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乳癌多年來高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幸運的是，隨著標靶藥物的進步，過往被視為較惡性的 HER2 陽性乳癌，如今已進入「可精準控制、追求治癒」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雙標靶」（賀癌平+賀疾妥/Trastuzumab + Pertuzumab）與抗體藥物複合體（T-DM1/Kadcyla/賀癌寧）在台灣臨床與健保給付上的推廣，多數患者在手術前後都能夠接受非常完善的標準標靶治療。然而，「完成了標準治療療程後，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最新發表的 NER-CARE 研究（一項針對華人真實世界的臨床研究）為我們帶來了重要的警訊與希望：即使完成標準治療，部分高風險患者仍有殘餘的復發風險；而透過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Neratinib（商品名：賀儷安 / Nerlynx）」進行後續接貫之強化輔助治療，能為患者再築起一道堅固防線。 以下為大家整理 NER-CARE 研究帶給台灣乳癌病友的 4 大關鍵臨床啟示：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HER2+ 早期乳癌在輔助治療階段面臨高復發風險，T-DXd 展現優異療效的同時，肺部毒性（也就是ILD/RP）的臨床管理成為醫療團隊的最大考驗。 在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陽性（HER2+）早期乳癌的治療戰場上，術前輔助治療後仍有殘留侵襲性病灶（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的患者，一直是我們極力爭取無病存活期（DFS）的高風險族群。 DESTINY-Breast05 試驗（NCT04622319）評估了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 5.4 mg/kg）對比前一代 T-DM1（3.6 mg/kg）在該族群的療效與安全性。 雖然 T-DXd 展現出超越 T-DM1 的強效腫瘤控制能力，但其伴隨的間質性肺炎（ILD）及放射性肺炎（RP），始終是我們在臨床用藥時候懸在心中的刀。尤其在該試驗中，高達 93.9%（T-DXd）與 93.6%（T-DM1）的患者均會接受手術後的輔助放射線治療，使得藥物引發的 ILD 與放療相關的 RP 在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影像上容易交織疊加，增加鑑別診斷與臨床處置的複雜度。 DESTINY-Breast05 數據揭示，T-DXd 引發的 ILD 受地域（在日本族群）與腎功能影響，而雙重傷害機制類似「美伊戰爭」中的精準導彈與沙塵暴之疊加效應。 根據截至 2025 年 7 月 2 日的最新數據，在安全性分析集（T-DXd 計806例；T-DM1 n=801例）中，經過中心盲態審查裁定與藥物相關的 ILD 發生率，T-DXd 組整體上是顯地著高於 T-DM1 組。然而，進一步的臨床與人口統計學次分組分析，為我們精準辨識高風險族群提供了關鍵依據： A.地域差異（Geographic Risk Factors）： 日本族群的間質性肺炎發生率顯著高於非日本族群（T-DXd：14.9% vs 8.9%；T-DM1：6.7% vs 1.2%）。若對比其他亞洲國家，日本患者的風險同樣是偏高的（T-DXd：14.9% vs 9.6%）。北美及澳洲地區的 T-DXd 之間質性肺炎發生率在數值上相對較低。 B.腎功能障礙（Renal Impairment）： 基線伴有中度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其間質性肺炎的發生率會明顯高於腎功能正常者（T-
精準打擊下的友軍誤傷：從 DESTINY-Breast05研究數據看Enhertu(T-Dxd/優赫得)的肺部毒性與風險管理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一線標準治療的歷史瓶頸 自 CLEOPATRA 試驗奠定 THP 方案（Taxane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為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的第一線標準治療以來，這座由「HER2雙標靶結合紫杉醇」築起的高牆已屹立了十餘年。 儘管雙標靶更完整地切斷了HER2下游的信號傳導路徑，顯著延長了患者的整體生存期，但臨床上我們依然面臨著無法迴避的挑戰：絕大多數患者最終仍會因產生抗藥性而面臨疾病惡化（Progression）。