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乳房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治療敏感、未曾接受化療的晚期乳癌患者中，同時使用質子幫浦抑制劑（PPI）與 palbociclib 會導致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縮短及整體存活期（OS）顯著惡化，但該影響並未見於 abemaciclib 使用者。 palbociclib 具有顯著的 pH 依賴性溶解度，而 abemaciclib 對胃部 pH 值的敏感度極低。   球場上的戰術干擾 身為腫瘤科醫師，我們在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制訂一線治療方案時，CDK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已是標準照護（Standard of care）模式。然而，臨床上患者常因胃部不適而併用 PPI，這引發了關於藥物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交互作用的疑慮。 我們可以把 palbociclib 的吸收想像成一場足球賽的射門，而胃部環境就是球場。Palbociclib 這位球員，在「正確的 pH 值球場」（較酸的環境）上能精準射門，達到最佳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然而，PPI 的介入會像是在球場上突然灑水，讓場地變滑，導致胃部 pH 值升高，這使得 palbociclib 的溶解度大打折扣，直接影響了射門的準度，最終降低了其抑制腫瘤細胞週期停滯的戰術執行力。相對而言，abemaciclib 則像是一位擁有強大身體素質的籃球員，無論球場（胃部 pH 值）狀況如何改變，他都能穩定發揮，不會因「場地」變化而影響投籃命中率。 解決方案：從「戰術部署」選擇最佳球員 本研究透過回顧性分析 202 例日本患者，深入探討了這一潛在交互作用對生存預後的影響。在 palbociclib 組（n=123）中，同時使用 PPI 的患者（n=38）在多變項分析中顯示，其整體存活時間(OS)的調整後風險比（Adjusted HR）高達 3.23，意即 PPI 的併用顯著降低了治療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傳統膠囊劑型還是改良後的錠劑，palbociclib 的療效均受到此負面影響。相比之下，abemaciclib 組（n=79）在使用 PPI 後，其 疾病控制時間(PFS) 與 OS 未觀察到顯著差異，顯示其治療不受胃部 pH 值變化的明顯干擾。   考慮到 palbociclib 的 pH 依賴性溶解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患者中，治療前較低的尿酸白蛋白比值（Uric Acid-to-Albumin Ratio, 簡稱UAR）與較佳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及整體存活期（OS）顯著相關。這項廉價且易於取得的檢測指標，為臨床風險分層提供了實用的補充資訊。   抗癌路上的「防守」與「失衡」 儘管 CDK4/6 抑制劑已成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標準療法，但患者間的臨床反應存在有顯著異質性，且抗藥性問題始終是臨床上的挑戰。我們亟需能反映腫瘤微環境及患者系統性代謝狀況的預測生物標記。   臨床治療中，腫瘤的進展不僅取決於腫瘤細胞的生物學特性，更受到宿主系統性發炎與營養儲備的影響。試想一場高強度的足球賽，CDK4/6 抑制劑就像是我們精心佈署的防守戰術，目的在限制對手的進攻（細胞週期失控）。然而，整體的戰局是否順利，不僅取決於戰術本身，更取決於場地環境與球員的體能狀態。 在此機制中，血清尿酸與白蛋白便扮演了關鍵角色： 尿酸（Uric Acid）： 雖然在生理水平下具有抗氧化特性，但過高時可以作為促發炎訊號分子，透過 AhR/p27Kip1/cyclin E1 等訊號路徑可以強化細胞的增殖，如同場地上的不穩定因素，可能干擾戰術的執行。 白蛋白（Albumin）： 作為負向的急性期反應物，反映了患者的營養狀態與全身性發炎負擔。白蛋白的水平下降，如同球員體能下降，直接削弱了對系統性抗癌治療的耐受性與反應。   解決方案：UAR 作為臨床風險分層的利器 研究納入了 118 位患者，透過 ROC 分析定義最佳 UAR 切點為 1.0。多變量分析證實，UAR < 1 是 整體存活時間OS（HR=0.61）與疾病控制時間PFS（HR=0.65）的獨立保護性預測因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傳統觀念將嚴重的內臟轉移視為化學治療的禁臠。然而，新興臨床實證顯示，結合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與荷爾蒙治療，能為這類「危急」狀態下的年輕患者帶來更精準且具備耐受性的治療策略。 面對這類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且合併廣泛內臟轉移的年輕乳癌患者時，常猶如教練在足球場上面臨落後兩分的困境：我們手邊雖然有這群患者依賴的「防守中場」-荷爾蒙治療（Endocrine therapy），但在面對勢如破竹的腫瘤惡性擴張-出現內臟危象（Visceral crisis）時，心裡總會掙扎是否該直接換上「全攻型前鋒」，使用強力化學治療來止血。 