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3 試驗：2026年最新突破性合併進展 在吸取了 ERA-223 的骨折教訓後，歐洲癌症研究與治療組織（EORTC）重新設計了這項第三期樞紐性試驗，並在 2026 年初的 ASCO GU（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泌尿生殖系統癌症論壇）上發表了震撼業界的最終整體存活期的數據 試驗設計： 446 位具備有骨轉移的轉移性去勢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隨機分為兩組：一組僅使用新型荷爾蒙藥物 Enzalutamide（Xtandi/安可坦），另一組使用 Enzalutamide 合併 6 次 Xofigo 的治療。 所有患者從試驗一開始，就強制規定必須使用骨質保護劑（Denosumab 或 Zoledronic acid），成功將骨折率壓低到安全範圍內。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單一靶點策略在三陰性乳癌等異質性高的癌症會面臨抗藥性的瓶頸，亟需從系統生物學與表觀遺傳學調控網絡尋找解方。 在臨床腫瘤學的前線，我們常將惡性腫瘤細胞視為一個懂得不斷變形、逃避制裁的頑敵。現行的標靶治療（Targeted therapy）與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多聚焦於阻斷單一突變的基因（如: PIK3CA 突變或 HER2 放大）。 然而，乳癌-尤其是缺乏特殊受體表達的三陰性乳癌（TNBC）-其高度的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動態性的抗藥機制，常讓單一靶點藥物在臨床應用中陷入後繼無力的困境 。 基因序列的靜態改變固然重要，但決定癌細胞表型與臨床預後的，往往是染色質層面的動態重塑（Chromatin remodeling）。表觀遺傳異常（Epigenetic abnormalities）在乳癌的演進、代謝重編程（Metabolic reprogramming）以及浸潤轉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 人體細胞內包含約 400 個表觀遺傳的調節因子（Epigenetic regulators），它們如同複雜樂團中的樂手，負責 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與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s）的化學加工作業 。 過去的研究受限於生物晶片與傳統 RNA 定序（RNA-seq）的成本與通量限制，多採取「一對一」的孤立研究模式，無法描繪出整體的動態調控全景 。這使得我們在臨床上面對表觀遺傳藥物（如:組蛋白去乙醯化酶抑制劑 HDACi）的抗藥性時，如同在黑暗中摸索，難以精準地預測下游轉錄組學（Transcriptomics）的連鎖反應。 二、 解決方案與機制的轉譯（Solutions & Epigenetic Mechanisms） 運用 HTS² 技術解構全景調控網絡 透過高通量定序篩選平台（HTS²）建立 299 個調節因子的功能聚類，成功篩選出 8 個功能模組與 10 大核心之表觀遺傳調節因子（Master Regulators）。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問題背景 標靶治療抗藥與高度轉移性為 HER2陽性乳癌的主要致死原因。 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陽性（HER2+）乳癌約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 15-20%，臨床上以高侵襲性及高轉移傾向為主要特徵。 