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藥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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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血腦屏障的精準投射:從 FIOL 試驗看Osimertinib在非小細胞肺癌活動性腦转移的戰術佈局與 ctDNA 的戰術導航

活動性腦轉移曾是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治療中最棘手的防線,而血液 ctDNA 檢測則提供了一套精準的戰術導航系統。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診療中,約有 20% 至 40% 的患者在病程中會面臨腦轉移的考驗。這群患者不僅生活品質急劇下降,預後往往也相當不良。西方國家的肺腺癌患者中約只有 10% 帶有 EGFR 基因突變,且此類患者發生中樞神經系統轉移的風險更高。過去,傳統的一代與二代 EGFR標靶藥物受限於血腦屏障(BBB),難以在腦脊髓液(CSF)中達到足夠的有效藥物濃度。雖然 FLAURA 與 FLAURA2 等大型臨床試驗奠定了三代 EGFR標靶藥物Osimertinib(商品名泰瑞沙/Tagrisso)單藥或聯手化療在一線治療的地位,但這些經典試驗多半排除了「具有症狀」或「未經治療的活動性腦轉移」患者。這導致我們在面對未接受放療的活動性腦轉移患者時,往往陷入了到底要先做全腦放療(WBRT)/ 立體定向放射手術(SRS)、還是直接給予三代 EGFR標靶藥物的兩難。 另一方面,循環腫瘤 DNA(ctDNA)作為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的核心技術,雖然能有效捕捉腫瘤的異質性,但其基線狀態對於Osimertinib治療的預後價值,特別是在合併腦轉移的人群中,仍需要更堅實的前瞻性數據支持。 二期臨床試驗FIOL提供了一線治療用Osimertinib單藥突破活動性腦轉移的堅實證據,打破了過往必須先進行腦部放療的傳統思維。 為了解答上述臨床痛點,北歐四國(挪威、丹麥、瑞典、立陶宛)的 6 個醫療中心共同開展了 FIOL 這項多中心、單臂、開放標籤的2期臨床試驗。該研究納入 100 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 EGFR 突變(19del 或 L858R)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並依據中樞神經腦轉移狀態精準劃分為兩個隊列: 隊列 A為活動性腦轉移患者(包含未治療或治療後病況惡化的腦轉移,占 46%); 隊列 B則為無腦轉移或腦轉移穩定者(占 54%)。所有患者接受Osimertinib單藥(80 mg QD)作為第一線治療。 若我們用MLB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戰術來比喻,傳統的一代標靶藥物就像速度不夠快的安打型打者,面對血腦屏障這面「高聳的外野牆」,往往只能擊出全壘打牆前飛球被接殺;而三代 EGFR標靶藥物Osimertinib則具備強大的穿透力,如同全壘打打者直接把球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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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 19del 的「大一統」迷思:從 CAPTRA-Lung 數據看一線 Osimertinib 治療下的 19 外顯子缺失亞型異質性與臨床對策

跳脫 19del 的「大一統」迷思:從 CAPTRA-Lung 數據看一線 Osimertinib 治療下的 19 外顯子缺失亞型異質性與臨床對策 CAPTRA-Lung 數據揭示整體一致性:常見 E746_A750del 與罕見 19del 亞型在一線 Osimertinib 標靶治療下,兩者在治療有效率(ORR)与無進展生存期(PFS)並無統計學顯著差異,整體療效穩定。 特定L747_A750delinsP之罕見亞型具潛在抗藥趨勢亞型,中位 PFS 僅 9.8 個月,提示立體構象的改變會對標靶藥物結合能的影響。基線多發轉移(≥4 個部位)、肝/骨轉移是疾病進展的核心驅動因素,提示了高腫瘤負荷為關鍵不良預後因子,需要密切追蹤。 : 19 外顯子缺失亞型(19del )真的只是「單一球員」嗎?基因型異質性帶來的臨床抉擇困境 EGFR  19 外顯子缺失在亞型上具備高度異質性,傳統判定方式可能掩蓋了不同變異對 Osimertinib 結合力的潛在差異。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精準醫療時代,EGFR 敏感性突變(尤其是 19 外顯子缺失 19del 與 21 外顯子 L858R)是我們最熟悉的戰場。FLAURA 試驗奠定了第三代 EGFR標靶藥物Osimertinib 的一線標準治療地位,其中19 外顯子缺失患者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FS)達到 21.4 個月,顯著優於 L858R 的 14.4 個月。