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健保報你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黃金前鋒遇上鐵壁防禦 細胞週期調控失衡為腸胃道癌症惡化的核心，而現行單藥療法的臨床療效仍面臨瓶頸。   在臨床腫瘤學的領域中，細胞週期（Cell cycle）的調控失衡是驅動惡性腫瘤的核心機制。我們熟知的 CDK4 和 CDK6（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在正常生理下就像是細胞分裂的「黃金前鋒」。當它們與 Cyclin D（細胞週期蛋白 D）結合後，會精準地將 RB致癌基因蛋白磷酸化。這就像前鋒妙傳，讓被束縛的 E2F1 轉錄因子釋放出來，順利啟動 G1/S 期轉換（G1/S junction），帶領球隊挺進 DNA 複製的 S 期。   然而，在腸胃道癌症中，這套調控機制經常全面失控。雖然 CDK4/6 抑制劑（如:abemaciclib、palbociclib、ribociclib）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乳癌中大獲成功，但在胃癌、大腸直腸癌及胰臟癌等領域，目前的單藥治療臨床試驗結果卻令人沮喪。這群癌細胞如同擁有「鐵壁防禦」與「板凳深度」的對手，即便我們用藥物封鎖了 CDK4/6 這兩位主力前鋒，腫瘤依然能透過各種代償性的繞道戰術（如:旁路信號激活）突破重圍。因此，如何透過精準癌症醫療尋找關鍵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成為我們打破臨床常規毒性化療僵局的當務之急。   洞察癌細胞的「繞道戰術」與戰術協同 利用精準生物標記洞察抗藥機制，並透過聯合療法阻斷上游通路與優化免疫微環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明星球員遭遇「包夾傳導」阻滯 腫瘤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標靶抗藥性是臨床上亟待解決的防守難題。在轉移性乳癌的賽場上，約有 10% 的患者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 的「雙陽性」生物亞型。 在臨床腫瘤學的頂級聯賽中，我們過去常將 HER2 陽性視為一場必須正面對決的硬仗。隨著抗 HER2 單株抗體（Trastuzumab、Pertuzumab）、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如 T-DXd）以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如 Tucatinib）的相繼問世，我們彷彿組建了一支夢幻球隊，在前線對癌細胞展開極具侵略性的全場壓迫。然而，這群明星球員在場上往往會遭遇對手的「雙人包夾」——也就是 HR 途徑與 HER2 途徑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Crosstalk）。 當我們使用強力的抗 HER2 療法阻斷上游信號時，腫瘤細胞常會悄悄將球傳導至下游的 Cyclin D1-CDK4/6-pRb 軸心（Axis）。這就像是對方前鋒被包夾後，從小抄截空檔將球傳給埋伏在底線的 CDK4/6 射手，直接促使細胞週期由 G1 期過渡至 S 期，完成惡性增殖的得分。這種下游信號的活化，正是導致抗 HER2 治療產生次級抗藥性（Secondary resistance）的核心機制。如何調配板凳深度、補上這塊防守空檔，成為臨床醫師思索的關鍵。   CDK4/6 抑制劑的協同防守戰術 CDK4/6 抑制劑（CDK4/6i）能有效阻斷下游細胞週期，與抗 HER2 療法與荷爾蒙治療達成完美協同。2024 年底公佈的臨床三期 PATINA 試驗，為第一線之維持治療帶來了劃時代的疾病控制時間(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突破。 陣地戰比喻：打造無法穿透的「三劍客防守圈」 為了防止腫瘤細胞利用荷爾蒙受體與 HER2 途徑進行抗藥性傳導，我們需要實施「三劍客協同防守」-將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Abemaciclib、Ribociclib、Dalpiciclib）、荷爾蒙治療與 抗 HER2 標靶藥物 三者聯手。 我們可以把這個機制想像成一場經典的籃球區域聯防： 抗 HER2 療法是我們的大前鋒，專門在禁區外圍盯防主要得分手（HER2 受體），切斷其上游的 PI3K-Akt-mTOR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Ribociclib 與 Abema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已成為管腔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晚期乳癌的第一線標準臨床選擇，但獲得性抗藥的產生仍是無法避免的臨床困境。 