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腸直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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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性乳癌肝轉移 基因檢測竟驗出有LZTR1遺傳性癌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有位三陰性乳癌肝轉移患者,遺傳癌症基因顯示 LZTR1 c.2073C>A,p.Tyr691Ter。針對這位三陰性乳癌(TNBC)合併肝臟轉移患者的遺傳癌症基因測序所檢出的生殖細胞系(Germline)變異 LZTR1 c.2073C>A (p.Tyr691Ter),該變異位於第 18 外顯子(共 21 個外顯子),造成第 691 號胺基酸提前終止(Stop gained)。該位置落於 LZTR1 蛋白質的 BTB/POZ 結構域 內,而 BTB 結構域正是 LZTR1 與 CUL3 泛素連接酶結合的關鍵介面。一旦在此處發生截斷,蛋白質將完全喪失招募 CUL3 的能力,直接導致泛素化降解功能(LOF)癱瘓。   針對本個案的特殊基因背景,臨床上可進一步探討以下三個切入點: 1. 確認二次打擊(Second Hit / LOH)的必要性: 由於胚系雜合突變(HET)在腫瘤組織中未必一定發生野生型等位基因的丟失(LOH),強烈建議取得肝轉移病灶的檢體進行 Somatic NGS(包含 CNV 與 LOH 分析)。若確認腫瘤細胞存在 LZTR1 雙等位基因失活,則證實該腫瘤高度依賴 RAS/MAPK 與 RTK 路徑,這將為後續申請 Off-label 標靶用藥提供極具說服力的分子依據。     以下為您整理其分子生物學意義、與三陰性乳癌的臨床關聯,以及目前轉譯醫學上的治療與家族追蹤建議: 1. 基因變異解讀與分子機制 致病性無義突變(Pathogenic Nonsense Variant):. 根據 ClinVar 與遺傳變異資料庫 紀錄,此突變會使第 691 號酪胺酸提前終止轉譯,導致 LZTR1 蛋白功能喪失(Loss-of-function, LOF)。 RAS/MAPK 與 RTK 路徑的過度活化: LZTR1 是 CUL3 泛素連接酶複合體(E3 ubiquitin ligase)的受質轉接蛋白(adaptor),負責標記並降解 RAS 蛋白(KRAS, NRAS, HRAS) 以及受體酪胺酸激酶 EGFR 與 AXL。 當 LZTR1 發生截斷突變時,這些致癌蛋白無法被正常降解而大量累積,進而持續活化下游 RAS-MAPK 與 PI3K-AKT 訊息傳遞路徑,促進腫瘤增生、轉移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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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42

補鋅如補防線:以 Zinc Gluconate 破解癌症標靶藥物皮膚毒性的臨床實戰指南

標靶治療帶來的「後防空虛」與血清鋅耗竭的危機 在現行癌症精準醫療中,小分子酪胺酸轉導酶抑制劑(EGFR-TKIs、VEGFR-TKIs)已成為肺癌、肝癌及腎細胞癌等實體腫瘤的治療主力。然而,隨著打擊腫瘤目標的精準化,伴隨而來的表皮生長因子與血管新生抑制,常導致患者出現嚴重的痤瘡樣皮疹(Papulopustular eruption)、甲溝炎(Paronychia)、皮膚潰瘍(Skin ulceration)及口腔黏膜炎(Mucositis)。臨床研究與動物實驗顯示,標靶藥物的持續作用往往伴隨著患者血清鋅(Serum zinc)濃度的顯著下降。   如果把患者的表皮屏障比喻為職業棒球場上的防守陣容,EGFR/VEGFR標靶治療藥物就像是在打擊腫瘤的同時,不小心把內野的先發游擊手與二壘手給「強制換下場」。失去了這組黃金二游,內野防線瞬間大漏風,輕微的摩擦與共生菌便能輕易「安打穿透」,引發滿壘的發炎反應與皮膚潰瘍。此時,Zinc gluconate(葡萄糖酸鋅)的補充,就扮演了從二軍緊急召喚上場的「頂級防守替補」與「場地整備員」,迅速補齊血清鋅流失的缺口,安定整體防守氣勢。   Zinc Gluconate 如何抗發炎並加速上皮的修復 微量元素補充能啟動表皮修復機制,調降發炎的細胞激素活性 Zinc gluconate 能有效減輕標靶藥物相關的皮膚毒性,其核心藥理學機制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上皮細胞的再生與組織的重塑: 鋅離子是 DNA 聚合酶、RNA 聚合酶及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的重要輔因子,能加速角質形成細胞(Keratinocytes)的增殖與遷移。   抗發炎與免疫的調節: 鋅可抑制 NF-κB 的訊號傳遞途徑,進而下修 TNF-α、IL-6 及 IL-8 等促發炎激素,緩和標靶引起的痤瘡樣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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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29