這種療效優勢主要源於 19del 突變後,酪氨酸激酶區的立體構象轉變,使其對標靶藥物具備更高的親和力,且下游信號活化的抑制會更為徹底。 然而,在日常臨床工作中,我們常將「19 外顯子缺失」當作一個單一的診斷標籤。實際上,19del 包含數十種不同的缺失(deletion)與插入(insertion)變異,其中最常見的 E746_A750del 僅占了半數左右,其餘則為各種罕見的 Complex indels。過去在一代與二代標靶藥物的時代,不同 19del 亞型對標靶藥物的敏感度便存在爭議;如今進入 Osimertinib 一線統治的時代,這些亞型是否依然「一視同仁」?我們是否能僅憑報告上的「19 外顯子有缺失」就給予相同的預後預測?這一直是臨床醫師在面對二代測序(NGS)報告時的深層疑慮。 CAPTRA-Lung 真實世界數據解析與臨床實踐策略 106 例中國患者數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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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拆解 BRAF V600E 突變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從分子路徑到精準打擊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大腸直腸癌中,BRAF V600E 突變屬於預後極差的特定亞型,其發病率約占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的 5–10%。 單純使用 BRAF 抑制劑無效,主因在於下游 ERK 抑制後會引發 EGFR 機制的「敵軍增援」(回饋活化)。臨床突破點在於雙重或三重標靶聯合治療(如 BRAF + EGFR ± MEK/PI3K 抑制劑)以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的協同作用。   一、突破性的防線與致命的「叛變門將」 BRAFV600E 突變是大腸直腸癌中極具侵襲性的分子特徵,帶來顯著的轉移風險與不良預後。 在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中,約有 5–10% 帶有 BRAF 基因突變,其中高達 90% 為 codon 600 的 Val600被Glu 替代(即 BRAFV600E)。這種 Class I 的突變會破壞 P-loop 與 activation segment 之間的疏水性相互作用,使激酶結構域持續地處於活化狀態,其激酶活性比野生活性高出 130 至 700 倍。   腫瘤微環境與臨床病理特性的惡化: 病理上,BRAFV600E 突變常伴隨於右側大腸腫瘤、黏液腺癌(mucinous carcinoma)、印戒細胞癌(signet ring cell carcinoma)以及無柄鋸齒狀腺瘤(sessile serrated adenomas)。此類患者極易發生淋巴結與腹膜轉移,且整體存活期(OS)顯著縮短,中位數僅約 12 至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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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癌中之王」:PD-1/VEGF雙抗 Ivonescimab 攻克晚期膽道癌的戰略重塑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膽道癌(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始終是醫師們最棘手的戰場之一。2026年發表於頂尖學術期刊《Journal of Hepatology》的一項重磅多中心、開放標籤的第二期臨床試驗,為我們展示了First-in-class人源化的四價 PD-1/VEGF 雙特異性抗體——依沃西單抗(Ivonescimab) 聯手化療 Gemcitabine 與 Cisplatin 在一線治療中的卓越表現。這項研究不僅打破了既往治療的瓶頸,更透過探索性蛋白質組學(Exploratory Proteomics)揭示了關鍵抗藥標靶 MAP2K7,為我們未來的精準醫療與疾病管理提供了全新視角。   膽道癌第一線治療的歷史瓶頸與免疫微環境困境 傳統Gemcitabine 與 Cisplatin化療方案難破膽道癌第一線治療的瓶頸,而單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之效益有限,所以血管生成與免疫抑制共存的免疫微環境是突破關鍵。   膽道癌涵蓋了肝內膽管癌(iCCA)、肝外膽管癌(eCCA)以及膽囊癌(GBC)。由於其早期症狀極為隱匿,大約有 70% 的患者在初次確診時已演變為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遠端轉移(Metastatic Disease),整體中位總生存期(mOS)往往落於 12 個月以下。   