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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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腫瘤免疫微環境視角重塑腸道診斷:給臨床醫師的「糞便鈣衛蛋白(Fecal Calprotectin)」實戰攻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代下,消化道症狀鑑別診斷的臨床盲區與困境 鑑別診斷兩難: 在臨床實務中(特別是腫瘤科使用免疫治療或化療後),區分實質腸道黏膜發炎,如:發炎性腸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簡稱 IBD) 或免疫相關腸炎)與機能性腸道異常(如:IB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中文稱為大腸激躁症)極具挑戰性。   傳統血液指標的侷限: 血清 C反應蛋白(CRP / HS-CRP)反映全身性的發炎,缺乏器官的特異性,且對腸道發炎的敏感度不足。   內視鏡檢查的執行障礙: 大腸鏡檢查雖為黃金標準,但具備侵入性、高成本與患者耐受度低等限制,難以作為高頻率的動態追蹤工具。   身為一名長期在臨床第一線與癌症搏鬥的腫瘤科醫師,我每天在門診與病房面對的,不僅是腫瘤細胞的增生與轉移,還有各種治療伴隨而來的消化道併發症。當病人走進診間抱怨腹痛、腹瀉,甚至出現血便時,我們腦中立刻會浮現一連串的鑑別診斷:這究竟是化療所引起的黏膜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誘發的免疫相關結腸炎(irAE colitis)、發炎性腸道疾病(IBD,包含潰瘍性結腸炎與克隆氏症),還是單純因為治療壓力大導致的大腸急躁症(IBS)?   在過去,要回答這個問題往往讓我們陷入兩難。若依賴傳統的抽血檢驗,例如血清 C反應蛋白(CRP 或 HS-CRP),我們常會遇到「訊號雜訊比過低」的窘境。血液中的 CRP 就像是全國性的防空警報,只要病人身上有一顆痘痘化膿、腳踝扭傷,或是腫瘤本身引起全身性發炎反應,CRP 數值就會全面飆升。我們根本無法從醫院檢測的 CRP 中,精準判斷這把火究竟是不是燒在腸道黏膜上。更棘手的是,單就評估腸道發炎而言,血液 CRP 的敏感度其實相當有限。   另一方面,大腸鏡檢查雖然能讓我們眼見為憑,直接評估腸道黏膜的潰瘍與破壞程度,但考量到清腸準備的痛苦、檢查過程的侵入性風險、醫療成本以及病人的體力負荷,我們絕不可能每隔兩、三個月就為病人安排一次大腸鏡。在這種「抽血看不準、內視鏡不能常做」的臨床盲區下,我們急需一個能直接反映腸道局部微環境、具備高度專一性且非侵入性的生物標記。   引入「腸道前線的偵察兵」-糞便鈣衛蛋白的生物學機制與臨床應用 糞便的鈣衛蛋白能夠直接反映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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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與重組:從 NRG-GI002 平台試驗看局部晚期直腸癌之全程術前新輔助治療(TNT)與免疫協同的長線戰略

破局與重組:從 NRG-GI002 平台試驗看局部晚期直腸癌之全程術前新輔助治療(TNT)與免疫協同的長線戰略   局部晚期直腸癌的防線困局與傳統療法的瓶頸 局部晚期直腸癌面臨遠端轉移與手術功能保留的雙重挑戰;傳統新輔助治療雖能縮小腫瘤,卻難以根除潛伏微轉移,導致長期總存活率(OS)停滯不前。   在日常的門診討論中,我們面對第2期或第3期高風險局部晚期直腸癌時,最常陷入的兩難是什麼?   往往是「腫瘤局部控制」與「遠端微轉移風險」之間的拉鋸戰。特別是針對距肛門口 5 公分以內的低位直腸癌、侵犯直腸繫膜筋膜(Mesorectal Fascia, MRF)的 cT4 病灶,或是伴有高復發風險的 cN2 淋巴結轉移患者,單靠傳統的術前的同步放化療(Chemoradiotherapy, CRT)接續全直腸繫膜切除術(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雖然在骨盆腔局部復發率上已壓制得相當漂亮,但遠端轉移(如肝、肺轉移)依然是吞噬患者長期存活的頭號殺手。   這就像近年備受全球關注的「俄烏戰爭」前線態勢:傳統的陣地防禦戰(局部放療與手術)固然能死守住特定的戰略要地(骨盆腔局部控制),但若後方補給線與潛伏在戰線之外的游擊隊(循環腫瘤細胞與遠端微轉移)沒有被徹底清剿,整場戰役的最終勝利(總存活率)依然岌岌可危。過去將全身性輔助化療擺在術後的做法,常因為患者經歷大手術後的體力耗損、造口照護或併發症,導致化療順從性低落、劑量被迫減半,無法發揮應有的全身肅清效果。   因此,將全身性化療前移至手術前的全程新輔助治療(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應運而生。而由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NCI)支持的 NRG-GI002(NCT02921256),正是為了打破這個僵局而設計的模組化第二期隨機平台試驗。它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在標準的 TNT 骨幹上,測試加入不同機轉的新型藥物-究竟是透過干擾 DNA 修復的 PARP 抑制劑,還是喚醒宿主免疫系統的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能否在病理降期與長期存活上打出關鍵的突破口? 