從單兵作戰到雙核心聯防:口服鋅錠聯合外用藥物於 VEGF標靶藥物誘發手足皮膚反應(HFSR)之預防與處置新思維

VEGFR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所引發的手足皮膚反應,常成為臨床抗癌處方減量或中斷的主要障礙。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診治中,我們常遇到使用小分子多激酶抑制劑(Multi-kinase Inhibitors, MKIs)如 Regorafenib、Sorafenib 或 Sunitinib 的病人。這些藥物雖然能有效精準打擊腫瘤血管新生(Anti-angiogenesis),但伴隨而來的皮膚毒性,特別是手足皮膚反應(Hand-Foot Skin Reaction, HFSR),往往成為臨床醫師在維持藥物劑量強度(Dose Intensity)與保障病人生活品質之間的巨大拉鋸。   當病人的手掌與足底出現顯著的角化过度、紅斑甚至水泡與劇烈疼痛時,連最基本的步態行走與握物能力都會受限。這不僅直接打擊病人的心理韌性,嚴重者更不得不被迫調整標靶劑量或暫停治療。如何從機轉出發找到臨床解方,一直是支持性照護領域的核心課題。 機轉剖析:微血管壓迫與表皮修復能力的失衡 為了讓大家能更直觀地理解其發生機轉與補充鋅的作用,我們可以用目前最熱門的棒球戰術與籃球後防聯防來做比喻: VEGFR/PDGFR 的抑制作用(球隊的破壞性防守): 標靶藥物(如 Regorafenib)主要阻斷了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這好比棒球比賽中,敵方強力的「高壓投手」對我方的攻擊線施加強烈壓制,精準切斷了腫瘤的血流供應(抑制血管新生)。然而,手掌與腳底屬於高摩擦、高剪切力(Shear stress)區域,微血管網絡非常發達。當 VEGFR 被全面封鎖時,手足末梢微血管的自我修復能力大幅下降,微小的摩擦損傷便無法迅速修復,進而引發局部缺血與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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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1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解煞車」風暴:如何及早識別與規範管理免疫相關肺炎?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Combination Immunotherapy)為晚期癌症帶來重大突破,但同時解開兩道免疫煞車也增加了副作用之免疫相關肺炎(Immune-related Pneumonitis)的風險。   臨床上使用抗 PD-1/PD-L1 聯合抗 CTLA-4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能大幅提升對腫瘤細胞的殺傷力。然而,這種強效的免疫激活效應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駕駛汽車時同時按下雙重超車按鈕,車速雖然飛快,卻也更容易讓引擎「過熱」。相較於單一免疫藥物,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引發的免疫肺炎發生率更高、發病時間更早、持續時間也更長。對於接受抗癌治療的癌友與家屬而言,了解這項治療併發症的早期徵兆與規範化管理流程,是確保抗癌療程順利進行的關鍵第一步。   為什麼雙重免疫治療容易讓肺部「過熱」? 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同時阻斷抗 PD-1/PD-L1 與抗 CTLA-4 途徑,極容易誘發過度免疫反應並誤傷正常的肺泡與間質組織。   人體的免疫系統本身配有精密的「安全煞車機制」(即免疫檢查點),防止 T 細胞無差別攻擊自身器官。當雙免治療強行解除這些限制時,被高度活化的免疫細胞就像闖入住宅區的波力救援隊或特警隊,原本目的是抓捕腫瘤癌細胞,卻因火力和衝勁過猛,將正常的肺部組織誤認為敵人進行攻擊。   在啟動雙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前,臨床醫師會從以下三大維度為患者進行嚴密的「基線風險評估」,預先識別高危險族群: 患者的個體因素: 高齡、體能狀況評分(ECOG)較差者風險較高。最關鍵的是底層肺部疾病-若患者本身合併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如肺氣腫),特別是特發性肺纖維化(IPF)等間質性肺病,發生嚴重高級別肺炎的風險將呈幾何級數增加。   腫瘤的相關因素: 氣道中央型腫瘤(例如中央型肺鱗癌)容易造成局部氣道阻塞與潛在發炎;高 PD-L1 表達、腫瘤負荷大或伴有多發轉移的患者,體內免疫反應往往極為劇烈。   