傳統醫學指引曾建議，若病患出現內臟危象（Visceral crisis），優先選擇化療。然而，這就像是在足球賽中，不顧體力消耗與戰術體系地全線壓上，雖然短時間內可能緩解腫瘤壓力，卻往往伴隨著嚴重的全身性副作用。事實上，CDK4/6 抑制劑的介入，正是現代腫瘤治療中那個關鍵的「組織型後腰」，它能精準地阻斷癌細胞的分裂週期（Cyclin-dependent kinase 4 and 6），與荷爾蒙治療形成完美的戰術聯防，既保留了攻擊性，又能避免化療帶來的「黃牌」-極度的毒性反應，並成功在多個臨床案例中驗證其在治療初期的強大應對能力。 突破內臟危象：實證與案例轉譯 研究指出，對於先前被排除在大型臨床試驗（如:PALOMA-2）之外的嚴重內臟轉移患者，第一線使用 Palbociclib 併用荷爾蒙治療，能在維持疾病控制時間（PFS）的同時，展現出顯著的腫瘤退縮效果。 回顧了兩位 40 多歲的年輕乳癌患者案例，她們均面臨嚴重的侵襲性內臟轉移，包括肺部與肝臟的瀰漫性病灶。在這種宛如籃球賽延長賽的危急時刻，我們採取了策略性的「防守反擊」： 戰術組合： 我們先以抑制雌激素受體的荷爾蒙治療（如:Letrozole）搭配促性腺激素釋放素類似物（LHRH agonist）降低循環雌激素的水平，並在輔以雙側卵巢切除術（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後，果斷加入 Palbociclib 進行全身性的控制。 臨床得分： 即使病患初始腫瘤負荷沉重，這種治療組合在 6 個月內展現了優異的緩解，患者的肺部與肝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CDK4/6i）已成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乳癌的治療基石。然而，其對患者免疫功能的潛在影響，特別是與免疫介導疾病的交互作用，是目前臨床關注的重要議題。   若將腫瘤微環境比喻為一場激烈的足球賽，癌細胞是試圖死守防線的隊伍，而患者的免疫系統則像是場邊的教練團。長期以來，腫瘤透過抑制性免疫細胞（如: Tregs）讓免疫防禦處於「僵局」或「客場劣勢」。CDK4/6抑制劑的介入，猶如教練在場邊進行了關鍵的換人戰術，減少了「保守派」-Tregs 和骨髓衍生抑制細胞(MDSC），轉而換上具備有進攻能力的「先發球員」（CD4+ T cells, CD137+CD8+ T cells 和 NK 細胞），打破了原有的免疫抑制。   臨床背景：不可忽視的「共病」地圖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乳癌治療中，了解患者是否存在既存或新發的自體免疫疾病，是至關重要的。這項研究旨在評估自體免疫疾病在接受 CDK4/6i 治療患者中的盛行率，並探討其對疾病控制時間（PFS）的預測價值。 在 352 名受試患者中，約 13.9% 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包括常見的橋本氏甲狀腺炎、白斑及類風濕性關節炎。這些數據提醒我們，在制定治療策略時，除了關注腫瘤本身的病理特徵，更需將患者的免疫「體質」納入綜合評估，這就像在籃球賽中，教練不僅要分析對手的陣型，還需隨時掌握己方主力球員的體能與受傷狀況，以靈活調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 (簡稱CDK4/6i) 治療後病況出現惡化是目前 HR+/HER2- 晚期乳癌最棘手的臨床難題。傳統的單一荷爾蒙治療已難以應對後線複雜的抗藥性機制。透過「NGS 次世代基因體分析」與「ctDNA的動態監測」，我們能精準鎖定致病靶點，採取分子導向的組合治療。   從「全面進攻」到「陣地拉鋸」 在足球賽場上，初線治療就像是球隊擁有全明星陣容，CDK4/6 抑制劑結合荷爾蒙治療能夠有效壓制癌細胞的週期進展，這段「蜜月期」通常能維持 24 到 28 個月。然而，一旦癌細胞發展出抗藥性，比賽節奏就會驟變，腫瘤展現出極高的「異質性。 這些抗藥性機制如同球場上的對手教練針對你的戰術佈署了不同的破解招式，包括: ESR1 突變 (約 30-48%)、PI3K/AKT/PTEN 訊號路徑活化 (約 40-50%)，以及較為少見但棘手的 RB1 缺失。此時，若我們還死守傳統的單一荷爾蒙療法-Fulvestrant想要解決此一困境，就像是要求中場球員獨自面對對方整條防線，效果往往是杯水車薪。我們需要的是根據精準生物標記 (biomarker) 進行的「戰術轉換」。   解決方案：分子導向的精密戰術 面對CDK4/6 抑制劑之後的殘局，目前的策略是根據檢測結果，進行「量身打造」的組合拳， 以 PIK3CA 突變為例，這是腫瘤PI3K 路徑的強悍阻擊 (PIK3CA 突變)，傳統阻截已無效。這就像籃球比賽中，面對對方的高個子中鋒，我們不能僅靠防守，必須派上專門的包夾戰術。Inavolisib 透過雙重激酶抑制與突變蛋白的降解，在 INAVO120 試驗中不僅改善了無疾病惡化存活期 (PFS)，更帶來了顯著的整體存活期 (OS) 獲益。比起早期的 Alpelisib，Inavolisib 展現了更好的耐受性與安全性。