解決方案:NRG-GI002 平台架構與免疫協同的長線破局 NRG-GI002 確立了「誘導化療接續長療程放化療」的標準 TNT 骨幹;雖然 Veliparib 與 Pembrolizumab 均未改善短期病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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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期 MSI-H/dMMR 直腸癌的免疫治療革命與器官保留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對於局部進展期之微衛星不穩定性高(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或錯配修復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 dMMR)的直腸癌患者,單藥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Dostarlimab)已打破傳統之術前新輔助放化療與根治性手術的治療框架。   全球多中心的研究證實,約有70% 至 76% 的患者可以達到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cCR),並進入「觀察等待」(Watch and Wait, W&W)的策略,且 36 個月的無復發率高達 98%。然而,面對未達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的患者,臨床醫師必須警惕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與病理學的腫瘤完全緩解(pCR)之間的「預測差距」,避免過早進行根治性手術,並善用梯次性挽救策略以最大化器官保留的機率。   在過去幾十年的臨床實務中,當我們面對局部進展期(二期與三期)的直腸癌患者時,標準作業程序幾乎是鐵板一塊:先進行術前的新輔助放化療(nCRT),接著推進手術室執行全直腸系膜的切除術(TME)。這套「三明治」的療法雖然在腫瘤控制上立下汗馬功勞,但代價卻是沉重的,例如:骨盆腔放療帶來的放射性腸炎、性功能與排尿障礙,以及低位直腸癌手術後無可避免的永久性造口(人工肛門)與低位前切除症候群(LARS)。   然而,自 2022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那項震撼全球的研究以來,直腸癌的治療版圖發生了板塊的移動。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SKCC)宣布,14 例錯配修復缺陷(dMMR)或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SI-H)的局部進展期直腸癌患者,僅接受 9 個療程(大約半年)的單藥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Dostarlimab(商品名為 Jemperli/健沛利)治療,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CCR)竟然達到驚人的 100%;到了 2024 年病例擴增至 42 例,這項「零開刀、零放化療」的紀錄依然屹立不搖。   問題背景:單中心神話走入真實世界的落差與挑戰 全球多中心的臨床試驗雖未重現 MSKCC 的 100% 神話,但仍繳出 70%–71% 的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總體緩解率達 76%),證實超過三分之二的患者可成功豁免手術。   臨床評估未達臨床上之腫瘤完全緩解率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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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防線的精準戰術:2026年12月Osimertinib(Tagrisso)健保給付新規解析與臨床應用策略

肺癌治療長久以來面對基因突變的狡猾防線與抗藥性困境,早期與晚期患者在標靶藥物的選擇上,過去常因健保財務給付範圍的限制而面臨治療天花板。 在臨床腫瘤學的實戰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治療猶如一場高強度的現代混合戰爭。以 EGFR 基因突變(如 Exon 19 Del 或 Exon 21 L858R)為例,這些突變就像是敵軍在細胞內部的「通訊指揮中樞」,不斷發送異常的增生指令(酪胺酸激酶持續地活化),促使腫瘤細胞像潮水般擴散。 過去,第一代與第二代 EGFR-標靶藥物 藥物(如 gefitinib、erlotinib、afatinib)扮演了前線攔截飛彈的角色,能夠有效干擾敵方通訊;然而,腫瘤細胞為了生存,往往會透過二次突變-最具代表性便是惡名昭彰的 T790M 基因突變,這形同敵軍在通訊密碼上加裝了「電子干擾防護罩」,導致前代藥物瞬間失效。此外,對於早期肺癌患者而言,雖然歷經外科手術切除,但微小轉移(Micrometastasis)的潛在威脅仍如隱形戰機般隨時可能空襲復發,過往在術後輔助治療(Adjuvant therapy)的健保給付上亦存在資源缺口,讓許多臨床醫師與病人望「藥」興嘆。   