既往的治療因素: 曾接受過胸部放射治療(放療)或既往有免疫藥物暴露史者,肺部組織已處於敏感或微受損狀態,若缺乏足夠的藥物洗脫期,雙免治療引發肺炎的機率會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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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幫浦鎖鏈」的晚期大腸直腸癌二線治療新思維:從 AXPeCT 試驗看 mXELIRI 的實證突破與 UGT1A1 精準用藥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AXPeCT 試驗為亞洲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確立了改良型的XELIRI(mXELIRI)化療方案在二線治療中的標準地位。   作為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處置第一線氟尿嘧啶(Fluorouracil, 5-FU)失敗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時,往往面臨療效與患者生活品質之間的拉鋸。傳統的 FOLFIRI 化療方案雖然是標準骨幹,但其高比例的骨髓抑制以及必須留置中央靜脈導管(Port-A)進行 46 小時連續靜脈輸注(Infusion)的限制,常讓病患感到沉重的負擔。   AXPeCT 試驗(NCT01996306)透過跨國第三期隨機對照實證,成功證明了調降劑量後的 mXELIRI 不僅療效非劣效於 FOLFIRI化療方案,更顯著改善了血液學毒性與給藥便利性。   傳統 CAPIRI 的毒性困境與 46 小時靜脈輸注的「幫浦鎖鏈」 傳統的XELIRI/CAPIRI 化療方案因高劑量導致的高比率之嚴重腹瀉與脫水,曾使其在臨床指引中失寵。   過去臨床醫師嘗試以口服 Capecitabine 替代靜脈推注與持續輸注的 5-FU/Leucovorin 時,採用的是高劑量 Irinotecan(240–250 mg/m²)搭配 Capecitabine(1000 mg/m² BID),結果引發嚴重胃腸道毒性與中性粒細胞減少性發熱(Febrile Neutropenia),導致該方案一度被剔除於首選清單之外。   FOLFIRI化療方案雖具備良好的耐受性,但其 46 小時的持續靜脈輸注大幅限制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與門診化療便利性。 病患需要配戴可攜式輸注幫浦(Infusion pump),忍受人工血管感染、血栓形成以及管路護理的不便。這就像是在戰場上,一隻部隊雖然擁有強大的火力(5-FU 持續輸注),但因為必須拖著沉重的補給電纜與後勤補給車(靜脈幫浦鎖鏈),導致部隊的機動性與靈活性大幅受限。   mXELIRI 化療方案的精準劑量調降與 AXPeCT 試驗數據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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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再升級!破解大腸直腸癌復發密碼:免疫治療首度跨足「早期腸癌」的術後輔助治療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美國FDA 近期核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Atezolizumab)用於第3期具備有dMMR 大腸直腸癌的術後輔助治療,大幅降低癌症復發風險,為早期腸癌治療帶來重大突破。   在臨床診間裡,許多結腸癌患者在順利完成手術、切除腫瘤後,最常焦慮詢問的問題往往是:「醫師,腫瘤都切乾淨了,真的不會再復發嗎?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來封死癌症的後路?」   過去,針對第三期大腸直腸癌患者,標準的術後輔助治療主要依賴化學治療(例如:mFOLFOX6 處方:含Oxaliplatin、亞葉酸鈣 Leucovorin 及氟尿嘧啶 Fluorouracil)。化療就像是全城大掃除,能盡可能清掃殘存的癌細胞;然而,對於部分特定基因型態-特別是具備錯配修复缺陷(dMMR, 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的患者而言,單純依賴化療的防護網仍有補強空間。   基因修復系統失靈?當癌細胞穿上「隱形斗篷」 dMMR 基因缺陷會使得癌細胞產生大量突變蛋白,雖容易被免疫系統識別,卻常利用 PD-L1 機制逃避打擊,這正是免疫治療發揮優勢的切入點。   什麼是 dMMR(錯配修復缺陷)?我們可以把細胞內的 DNA 複製過程,想像成工廠的精密印刷流水線。正常情況下,細胞內有一套高效的「校對與除錯團隊」(MMR 系統),只要印刷出錯(DNA 錯配),這套系統就會立刻更正。 