儘管以HER2標靶藥物 rastuzumab）與Lapatinib為代表的抗 HER2 標靶療法顯著改善了患者預後，但臨床上仍然有 20-30% 的早期患者最終會死於遠端轉移。 近期轉錄組學分型將HER2陽性乳癌進一步細分為五種分子亞型，其中管腔型（Luminal HER2+）雖然預後較佳，但其對標準抗 HER2 單株抗體治療的完全緩解率（pCR）僅為 9%，在所有亞型中最低。這群同時表達 HER2 和荷爾蒙受體（簡稱三陽性乳癌）的細胞，其 ESR1（編碼 ERα） 的異常表達是導致抗 HER2 治療產生抗藥性的關鍵機制。因此，闡明調控HER2陽性乳癌內部的管腔程序與細胞可塑性的分子機制，是開發新型聯合治療方案以攻克耐藥性疾病的當務之急。 組蛋白離氨酸甲基轉移酶(EZH2) 缺失可以顯著抑制肿瘤進展，並促使腫瘤細胞由間質型向管腔上皮型轉變。EZH2 作為PRC2的催化亞基，在 HER2陽性乳癌及三陰性乳癌（TNBC）中經常呈現異常高表達，且與不良總生存期有密切相關。在應用Doxycycline誘導的 HER2 驅動基因工程小鼠模型（GEMM）中，特異性敲除乳腺上皮的 Ezh2（Ezh2 null）可以顯著延遲腫瘤發生，抑制 Ki67 表達與 EdU 併入，引發依賴於 Pcna、Cyclin D1 下降及 LaminB1 缺失的細胞週期阻滯與細胞衰老表型。更重要的是，Ezh2 缺失可以使肺轉移的外顯率從 70.6% 驟降至 28.6%。 為了更親切地理解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將 EZH2 活性比喻為腫瘤細胞的「動態變裝秀演算法」。在正常狀況下，HER2陽性乳癌細胞利用這套演算法，將自己「變裝」成具有高度流動性、凶猛的間質/基底樣幹細胞（Mesenchymal/Basal-like Cells）。它們就像換上了利於穿梭和隱蔽的特製潛水服，能夠輕易從原發灶「游走」逃脫，並在血液循環中存活、最終在肺部「開疆闢土」，完成定植轉移。 然而，當我們利用基因敲除或小分子抑制劑（如 :EPZ6438、GSK-126）去強行關閉這套變裝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三陰性乳癌具備高度異質性且缺乏標靶治療，表觀遺傳機制:如 DNA 甲基化與組蛋白修飾，則是關鍵致病因素。 三陰性乳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在臨床管理上始終是腫瘤科醫師的嚴峻挑戰。這類腫瘤缺乏雌激素受體（ER）、黃體素受體（PR）與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HER2）的表達，無法受惠於傳統的和爾蒙治療或抗 HER2 標靶藥物。三陰性乳癌 呈現高度異質性（heterogeneity），且具有較高的突變負荷、侵襲性與遠端轉移風險，臨床預後普遍上是比較差。目前針對三陰性乳癌的治療仍主要依賴細胞毒性化學治療（如:紫杉醇類及鉑類藥物），儘管部分患者對鉑類反應良好，但整體治療的特異性仍有待提升。 表觀遺傳機制：隱形的三陰性乳癌指揮官 表觀遺傳修飾（如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透過調控基因轉錄狀態，在不改變 DNA 序列的情況下主導三陰性乳癌的癌症表型。 如果將腫瘤細胞視為一個混亂的管弦樂團，那麼基因突變是樂譜上的錯字，而「表觀遺傳」（Epigenetics）則是指揮棒，它決定了哪些基因被強勢演繹，哪些則被完全噤聲。在三陰性乳癌，抑癌基因的「靜默」往往並非因為基因刪除，而是源於表觀遺傳的機制。 以 BRCA1 基因的「BRCAness」現象為例，許多三陰性乳癌患者即便沒有遺傳性 BRCA 突變，其腫瘤仍表現出類似的基因體不穩定性，這通常歸因於 BRCA1 啟動子（promoter）的過度甲基化。 此外，PTEN 與 TP53 等關鍵抑癌基因在三陰性乳癌中也常常因為表觀遺傳失調而功能喪失。例如:組蛋白去乙醯酶（HDAC）的異常活性會促進染色質緻密化，進而抑制抑癌基因的表達。