自2026年12月1日起生效的Osimertinib(Tagrisso)健保新規,全面擴展至早期術後輔助治療(事審代碼C34P1)與一、二線晚期轉移治療(事審代碼C34R1/C34R2),為臨床醫師提供更強而有力的精準醫療武器。 為了突破上述臨床困境,衛福部最新頒布並自 2026年12月01日 起生效的健保給付新規,為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版圖劃下了全新的戰術分界線。此項政策不僅補足了早期肺癌的防線,更精準規範了晚期轉移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三代不可逆性 EGFR-標靶藥物,Osimertinib 透過獨特的化學結構,能夠精準穿透血腦屏障,並像一把「特種部隊的高階破門槌」,同時瓦解致病性 EGFR 激活性突變以及對前代藥物產生抗藥性的 T790M 突變,精準封鎖腫瘤的後路。新規的具體涵蓋範圍主要分為兩大主軸:   早期肺癌術後輔助治療: 適用於具有 EGFR Exon 19 Del 或 Exon 21 L858R 基因突變之第 IB 至 IIIA 期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成人病人。要求必須在手術切除後26週內開始接受本藥品治療,且療效維護期至多使用自初次處方用藥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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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CAR-T 免疫細胞療法於胃癌的進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而在細胞治療領域,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CAR-T)雖然在血液腫瘤中大放異彩,但在實體癌,特別是胃腸道腫瘤,卻長期面臨「脫靶毒性(On-target, off-tumor toxicity)」與腫瘤微環境(TME)屏障的雙重夾擊。如何找到一個只在腫瘤細胞高度表達、而在正常組織嚴格受限的理想靶點,並安全地將細胞輸注的劑量推向有效治療窗,一直是轉譯醫學界亟欲突破的深水區。   GCC CAR-T 細胞療法-裝上精準導引系統的「特種部隊」 針對鳥苷酸環化酶 C(Guanylyl Cyclase C,簡稱 GC-C 或 GUCY2C)的 CAR-T 細胞療法,在最新劑量爬坡之臨床試驗中展現出近 40% 的客觀緩解率與 90% 的疾病控制率(DCR),且 3 度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徵(CRS)等毒性完全處於可控範圍。   為了攻克後線晚期胃癌的堡壘,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 GC-C(Guanylyl Cyclase C,鳥苷酸環化酶 C) 這個極具潛力的靶點上。在正常生理狀態下,GC-C 嚴格地限制表達於腸道上皮細胞的頂端膜(Apical membrane),由於細胞間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s)的物理屏障,血管內的免疫細胞根本接觸不到它;然而,一旦細胞發生惡性轉化成為胃癌或大腸直腸癌,細胞極性會喪失,GC-C 便會大量暴露在腫瘤細胞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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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6

突破晚期胃癌治療的瓶頸:無症狀原發腫瘤病灶是否要切除的 MDT 精準決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後線治療的「彈盡援絕」與原發灶去留的臨床兩難 晚期轉移性胃癌在標準化療與標靶治療失效後,面臨極高的復發率與極短的生存時間;同時,針對無症狀的原發病灶是否進行姑息性切除,腫瘤學界長期缺乏高品質的實證共識。   在日常的臨床門診與查房中,我們最常面臨兩個令人揪心的時刻: 當一位晚期胃癌患者經歷了一線、二線甚至三線使用標準化療、抗血管新生藥物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後,腫瘤依然出現抗藥性與疾病進展,我們手上的武器庫幾乎見底,患者的中位整體生存期(OS)往往只剩幾個月; 在多學科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討論會上,遇到一位影像學顯示已發生遠端轉移(如肝轉移或腹膜播散)、但胃部原發灶卻完全「安靜無症狀」的患者時,外科醫師與內科醫師常會陷入激烈的辯論,究竟該不該開刀切除這個原發灶?   過去,像德國等國家曾試圖啟動大型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來解答「無症狀原發癌灶切除」的價值,但無奈受限於臨床招募困難、患者意願與倫理考量,許多試驗被迫提前終止。這導致我們在面對這類患者時,往往只能依賴各家醫院的經驗法則,擔心手術創傷會延誤全身性系統治療(Systemic Therapy)的黃金時間,卻又害怕放任原發灶不管,未來會引發大出血或急性消化道梗阻,甚至持續向全身釋放循環腫瘤細胞(CTCs)與免疫抑制因子。   