臨床上，高達 60-70% 的乳癌患者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雖然內荷爾蒙治療療效顯著，但仍有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接受 5 年Tamoxifen或芳香環酶抑制劑（AI）治療後出現抗藥及復發。CDK4/6 抑制劑透過阻斷 Cyclin D1-CDK4/6 複合物對 Rb 蛋白的磷酸化，從而抑制 E2F 轉錄因子的釋放，將細胞週期阻斷在 G1/S 期關卡。然而，諸如 PALOMA-2 等大型臨床試驗數據顯示，超過 70% 的患者在接受 Palbociclib 聯合Letrozole治療 40 個月後仍會面臨疾病惡化（PD），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與總存活期（OS）的進一步提升因而受限。 臨床研究指出，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所導致的基因突變與生物路徑異常活化，是驅動 CDK4/6 抑制劑產生抗藥的多元機制。 目前已知的抗藥機制相當複雜，包括: FGFR 訊號路徑的異常放大（如:MONALEESA-2 試驗中觀察到的 FGFR ctDNA的擴增）、獲得性 CDK6 基因擴增、MAPK 訊號路徑活化，以及抑癌基因 RB 和 PTEN 的缺失。這些基因與表觀遺傳學的調控變異，賦予了腫瘤細胞繞過細胞週期限制的能力，使得單一標靶治療在應對高度異質性的晚期腫瘤時面臨極大挑戰。 癌症幹細胞（Cancer Stem Cells, 簡稱CSCs）的富集與腫瘤幹性維持（Stemness maintenance），被認為是乳癌對各類抗癌療法產生抗藥、復發與遠端轉移的核心根源。 癌幹細胞是一群具表型與功能異質性的細胞次族群，擁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潛能。在受到藥物干預的微環境壓力下，WNT、NOTCH 和 HIF 等經典訊號路徑常被異常活化，進而上調核心轉錄因子如: Oct-4、Sox2 和 Nanog 的表達，並顯著提升乙醛去氫酶（ALDH）的活性。最新研究證實，在對 Palbociclib抗藥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細胞中，不論是乳腺球形成能力（Mam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環境毒素引發的免疫破口與早發性乳癌的臨床困境 早發性乳癌面臨預後差、標準治療反應不佳的棘手臨床現況，其背後與塑化劑（DEHP）暴露引發的免疫監視（Immune surveillance）功能受損密切相關。長期暴露於環境荷爾蒙 DEHP，會顯著降低腫瘤內 CD3+、CD8+ 及 Granzyme B+（GZMB）等腫瘤浸潤淋巴球（TILs）的数量與細胞毒殺活性。   在臨床腫瘤學中，45歲以下的早發性乳癌一直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這類患者通常具有腫瘤體積大、細胞分級高以及侵襲性強的病理特徵，且往往對標準化療或荷爾蒙治療的反應率不盡理想，導致復發率與死亡率顯著高於高齡患者。過去我們常將焦點鎖定在BRCA1/2等遺傳基因突變上，但流行病學數據顯示，基因缺陷僅能解釋 10%–15% 的早發性乳癌病因。 最新發表於 Cell Reports Medicine 的研究為我們揭開了另一個隱形殺手：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這種廣泛存在於醫療耗材、食品包裝中的塑化劑暴露。 研究團隊透過檢測患者頭髮中的 DEHP 累積量（反映長期暴露史）發現，乳癌患者的頭髮 DEHP 濃度顯著高於健康對照組。在 EOBC 患者中，DEHP 的陽性檢出率高達 40%。更關鍵的是，高濃度的 DEHP 暴露與腫瘤微環境內細胞毒殺性CD8+ T細胞和GZMB+淋巴球的浸潤密度呈現強烈的負相關。這意味著環境毒素正在悄悄瓦解宿主的免疫監視機制，為腫瘤的發生與演進（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大開方便之門。 ERβ-CDK4-PD-L1 軸心的「防守戰術」與 T 細胞耗竭 DEHP 透過活化雌激素受體beta（ER beta），在轉錄層面直接上調腫瘤細胞表面的免疫檢查點分子 PD-L1。轉錄組學（Transcriptomic）分析顯示，CDK4 是介導 DEHP 誘導免疫抑制信號的核心分子，同時也會引發 T 細胞表面的 PD-1 反射性高表達。 DEHP 究竟是如何在分子層面施展這種「免疫隱形術」的？ 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體育賽事。正常情況下，我們的免疫系統像是棒球場上的明星投手，負責投出犀利的球（釋放 Interferon-gamma 和 TNF-alpha 訊號）來三振掉突變的癌細胞。然而，當 DEHP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常規先發投手的續航力瓶頸與耐受性考量 在晚期乳癌的標準治療中，CDK4/6 抑制劑與荷爾蒙治療的聯手，是目前對抗抗藥性復發的核心防線。常規使用的間歇性標準劑量（SDS）雖然療效顯著，但常因骨髓抑制引發顯著的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導致臨床上必須頻繁叫暫停或調整戰術。 