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性同位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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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茵場上的情報戰與多維圍剿:從戰術聯防與現代軍事協同看胸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小細胞肺癌(SCLC)的靶向與免疫治療革命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單一防線的「戰術死角」與抗藥性代償困境 胸腺與肺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具有高度異質性,臨床上面臨後線治療的藥物選擇有限、疾病控制時間短的嚴峻考驗。   在臨床腫瘤學的綠茵場上,我們面對的「對手」往往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以胸部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為例,包含肺部與胸腺等原發部位的病灶,雖然惡性度通常低於神經內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但對於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經發生遠處轉移的晚期進展期患者,其全身性藥物控制仍是一大難題。   其中,胸腺神經內分泌瘤在病理分型上,非典型類癌(Atypical Carcinoid,)的佔比往往以較高,例如:在一項回顧性佇列中,不典型類癌的比例高達 68.6%,而典型類癌之比例則為 31.4%。這群中低分化患者的臨床預後與後續治療密切相關,臨床數據表明,患者所接受的治療線數(是一線還是二線及以上)以及是否接受過放射療法,是直接影響其疾病控制時間的關鍵獨立預後因素。   傳統的單一靶向通路(如:單純阻斷 VEGFR 或 mTOR訊號通路)極易面臨旁路代償,導致藥物在臨床應用中迅速產生的抗藥瓶頸。   在過去的標靶治療中,我們主要依賴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來阻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以實現「斷其糧草」,或者使用Everolimus等哺乳動物雷帕黴素標靶蛋白(mTOR)抑制劑來延緩生長。然而,這種單一阻斷腫瘤血管生成的防守戰術,在面對較為狡猾的癌細胞時往往在短期內失效。這就像是在一場足球比賽中,防守方只派了一名後衛去盯防對方的射手(單一血管的生成通路),卻忽視了對方中場球員透過其他旁路(如: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 通路)或改變戰術(免疫微環境抑制)進行的側翼助攻,最終防線必然被輕易撕裂。這也是為什麼臨床上單一藥物療效往往無法維持長久的原因。   小細胞肺癌進展迅速且極易有抗藥,傳統一線化療加免疫的維持治療效果遭遇瓶頸,且二線昂貴的藥物令多數患者難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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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糧草,解其心魔」:從現代立體戰爭與足球協防看肺與胸腺神經內分泌腫瘤的標靶藥物治療革命與臨床策略選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肺與胸腺神經內分泌腫瘤(NET)在臨床上屬於高度異質性且診療棘手的隱形對手,晚期全身治療選擇受限。   在臨床腫瘤學的戰場上,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是一類起源於神經內分泌細胞、具有高度異質性的惡性腫瘤。雖然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在臨床上最為常見,但肺部與胸腺等胸部來源的 NET 則是我們不容忽視的第二大發病部位。這群患者在病理診斷上,通常被劃分為分化良好、惡性度相對較低的 G1 或 G2 級別。然而,對於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發生遠處轉移的晚期患者而言,其疾病進展往往具有高度隱匿性,一旦進入晚期,全身性的藥物控制便成為延長無進展生存期(PFS)的唯一防線。   現行一線治療藥物雖有佈局,但健保藥物的選擇與長期耐受性上仍存在防禦漏洞。目前針對肺與胸腺 NET 的臨床推薦藥物中,雖然有Everolimus等藥物(基於 RADIANT-4 等三期隨機對照試驗),以及長效Lanreotide、長效Octreotide、生長抑素受體(SSTR)靶向放射性核素療法(PRRT)和常規化療等選擇,但許多療法在臨床應用上仍受限於適應症與健保。這意味著,當一線治療面臨疾病的惡化,或者患者因副作用無法耐受時,我們的臨床「武器庫」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亟需療效明確、安全性更佳且具備高性價比的二線或後線的標靶藥物來補強戰線。   傳統抗血管新生的單一通路標靶藥物容易引發旁路的代償,這就如同僅在正面戰場阻擊敵軍,卻忽視了其側翼的免疫逃逸。