但當這套校對系統故障(即 dMMR)時,基因複製錯誤就會大量地累積。這就像是印刷廠印出了一堆滿是錯字的文章。在醫學上,這些累積的基因突變會產生許多異常的「新抗原(Neoantigens)」。   想像我們體內的 T 細胞(免疫大軍)是最新銳的防空防禦系統,而 dMMR 的腸癌細胞因為滿身都是異常突變,身上就像掛滿了高調的紅氣球,本該極易被雷達鎖定並精準摧毀。 然而,這群狡猾的癌細胞會進化出一種「隱形斗篷」,也就是表達出 PD-L1 蛋白。當癌細胞的 PD-L1 伸出「手」,去握住 T 細胞表面的 PD-1 接收器時,就像是向 T 細胞出示了假的通行證,對防空雷達下達了「熄火指令」。結果,即使免疫大軍路過,也會對癌細胞視而不見。   這就像近期全球高度關注的資安與 AI 防火牆威脅或邊境防禦漏洞,敵人入侵了系統,卻偽裝成系統內部的合法程序,導致防禦的機制全面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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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長跑見真章!肺癌術後標靶神藥 Osimertinib(泰格莎)展現無可取代的「黃金防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這是一場歷時 8 年的肺癌臨床馬拉松,最終數據告訴我們:早期精準介入,真的能改變生命軌跡。   作為每天在診間面對無數病患與家屬的腫瘤科醫師,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醫師,腫瘤都切乾淨了,為什麼還要吃標靶藥?吃這個真的能幫我徹底『根治』,還是只是幫我把復發時間往後延而已?」   在剛結束的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主席研討會上,Roy S. Herbst 博士發布了全球經典的第三期 ADAURA 試驗的最新 8 年整體存活率(OS) 長期隨訪結果(數據同步發表於《Thoracic Oncology》權威期刊)。這份跨越 8 年的成績單,為我們揭示了早期非小細胞肺癌輔助治療的歷史性突破。以下,我將以專業且親切的角度,為大家深度拆解這項重大醫學里程碑。   切除腫瘤就萬事大吉?「微轉移」隱形刺客的隱患 早期肺癌雖然能透過外科手術切除肉眼可見的腫瘤,但體內殘留的微小癌細胞仍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對於早期(第一B 至3A期)攜帶有 EGFR 突變(Ex19del 或 L858R) 的肺癌患者而言,手術切除固然是邁向治癒的最關鍵第一步。然而,癌症最棘手的地方在於「癌細胞會搭便車」——許多時候,微小的癌細胞早已透過血液或淋巴系統散播到身體其他部位。醫學上稱之為微小殘留病灶(MRD)。   這些微小的癌細胞就像躲在暗處的刺客,手術刀切不到,常規電腦斷層檢查也照不出來。一旦等它們成長到能被儀器發現時,往往已經演變成嚴重的復發或遠端轉移。過往術後輔助治療主要依賴化學治療,但傳統化療對某些特定基因突變的效益有限,許多患者仍無法擺脫復發的陰影。   3年的標靶深耕,換來8年穩健的生存優勢 ADAURA 臨床試驗證實,術後接受最長 3 年的 Osimertinib 標靶輔助治療,能顯著降低死亡風險,並在停藥多年後持續提供堅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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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放療遇上免疫治療:解鎖微衛星狀態穩定(MSS)直腸癌的治療新契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直腸癌治療迎來全新變革:在微衛星穩定(MSS/pMMR)直腸癌的對抗中,如何透過放療與免疫治療的黃金組合突破傳統瓶頸,正成為現代腫瘤醫學最受矚目的精準探索。   身為長期在臨床第一線陪伴患者的腫瘤科醫師,我常常聽到大家焦慮地詢問:「醫師,我的直腸癌基因檢測屬於微衛星穩定(MSS),也就是俗稱對免疫治療『冷』的腫瘤,難道我們真的就束手無策了嗎?」   過去在傳統的治療思維中,MSS 型直腸癌對單純的免疫治療確實反應率偏低。然而,隨著醫學科技的飛速演進,2026 年當前的臨床試驗與國際前沿研究正為我們打開一扇全新的大門。放射治療與免疫治療這對「黃金搭檔」的強強聯手,正透過精準的劑量調配與靶區創新,讓原本對免疫冷漠的腫瘤燃起全新的希望。 一、為什麼冷冰冰的微衛星穩定(MSS)直腸癌,需要放療來「加熱」? 免疫治療的「冷」與「熱」之分:微衛星穩定(MSS)直腸癌就像一座戒備森嚴、拒絕外人進入的冰山,傳統免疫藥物單獨上場時往往找不到突破口,因此需要放射線來充當破冰的關鍵角色。   在直腸癌的分子分型中,大約有高達 85% 至 90% 的患者屬於微衛星穩定(MSS)或錯配修復功能完整(pMMR)。這類型的腫瘤在免疫學上通常被稱為「冷腫瘤」,也就是癌細胞周圍缺乏足夠的免疫細胞(如: T 細胞)去辨識與攻擊它們。因此,單獨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往往無法達到理想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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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國家防災日:台中市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舉辦癌症治療新知研討會成果報告與戰略分析