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多中心隨機的第4期臨床試驗PADMA打破傳統思維，證實Palbociclib聯合荷爾蒙療法做為高風險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治療，其療效與病患耐受性皆顯著優於傳統的單一化學治療。 在面對具有化療指徵（Indication for chemotherapy）的高腫瘤負荷或進展迅速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患者時，直覺戰術是否仍是立即推上傳統化療？ 長期以來，這類「看起來極具侵略性」的腫瘤常讓我們在臨床決策上陷入兩難：明知指引推薦內分泌為核心，卻因擔心療效反應不夠快，而慣性選擇化療作為一線「先發投手」。然而，最新發表在《ESMO Open》的隨機開放標籤多中心第IV期PADMA研究（GBG 93），正式為這場一線治療的調度之爭提供了關鍵的實證依據，以數據證明CDK4/6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才是真正能穩定控場的王牌先發。 高風險患者的一線調度難題與臨床盲點 臨床上針對具化療指徵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高風險轉移性乳癌患者，一線究竟該採取「化療攻勢」還是「CDK4/6標靶藥物聯合荷爾蒙治療」，過去缺乏直接對標真實世界單藥化療的歐洲大型隨機對照試驗。 在轉移性乳癌的長期抗戰中，過往的國際指引雖然一致推薦將CDK4/6標靶藥物聯合荷爾蒙治療作為一線標準治療，但往往會留下一個隱性條款：「除非存在內臟危象（Visceral crisis）或疾病進展過快需立即化療者」。這種臨床裁量權在真實世界中，常導致許多具有高內臟轉移比例（Visceral metastases）、顯著臨床症狀（Symptomatic disease）或高腫瘤負荷的停經後婦女，被直接送去接受單一化學治療）。 過往雖有如RIGHT Choice等研究探討過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對比多藥物化療方案的效果，但其收案對象以亞洲及年輕的停經前/圍廷經期女性為主，且對照組是毒性較高的多藥物化療方案；而另一個著名的PEARL研究，則主要聚焦於二線或三線的多線治療背景，且其後續在絕經後人群中未能觀察到顯著的無惡化存活期（PFS）優勢。因此，在以停經後歐洲患者為主、且真正對標臨床最常用單藥化療（如:Capecitabine或Paclitaxel）的一線真實決策場景中，我們長期缺乏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試驗首創結合 pan-FGFR 抑制劑 erdafitinib、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 SERD 雌激素受體降解劑 fulvestrant，目的在攻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荷爾蒙治療抗藥的障礙 。 在臨床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漫長戰役中，我們就像是站在場邊調兵遣將的總教練。荷爾蒙治療協同 CDK4/6 抑制劑（CDK4/6i）無疑是我們的「黃金先發陣容」。然而，腫瘤細胞卻像是一支擁有強大適應力的對手隊伍，在承受壓迫防守（如雌激素阻斷和細胞週期阻滯）後，往往會啟動「防守反擊」，通過旁路激活（bypass activation）發展出獲得性的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 其中，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信號通路的異常活化（特別是佔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中約有15% 的 FGFR1 基因擴增），就是對手陣中最令人頭痛的「秘密武器」，它能繞過雌激素受體與 CDK4/6 的雙重防線，重新激活細胞增殖。 為此，我們開展了首個將 pan-F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erdafitinib、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 fulvestrant 聯手的三重組合之 Ib 期臨床試驗（NCT03238196），试图在綠茵場上實施全場緊逼、三重夾擊的全新戰術。   戰術失效與對手的旁路傳球 腫瘤細胞在長期內分泌與 CDK4/6 抑制劑打壓下，常藉由 FGFR 旁路信號進行「二次進攻」，導致標準療法失靈。 在正常的生理防守下，我們利用 fulvestrant 將荷爾蒙受體給降解，如同派出一名貼身防守球員盯死對方的進攻核心；同時，利用 palbociclib 抑制 CDK4/6 的活性，如同在禁區築起一道阻擋細胞週期（G1-S 期）前進的防線。這套組合拳在初進攻時效果顯著。 然而，腫瘤細胞擅長「打戰術變化球」。當荷爾蒙受體和 CDK4/6 這兩個主要傳球路線被我們鎖死後，癌細胞會利用基因擴增（genomic amplification）手段，在球場的另一側布置強大的邊路接應點-FGFR 信號通路。這就像是： Fulvestrant 截斷了對方的「A 傳球路線」（荷爾蒙受體的活化）。 Palbociclib 攔截了對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治療中，CDK4/6 抑制劑與氫離子幫浦阻斷劑（PPI）的共同照護，正悄悄因為胃部微環境改變而面臨臨床療效的實質流失。   