在過去的標靶藥物治療中,我們主要依賴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之標靶藥物來阻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試圖藉此「餓死」腫瘤。   然而,這種單一阻斷血管生成標靶藥物的防守戰術,在面對較為狡猾的腫瘤細胞時往往在短期內失效。腫瘤細胞不僅會迅速活化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等旁路的通路來重建血管,還會利用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細胞(如: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來麻痺宿主的免疫系統,實現側翼的「免疫逃逸」。這就像是在一場足球比賽中,防守方只派了一名後衛去盯防對方的射手(腫瘤血管新生通路),卻對對方中場球員的助攻(旁路的代償)與裁判的偏袒(免疫抑制的環境)毫無準備,最終防線必然會被輕易撕裂。   Surufatinib(商品名:蘇泰達/Sulanda)憑藉「抗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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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茵場上的情報戰與現代立體化封鎖:從排兵佈陣與聯合戰術看胸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神經內分泌癌(NEC)的精準分類與臨床決策學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從球隊情蒐失誤看胸部 NET 與 NEC 的診斷邊界與生存落差 胸腺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發病極為罕見,好發於 40 至 50 歲的中年人群,且高度富集侵襲性較強的不典型癌,是臨床上不可忽視的隱形殺手。   腫瘤組織學類型是預測患者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的唯一準繩,病理科的情蒐準確性直接決定了整場臨床防守的成敗。從典型類癌的 92%、非典型類癌的 70%、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的 21%,到小細胞肺癌的 7%,病理分級上的誤差將直接導致治療成效的雪崩。   在臨床腫瘤學的綠茵場上,我們面對的對手往往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以胸部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為例,其中源於胸腺的病灶是非常罕見,僅佔胸腺腫瘤的 5%,而在所有神經內分泌腫瘤中佔比更小於 0.5%。然而,在這群罕見的胸腺患者中,惡性度較高、容易發生遠處轉移的不典型癌比例竟然高達 40% 到 50%。這意味著我們在臨床初診時,絕不能將其視為良性或溫和的偶發結節,而必須預先設防。   在神經內分泌病變的光譜中,不同的組織學類型直接對應著截然不同的預後軌跡。根據臨床大數據顯示,患者的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DSS)呈現出極端的階梯式分佈: 分化良好的典型類癌(Typical Carcinoid, TC)預後最佳,五年生存率高達 92%; 而不典型類癌(Atypical Carcinoid, AC)則降至 70%。 一旦病理跨越到分化差的神經內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範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的五年生存率便斷崖式下跌至 21%;而最具侵襲性、病情進展最為兇險的小細胞肺癌(SCLC)更是慘烈,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僅剩下 7%。   這就像是一場高水準的足球聯賽,如果我們的情報偵察小組(病理科)在賽前將對方的超級外援(小細胞肺癌或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誤報為普通級別的控球球員(典型類癌),導致主教練(臨床醫師)制定了鬆懈的輕量級防守陣型,其結果必然是被對手徹底洞穿防線,遭遇毀滅性的慘敗。因此,病理科醫師給出極其準確的病理分類診斷,是我們決定後續臨床決策與精準評估預後的絕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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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神經內分泌癌(NEC)的病理分級與「NET G3」分類新革命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當「球員形態」與「數據統計」產生衝突時的病理選拔困境 胸腔戰場的異質性挑戰: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起源於肽能神經元與神經內分泌細胞,雖以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最常見,但肺部與支氣管(含胸腺)亦是人體第二大好發部位,佔肺部所有腫瘤的 20%,且流行病學的發病率正逐年攀升。   傳統分類的系統漏洞: 傳統病理將「形態學分化」與「增殖活性(核分裂相)」緊密綁定,區分為: 核分裂少於 2 個且無壞死的典型類癌(TC)、 核分裂 2 至 10 個的非典型類癌(AC),以及 分化差的小細胞肺癌(SCLC)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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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2