在傳統 THP 治療方案下，第一線無進展生存期（PFS）的中位數普遍停留在 26 至 28 個月左右，意味著癌細胞終究能找到逃逸的機制，所以如何在初次打擊時就以更強大的「武器」摧毀腫瘤的根基，一直是腫瘤科醫師迫切尋求的突破口。 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的臨床未竟之需 在腫瘤學的實踐中，初診斷為轉移性或復發性 HER2 陽性乳癌的患者，其腫瘤的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微環境的複雜性常導致治療反應不一。 傳統大分子單株抗體主要依賴阻斷受體的二聚化（Dimerization），以及引發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性（ADCC）來抑制腫瘤，但對於 HER2 表達不均勻或高負載量的腫瘤，單純的信號阻斷往往不足以徹底清除微小的轉移灶（Micrometastases）。要實現更高的腫瘤完全緩解率、並極致延長疾病控制的時間（Duration of Response），我們需要一種能將「精準標靶」與「強效毒殺」完美結合的全新第一線治療策略。 DESTINY-Breast09 全球三期臨床試驗之嚴謹設計 為了挑戰 THP 的第一線霸主地位，DESTINY-Breast09 這項全球多中心、隨機對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應運而生。 該試驗專為先前未接受過轉移性階段系統性治療的晚期或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患者所設計，目的在於評估新型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T-DXd / Enhertu）的突破性療效。 試驗精確分為三個治療組別進行頭對頭比較：第一組為 Enhertu 聯合 Pertuzumab（賀疾妥）；第二組為 Enhertu的單藥治療；第三組則為對照組，即現行的標準 THP
打破第一線雙標靶高牆：從 DESTINY-Breast09 看 Enhertu(T-Dxd/優赫得) 聯手 Pertuzumab 如何重新定義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治療戰局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腫瘤病灶（Residual disease, RD）的患者中，僅僅大約有半數符合 DESTINY-Breast05 研究收錄的高風險標準，而剩餘的低風險殘留病灶族群在傳統 T-DM1 (Kadcyla/賀癌寧)治療下，就能夠展現出極佳的 3 年預後。 身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經常面臨兩難。當更強大的新武力問世時，我們該如何精準部署，才不會過度治療或是配備不足？自從 KATHERINE 臨床試驗奠定了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 Kadcyla/賀癌寧）作為術前輔助治療後，是對於具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從此以後，這項武裝策略顯著地改善了早期乳癌的預後。 然而，隨著 DESTINY-Breast05（DB-05）臨床試驗的設計，積極地以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挑戰、甚至取代 T-DM1(這是之前具備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 我們必須深刻剖析兩者的適用族群差異，所以一項基於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病歷資料庫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收錄了 2011 年至 2025 年間接受了含 Pertuzumab（Perjeta）雙標靶的術前輔助治療及手術的 9,561 位HER2陽性早期乳癌。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99%（共計9,447 例）的有殘留病灶患者符合 KATHERINE 試驗的條件；但若套用 DB-05 的嚴格高風險門檻，則僅有 48%（共計4,567 例）符合資格。這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有超過半數（52%）的殘留病灶患者並不屬於 DB-05 所設定的高風險戰場。 問題背景：術前輔助治療後的殘留敵軍與 ADC 武裝武器庫的戰略變革 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後仍然未達病理完全緩解（pCR）者，預示著有一定的復發風險，而不同一代 ADC 藥物的藥理機制差異，決定了其在不同風險分層戰場上的打擊效能。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完成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與手術後，病理學的評估若未達到病理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CR）者，這些殘留的腫瘤病