自 2010 年 ABC-02 臨床試驗奠定Gemcitabine 與 Cisplatin化療方案(即 GemCis 方案)作為標準的第一線全身性治療以來,我們在長達十載的時間裡幾乎停滯不前,Gemcitabine 與 Cisplatin化療方案帶來的整體中位總生存期僅有 11.7 個月。雖然近年來 TOPAZ-1 與 KEYNOTE-966 兩項大型的3期臨床試驗成功證明,在整體中位總生存期的骨架上加用PD-1/PD-L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能夠帶來統計學上顯著的整體中位總生存期會有所改善,但臨床上的絕對獲益幅度仍有極大的提升空間。為什麼單純加用免疫單抗的邊際效益有限?這源於膽道癌極具特異性的腫瘤微環境 : 腫瘤血管新生成與免疫抑制(Immunosuppression)的交織: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高度表達不會僅促使異常的腫瘤血管生成,導致腫瘤內部高間質壓力、缺氧,更會抑制樹突狀細胞的成熟,並招募髓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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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緣政治衝突看濕疹:當免疫系統在皮膚上上演「俄烏戰爭」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濕疹是臨床上極為常見卻棘手的發炎性皮膚病變(Inflammatory skin disease),其機轉涵蓋角質層障壁破損、過敏原誘發之 Th2 免疫偏向反應,以及繼發性細菌感染。 濕疹並非單純的皮膚乾燥,而是一場涉及角質形成細胞(Keratinocytes)、Th2 輔助 T 細胞、IgE 媒介過敏反應以及皮膚菌群失調(Dysbiosis)的複合性病理過程。本文將以臨床醫學角度深入拆解其病理機制,並藉由當前地緣政治的生動比喻,為大家提供一套系統化的臨床照護與管理思維。 被撕裂的國防邊境與多方角力的發炎戰場 濕疹的核心病理機轉起源於皮膚障壁的功能不全,進而觸發「癢-抓 惡性循環」(Itch-scratch cycle),最終導致角化過度(Hyperkeratosis)、皮膚增厚(Lichenification)與次級感染。 濕疹有多樣化的臨床表現:極度瘙癢(Intense itching)、皮膚發炎乾燥(Itchy inflamed skin, Dry rough skin)、紅斑鱗屑性皮疹(Red scaly rash)、龜裂裂隙(Cracks/fissures)、抓痕(Scratch marks)以及皮膚增厚(Thickened skin)。那麼濕疹的發生機制: 角質蛋白的缺陷與乾燥皮膚:當聚角蛋白基因(FLG gene)突變或角質層脂質(Ceramides)流失,皮膚屏障即刻受損。原本應該阻擋在外敵之外的刺激物(Soaps, detergents, allergens)與經皮水分流失如履平地,導致邊境極度乾枯與脆弱。而異位性體質患者常伴隨哮喘(Asthma)、過敏性鼻炎或家族史。當無害的日常環境過敏原(如:塵蟎、汗水)穿過破損障壁時,過敏原呈遞細胞(APC)會誤將其判定為「核武威脅」,立即召喚 IL-4、IL-13 等 Th2 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啟動過度的 IgE 抗體反應。介白素-31(IL-31)直接刺激背根神經節(DRG)的神經末梢引發劇癢。患者因癢而抓(Scratch marks),每一次抓撓都進一步破壞了皮膚結構,產生龜裂裂隙,釋放更多 DAMPs(危險相關分子模式),招募更多發炎細胞,使局勢螺旋式惡化,最終形成苔蘚化(Thic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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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復發性左側管腔A型乳癌第一期的診治思維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2015年診斷左側乳癌第一期(為管腔A型,停經前)   於術後服用荷爾蒙治療整整10年的療程 不幸的是在停用Tamoxifen荷爾蒙治療不到一年又發現左側乳癌 術後確診為第一期乳癌(同樣為管腔A型,但為停經後) 此次腫瘤基因檢測PIK3CA pH1047L   對於這位癌友完成長達10年的 Tamoxifen 治療後不到一年,左側乳癌再度出現新病灶,這段過程無論在身心或臨床決策上想必都充滿了挑戰。所幸此次手術後病理證實仍維持在早期(第一期)且為 Luminal A 型,這在不幸中仍屬大幸,代表腫瘤惡性度並未轉化,依然對荷爾蒙治療具高度敏感性。針對您此次確診的停經後第一期管腔A型乳癌,並帶有 PIK3CA pH1047L(激酶結構域點突變,為常見的高頻致病性突變)。   但考量到這位癌友是在停用長達 10 年的荷爾蒙治療後,停用Tamoxifen荷爾蒙治療不到一年內於同側舊快速復發,這在生物學行為上高度提示其具有「高風險晚期復發」或「早期輔助治療失敗」的侵襲性特質。此外,基因檢測證實具有 PIK3CA H1047L 突變(位於激酶結構域 Kinase domain 的熱點突變),這正是驅動 PI3K/AKT/mTOR 訊號通路的過度活化、導致荷爾蒙治療失敗的核心機制。