對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或轉移性乳癌患者而言，荷爾蒙治療（Endocrine Therapy）雖能有效達陣得分，但多數患者終究會因抗藥性而面臨疾病惡化。為此，由 Palbociclib 為代表的 CDK4/6 抑制劑（CDK4/6 inhibitor）與荷爾蒙治療的合併療法，已確立為當前一線與二線的標準治療方案。 在常規的標準劑量方案（Standard Dose Schedule, SDS）中，Palbociclib 採取「投 21 天、休 7 天」的 125 mg 間歇性給藥策略，而其最常見的劑量限制性的毒性（Dose-limiting toxicity）便是 3 級或 4 級的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Neutropenia）。在球場上，這就像是我們的明星先發投手雖然壓制力驚人，但因為體力消耗過快（骨髓抑制副作用），動不動就得強制退場休息或被迫降速（減量、暫停給藥）。過去的臨床數據顯示，這類因白血球低下導致的非預期調度，並不會實質損害患者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因此，藥理學與臨床前模型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我們改換戰術，換上一位雖然球速略慢（100 mg）、但能天天上場且不中斷（Continuous Daily Dosing, CDD）的「鐵人控球型投手」，是否能在不降低抗腫瘤活性的前提下，降低嚴重血球低下的發生率，維持穩定的進攻節奏？   CCTG MA.38 隨機二期試驗的實戰佈局與生物標記監測 CCTG MA.38 臨床試驗直接對決兩種給藥陣型，證實連續每日 100 mg（CDD）並未能取得優於標準間歇給藥（SDS）的療效亮點。結合組織生物切片與液體切片的次世代基因定序（NGS）動態追蹤，為抗藥性基因突變與細胞游離 DNA（cfDNA）動力學提供了關鍵判讀指標。 為了驗證這項連續給藥戰術的真偽，加拿大癌症試驗小組（CCTG）主導了隨機二期 MA.38 臨床試驗。該研究將 180 名對一線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骨轉移（Bone Metastases）會徹底改變腫瘤微環境，而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日常臨床實務中，如何精準選擇首線或次線的 CDK4/6 抑制劑（CDK4/6i）以延長患者的疾病無惡化生存期，仍缺乏直接比較的真實世界證據。   在抗擊轉移性乳癌的漫長戰役中，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是最常見的亞型。近年來，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 Inhibitors） 聯合荷爾蒙治療，透過精準靶向 Cyclin D1-CDK4/6複合體，成功阻斷 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etinoblastoma protein, Rb） 的磷酸化，使癌細胞的細胞週期停滯於 G1 至 S 期（G1 to S phase transition），這已成為目前的標準治療首選。   然而，高達 80% 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患者在病程中會併發骨轉移，這不僅容易引發骨相關事件（Skeletal-related events, SREs），更麻煩的是，骨骼特有的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會顯著改變藥物的藥代動力學與療效反應。雖然樞紐性臨床試驗（如:PALOMA、MONARCH 和 MONALEESA 系列）的次組分析證實了這類藥物的療效，但在真實世界日常臨床實務中，面對這群高比例伴隨骨轉移、甚至表現為僅有骨轉移或合併內臟轉移（Visceral metastasis） 的患者，現有的三種主要選擇-Abemaciclib、Ribociclib 與 Palbociclib-究竟誰才是最佳的「先發投手」？這項大型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Jan 2019 – Dec 2023，中位隨訪 39 個月）正是為了解答此臨床盲區而生。   從細胞週期阻斷劑的「選才機制」談起 本研究納入 1399 位伴隨骨轉移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患者，經傾向分數匹配（PSM）與逆概率治療加權（IPTW）嚴格校正混雜因素後，結果顯示 Ribociclib 與 Abemaciclib 的真實世界疾病無惡化生存期（rwPFS）與總生存期（OS）顯著優於 Palbociclib。   為什麼不同的 CDK4/6 抑制劑會帶來不同的戰果？   要理解這三種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三大神盾級中衛的「身價與數據」之爭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中，三大 CDK4/6 抑制劑在隨機對照試驗（RCT）中的整體生存期（OS）數據不盡相同，引發臨床選藥的權衡難題。   