於手術術前與術後免疫戰術的遠期勝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微環境的死角與三陰性乳癌的復發困境 三陰性乳癌(TNBC)缺乏特定受體靶點(ER-/PR-/HER2-),傳統單純化療容易因克隆演化而產生抗藥性與早期遠端轉移。 在早期三陰性乳癌的臨床戰局中,我們面對的是缺乏 estrogen receptor (ER)、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以及 HER2 增幅的極度激進型腫瘤。這類腫瘤具有高度基因體的不穩定性(Genomic Instability)與高度異質性,在過往僅依賴術前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的時代,即便部分患者能達到病理學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仍有一大群有殘存腫瘤的患者,會面臨極高的高復發風險與早期之遠端轉移。 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的「免疫逃逸機制」是導致化療失敗的死角。當 cytotoxic chemotherapy 殺傷腫瘤細胞並釋放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TAAs) 時,腫瘤細胞會上調 PD-L1 表現,並與效應 T 細胞(Effector T cells)表面的 PD-1 受體結合,啟動免疫檢查點的煞車,使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s) 進入耗竭(Exhaustion)的狀態。   足球賽中的「全場逼緊防守」與「第 12 人」 單純使用傳統化療,就像是在足球場上只靠 11 名後衛死守後場,雖然能踢飛幾波攻勢,但當體力耗盡後則隨時會被對手以突破傳球(微轉移)破門得分。 而手術之前與後期(Perioperative)加入 PD-1 抑制劑 Pembrolizumab,就像是啟動了「全場逼緊(Full-court Press)」戰術,同時召喚了主場球迷這「第 12 人」的全程吶喊加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並非直接化身球員去踢球(不具直接細胞毒殺性),而是解開了主場球員(T 細胞)身上的枷鎖,並透過主場球迷的震撼聲勢(產生免疫的記憶 Immunity Memory),讓自己的球員在長達 90 分鐘甚至正規賽結束後的延長賽(術後的長期追蹤)中,依然保持強大的防守壓迫感,徹底壓制腫瘤微轉移的發動。 KEY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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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精準包夾戰術:從 VIKTORIA-1 試驗看Gedatolisib如何透過 PI3K/mTOR 雙重封鎖破解後 CDK4/6 抑制劑的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困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後 CDK4/6 抑制劑時代的 PI3K 通道之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困境 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患者在 CDK4/6 抑制劑一線治療惡化後,常因合併 PIK3CA 基因突變導致旁路信號活化,使傳統後續治療的無惡化生存期(PFS)面臨瓶頸。   在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臨床常態治療中,CDK4/6 抑制劑(如 :Abemaciclib、Palbociclib、Ribo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Endocrine Therapy),早已是雷打不動作為一線主力的黃金標準。這套戰術在臨床上如同擁有一位聯盟頂級的「全能控球後衛」,能夠完美掌控比賽節奏,在初期精準壓制腫瘤的增殖。   然而,當疾病進入「後 CDK4/6 抑制劑時代」,腫瘤微環境的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基因突變便會開始反撲。統計顯示,約有高達 40% 的患者會出現 PIK3CA 基因突變,導致下游的 PI3K/Akt/mTOR 傳導路徑(Pathway)發生異常活化。此時,腫瘤細胞就像是一個極度靈活、擅長交叉變向運球的明星後衛,只要一線防守略有鬆懈,它就能迅速鑽入 PI3K 通道的防守空隙,進而引發腫瘤對內分泌治療的全面荷爾蒙治療抗藥性。   在過去,當一線防線失守且伴隨 PI3K 突變時,後續的二線臨床選擇變得極其複雜與糾結。雖然傳統有針對單一靶點的 PI3K 抑制劑(如:Alpelisib),但因為單一通道封鎖容易誘發上游或旁路反饋調節,導致無惡化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進步空間相對有限,且常伴隨嚴重的代謝副作用,讓臨床醫師在調兵遣將時飽受掣肘。   二、 解決方案:VIKTORIA-1 試驗與 Gedatolisib 的雙重封鎖機制 Gedatolisib 作為靜脈注射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在 VIKTORIA-1 研究中將 PFS 從 5.6 個月大幅拉長至 11.3 個月,並以極低的血糖異常發生率優化了臨床毒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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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降階治療與內分泌治療的新球員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OPTIMA 試驗:Prosigna (ROR) 分數的「選秀權」 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停經前、淋巴結陽性(1-3 顆)的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患者,術後是否該使用輔助性化療感到糾結。