無症狀癌原發灶的「切除與不切」-西班牙實證與 MDT 三大評估支柱 西班牙 214 例回顧性研究經過傾向評分匹配(PSM)證實,切除無症狀原發灶仍能帶來明確的整體生存期獲益;臨床上應透過 MDT 圍繞「腫瘤形態、腸腔通暢度、隱匿性症狀」三大支柱進行精準篩選。   對於不可切除的轉移性胃癌,且原發灶目前「無症狀」的患者,到底該不該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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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下煞車還不夠,更要拆除路障!解碼晚期胃癌免疫治療新突破:雙功能蛋白「瑞拉夫普α」如何為患者爭取生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胃癌與食管道結合部癌常伴隨高比例的腹膜轉移(34%)與肝轉移(47.9%),傳統單純化療的生存期長期受限。雙功能蛋白「瑞拉夫普α(Relfap α)/研發代號 SHR-1701,通用名 Retlirafusp alfa,商品名:艾澤利)能夠同時阻斷 PD-1/PD-L1 與 TGF-β 兩大免疫抑制通路,不僅替免疫系統解除煞車,更清除了腫瘤微環境中的防禦屏障。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無論在全人群(ITT)或高表達族群(PD-L1 的CPS ≥ 5),該聯合療法皆能顯著延長整體生存期(OS),尤其在肝轉移高危亞組中,死亡風險大幅降低 54%。瑞拉夫普α展現獨特的潛在骨髓保護作用,減少化療引起的白細胞與血小板下降,並有效延緩胃痛、噁心與疲勞等症狀惡化。   當胃癌遇上腹膜與肝轉移,為何傳統化療總是陷入苦戰? 胃癌長年高居台灣十大癌症死因之列,許多患者確診時已屬晚期,面臨手術無法根除的困境。臨床數據反映真實世界的高難度,高達 34% 患者合併腹膜轉移、47.9% 合併肝轉移,這類患者的預後往往極不理想。針對占多數的 HER2 陰性晚期胃癌,單純依賴化學治療的中位整體生存期(OS)往往停滯在 10 至 11 個月左右,亟需突破性的合併治療策略。 在台灣的腫瘤科門診中,每當我們向家屬解釋「晚期胃癌」或「食管結合部癌」的病情時,最常聽到的疑問就是:「醫師,現在的標靶藥跟免疫治療這麼進步,為什麼胃癌還是這麼難治?」 這確實是臨床醫師每天都在面對的棘手挑戰。台灣這幾年積極推動胃癌篩檢(如幽門螺旋桿菌篩檢與胃鏡檢查),期望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但由於早期胃癌的症狀往往與一般的胃食道逆流或消化不良極為相似,許多民眾直到出現嚴重胃痛、體重驟降或解黑便時才就醫,一檢查往往已經進展到無法開刀切除的晚期階段。 更令人頭痛的是胃癌細胞的「擴散特性」。根據最新的三期臨床試驗受試者背景分析,這些貼近真實醫療現場的 HER2 陰性晚期胃癌患者,平均年齡約 65 歲(甚至包含 75 歲以上的高齡長輩),其中有高達 34% 的患者已經發生腹膜轉移,而肝轉移的比例更來到驚人的 47.9%。 在過去,面對這群佔了胃癌大宗(約八成左右)的「HER2 陰性」患者,因為無法使用針對 HER2 陽性的經典標靶藥物,臨床上的標準武器主要還是傳統化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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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治療不再只有「全餐化療」!Oncotype DX安可待基因檢測精準拆彈,避免無效醫療的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診間裡,我常遇到剛確診乳癌的姊妹們,拿著病理報告焦慮地問我:「醫師,我一定要做化療嗎?聽說化療會掉頭髮、嘔吐,還會影響工作跟照顧家庭……」   近年來,台灣乳癌發生率持續攀升,且有年輕化的趨勢,隨著健保制度對精準醫療的討論度越來越高,病友們對於「生活品質」與「治療效益」的權衡也更加重視。過去,只要看到癌細胞有一點風吹草動,我們往往採取「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策略;但現在,透過 Oncotype DX® 安可待®乳癌基因檢測,我們能精準判斷 HR+, HER2-(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第二型陰性) 的早期乳癌患者,究竟能不能安全地免除化療。   為什麼「荷爾蒙陽性」乳癌,讓醫師與病友在化療十字路口猶豫不決? 早期乳癌中最常見的「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第二型陰性」亞型,傳統上難以單靠腫瘤的大小或腋窩淋巴結的轉移與否,精準預測化療帶來的實際生存效益。而過度治療不僅讓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化療副作用,也增加了醫療資源的負擔;反之,治療不足則可能面臨復發風險增加。   在台灣,乳癌長年位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許多正值壯年、兼顧職場與家庭的女性在健康檢查中意外發現異常。當病理報告顯示為乳癌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第二型陰性亞型時,這代表腫瘤的生長主要受到女性荷爾蒙的驅動,是臨床上最常見、預後也相對較好的一群。   