從局勢演變看 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精準投射：美國真實世界 KATHERINE 與 DESTINY-Breast05 族群分層與預後洞察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並非是單純的內臟轉移，而是腫瘤快速進展，所導致器官功能障礙的急症，需與單純器官轉移嚴格區分並施以最速效的治療。 在轉移性乳癌的治療戰場上，我們經常在門診或病房常遇到這樣的挑戰-影像學檢查顯示肝臟或肺部出現了多發性的轉移病灶，接下來這時我們就要探詢是否有內臟危機，我們是否該立刻啟動化學治療？ 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精準區分「內臟轉移（Visceral Metastases）」與「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國際指引明確指出，內臟危機並非僅僅指煞腫瘤存在於內臟器官中，而是強調腫瘤的急速進展所造成嚴重的器官功能不全（severe organ dysfunction）。這是一種臨床的急症，代表著器官系統面臨崩潰的危險，需要我們立即採取具備「最快療效」的治療介入。 以臨床最常見的兩個轉移器官為例： 肝臟的內臟危機（Liver Visceral Crisis）： 排除吉爾伯特症候群（Gilbert’s Syndrome）或膽道的梗阻後，當血清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迅速升至正常值上限的 1.5 倍以上（>1.5x ULN），即是• 肝臟內臟危機。 肺臟的內臟危機（Lung Visceral Crisis）： 患者在靜止狀態下出現迅速加劇的呼吸困難，且此症狀無法藉由胸水的引流而獲得緩解。 這就如同現代地緣政治中的美伊戰爭與區域衝突。如果敵軍（腫瘤細胞）僅是在邊境建立據點（單純內臟轉移），主權國家（人體系統）依然可以透過經濟制裁或常規外交戰略（荷爾蒙治療聯合 CDK4/6 抑制劑）來逐步瓦解威脅；但若敵軍已經飛彈襲擊關鍵電力設施與水庫、導致國家樞紐陷入即刻癱瘓，也就是內臟轉移之情況已嚴重到有內臟危機，這時候再進行長期的圍堵已毫無意義，必須立刻實施精準的空中打擊或特種部隊突襲，以最快速度恢復基礎設施的運作。
細胞治療中心/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帶有 TP53 與 RB1 雙重缺失/變異的 EGFR 突變肺腺癌，具有極高小細胞肺癌轉化（Histologic Transformation）的風險，其分子機制與地緣政治中的「預防性打擊」類似，極具臨床挑戰性。 在臨床實務中，EGFR 突變肺腺癌患者接受第三代標靶藥物（如 Osimertinib）治療時，雖然大多數能獲得良好的疾病控制，但約有最高 14% 的患者會在抗藥後發生小細胞肺癌（SCLC）轉化。特別是初診斷時即帶有 TP53 及 RB1 基因失能/缺失（Loss/Alterations）的患者，發生轉化的風險極高。 若將 EGFR 驅動基因比喻為敵方的主要指揮部，Osimertinib 就像是精準打擊該指揮部的巡弋飛彈。然而，TP53 與 RB1 分別代表細胞內的「防衛監控網絡」與「軍事煞車系統」，當這兩大防線同時潰敗（也就是TP53/RB1 co-alteration），腫瘤細胞就擁有了極高的「塑性（Cellular Plasticity）」。這就如同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中（例如美伊戰爭的戰略演變），美軍（第三代EGFR標靶藥物）雖然成功摧毀了地面的正規指揮所（腺癌細胞），但因為當地缺乏有效的秩序監督機制（TP53/RB1 缺失），反抗勢力在地下秘密轉化為行動更為迅猛、手段更為極端的游擊隊（轉化出小細胞肺癌 clone）。哪怕你尚未在表面看到游擊隊的武裝，這群擁有極高塑造能力的潛伏細胞早已在背景默默蓄勢待發。 臨床問題與決策困境 雖然理論上提前開火可期掃除潛伏克隆，但腫瘤的可塑性與克隆演化（Clonal Evolution）使這類「預防性打擊」面臨防不勝防的困境。 針對這群高風險患者，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等團隊推動了 NCT03567642 單臂二期臨床試驗。其核心假說為：若能在組織學尚未發生小細胞肺癌轉化前，於 Osimertinib 治療初期即「預防性」加入針對 小細胞肺癌所用化療方案的鉑類（Cisplatin/Carboplatin）＋ Etoposide 化療，是否能提前殲滅這些潛伏的小細胞肺癌潛力克隆，進而阻止組織學轉化並延長存活期？ 試驗設計包含：