同時，脂質代謝異常（如:透過芳香烴受體 AhR 對基因調控的干擾）也參與了三陰性乳癌的惡性進程。 營養介入：重塑表觀遺傳景觀的潛在盟友 膳食生物活性化合物（如:白藜蘆醇、染料木黃酮、EGCG）具備調節表觀遺傳路徑、逆轉抑癌基因甲基化並協同傳統治療的潛力。 針對這些表觀遺傳的缺陷，膳食之生物活性化合物提供了一種具吸引力的輔助治療策略，目的在「解鎖」被抑制的抑癌基因。 白藜蘆醇（Resveratrol）：不僅能拮抗 AhR 對 BRCA1 啟動子的抑制，還能減少 DNMT1（DNA 甲基轉移酶）與 MB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逃脫傳統枷鎖的「無靶孤兒」 在乳癌的臨床分類中，三陰性乳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約佔所有病例的 15-20%。常規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IHC）與螢光原位雜交（FISH）定義其為雌激素受體（ER）陰性、黃體素受體（PR）陰性、且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未過度表達或放大。三陰性乳癌（TNBC）因缺乏 ER、PR 及 HER2的擴增，無法受惠於荷爾蒙治療與常規 HER2 標靶藥物，且具備高度侵襲性、早期復發率高及異質性強等特點，長期以來是臨床治療上的棘手難題。這三個標靶的缺失，意味著傳統的內分泌療法（如芳香酶抑制劑）與標準抗 HER2 單株抗體在三陰性乳癌的治療上全數折戟。 臨床上，三陰性乳癌的特點在於其驚人的「叛逆速度」；與 Luminal 分型相比，它具有更高的組織學分級（Grade 3）、極高的細胞增殖指數（Ki-67）、且極易在確診後的前 3-5 年內發生內臟轉移（如肺、腦、肝）。由於長期缺乏明確的驅動基因突變，臨床醫師過去只能依賴傳統化療進行單兵作戰，使患者迅速陷入耐藥與快速進展的惡性循環。 解構三陰性乳癌的「多面偽裝」 Lehmann 分型與異質性：換裝自如的「變色龍」 三陰性乳癌並非單一疾病，透過大數據基因表達譜分析（Lehmann 分型），可將其細分為基底細胞樣型（BL1/BL2）、間質型（M）、間質幹細胞樣型（MSL）、免疫調節型（IM）及管腔雄激素受體型（LAR），這解釋了為何單一化療方案無法一勞永逸。過去我們把三陰性乳癌當成一整群行為相似的「壞人」來打，但實際上，這群癌細胞是一支分工極為精細的「變色龍特種部隊」。Lehmann 教授透過基因體學分析揭穿了它們的偽裝，分成以下分型： BL1/BL2（基底細胞樣型）： 就像是瘋狂運轉的「工廠」，DNA 複製與細胞週期控制（如:TP53 突變、MYC 放大）極度活躍，雖然長得快，但對化療這類「工廠抗體」最敏感。 LAR（管腔雄激素受體型）： 牠們脱去了雌激素的衣服，卻悄悄穿上了雄激素受體（AR）的「防彈衣」，依賴 AR 訊號通路存活，老奸巨猾，對常規化療冷淡，卻可能被 AR 拮抗劑攻破。 M/MSL（間質與幹細胞型）： 就像是掌握了「瞬間移動」的特務，具備極強的上皮間質轉化（EM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黃金療法遇上細胞的「叛逆期」 雖然荷爾蒙治療是荷爾蒙受體陽性（HR+）乳癌的基石，但高達半數的晚期轉移性患者會出現原發性或繼發性荷爾蒙治療抗藥，使得癌細胞在缺乏雌激素的情況下仍能持續增殖 。 在乳癌的臨床分類中，高達 70% 的患者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R+）的 Luminal 分型 。對於這群患者，藉由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變劑（SERMs，如 Tamoxifen）、選擇性雌激素受體下調劑（SERDs），如:Fulvestrant，以及芳香環酶抑制劑（AIs）來阻斷雌激素訊號通路，一直以來都是最具成效的「黃金療法」 。