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單一防線的「戰術死角」與抗藥性代償困境 胸腺與肺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具有高度異質性，臨床上面臨後線治療的藥物選擇有限、疾病控制時間短的嚴峻考驗。 在臨床腫瘤學的綠茵場上，我們面對的「對手」往往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以胸部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為例，包含肺部與胸腺等原發部位的病灶，雖然惡性度通常低於神經內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但對於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經發生遠處轉移的晚期進展期患者，其全身性藥物控制仍是一大難題。 其中，胸腺神經內分泌瘤在病理分型上，非典型類癌（Atypical Carcinoid,）的佔比往往以較高，例如:在一項回顧性佇列中，不典型類癌的比例高達 68.6%，而典型類癌之比例則為 31.4%。這群中低分化患者的臨床預後與後續治療密切相關，臨床數據表明，患者所接受的治療線數（是一線還是二線及以上）以及是否接受過放射療法，是直接影響其疾病控制時間的關鍵獨立預後因素。 傳統的單一靶向通路（如:單純阻斷 VEGFR 或 mTOR訊號通路）極易面臨旁路代償，導致藥物在臨床應用中迅速產生的抗藥瓶頸。 在過去的標靶治療中，我們主要依賴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來阻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以實現「斷其糧草」，或者使用Everolimus等哺乳動物雷帕黴素標靶蛋白（mTOR）抑制劑來延緩生長。然而，這種單一阻斷腫瘤血管生成的防守戰術，在面對較為狡猾的癌細胞時往往在短期內失效。這就像是在一場足球比賽中，防守方只派了一名後衛去盯防對方的射手（單一血管的生成通路），卻忽視了對方中場球員透過其他旁路（如: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 通路）或改變戰術（免疫微環境抑制）進行的側翼助攻，最終防線必然被輕易撕裂。這也是為什麼臨床上單一藥物療效往往無法維持長久的原因。 小細胞肺癌進展迅速且極易有抗藥，傳統一線化療加免疫的維持治療效果遭遇瓶頸，且二線昂貴的藥物令多數患者難以承受。
綠茵場上的情報戰與多維圍剿：從戰術聯防與現代軍事協同看胸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小細胞肺癌（SCLC）的靶向與免疫治療革命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肺與胸腺神經內分泌腫瘤（NET）在臨床上屬於高度異質性且診療棘手的隱形對手，晚期全身治療選擇受限。 在臨床腫瘤學的戰場上，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是一類起源於神經內分泌細胞、具有高度異質性的惡性腫瘤。雖然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在臨床上最為常見，但肺部與胸腺等胸部來源的 NET 則是我們不容忽視的第二大發病部位。這群患者在病理診斷上，通常被劃分為分化良好、惡性度相對較低的 G1 或 G2 級別。然而，對於無法手術切除或已發生遠處轉移的晚期患者而言，其疾病進展往往具有高度隱匿性，一旦進入晚期，全身性的藥物控制便成為延長無進展生存期（PFS）的唯一防線。 現行一線治療藥物雖有佈局，但健保藥物的選擇與長期耐受性上仍存在防禦漏洞。目前針對肺與胸腺 NET 的臨床推薦藥物中，雖然有Everolimus等藥物（基於 RADIANT-4 等三期隨機對照試驗），以及長效Lanreotide、長效Octreotide、生長抑素受體（SSTR）靶向放射性核素療法（PRRT）和常規化療等選擇，但許多療法在臨床應用上仍受限於適應症與健保。這意味著，當一線治療面臨疾病的惡化，或者患者因副作用無法耐受時，我們的臨床「武器庫」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亟需療效明確、安全性更佳且具備高性價比的二線或後線的標靶藥物來補強戰線。 傳統抗血管新生的單一通路標靶藥物容易引發旁路的代償，這就如同僅在正面戰場阻擊敵軍，卻忽視了其側翼的免疫逃逸。在過去的標靶藥物治療中，我們主要依賴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之標靶藥物來阻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試圖藉此「餓死」腫瘤。 然而，這種單一阻斷血管生成標靶藥物的防守戰術，在面對較為狡猾的腫瘤細胞時往往在短期內失效。腫瘤細胞不僅會迅速活化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等旁路的通路來重建血管，還會利用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細胞（如: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來麻痺宿主的免疫系統，實現側翼的「免疫逃逸」。