健康檢查中的大腸鏡意外發現直腸的神經內分泌腫瘤 該怎麼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位民眾在例行性健康檢查中的大腸鏡發現,於低位直腸確診有神經內分泌腫瘤(Rectal Neuroendocrine Tumor, NET),且切片的病理分期為 pT1b,這代表腫瘤已侵犯至粘膜下層(Submucosa),但尚未到達固有肌層(Muscularis propria)。   初步診斷為腫瘤位於距離肛門緣 5 cm 的直腸確診有神經內分泌腫瘤,且臨床評估/切片提示可能為 pT1b(1–2 cm),且尚未執行 EMR/ESD,這其實是最理想的介入時機!因為低位直腸(距離肛門緣 5 cm)的 神經內分泌腫瘤,如果在第一次處置時沒有完全切乾淨(R1),後續的補救切除或評估會變得非常棘手。   所以目前此階段的核心策略為:先完成精準的術前局部與全身的分期(Staging),再決定是以「經內視鏡完整切除」、或「經肛門全層切除(TAMIS/TEM)」或「根治性手術(TME)」。以下為接下來的臨床建議: 術前必做評估(Pre-intervention Workup) 在啟動任何處置前,建議先完成以下三項評估: 經直腸超音波(EUS),此是最關鍵的局部評估,確認腫瘤侵犯深度(T stage),精準評估腫瘤是局限在黏膜下層(Submucosa, T1),還是已侵犯到固有肌層(Muscularis propria, T2)。另外還需要評估區域的淋巴結狀態(N stage),評估直腸周圍(Mesorectal space)是否有腫大或異常的區域淋巴結。 骨盆腔磁振造影(Pelvic MRI):用於再次確認腫瘤與肌肉層的解剖關係,並排除直腸旁淋巴結轉移。 胸部腹部電腦斷層或68Ga-DOTATATE正子電腦斷層進行全身轉移評估,是否有高度懷疑神經內分泌腫瘤已經遠端轉移的風險。   在臨臨床處理神經內分泌腫瘤與術後追蹤上,處置的的核心關鍵主要落在「腫瘤大小(Size)」、「手術切除邊緣(Margin)」與「病理等級/核分裂數(Grade / Ki-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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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7

鎖定腫瘤戰術版:Fluorine-18 放射性同位素在現代分子影像與精密診療的定位與進階運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篇探討 Fluorine-18 (F-18) 放射性藥劑(Radiopharmaceuticals )的物理特性、機轉與多元診療應用。透過體育運動的比喻,解析正子攝影(PET Imaging)如何從傳統 FDG 代謝追蹤,演進至 PSMA、DOPA、NaF 及 Fluciclovine 等精準分子標靶,提供腫瘤科與臨床同仁更具前瞻性的臨床實務洞察。   傳統腫瘤影像解剖與代謝的限制與挑戰 在傳統電腦斷層(CT)與磁振造影(MRI)時代,臨床醫師評估腫瘤往往受限於「解剖結構」的改變。然而,腫瘤微環境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早期轉移,往往在腫瘤體積改變前就已經發生。 在臨床日常診斷中,我們經常遇到以下棘手情境: 解剖影像無法釐清的殘留病灶: 電腦斷層上看到的淋巴結腫大,究竟是發炎還是復發? 代謝偽陽性與偽陰性: 傳統的18F-FDG (Fluorodeoxyglucose) 雖然是臨床正子攝影(PET/CT)的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利用腫瘤細胞的高瓦伯格效應(Warburg Effect)攝取葡萄糖,但在高背景代謝器官(如腦部)或慢性發炎部位,極易出現訊號干擾。 如果把臨床診斷比喻為棒球賽,傳統 CT/MRI 就像是在比賽結束後看「計分板」與「外野牆上的球痕」-你只知道球砸在了哪裡(病灶大小),卻不知道打者是怎麼揮棒的;而18F-FDG則像是在球場上裝了「熱追蹤攝影機」,能看到哪位球員跑得最勤快(能量消耗與葡萄糖代謝最高)。但問題來了:如果有球員因為受傷在場邊急救(出現發炎反應),熱追蹤同樣會顯示高紅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更精準的「專用追蹤器(Advanced Radiotracers)」。 Fluorine-18 (F-18) 的物理優勢與精準追蹤器陣容 同位素物理特性總覽: 氟-18 (18F) 擁有最適中且極具臨床效益的放射物理參數,其半衰期(Half-life)約為 109.8 分鐘。相較於碳-11 的20分鐘,18F具備足夠的時間完成迴旋加速器(Cyclotron)的集中製備與區域配送。 衰變模式(Decay mode): 正子釋放(beta+ emission),並在正子湮滅(Positron Annihilation)後產生兩個 511 keV 的反向對射伽瑪光子(Ph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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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6