在臨床初期，這類療法能為患者帶來顯著的生存獲益 。 然而，臨床醫師最不願面對的挑戰，便是荷爾蒙治療抗藥性的產生 。臨床上將荷爾蒙治療抗藥分為兩類： 原發性荷爾蒙治療抗藥指輔助治療24個月內復發，或晚期一線治療6個月內進展； 而繼發性荷爾蒙治療抗藥則是先歷經有效的臨床緩解後，腫瘤細胞再度找到生存出路而產生進展 。 這種荷爾蒙治療抗藥機制就如同原本被嚴密控管的叛逆細胞，逐漸學會了偽裝與繞道，讓原先的精準打擊手段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失去效力，成為乳癌復發與遠處轉移的幕後推手 。 關於荷爾蒙治療抗藥之癌細胞的「密道」與「自動駕駛」 ESR1 突變：脫離配體控制的「自動駕駛模式」 ESR1 基因突變（如:D538G、Y537S）主要發生於 LBD 區，改變了 H11-12 環的空間構型，導致荷爾蒙受體（ERα）在沒有雌激素（配體）結合的情況下，仍能持續維持活化狀態並驅動轉錄 。 正常的荷爾蒙受體ERα就像一輛需要「插上鑰匙（雌激素）」才能發動的汽車 。傳統的芳香環酶抑制劑治療就像是把周邊的汽油（雌激素）抽乾，讓汽車因缺乏燃料而無法行駛 。然而，高達 30% 的轉移性乳癌患者在接受芳香環酶抑制劑長期的壓制性治療後，其編碼 ERα 的 ESR1 基因則會發生後天獲得性突變，最常見的包括 D538G 和 Y537S ，這些突變發生在配體結合域（LBD） 。從結構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突變使得受體內部的 H11-12 環發生扭曲，其空間構型竟然模擬了與雌激素結合後的「興奮狀態」。這就像這輛車的啟動開關雖然壞了，但卻直接卡在「發動」的位置，因此它能夠開啟了「自動駕駛模式」，就算沒有插鑰匙（缺乏雌激素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乳癌（Breast Cancer）在臨床上面臨異質性與多藥抗藥性（MDR）的雙重挑戰 在臨床上，我們經常會面對棘手的多藥抗藥性（Multidrug Resistance, MDR）乳癌。乳癌是一群高度異質性的腫瘤，傳統上依據雌激素受體（ER）、黃體素受體（PR）及人體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的表達分為三大主要臨床亞型：ER+（適用Tamoxifen等內分泌治療）、HER2+（適用Trastuzumab標靶治療） 以及三陰性乳癌（依賴Taxanes與Anthracyclines等化療與免疫檢查點抑制）。 然而，不論是先天性（de novo）或後天獲得的抗藥性，往往在病程進展中交織出現，高達30%的早期患者會面臨復發。要擊破這座堡壘，我們必須深入其底層的分子機制。 趨同與演變：抗藥性的多維問題背景 PI3K/Akt 訊息傳遞路徑、miRNA 調控以及表觀遺傳學突變，都是導致乳癌各亞型抗藥性交織的關鍵中心點。探究抗藥性的上游，雖然各亞型的第一線治療手段相異，但其走向抗藥的分子網絡卻表現出驚人的「趨同演變」： 內分泌治療抗藥性： 以 Tamoxifen 為例，除了 CYP2D6 的基因多態性影響產物 Endoxifen 的生物活性外，ERα 自身位點（如 :Serine 305）被 PKA 磷酸化，會使其結構構型改變，讓 Tamoxifen 由拮抗劑「黑化」成為激動劑。此外，變體 ER-α36 的表現增加，亦會讓其繞過配體依賴性的轉錄，直接激活下游路徑。 Trastuzumab 治療抗藥性： 除了 Mucin 4 或 CD44/Hyaluronan 複合物造成的抗原表位掩蓋（Epitope Masking）阻礙標靶結合外，生成缺乏結合域、但具備本質性激酶活性的 p95-HER2 變體，也是常見的抗藥機制。 化療抗藥性：常因 MDR1（ABCB1）基因轉錄增加，導致 P-glycoprotein（P-gp）等 ATP 結合匣蛋白（ABC Transporters）高度表現，加速胞內化療藥物的泵出。 