這就像是在一場足球比賽中，防守方只派了一名後衛去盯防對方的射手（腫瘤血管新生通路），卻對對方中場球員的助攻（旁路的代償）與裁判的偏袒（免疫抑制的環境）毫無準備，最終防線必然會被輕易撕裂。 Surufatinib(商品名：蘇泰達/Sulanda）憑藉「抗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從球隊情蒐失誤看胸部 NET 與 NEC 的診斷邊界與生存落差 胸腺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發病極為罕見，好發於 40 至 50 歲的中年人群，且高度富集侵襲性較強的不典型癌，是臨床上不可忽視的隱形殺手。 腫瘤組織學類型是預測患者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的唯一準繩，病理科的情蒐準確性直接決定了整場臨床防守的成敗。從典型類癌的 92%、非典型類癌的 70%、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的 21%，到小細胞肺癌的 7%，病理分級上的誤差將直接導致治療成效的雪崩。 在臨床腫瘤學的綠茵場上，我們面對的對手往往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以胸部來源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為例，其中源於胸腺的病灶是非常罕見，僅佔胸腺腫瘤的 5%，而在所有神經內分泌腫瘤中佔比更小於 0.5%。然而，在這群罕見的胸腺患者中，惡性度較高、容易發生遠處轉移的不典型癌比例竟然高達 40% 到 50%。這意味著我們在臨床初診時，絕不能將其視為良性或溫和的偶發結節，而必須預先設防。 在神經內分泌病變的光譜中，不同的組織學類型直接對應著截然不同的預後軌跡。根據臨床大數據顯示，患者的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DSS）呈現出極端的階梯式分佈： 分化良好的典型類癌（Typical Carcinoid, TC）預後最佳，五年生存率高達 92%； 而不典型類癌（Atypical Carcinoid, AC）則降至 70%。 一旦病理跨越到分化差的神經內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範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的五年生存率便斷崖式下跌至 21%；而最具侵襲性、病情進展最為兇險的小細胞肺癌（SCLC）更是慘烈，五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率僅剩下 7%。 這就像是一場高水準的足球聯賽，如果我們的情報偵察小組（病理科）在賽前將對方的超級外援（小細胞肺癌或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誤報為普通級別的控球球員（典型類癌），導致主教練（臨床醫師）制定了鬆懈的輕量級防守陣型，其結果必然是被對手徹底洞穿防線，遭遇毀滅性的慘敗。因此，病理科醫師給出極其準確的病理分類診斷，是我們決定後續臨床決策與精準評估預後的絕對基石。
綠茵場上的情報戰與現代立體化封鎖：從排兵佈陣與聯合戰術看胸部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與神經內分泌癌（NEC）的精準分類與臨床決策學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當「球員形態」與「數據統計」產生衝突時的病理選拔困境 胸腔戰場的異質性挑戰：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起源於肽能神經元與神經內分泌細胞，雖以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最常見，但肺部與支氣管（含胸腺）亦是人體第二大好發部位，佔肺部所有腫瘤的 20%，且流行病學的發病率正逐年攀升。 傳統分類的系統漏洞： 傳統病理將「形態學分化」與「增殖活性（核分裂相）」緊密綁定，區分為: 核分裂少於 2 個且無壞死的典型類癌（TC）、 核分裂 2 至 10 個的非典型類癌（AC），以及 分化差的小細胞肺癌（SCLC）與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LCNEC）。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小分子抑制劑的「人盯人」防守漏洞與抗藥性宿命 傳統小分子抑制劑採取 1:1 化學結合的「人盯人」防守策略，在面對癌細胞的基因擴增、配體結合域（LBD）突變或激酶轉化為支架蛋白（scaffold）等機制時，極易導致臨床的抗藥性與治療失敗。 在臨床實務中，我們經常面對腫瘤患者在經歷短暫緩解後再度復發的殘酷現實。長期以來，我們在腫瘤學戰場上主要依賴傳統的小分子標靶藥物。這些藥物的作用機制是透過進入目標蛋白的配體結合域（ligand binding domain, LBD），進行一比一的化學結合（1:1 stoichiometry），藉此抑制其酶的活性（enzymatic activity）。 