預防性打擊的困境與曙光：從 NCT03567642 試驗探討 EGFR/TP53/RB1 三重突變肺腺癌的小細胞轉化機制與治療策略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Zolbetuximab（商品名：Vyloy，威絡益）是首創針對 Claudin 18.2 (CLDN18.2) 的單株抗體，精準破壞腫瘤細胞。適用對象為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胃腺癌 / 胃食道交界處 (GEJ) 腺癌，且為 HER2 陰性、CLDN18.2 陽性者。CLDN18.2的檢測標準是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IHC) 評估，需達到大於75%或等於的活體腫瘤細胞呈現中度至強烈細胞膜染色 (Moderate-to-Strong Membranous Staining)。 Zolbetuxima的治療方案是協同 Fluoropyrimidine 及 Platinum-based 化療併用，作為生物標記導向 (Biomarker-driven) 精準治療。臨床管理上需要嚴密監測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及疲勞等常見毒性；胰臟癌之應用目前仍處於研究階段。 一、突破晚期胃癌治療的僵局與戰略瓶頸 晚期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長期缺乏有效的生物標記治療標的，特別是在 HER2 陰性族群中，急需全新標靶機制的引入。 身為第一線面對晚期胃腺癌（Gastric Adenocarcinoma）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GEJ] Adenocarcinoma）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這些患者在面對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疾病時的困境。長期以來，傳統化學治療（如: Fluoropyrimidine-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是我們的戰略主軸，然而預後依然嚴峻。雖然 HER2 標靶藥物的問世為部分陽性患者帶來曙光，但臨床上仍有大量 HER2 陰性的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患者，缺乏明確且具變革性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標的。 如果將腫瘤治療比喻為地緣政治中的軍事衝突-正如現代戰場如美伊戰爭或中東局勢一般。敵軍（腫瘤細胞）往往隱匿於複雜的城市建築（正常組織與微環境）之中。傳統化學治療就像廣域無差別轟炸，雖然能消滅敵軍，卻不可避免地對周邊平民（正常組織）造成大規模連帶損傷（毒副作用）。而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就是一個能在敵軍陣地中發射「獨特辨識信號」的標的，以便部署高精度導引飛彈進行精準打擊。 二、Zolbetuximab 的作用機制與精準的打擊 Z
鎖定隱形碉堡的精準導引飛彈：解構 Zolbetuximab 在晚期 HER2 陰性胃癌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的臨床突破 閱讀全文 »
本文深刻剖析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GBM）在磁振造影（MRI）上的典型特徵與迅速惡化的病理機制，並藉由運動競技的比喻，協助讀者更直觀地理解腫瘤缺氧壞死、血管源性水腫與多模態治療之協同作戰策略。 一、僅僅一個月便改寫局勢的惡性巨獸 膠質母細胞瘤（GBM）為成人最常見且極具侵襲性的原發性惡性腦腫瘤，其臨床特色為進展極快、易引發顱內高壓與神經功能缺損，GBM 的病程推進往往令人措手不及。MRI (磁振造影)呈現高度異質性與中央壞死。 臨床上，GBM患者常以頭痛、癲癇發作、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認知功能改變以及顱內壓增高為首發症狀。若未能在第一時間進行介入，其病程進展之迅猛，常在短短數週內出現驚人的影像學變化。 以神經影像學之MRI觀察，未治療的 GBM 可以在一個月內從相對局限的實體腫瘤（mostly solid lesion），迅速演變為具有典型「不規則厚環狀增強」（Irregular thick ring or nodular enhancement）及明顯「中央壞死」（Central necrosis）的巨型病灶。 