重塑轉移性攝護腺癌治療典範:Ac-225 與 Lu-177 標靶放射核種治療(TRT)的精準對決與臨床戰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文專為腫瘤科病患設計,深度剖析標靶放射核種治療(Targeted Radiopharmaceutical Therapy, TRT)在轉移性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mCRPC)中的作用機制。透過比較 Alpha 粒子(Actinium-225)與 Beta 粒子(Lutetium-177)之物理特性、能量傳遞(LET)、組織穿透射程及旁觀者效應(Crossfire effect),並結合球類運動的比喻,讓你更能理解。且為臨床醫師提供客觀且具前瞻性的精準診療策略。   一、 mCRPC 的臨床困境與傳統治療的瓶頸 轉移性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mCRPC)面臨多重抗藥性與微小殘留病灶清除不力的雙重挑戰,亟需新型的精準診療(Theranostics)工具破局。 在mCRPC的治療戰場上,我們長期依賴新型抗雄激素藥物(ARAT, 如 Abiraterone, Enzalutamide)與紫杉醇類化療(Docetaxel, Cabazitaxel)。然而,細胞內訊號傳導路徑的突變、雄激素受體剪接變異體(如:AR-V7)的產生,往往導致腫瘤在短短數月至數年間發展出高度抗藥性。   當腫瘤細胞廣泛轉移至骨骼與淋巴結,微小的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便如同潛伏在戰場上的無形對手。傳統全身性化學治療或體外放射治療(EBRT)受限於全身性毒性與正常組織耐受度,難以在不破壞患者骨髓功能的前提下,對廣泛轉移的病灶進行精準殺傷。   標靶放射核種治療的崛起,特別是利用攝護腺特異性膜抗原(PSMA)作為標靶的分子影像與治療結合(Theranostics),為我們開闢了全新的戰術視角。然而,面對目前臨床最熱門的兩大放射性核種-Lutetium-177(Lu-177)與 Actinium-225(Ac-225),我們該如何根據腫瘤的微環境與轉移型態,精準選擇最合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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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5

精準打擊的「黃金右腳」:鎦-177(Lutetium-177)如何重塑放射性核素偶聯治療與精準腫瘤學新格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鎦-177 (Lutetium-177,簡稱Lu-177) 是一種常用於癌症治療的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約為6.65天,在體內主要釋放高能量的 β 粒子以摧毀腫瘤細胞,並釋放 γ 射線進行造影。因其穿透組織距離極短 (平均僅0.23公厘),能極大程度保護周邊健康組織。因為鎦-177 在與標靶分子結合後,藥物會隨血液循環集中聚集於腫瘤位置,將輻射劑量直接傳遞至癌細胞內部,造成 DNA 斷裂並殺死癌細胞。目前鎦-177的主要應用: 前列腺癌 (Lu-177 PSMA): 標靶特定受體 (PSMA),專門治療轉移性去勢療法抗性前列腺癌(mCRPC)。常用商品名為 Pluvicto®。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s): 結合胜肽受體,進行標靶放射性核種治療 (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 ,PRRT)。   傳統放療與化療的「全場緊逼」困境與轉移性腫瘤的治療瓶頸 傳統治療如同全場緊逼的人人盯防,容易造成周邊正常組織的「誤傷」與毒性的累積,面對轉移性去勢抗性前列腺癌與神經內分泌腫瘤等晚期病灶時,亟需精準的分子標靶放射治療。 在面對轉移性或晚期腫瘤時,我們常陷入類似足球場上「全場緊逼」的困境。傳統的體外放射治療(EBRT)或全身性化學治療,就像是沒有精確對位的大範圍包夾。雖然能對腫瘤細胞施加巨大壓力,但往往也伴隨著高昂的代價:周邊正常組織受損、骨髓抑制以及患者生活品質(的顯著下降。 特別是在治療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及神經內分泌腫瘤的這類高度異質性且分布廣泛的病灶時,傳統療法往往難以在「足夠的殺傷劑量」與「可承受的器官毒性」之間取得平衡。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精確辨識目標、將殺傷力極大化、且精準治療限制在腫瘤微環境內的全新戰術方案。   鎦-177(Lutetium-177)放射性核素偶聯治療的精準「神射手」機制 鎦-177 結合了 β 射線的精準之癌細胞殺傷能力與 Gamma 射線的同步影像追蹤功能,透過特定標靶分子(如:PSMA-617 或 DOTATATE)發揮極佳的精準腫瘤學優勢。 為了克服這項臨床瓶頸,鎦-177(Lutetium-177)應運而生,成為現代精準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與放射性藥物(Radiopharmaceuticals)領域中的關鍵戰術核心。 