以下為您整理臨床輔助治療的決策考量與最新醫學實證~   由於這位癌友目前已進入停經後狀態,且前次已使用 10 年的 Tamoxifen,目前最關鍵且標準的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應該是芳香環酶抑制劑(簡稱AI)。 首選藥物:可選擇非固醇類的芳香環酶抑制劑- Anastrozole (Arimidex)、Letrozole (Femara) 或固醇類的芳香環酶抑制劑的 Exemestane (Aromasin)。   預期療程:臨床常規建議至少使用 5年,並依據後續耐受性與風險評估是否延長。   抗藥性機制防範: 由於在上一次 Tamoxifen 治療停藥後一年內即復發,需高度警惕腫瘤對 Tamoxifen 已然產生潛在抗藥性。改用不同機轉的芳香環酶抑制劑能更徹底阻斷周邊組織雌激素的產生,達到最佳的局部與全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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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區重整與火力覆蓋:從「危險信號」到「雙重訊號」重建抗腫瘤免疫主動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系統的「戰略忽視」與腫瘤的「戰場偽裝」 儘管癌細胞具備抗原性,但在臨床上,已建立的腫瘤往往能逃避宿主的免疫監視 (Immunosurveillance),這主要歸因於缺乏有效的「危險信號」與共刺激訊號。   腫瘤不僅僅是一群失控增殖的細胞,它更像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獨立王國」。腫瘤發展初期若未觸發損傷相關分子模式 (DAMPs),免疫系統就會將其誤認為「自體組織」而對其產生耐受。這好比在俄烏戰爭中,如果入侵者(癌細胞)悄無聲息地滲透並換上平民服裝,邊境守軍(免疫細胞)就會陷入「戰略忽視 (Immunological ignorance)」。此外,腫瘤還會誘導一種「傷口癒合反應」,吸引基質細胞 (Stroma) 與腫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建立起一套類似「母體-胎兒界面」的生物學防禦屏障,將有效的 T 細胞 拒之門外。   慢性發炎與骨髓衍生抑制細胞 (MDSCs) 的蓄積,進一步惡化了腫瘤微環境,使效應細胞陷入功能性「癱瘓」。   在球賽中,如果場上佈滿了對手的干擾球員,我方前鋒即便是拿到球(抗原識別)也難以出手。腫瘤微環境中過量的 PGE2、IL-10 與 TGF-β 就像是這些干擾員,它們不僅會抑制樹突細胞的成熟,還會誘導 CD3ζ 鏈 的下調,直接削弱 T 細胞的信號轉導能力。這種狀態下的免疫反應是「質次量小」的,臨床上急需一種能打破僵局、放大抗腫瘤效應的策略。   解決方案一:引爆「戰場雷區」,利用 DAMPs 與成熟樹突細胞的重啟免疫應答 啟動抗腫瘤免疫的首要前提,是將腫瘤細胞的「安靜死亡」轉化為能觸發警告的「壞死性凋亡」。   細胞死亡的類型決定了免疫系統的戰略選擇。如果癌細胞是平靜地凋亡 (Apoptosis),它們會釋放失活的 HMGB1,誘導產生耐受性的樹突細胞;反之,若能誘導其壞死 (Necrosis),則會釋放大量的 DAMPs,如:HSP 與尿酸,激活 Toll 樣受體 (TLR)。這就像在戰場上,一場無聲的撤退不會引起注意,但若發生劇烈爆炸(壞死),則會立刻吸引全球媒體(先天免疫系統)的目光,進而觸發後續的交叉呈現 (Cross-presentation) 與 Th1 細胞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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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守軍」還是「內奸」?調節型 T 細胞(Tregs)在腫瘤免疫戰場的雙重人格與臨床博弈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裁判」被腫瘤收買-免疫耐受的失衡與治療困境 調節型 T 細胞 (Tregs) 作為免疫系統的「裁判」,本應維持免疫耐受、防止自體免疫疾病,但在腫瘤環境中,它們常被「策反」成為保護癌細胞的盾牌。 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Tregs 佔了周邊 CD4+ T 細胞的 5-10%,負責確保我們的「前線戰士」(效應 T 細胞)不會誤傷平民(身體組織)。然而,在腫瘤這場漫長的籃球賽中,癌細胞透過分泌各種化學訊號(如:CCL22),將大量的 Tregs 招募到場內。這些「裁判」不再公正執法,反而不斷對試圖進攻癌細胞的效應細胞 (Teff) 出示「紅牌」(免疫抑制訊號),導致抗腫瘤免疫反應癱瘓,這就是臨床上觀察到的免疫逃逸現象。   臨床醫師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精確識別這些「被收買的裁判」,並在不引發大規模「內亂」(自體免疫)的前提下,精準地移除或削弱它們。   長期以來,我們將 Tregs 定義為 CD4+CD25+ 的細胞,但這就像只看球衣顏色來抓臥底一樣不準確,因為活化的戰士也會穿上同樣的顏色。