在日常的臨床實務中，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癌患者，我們就像是站在世界盃決賽邊緣的總教練。我們的終極目標很明確：突破對手防線，為患者爭取最長的整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與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   在過去的第三期隨機對照試驗中，三大現行的 CDK4/6 抑制劑（CDK4/6i）——愛乳適（Palbociclib）、擊癌利（Ribociclib）與截癌寧（Abemaciclib）搭配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 AI），皆展現了神級的防守實力。然而，各家藥廠的「賽後數據」卻有些微落差： 在 PALOMA-2 試驗中，Palbociclib 展現了穩健的 PFS 延長，但中位 OS 的統計學差異未達顯著（p = 0.34）。 相比之下，MONALEESA-2 試驗中的 Ribociclib 則拿到了具備統計學顯著意義的 OS 延長紅牌（aHR = 0.76, p = 0.008）。 MONARCH-3 試驗中的 Abemaciclib 則在數值上顯著，但仍有些微不確定性。 在缺乏頭對頭（Head-to-head）隨機對照試驗的現況下，這些不一致的「聯賽數據」常讓教練團（醫師）在選擇第一線治療時產生疑慮：難道某些防守球員真的具有絕對的「明星身價」優勢，能讓球隊在真實世界的抗癌賽局中百分之百勝出嗎？   解決方案：P-VERIFY 真實世界研究的大數據裁判 聯賽規模的超級球探報告-真實世界的證據（RWE） P-VERIFY 研究利用 Flatiron Health 資料庫，納入美、意等國 routine 臨床實踐中近萬名患者，是迄今規模最大的 CDK4/6 抑制劑比較研究。 為了打破實驗室與臨床常態的藩籬，Rugo 教授等人於 2025 年的《ESMO Open》發表了 P-VERIFY 研究。這是一項回溯性比較效果研究，數據源自美國全國性的 Flatiron Health 電子健康紀錄（EHR）資料庫，跨越了 280 家癌症診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癌之地二線治療中，精準調度細胞週期阻斷劑或細胞內訊息傳遞路徑抑制劑，是克服荷爾蒙治療抗藥性的關鍵策略。   在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臨床賽局中，一線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 AI）失效所導致的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往往是腫瘤衍生出多元演化通路、重新激活細胞增殖的訊號。當一線常規防線失守，我們進入二線化學治療前的關鍵交鋒時，究竟該調度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還是 mTOR 抑制劑（如 Everolimus）協同荷爾蒙藥物，一直是臨床決策的核心命題。2026年一項最新發表的網狀觀察性隊列研究，利用傾向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平衡了患者基線特徵，為這場中場大師賽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真實世界數據。 .   中場攻防：荷爾蒙治療抗藥性的分子機制與臨床困境 腫瘤細胞透過活化下游訊息通路或解除細胞週期調控，形成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導致轉移性乳癌的進展，亟需更有效的靶向標靶藥物介入。 分子生物學困境： 腫瘤細胞在長期荷爾蒙抑制下，常透過重新激活雌激素受體（ER）訊號傳遞、細胞週期調控失序，或代償性啟動其他細胞生長路徑（如 :PI3K/AKT/mTOR pathway）來逃脫本來的藥物圍剿。   臨床難題與統計： 這種機制的質變，在臨床上就表現為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的驟減與疾病惡化。究竟是要針對細胞分裂的總開關進行防守，還是阻斷內部補給線？過往缺乏直接頭對頭（Head-to-head）的臨床實證，讓我們在制訂個人化醫療與精準醫學決策時，如同在沒有對手即時戰術數據的情況下進行調兵遣將。   【足球與籃球的防守哲學：Palbociclib 與 Everolimus 的機制差異】 Palbociclib（CDK4/6抑制劑）-禁區的「越位陷阱」與「人牆防守」： 在正常細胞週期中，CDK4/6 就像是前鋒，負責將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b protein）磷酸化，一旦磷酸化成功，就等於球員成功突破防線進球，細胞就會順利從 G1 期推進到 S 期進行 DNA 複製與細胞分裂。