OPTIMA 試驗 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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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中期肝癌(BCLC Stage B)中挑選具備「轉化手術」潛質的明星球員?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腫瘤科的診間裡,面對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 BCLC Stage B)的患者,我們身為臨床醫師,角色就像是職業球隊的「總教練」,正站在決定球隊未來命運的選秀會轉角。我們手中的球員(患者)目前雖然還沒能直接進入「總決賽」(接受根除性手術或治癒性局部治療),但透過精準的戰術部署與複合式訓練(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我們有機會挖掘出那些具備「明星潛質」的個體,將其從中場混戰(Intermediate stage)成功推向奪冠之路-轉化為可引導至根治性手術切除的臨床狀態。   過去,中期肝癌 被視為一個高度異質性的群體,傳統上以重複性經導管動脈化學栓塞為主要骨幹。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Anti-angiogenic targeted therapy)的聯手崛起,中期肝癌的治療準則已迎來典範轉移。如何利用最新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如 :EMERALD-1、LEAP-012、TALENT 試驗),在診間精準篩選出適合進行「轉化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明星球員,成為提升患者整體存活期(OS)與無疾病進展存活期(PFS)的關鍵課題。   一、 體檢報告:確認球員的「基礎素質」與「守備範圍」 優先挑選腫瘤負荷在中等程度(Up-to-7 標準內)、肝功能儲備良好(Child-Pugh A),且對首輪治療具備韌性的患者作為轉化潛力股。   挑選轉化治療的候選人,首要任務是評估其腫瘤負荷(Tumor Burden)與肝臟代償功能。這就像是選拔棒球中的「中外野手」,轉化治療的守備範圍雖然廣大,但只要身手依舊敏捷、沒有結構性損傷,就有機會透過精實的訓練將其打造為全方位的 MVP。   在臨床數據中,多項國際大型三期臨床試驗(如 LEAP-012, EMERALD-1)的收案標準,多落在 Tumor burden Up-to-7 左右。雖然目前技術上或解剖學上屬於「不可切除(Unresectable)」,但尚未出現肝外遠端轉移(Extrahepatic metastasis),且患者的肝功能屬於 Child-Pugh A 級,足以承受後續高強度的複合式治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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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轉化治療成功後,術後仍需要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嗎?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TALENT 試驗設計與臨床專家的觀察,在轉化成功並進行手術切除後,目前的趨勢是建議患者「持續接受全身性的治療」以鞏固療效。   以下是針對術後持續治療的具體細節與戰略考量: 臨床試驗的標準做法:以 TALENT 試驗為例 在專門探討免疫治療轉化成可以手術的 TALENT 研究中,其設計邏輯非常明確: 治療路徑:患者先接受 4 個療程的免疫治療,若評估為 PR(部分腫瘤緩解)或 SD(疾病穩定)且符合手術標準,則進行切除。 術後銜接:成功接受手術的患者,在術後仍需「繼續施打全身性治療。 研究目的:這種做法是為了觀察是否能有效延長 TTF(治療至失敗的時間)。目前的數據顯示,這種術後持續用藥的模式在 TTF 指標上具有顯著意義,雖然 OS(總生存期)數據仍需等待進一步公佈。   從「控制」到「根除」的鞏固戰術 轉化治療的初衷是將原本「不可手術切除」的腫瘤(unsuitable)轉變為「可以手術切除」。 預防復發:即便手術切除了影像上可見的病灶,但考慮到中期肝癌(Stage B)的複雜性,術後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如:免疫藥物)被視為一種「清除殘餘敵軍」的手段,目的在於降低復發風險。 有患者透過「局部治療 + 全身性治療」縮小腫瘤後開刀,目前已達到 Cancer-free(無癌狀態)且長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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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合併療法副作用的比例高達六七成,臨床上該如何與患者進行衛教?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的臨床治療中,面對合併療法(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中有高達 60-70% 的三至四級的嚴重副作用(Grade 3/4 AE),醫師需要採取一套平衡「預期收益」與「潛在代價」的溝通策略。   以下是整理的臨床衛教重點,幫助醫護人員與患者進行深入溝通: 誠實溝通「代價」與「收益」的博弈 醫護人員應明確告知患者,雖然合併治療能顯著提升客觀的腫瘤緩解率(ORR)無惡化生存期(PFS),但這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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