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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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控球與防守反擊:神經內分泌腫瘤(NET)的全程臨床管理戰術藍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不可忽視的「變速球」— 神經內分泌腫瘤的臨床挑戰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異質性極高,臨床表現從無症狀隱匿進展到強烈激素分泌症狀不等,極易誤診,醫師需具備高度敏銳度進行早期篩查。在臨床腫瘤學的賽場上,NET 就像是投手投出的「變速球」,軌跡難以預測。臨床上主要分為功能性(Functional)與非功能性(Non-functional)。   功能性 NET 患者因為腫瘤主動會分泌各類生物活性胺或肽類激素,會帶來特異性的臨床症狀(如:類癌綜合症的皮膚潮紅、間歇性腹瀉、哮喘樣喘鳴等);而絕大多數非功能性 NET 早期則毫無特異性表現,往往在健檢中偶然發現(Incidental imaging finding),確診時常已演變為局部進展期或遠端轉移。   第一階段:精準摸底 — 臨床評估、實驗室與影像學多維診斷 NET 的確診需要依賴臨床症狀評估、特異性的生化標誌物(CgA、5-HIAA)檢測與現代多模態影像學(特別是 68Ga-DOTATATE  PET/CT)的聯合應用。 實驗室生化標誌物: 嗜鉻粒蛋白A(Chromogranin A, CgA) 是目前最廣泛應用的血清學標誌物;針對有類癌症候群的患者,24小時尿液 5-羥基吲哚乙酸(24-hour urinary 5-HIAA) 檢測是不可或缺的黃金標準。 多模態影像學定位: 常規顯影劑顯影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是評估解剖分期的基礎。胰臟 NET(簡稱pNET)可藉由內視鏡超音波(簡稱EUS)定位。分子功能影像學則首選 68Ga-DOTATATE  PET/CT(生體抑素受體顯像, SRI),能敏感地捕捉到微小轉移灶。   第二階段:解碼敵軍 — 病理組織學與 Ki-67 指數的戰術分級 病理組織學是決定治療方向的指南針。透過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與 Ki-67 指數,將 NET 嚴格劃分為 G1、G2 與 G3(界定為神經內分泌癌NEC),決定了後續是採取溫和的生物治療、還是激進的化療。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IHC)必須確認兩個最核心的突觸蛋白:突觸素(Synaptophysin, Sy) 與 嗜鉻粒蛋白A(CgA) 是否呈現陽性 (+)。接下來則依據 Ki-67 指數(增殖細胞核抗原) 進行 WHO 級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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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060102 01

Belzutifan可否治療VHL相關的癌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Von Hippel-Lindau (逢希伯-林道症候群,簡稱VHL)症候群的相關癌症:腎細胞癌,以及腦部和脊髓的血管母細胞瘤(CNS hemangioblastomas)和胰臟神經內分泌腫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pNET])。   逢希伯-林道症候群為第三號染色體短臂上3p25.3位置上的VHL基因發生變異。VHL基因為腫瘤抑制基因,若此基因突變失去功能,將無法抑制細胞不正常的增生而形成癌症。該症候群首先在1904年由德國眼科Eugen von Hippel醫師,發現了眼睛當中變異的血管瘤,而1926年瑞典病理學家Arvid Lindau則描述了腦部和脊椎的血管瘤。   此症發病時間並無特定年齡,臨床表現多樣,除造成血管異常增生外,亦伴隨全身多個器官產生腫瘤,腫瘤多半在青年期會出現,這些腫瘤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惡性。目前國內發生率不明,研究指出國外的發生率約1/36,000,至65歲時的外顯率超過90%。任何年齡均有可能罹患此症後群,而臨床多是在成年之後確認診斷。   臨床症狀: 逢希伯-林道症候群常於視網膜發現病灶,嚴重程度有可能會導致失明;且因為血管瘤的不斷增生,各系統皆有機會侵犯,例如神經、腦部、視網膜、腎上腺、腎臟、胰臟等處,無法根治及預測其範圍。病程間隔時間不一,可同時或先後出現,甚至長達幾年或數十年。因器官及各系統的特殊性,逢希伯-林道症候群侵犯的情形會呈現不同病程及變化,並造成不同的症狀及影響: 腎腫瘤及腎細胞癌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1) VHL會合併器官病變的問題,包括:胰腺囊腫、腎囊腫或腎細胞癌,逢希伯-林道症候群患者主要死因為腎細胞癌(約佔35~75%),好發於40歲以上中年人。且根據文獻指出,約40%的逢希伯-林道症候群患者會因腎臟癌而過世。逢希伯-林道症候群的男性患者更容易罹患腎癌,腫瘤發展速度更快,且易出現術後併發症。   視網膜血管母細胞瘤(Retinal Hemangioblastomas) 大約70%的逢希伯-林道症候群患者會出現視網膜血管瘤,平均確診年齡為25歲,初始無症狀,慢慢出現斑點及神經腫脹、麻木和青光眼,腫瘤擴大之後,逐漸蔓延至中央;雖非惡性腫瘤,卻會造成不可逆之視力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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