這些錯綜複雜的抗藥網絡，其背後其實共享了三大軸心機制：PI3K/Akt 訊息傳遞路徑的異常激活、microRNA（miRNA）的基因靜默調控，以及 DNA 甲基化與組蛋白修飾等表觀遺傳學改變（Epigenetic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雌激素受體訊號傳導 雌激素受體（ER）分為核受體和膜受體。 ERα 和 ERβ 是核受體，能夠抑制或活化目標基因。兩種受體均具有 6 個功能域，並具有多種相似性，且能夠形成異二聚體。 ERα 在乳癌的進展和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其在乳癌中表達上調。最新研究表明，約 75% 的乳癌患者 ERα 表達呈陽性。 值得注意的是，ERβ 抑制可活化乳癌 1 型（BRCA1）基因，進而抑制腫瘤細胞增生。然而，ERβ 的表達會隨著乳癌細胞增殖的增加而降低。值得注意的是，ERβ 在小鼠模型中透過與 p53 相互作用發揮抑癌作用。 相反，ERα 透過與細胞週期蛋白 D1 相互作用促進乳癌細胞的進展。細胞週期蛋白 D1 在某些腫瘤細胞中調節細胞週期從 G1 期到 S 期的轉換。因此，ERα與細胞週期蛋白D1的相互作用被認為是ERα促進乳癌細胞增生的最重要機制。 根據結構，ERα可分為多種亞型，其中ERα36亞型可促進轉移並加重乳癌患者的病情。相反，ERα之Tanixufen亞型是乳癌治療的標靶，它透過上調醛脫氫酶1家族成員A1 (ALDH1A1)基因，對ERα36具有拮抗作用。 表觀遺傳修飾 組蛋白修飾 組蛋白修飾，例如:乙醯化（乙醯輔酶A的乙醯基與賴氨酸氨基共價結合）、去乙醯化（去除組蛋白賴氨酸尾部的乙醯基）和甲基化（在組蛋白賴氨酸和精胺酸尾部添加甲基），在乳癌中的作用已被廣泛研究，如下圖所示。組蛋白去乙醯化(簡稱HDAC)會導致染色質結構更加緊密，並抑制組蛋白基因的表達。此外，乳腺組織中正常細胞和癌細胞的組蛋白乙醯化和甲基化指標也存在差異。 圖示顯示，癌症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失調是由於CpG島甲基化和組蛋白改變所致。 此外，已鑑定出用於區分乳癌亞型的標記物。例如，管腔A型和基底型乳癌亞型均表現出H3K4me3、H3K27me3和H3K27me3的下調。然而，H3K27me3的過度表現僅在管腔A型中檢測到，這啟發了乳癌亞型內聚類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患者來源的癌組織、原發性乳癌細胞和乳癌細胞系中評估了3個H3賴氨酸乙醯化、14個H3賴氨酸甲基化以及14個賴氨酸組合變異的組蛋白改變。組蛋白修飾功能異常（例如H3K9ac/H3K27me3失衡）對癌症、腫瘤細胞增殖和增殖、乳癌訊號通路以及轉移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實體癌症的腫瘤微環境中的低氧梯度是驅動乳癌惡化、表觀遺傳重塑及轉移的核心溫床。 在我們臨床面對的乳癌患者中，惡性細胞的無規律惡性增殖往往迅速超越了局部血管的生成速度，導致腫瘤內部出現嚴重的氧氣供需失衡。在正常的乳腺組織中，氧分壓（pO2）通常維持在約 65 mmHg；然而在乳癌實體癌症的核心區域，氧分壓常會驟降至 2.5 至 28 mmHg 之間。特別是在惡性度極高的三陰性乳癌中，這種嚴重的低氧（Hypoxia）現象更為顯著。這種微環境的極端物理改變，不僅會重塑惡性細胞的轉錄體圖譜（Transcriptional programs），更是造成腫瘤內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預後不良的罪魁禍首。 低氧誘導因子（HIFs）與細胞代謝的病理性關聯，會透過瓦伯格效應與代謝物積聚，深刻地改變染色質包裝結構。 當腫瘤細胞陷入窒息危機時，低氧誘導因子-1α（HIF-1α）會被穩定地表達，並協同細胞將能量代謝模式從粒線體的氧化磷酸化（OXPHOS）急劇轉向有氧糖解（Aerobic glycolysis），即臨床熟知的瓦伯格效應（Warburg effect）。