如果把這場抗癌戰役比喻為一場高張力的「足球賽」，傳統小分子標靶藥物就像是場上的防守球員，必須採取緊迫盯人的「人盯人防守」。然而，這種防守策略在面對狡猾的癌細胞時會暴露出三大漏洞： 靶點蛋白的超額擴增： 癌細胞可以透過基因的擴增（amplification）大量過度表達（overexpression）目標蛋白質，這就像對方突然派出了十倍數量的明星球員，我們的防守藥物分子數量根本嚴重不足，形成供不應求的局面。 LBD 的突變使口袋變形： 當基因突變導致蛋白的 LBD 口袋結構改變，小分子標靶藥物便「卡不進去」。這就像對方球員換了一件滑溜的球衣，我們的防守球員連拉帶扯也抓不住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帶球過人。 蛋白轉化為支架繼續助攻： 即使我們成功抑制了酶活性，該蛋白依然可以化身為物理支架（scaffold），協助連接並活化下游的其他激酶。這就像對方的球員雖然不能親自射門，但依然留在場上透過阻擋與傳球協助隊友得分。 PROTAC 技術:將對手直接「紅牌罰下」的泛素-蛋白酶體降解系統 標靶蛋白質降解技術（PROTAC）利用雙頭「手銬」的結構，透過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PS）直接將標靶蛋白導向焚化爐去分解，並具備神奇的「催化循環」與精準定位優勢。 為了解決傳統「人盯人」防守的宿命，標靶蛋白質降解技術（PROTAC）提供了一個顛覆性的解決方案。PROTAC 的運作本質是非常高效：它不管蛋白質的口袋能不能讓藥物卡死，而是直接將標靶蛋白拖去細胞內的垃圾桶分解，這是基於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biquitin-proteasom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MSI-H 與 dMMR 是評估腫瘤基因不穩定性與預測免疫治療反應的重要生物標記，兩者在臨床上高度相關。 基本定義 MSI-H（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指基因組中短片段重複序列（微衛星）因損傷修復機制受損而出現長度變異。 dMMR（錯配修復功能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 指細胞內的 DNA 錯配修復蛋白（如 MLH1、MSH2、MSH6、PMS2）表現缺失，失去正常的「拼寫檢查」與修復功能。 兩者的關係與臨床意義高度一致： dMMR 等同於 MSI-H（兩者在實體癌中的檢測結果一致率高達 96–98%）。 常見癌別： 常見於大腸直腸癌、子宮內膜癌及胃癌等。 免疫治療優勢： 具有 MSI-H 或 dMMR 特性的腫瘤，因基因突變量多、容易產生新抗原，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PD-1/PD-L1 抑制劑）高度敏感，治療效果往往顯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真實世界實證（RWE）與病理機制深度解析 HPV 相關頭頸癌的流行病學轉變與臨床挑戰 人類乳突病毒（HPV）相關口咽癌的發病率逐年攀升，已打破傳統由香菸與酒精主導的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NSCC）行病學格局，成為臨床腫瘤科醫師面臨的新型挑戰。 作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見證了頭頸癌疾病地圖的重大變遷。過去，頭頸部腫瘤的核心致病因子主要集中於菸草（Tobacco）、酒精（Alcohol）與檳榔（Betel nut）的長期曝露；然而，隨著全球抽菸率的下降，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特別是高風險基因型 HPV-16 與 HPV-18—所誘發的口咽鱗狀細胞癌（Or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PSCC）發病率卻出現了顯著的陡升趨勢。 HPV 誘發癌症的核心機制在於病毒致癌蛋白 E6/E7 對宿主抑癌基因 p53 與 Rb 的失活，打破了細胞週期的精緻平衡。 在分子病理學機制上，HPV 透過微小傷口感染口咽部網狀扁桃體上皮細胞（Reticular Epithelial Cells），其病毒基因組整合至宿主 DNA 後，過度表達致癌蛋白 E6 與 E7。其中，E6 蛋白會結合並促進宿主抑癌蛋白p53的泛素化降解（Ubiquitin-mediated degradation），阻斷細胞凋亡機制；而 E7 蛋白則專一性結合 retinoblastoma 蛋白質（pRb），使其解離並釋放轉錄因子E2F，強行推動細胞週期由 G1 期進入 S 期，導致細胞無限增殖與基因體不穩定性（Genomic Instability）。 就像近年歐洲足球冠軍聯賽（UEFA Champions League）中頂級球隊採用的「高位逼搶策略」（High-pressing tactics），HPV 的 E6 與 E7 蛋白就像對手的雙前鋒組合。E6 負責抹煞我方的隊長兼中後衛（p53），讓破壞性細胞無法被判罰出場（凋亡）；E7 則抄截了中場核心（pRb）的傳球，強行發動快攻（進入 S 期）。當這套防線被徹底瓦解，整座球場（口咽上皮組織）便陷入失控的連環失球（癌化進程）。 HPV 相關頭頸癌具備獨特的生物學特性，雖然對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敏