過度高位壓迫導致的後防空洞（中央壞死機制） 機制解析： GBM 的細胞增殖速度極快，迅速超過了周圍的血管新生（Angiogenesis）所能供應養分與氧氣的極限。當腫瘤中心極度缺氧（Hypoxia）且缺乏養分時，腫瘤核心細胞便會發生大量壞死，在 T1-contrast MRI 上顯現為黑色低訊號區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細胞透過過度活化的 CDK4/6-Cyclin D 軸心加速細胞週期進入 S 期，而 CDK4/6 抑制劑能精準鎖定並阻斷此傳導路徑，將癌細胞冷凍在 G1 期，為 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晚期乳癌之臨床治療帶來突破性改變。 一、當細胞週期的「快攻傳導」失去控制 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細胞藉由雌激素信號放大 Cyclin D 表現，使 Rb 蛋白持續磷酸化失能，導致細胞無限制地跨越 G1/S 檢核點。 在正常細胞的週期運作中，G1 期向 S 期的過渡（G1/S transition）是一道戒備森嚴的門禁。這過程如同籃球比賽中的「防守陣型」： 雌激素的信號刺激 (Estrogen signaling)：腫瘤微環境中的雌激素如同場外教練發出的「快攻指令」，刺激細胞大量製造 Cyclin D 蛋白。 複合物形成 (Cyclin D – CDK4/6)：Cyclin D 與 CDK4/6（細胞週期素依賴性酵素 4/6） 結合形成具備酵素活性的複合物。這就像控球後衛與得分後衛完成的擋拆配合，準備突破防線。 Rb 蛋白磷酸化 (Phosphorylated Rb)：活化的 Cyclin D-CDK4/6 複合物會將抑癌蛋白 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 (Rb protein) 磷酸化。原本未磷酸化的 Rb 蛋白如同場上的嚴密貼身防守員，緊緊鎖住轉錄因子 E2F。一旦 Rb 被磷酸化，防守員就被「擋開」失位，釋放出 E2F。 E2F 驅動轉錄 (E2F-driven gene transcription)：獲釋的 E2F 隨即啟動 DNA 複製相關基因的轉錄，促使細胞進入 S 期 (S phase entry)，造成腫瘤細胞異常增殖 (Cell proliferation)。 二、 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機制 CDK4/6 抑制劑能競爭性阻斷 Cyclin D 與 CDK4/6 的結合，維持 Rb 蛋白的未磷酸化活性，進而將癌細胞鎖死於 G1 期。 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機制 當我們投予 CDK4/6 抑制劑 (CDK4/6 Inhibitors) 時，藥物會精準佔據 CDK4/6 的活性位點： 抑制磷酸化：防止 Rb 蛋白被磷酸化。 鎖定 E2F：保持活性（非磷酸化）狀態的 Rb 蛋白能持續夾住
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s,簡稱 ADC）透過結合標靶專一性與強效細胞毒殺能力，正在改寫腫瘤治療的戰術版圖。 在日常的面對晚期實體腫瘤或血液惡性腫瘤的臨床對戰中，我們時常面臨傳統化學治療「敵我不分」的困境-就像是一場在陶瓷店裡打棒球的比賽，雖然把對面的投手（腫瘤細胞）解決了，但也把周邊無辜的正常器官組織之正常細胞砸得粉碎。這種全身性毒性往往限制了藥物的劑量強度（Dose intensity）。 然而，隨著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機制的演進，這種「傷敵一萬、自損八千」的窘境終於有了突破性的解方。ADC 的運作邏輯就像是一場精密的籃球戰術：由單株抗體擔任場上視野極佳的控球後衛，精準鎖定並辨識癌細胞表面表現的特定抗原（Antigen）；而帶有強效細胞毒殺機制的化學藥物載荷（Payload）則是禁區內的強力中鋒，負責給予致命一擊。這種結合讓藥物不再盲目衝撞，而是進行一場高效率的「導向飛彈」式打擊。 ADC 的六大作用機制（Mechanism of Action）展示了從標靶結合、胞吞內化到最終細胞毒殺的完整分子路徑。 要掌握 ADC 的臨床表現，我們必須將視線拉進細胞內部的分子機轉。整個機制可以拆解為六個連續的戰術步驟： 首先是與目標結合（Target Binding），ADC 透過抗體端專一性地結合到癌細胞表面表現的抗原上。這就像是在足球場上，前鋒精準的卡位並黏住對方防守球員。 接著是內化作用（Internalization），整個 ADC-腫瘤抗原複合物透過受體所介導的胞吞作用（Receptor-mediated endocytosis）被帶入細胞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