為了應付瘋狂的增殖，細胞大量上調葡萄糖轉運蛋白-1（GLUT1）以掠奪葡萄糖。這種代謝的重塑性會引發了下列的鏈鎖反應： 丙酮酸在細胞質中被大量轉化為乳酸（Lactate）。 為了避免胞內乳酸過度積聚引發酸中毒，細胞透過 HIF-1α 途徑上調單羧酸轉運蛋白-4（MCT-4）將乳酸排出細胞外，進而導致腫瘤微環境（TME）的顯著酸化。 細胞內累積的乳酸本質上是一種內源性的組蛋白去乙醯化酶抑制劑（HDAC inhibitor），它會直接促使組蛋白高度乙醯化（Histone hyperacetylation），進而強行打開特定癌基因的轉錄窗口。 同時，三羧酸循環（TCA cycle）中的異檸檬酸去氫酶（IDH1）之活性與表達會隨著癌症的惡化畫而下降，當出現突變時，更會導致α-酮戊二酸（α-KG）轉化為異常代謝物 2-羥基戊二酸（2-HG）。2-HG 會競爭性抑制依賴 α-KG 的 Jumonji C 結構域的組蛋白去甲基化酶（JHDMs，如 JMJ2A），引發組蛋白 H3K9 位點的異常高甲基化。 細胞在窒息危機下的「圖書館應急改建工程」 低氧引發的表觀遺傳的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表觀遺傳學在改變生物或細胞的表型方面起著關鍵作用，通過調節基因表達模式，而無需改變底層的 DNA 序列。與典型的遺傳變異不同，表觀遺傳修飾是可逆的，並且可以通過各種環境因素、發育信號和疾病狀態動態地受到影響。這種動態的表觀遺傳調控，使細胞能夠適應變化的環境，並對內部和外部的刺激做出反應，從而最終影響細胞的功能和表型。包括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和非編碼 RNA 在內的表觀遺傳修飾，在調節三陰性乳癌細胞的基因表達模式中起著關鍵作用。 示意圖展示了 DNMT（DNA 甲基轉移酶）在基因啟動區域的 CpG 島上催化 DNA 甲基化過程，導致基因沉默，以及 DNMT 抑制劑（DNMTi）如何逆轉這種甲基化，從而恢復基因表達。 關於多種人類癌症中 CpG 甲基化亢進的分子機制，包括三陰性乳癌，已經進行了研究。CpG 甲基化在特定基因的啟動區域中頻繁發生，包括腫瘤抑制基因，導致這些基因的轉錄沉默。 根據 Knudson 的“雙擊模型”，癌症中腫瘤抑制基因功能的喪失是由於兩個等位基因的缺失或失活。腫瘤抑制基因的突變通常被認為是隱性的，單個腫瘤抑制基因 的突變通常不足以引發癌症。然而，腫瘤抑制基因的半缺失可能導致蛋白質的減少。因此，在腫瘤抑制基因的啟動區域中發現 m5CpG，可能導致蛋白質的減少，被認為是三陰性乳癌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事實上，在某些腫瘤類型中，在特定啟動子的 CpG 島上觀察到特定的甲基化模式，這在許多癌症類型中經常被觀察到。 可以通過多種機制，CpG 甲基化可以抑制基因表達。CpG 甲基化可以導致甲基-CpG 結合域（MBD）蛋白的結合。這些蛋白隨後會招募到修飾組蛋白和/或重塑染色質的複合物，從而在甲基化的位點上抑制基因表達，形成更緊湊和不活躍的染色質結構。雖然 DNA 甲基化可能會阻礙轉錄因子與啟動子的結合，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干擾並不常見。甲基化不僅發生在 CpG 島上，也可能發生在 CpG 島附近的 CpG 岸，這些區域的 C+G 含量較低。這種甲基化模式可能代表一種組織特異性的甲基化和基因表達調控。 然而，在表觀遺傳學失調的情況下，包括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以及調節蛋白（如溴多域名和外端域蛋白家族，簡稱 BET 蛋白）的失衡-它在三陰性乳癌的發生和治療抗藥性中起著關鍵作用。 此外，這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