直到發現了 Foxp3 這一關鍵轉錄因子,我們才算真正拿到了這群隱形敵人的「身分證」。來源資料顯示,Tregs 的異質性極高,包含在胸腺產生的「正規軍」(nTregs)與在周邊組織受誘導產生的「雇傭兵」(iTregs),這使得治療策略的設計變得極其複雜。   解決方案一:拆解「裁判」的裝備-Tregs 的身分標記與導航系統 現代免疫監測使用「多參數標記」來區分真正的 Tregs,如 CD3+CD4+Foxp3+CD127lo,這有助於提高診斷的精確度。   在臨床檢測中,真正的 Tregs 會有低表達的 CD127 (IL-7Ra),這是因為 Foxp3 會對其進行轉錄下調。此外,Tregs 的表面還配備了許多強大的「執法工具」,如 CTLA-4 和 GITR,這些分子不僅是它們的識別特徵,也是未來藥物介入的關鍵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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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指揮系統的叛變與光復:STAT3 作為腫瘤免疫逃逸的「雙面間諜」與治療靶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STAT3(訊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 3)在多種人類癌症中持續激活,是連接致癌基因訊號與免疫抑制微環境的核心樞紐。   在面對晚期惡性腫瘤時,常會發現免疫系統並非「缺席」,而是處於一種被「癱瘓」的狀態。STAT3 不僅由 IL-6 等細胞激素激活,還匯聚了來自 EGFR、VEGFR、Src 及 BCR-ABL 等多條致癌通路的訊號。這就像是在一場俄烏戰爭的電子戰中,腫瘤細胞成功侵入了政府軍的通訊指揮部(STAT3),利用原本用於組織修復與生長的指令,向免疫細胞發送「虛假的停火協議」。這種狀態下,免疫系統不僅不會攻擊腫瘤,反而開始去保護它。   持續激活的 STAT3 通過「前饋迴路 (Feed-forward loop)」在腫瘤細胞與免疫細胞間建立惡性循環,導致 Th1 型免疫反應的系統性下調。 腫瘤細胞分泌的 VEGF、IL-10 和 IL-6 會激活周邊免疫細胞內的 STAT3,而激活後的免疫細胞反過來分泌更多的上述激素,維持 STAT3 的持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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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偽裝與政變:從 IL-12/23 天平到 STAT3 核心,揭開腫瘤到底是如何「策反」免疫系統?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系統的「認知作戰」,當免疫守軍變成協作者 儘管免疫系統能夠識別腫瘤抗原,但癌細胞經常透過系統性促發炎的細胞激素,將細胞毒殺性反應轉化為有利於生長的「非典型發炎」。   有一個弔詭的現象,腫瘤組織內並非缺乏淋巴球,但這些 CD8+ T 細胞 卻像是「被拔了牙的專業球員」。腫瘤會利用類似「俄烏戰爭」中的認知作戰,散佈錯誤的化學訊號(如:TNF-α, TGF-β, IL-6),讓原本應該執行「清除任務」的免疫細胞,誤以為正在進行「傷口癒合」。這種環境下的 T 細胞雖然存在,、但其浸潤受到嚴格限制,且 MHC 分子的表達被下調,導致抗原呈現效率極低,預後自然不好。   長期慢性發炎是腫瘤進展的催化劑,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的保護作用正說明了發炎環境與癌變的深度耦合。 在俄烏戰爭中,長期受損的基礎設施若未被正確地修復,反而會被入侵者利用作為掩體。腫瘤微環境也是如此。當組織處於慢性損傷時,系統循環中的促發炎細胞激素(如:在晚期惡病質中觀察到的情形)會顯著上升,這與患者的存活率呈現負相關。腫瘤並非單純逃避追蹤,而是主動策動了一場「免疫政變」,將免疫監控轉變為促進生長的環境。   解決方案一:重撥撥號盤,平衡 IL-12 與 IL-23 的「戰地通訊」 IL-12 與 IL-23 雖共用 p40 次單元,但兩者對 T 細胞的極化作用卻是截然不同:IL-12 會觸發「全場緊逼」,而 IL-23 則是「資敵行為」。 這就像是籃球賽中的兩套戰術系統。IL-12 像是「快攻/扣籃」指令,它誘導 IFN-γ 的產生,強化 Th1 與 CD8+ T 細胞 的細胞毒性,並上調腫瘤為環境中的 MHC-I 表達,讓敵軍無所遁形。然而,腫瘤其實更偏好 IL-23,這就像是潛入我方陣營的假教練,它雖然也刺激發炎,但誘發的是 IL-17 模式,這會導致腫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巨噬細胞的浸潤以及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的釋放,反而為腫瘤擴張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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