然而,在手術切除腫瘤之後,接下來該如何安排輔助治療,卻常常是醫病之間最難抉擇的時刻。在沒有基因檢測的年代,腫瘤科醫師就像是在濃霧中開車,我們只能依賴傳統的「臨床病理特徵」來做判斷,例如:腫瘤的大小(幾公分)、腫瘤分級(癌細胞看起來有多兇惡),以及腋下 淋巴結陰性 (N0)(沒有淋巴結轉移)或是 淋巴結陽性 (N1mic and N1)(有 1 到 3 顆淋巴結轉移)。   把這套機制比喻成生活中的「房屋安檢」吧! 傳統的病理檢查就像是外觀檢查員,他們會看這棟房子(腫瘤)蓋得有多大、結構看起來歪不歪斜(腫瘤分級),以及附近有沒有違建擴散出去(淋巴結轉移)。如果外觀看起來有點危險,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就會建議直接派出一支專業拆彈部隊-也就是「全身性化學治療」,把可能潛伏在體內的壞分子全部掃蕩一遍。   但問題來了,化療這支拆彈部隊雖然威力強大,卻也是「無差別攻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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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抗癌新解碼:別讓抗癌神藥白忙一場!看懂晚期胃癌「免疫治療」與「PD-L1 CPS」的黃金通關密碼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診間,每當我向病患與家屬解釋「晚期胃癌」的治療計畫時,大家最常問的一句話就是:「醫師,聽說現在最新的『免疫治療』很厲害,我們家屬能不能直接用?健保有沒有給付?」   隨著台灣健保署近年來積極接軌國際治療指引,逐步擴大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胃癌一線治療的給付範圍,許多家庭在看到希望的同時,也常陷入「是不是只要用上最貴、最新的藥,就一定有效」的迷思。今天,我想以一名臨床腫瘤科醫師的視角,帶大家拆解這背後的科學密碼-PD-L1的 CPS 分數,讓每一分抗癌力氣與醫療資源,都精準打在刀口上。   從「一線瓶頸」到「精準篩選」的臨床挑戰 傳統化學治療在晚期胃癌的整體生存期長期停滯於 10 至 12 個月的瓶頸。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為 HER2 陰性晚期胃癌帶來突破,但並非所有患者皆能從中獲益。若未經過生物標記篩選便盲目用藥,不僅療效有限,更可能讓病患承受不必要的免疫相關不良反應(副作用)與沉重的經濟負擔。   過去數十年來,面對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經轉移的晚期胃癌,我們在臨床上的武器相當有限。標準的一線治療主要依賴以 5-FU 類(如Capecitabine、S-1)為骨幹的傳統化學治療。化療就像是「地毯式轟炸」,在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會無差別地傷害體內的正常細胞。更令人無奈的是,這類傳統化療的中位整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往往難以突破一年大關,大多停留在 10 至 12 個月左右,這成了無數胃癌家庭心中最沉重的天花板。   直到 2010 年,醫學界才迎來第一道曙光,針對約佔 15% 至 20% 的 HER2 陽性胃癌患者,標靶藥物Trastuzumab聯合化療成功將中位生存期推升至 13 個月以上。然而,對於佔了絕大多數(約 80%)的 HER2 陰性患者,治療進展依舊緩慢;即便後來在二線治療有了抗血管新生標靶Ramucirumab與免疫藥物的探索,生存獲益依然有限。   轉機出現在近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的崛起。自 2015 年早期臨床試驗(如 KEYNOTE-052/059)展現出免疫治療獨特的「長尾效應」(Long-tail effect,意即一旦有效,患者有機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存活)後,免疫治療正式從後線推進到一線戰場。包括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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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藥物nivolumab與ipilimumab併用的健保給付規定:自2026年12月01日生效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限ipilimumab 與nivolumab 併用至多使用4 個療程,接續單用nivolumab 治療,用於無法切除或轉移性高微衛星不穩定性(MSI-H)或錯誤配對修復功能不足性(dMMR)大腸直腸癌(CRC)之成年病人之第一線治療;115 年12 月1 日 前未曾接受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者, 得用於第二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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