在乳癌的臨床治療戰場上，我們熟知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 抑制劑（CDK4/6 Inhibitors, CDK4/6標靶藥物）搭配荷爾蒙療法，已是目前治療激素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HR+/HER2-）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的絕對主力。然而，這群患者往往因為化療、焦慮或藥物副作用，頻繁合併胃食道逆流或胃潰瘍，使我們在處方中會經常常規加上了氫離子幫浦阻斷劑（PPIs）。這項看似日常的臨床貼心舉動，實則可能在藥物動力學的底層邏輯裡，踢出了一記嚴重的「自擺烏龍」。   近期發表於《Systematic Reviews》的一項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為我們揭示了 PPIs 的併用如何干擾CDK4/6標靶藥物的生物可利用率（Bioavailability），進而大幅改寫患者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與總生存期（OS）。   胃部微環境的弱鹼性陷阱與防守失位 CDK4/6標靶藥物具備弱鹼性化學特質，當 PPI 提升胃部 pH 值時，會直接破壞其溶解度，導致藥物主動被「清道夫」加速清除。   在藥物化學的結構上，目前臨床常見的三大CDK4/6標靶藥物- Palbociclib、Ribociclib 與 Abemaciclib，本質上皆屬於弱鹼性化合物，這意味著它們的溶解度具有高度的 pH 值依賴性（pH-dependent solubility），必須在胃酸高分泌、低 pH 值的強酸環境下，才能完美解離並達到最大吸收。   這就像一場足球比賽。胃酸是我們精心布置的「強勢中場」，它的存在能確保化學藥物順利解離、推進，最終在小腸被完美吸收。然而，當我們並用 PPI 時，PPI 就像對方派出的強力防守中場，一腳把胃部的 pH 值從正常的 1-2 狠狠踢高到 5 以上。此時，微環境會改變，Palbociclib 的溶解度直接從 0.5 mg/mL 暴跌至 0.05 mg/mL。藥物無法解離，只能以無法吸收的型態通過消化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的第一線治療中，儘管隨機對照試驗（RCT）未能證實整體存活期（OS）具有統計學顯著差異，但在日本大型真實世界數據（RWD）P-BRIDGE 研究最新發布的 48.1 個月追蹤結果，成功為臨床醫師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實證支持，證明愛乳適（Palbociclib）聯手荷爾蒙療法能將一線治療的整體存活期推升至 5 年以上（68.2 個月）。   當計分板上的 RCT 數據陷入膠著，一線專科醫師的實踐迷思 隨機對照試驗（RCT）的嚴格篩選機制雖然建立了優異的內部效度，卻往往因為高標準的收案條件與後續交叉治療，導致次要終點-整體存活期（OS）在統計學上難以取得顯著的突破，讓臨床醫師在面對真實世界中異質性極高的患者時，面臨決策上的證據落差。 身為在臨床第一線與腫瘤搏鬥的專科醫師，我們都深知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延緩疾病進展與維持患者生活品質是兩大核心支柱。當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4/6）抑制劑問世時，其優異的無惡化存活期（PFS）表現確實為臨床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然而，在大型引領風潮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中，次要終點整體存活期的數據卻常讓人在臨門一腳時感到一絲遺憾。   以 PALOMA-2 臨床試驗為例，愛乳適（Palbociclib）聯手Letrozole對比安慰劑聯合Letrozole，中位 OS 分別為 53.9 個月與 51.2 個月，在統計學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HR: 0.96, p=0.34）。而在先前已經治療過的患者的 PALOMA-3 試驗中，雖然觀察到數值上的生存優勢（34.9 個月 vs 28.0 個月），但同樣未能跨過統計學顯著意義的門檻（HR: 0.81, p=0.09）。   這種現象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職業籃球季後賽，即便教練團在第一節和第二節靠著精妙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戰術取得大幅領先，但到了決定勝負的第四節最終大局（亦即OS），卻因為對方繁複的換人戰術、後續的多線防守干擾（後續的各線化療與標靶治療），使得計分板上的最終差距被拉平了。   此外，RCT 就像是在完美控溫、地板摩擦力固定的標準室內球場進行比賽。但在真實的臨床診間裡，我們面對的患者往往攜帶著更複雜的背景：高年齡、伴隨多種慢性病、內臟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