研討會背景與戰略定位 在每年的 9 月 21 日「國家防災日」,全民多聚焦於外在物理災害的應變機制;然而,癌症作為威脅國人健康的重大隱患,其侵襲本質上亦是一場對個人生命主權的「生理災害」。本次研討會策略性地結合防災意識,提出「個人生命健康全面防護」的理念,強調面對疾病時,知識與精準醫療即是抵禦健康威脅的最強韌後盾,旨在將被動的防災轉化為對抗癌症的主動超前部署。   活動基本資訊: 活動名稱: 國家防災日:讓我們聊聊常見癌症的治療新知吧! 日期: 2026 年 9 月 21 日(週一) 地點: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 樓大禮堂 主辦單位: 衛福部臺中醫院、台中市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目標受眾與健康素養賦能: 本研討會鎖定病友及其家屬,核心目標在於優化病友的「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透過將臨床數據轉譯為易讀的戰略資訊,降低醫病間的知識不對稱,強化病友在治療決策中的參與能力,使其在面對複雜醫療決策時,能具備決策參與度,進而優化其整體的抗癌旅程。   本次會議由台中醫院腫瘤內科陳駿逸醫師提出報告的前瞻性治療方案,並將深入剖析萃取其對於臨床實踐與精準醫療的戰略指導價值。   癌症治療創新技術與臨床意義分析 在精準醫療時代,掌握標靶藥物的發展不僅是科學進步,更是提升患者存活率與預後的關鍵籌碼。陳駿逸醫師在會中針對乳癌、腸癌及肺癌的當前困境,提出了具備高度預後價值的治療策略轉型。   關鍵技術評估與戰略分析表 癌症類別 治療挑戰 創新解方(標靶技術) 戰略價值與臨床意義 早期乳癌 術後雖已切除腫瘤,但微小轉移(MRD)仍存在高復發風險。 CDK4/6 標靶藥物(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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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得過大腸癌,我也會得嗎?腫瘤科醫師帶你看懂「遺傳性」與「家族性」大腸癌差異與精準篩檢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家族中有大腸癌病史,不代表自己注定會罹癌;釐清「遺傳性」與「家族聚集性」的遺傳機制差異,是訂定個人化大腸鏡篩檢計畫的第一步。   在診間經常遇到民眾神色慌張地問我:「醫師,我爸爸最近罹患大腸癌,我是不是也會遺傳到?需要立刻做大腸鏡嗎?」大   腸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長期居台灣癌症發生率前茅。許多人聽到家人罹癌,就如同聽到颱風警報般焦慮不安。然而,「家族有病史」並不等於「絕對會遺傳」。了解癌症基因體學與家族病史的機率,並透過大腸鏡進行預防性篩檢與早期息肉切除,就能大幅降低罹癌風險。   搞懂「遺傳性」與「家族聚集性」大腸癌的本質差異 大腸癌主要分為遺傳性(佔5-10%)與家族聚集性(佔15-30%),兩者在致病機轉與臨床風險上有顯著不同。   大腸癌的發生可分為三大類:散發性(Sporadic)、遺傳性(Hereditary)與家族聚集性(Familial)。其中針對家族病史,我們需要區分以下兩大類型: 遺傳性大腸癌(約佔 5-10%): 這是由明確的單一基因突變(Single-gene Mutation)所引發。這好比家裡的房屋藍圖(DNA)天生就印錯了一行關鍵程式碼,導致防護系統出現漏洞,發病年齡通常較早(常於 50 歲前)。常見的遺傳性症候群包括:   林奇氏症候群(Lynch Syndrome): 主因為「錯配修復基因(Mismatch Repair Genes, MMR)」發生突變。細胞複製 DNA 時就像打字員打字,MMR 基因則是校對員;若校對員失效,錯誤累積就會誘發癌症。這類患者大腸內不一定有大量息肉,但好發於右側大腸,並可能提高子宮內膜癌、卵巢癌與胃癌的風險。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症(FAP): 主因為APC 基因突變。患者自青少年時期起,大腸內就會長出數百至數千顆腺瘤性息肉(Adenomatous Polyps)。若未經治療,在 40 歲前轉變成癌的機率近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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