癌症相關認知功能障礙（化學腦）是癌症治療中常見且被低估的併發症，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品質與治療依從性。 當大腦遭遇「球隊當家控球後衛受傷」——認識化學腦的臨床現況 在腫瘤科臨床日常中，我們經常聽到乳癌或其它癌症患者吐露心聲：「醫師，我最近總是忘東忘西，走到房間卻想不起要拿什麼，甚至講話講到一半突然卡詞……我是不是得失智症了？」這種現象在醫學上被定義為癌症相關認知功能障礙（Cancer-Rel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CRCI），俗稱「化療腦」（Chemo Brain）。 化學腦主要影響了患者的記憶力（Memory）、注意力（Attention）、訊息處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多工處理能力（Multitasking）以及詞彙擷取（Word Retrieval / Finding）。這些症狀可能在化療（Chemotherapy）期間出現，亦可能持續至輔助性荷爾蒙治療的階段，甚至在療程結束後數年依然困擾著患者。從機轉上來看，化學腦的成因極為複雜且多因子： 化療藥物的神經毒性與血液腦障壁（BBB）通透性改變。 荷爾蒙治療與雌激素急劇下降。 睡眠障礙與失眠影響了腦部的廢物清除。 癌因性疲憊與疼痛。 心理壓力、焦慮與憂鬱。 脫水與營養不良。 為了讓臨床溝通更具對話感，我們可以將大腦的神經網路比喻為熱門的體育賽事： 化療藥物引起的全身性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如: TNF-α, IL-6）上升，就像足球場上對手實施的高位逼搶。當神經膠質細胞（Microglia / Astrocytes）被過度激活時，就像中場組織核心（大腦前額葉）傳出的關鍵過頂傳球被攔截，導致「語言與詞彙擷取」的運作受阻，患者自然會出現講話卡頓、找不出適當詞彙的現象。 雌激素（Estrogen）的神經保護作用與突觸的可塑性是息息相關。當患者接受抗荷爾蒙治療或化療引發停經之時，就像棒球比賽中王牌先發投手突然因傷退場。如果牛棚（補償機制）尚未準備好，突觸間的訊息傳遞就會失誤連連，造成注意力集中困難與處理速度下降。 而大腦的執行功能負責調度日常多工任務。在腦霧狀態下，大腦前額葉皮質就像籃球場上遭到雙人包夾的控球後衛，傳球路線被封死，無法順利將指令分派給各個戰術執行點，導致患者無法同時處理多項任務或頻繁遺忘隨身物品。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現代癌症患者存活期顯著延長，心血管事件已躍升為腫瘤初治與康復者的主要死因之一；然而，在同時使用多重標靶與化療藥物下，如何精準選擇 Statin 類藥物，兼顧降脂強度與藥物交互作用（DDI），成為臨床醫師的重大考驗。 身為每日穿梭於病房與門診的腫瘤科醫師，我們習慣將所有的注意力聚焦於腫瘤的 RECIST 評估標準、無進展生存期（PFS）與整體生存期（OS）。然而，隨著標靶治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普及，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大幅延長。這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臨床議題：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的控制，已成為影響癌症患者長期存活率的關鍵戰場。 臨床上，我們常碰到接受抗乳癌標靶藥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或激素剝奪療法（ADT/Aromatase Inhibitor）的患者，可能會伴隨嚴重的高膽固醇血症（Hypercholesterolemia）。此時，開立 Statin 類藥物（HMG-CoA 還原酵素抑制劑） 是保護心血管血管內皮功能、預估降脂目標（如 LDL-C < 70 mg/dL 或 < 55 mg/dL）的標準做法。 許多醫師在面對高血脂時，習慣性地開立常用 Statin 藥物，卻忽略了癌症患者往往同時服用多種經由細胞色素 P450（CYP450）酶代謝的抗癌藥物。若隨意互換或選擇不當的 Statin，極易引發高血清藥物濃度、肌痛、橫紋肌溶解症（Rhabdomyolysis）或肝功能異常，甚至影響抗癌藥物的療效。 雖然所有的 Statin 藥物名稱都帶有「-statin」，但它們的降脂強度（Intensity）、代謝路徑（Metabolic Pathways）、半衰期（Half-life）以及新發糖尿病風險（New-onset Diabetes Risk）存在顯著的異質性。醫師調控 Statin 藥物，絕非單純的「開藥降膽固醇」，而是一場需要在「目標降脂強度」與「避免藥物交互作用」之間取得完美平衡的精準賽局。 剖析 Statin 藥理機制 僅有 Atorvastatin 與 Rosuvastatin 能達到 >50% 的高強度降脂效果（High-Intensity Sta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