Palbociclib 的機制，就如同防守方精準擺出了「越位陷阱」（Offside trap）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荷爾蒙治療抗藥的「延長賽」困局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佔乳癌分子各分型的大宗，雖有內分泌療法作為標準一線，但高達 30-50% 臨床患者會在 12-24 個月內面臨荷爾蒙治療之獲得性耐藥的實戰困局。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晚期乳癌一直佔據我們門診的大多數。長久以來，荷爾蒙治療因為其優異的療效與低毒性特質，被奉為常規一線的「先發王牌」。然而，這場抗癌大賽絕非一帆風順。高達 30-50% 的患者在披掛上陣 12 至 24 個月後，會因為雌激素受體變異或代償性信號通路活化，不幸陷入 荷爾蒙治療抗藥的延長賽困局，進而導致疾病進展（disease progression）。   從細胞週期動力學的視角來看，CDK4/6（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的過度活化，正是驅動腫瘤細胞失控增殖的幕後黑手。荷爾蒙治療單打獨鬥時，無法徹底封鎖這條路徑。當 CDK4/6 與 Cyclin D 結合，會使 retinoblastoma protein (Rb) 發生磷酸化而失活，直接促成 G1-to-S phase transition（G1期向S期轉換）。這就像是球隊的防守核心「漏人」，讓敵方前鋒輕鬆單刀破門。   三大 CDK4/6 抑制劑的賽道爭霸與實戰數據 最新真實世界研究（240例）指出，ribociclib 或abemaciclib 聯手 fulvestrant 在真實世界的疾病控制時間( rwPFS)上優於 palbociclib；abemaciclib 雖展現極高的治療有效率與最長緩解持續的時間，卻伴隨顯著的 生活品質之惡化。   為了補強這條防線，palbociclib、ribociclib、abemaciclib 這三位現役的 CDK4/6 抑制劑「超級球星」應運而生。雖然它們共享相似的阻斷機制，但在激酶選擇性、組織分布及給藥劑型上各有千秋。根據 2026 年最新發表的單中心回顧性真實世界研究，當這三款抑制劑分別聯手 fulvestrant 時，實戰表現出現了有趣的「黃金交叉」： 進攻火力與控制力（rwPFS & ORR） 如果把這場治療比喻為美國職棒大聯盟（MLB），abemaciclib（150 mg bid，持續給藥）就像是一位天天登板且大演三振秀的「強力終結者」。因為它採連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黃金標準的「教科書戰術」碰上混亂的「真實賽局」 隨機對照試驗（RCT）的嚴格篩選使結果難以完全外推至臨床異質性高的真實世界患者。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深知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癌佔了所有乳癌個案的近七成。雖然荷爾蒙治療一直是第一線的主力先發，但細胞內信號傳導路徑的變異往往會引發內分泌抗性，導致治療失效。   為了解決這個瓶頸，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i）如 Palbociclib、Ribociclib 和 Abemaciclib 應運而生。在著名的 PALOMA-2 和 PALOMA-3 等第三期隨機對照試驗（RCT）中，CDK4/6i 聯合荷爾蒙治療成功讓患者的中位無疾病惡化存活期（mPFS）翻倍，確立了其作為標準治療的至尊地位。 然而，RCT 的納入標準極為嚴苛，就像是在風速、濕度、草皮高度都完美控制的「實驗室球場」裡踢球。當我們把相同的戰術搬到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Evidence, RWE）的「真實體育場」時，面對的是高齡、共病症（Comorbidities）多、器官功能不全的非典型球員，這些教科書般的數據是否還能完美複製？這一直是臨床醫師心中的大問號。   大數據統合分析下的真實世界戰術印證與運動比喻 大型 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證實真實世界研究（RWS）與 RCT 數據高度一致，甚至在整體存活期（OS）表現更佳。   為了驗證 Palbociclib 聯合內分泌治療（芳香環酶抑制劑 AI 或 Fulvestrant）在常規臨床中的戰力，最新發表於 JNCI Cancer Spectrum 的一項大型統合分析，納入了 12 項真實世界研究（RWS）、涵蓋共 4,940 名患者，利用中位數的中位數（Median of Medians, MM）與加權中位數（WM）進行統計，與 PALOMA 系列試驗展開了一場硬核的「跨時空對決」。   為了讓各位同仁更直觀地理解 Palbociclib 的作用機制（Mechanism of action），我們不妨將這場抗癌之戰比喻為一場高張力的體育賽事。這項 Meta-analysis 的驚艷結果，就像是這位防守球員在各種惡劣天氣的客場比賽中，依然交出了全明星級別的防守數據： 治療組合與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