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腺癌

0021 71

肺癌患者於肺葉切除手術後 如何避免肺塌陷的併發症?

陳駿逸醫師 在肺癌切除術(如肺葉切除術 Lobectomy)後,肺塌陷(Atelectasis)是相當常見的術後併發症,會導致肺部換氣體積減少、血氧降低並增加肺炎風險。   肺塌陷是指部分或整個肺泡無法順利充氣而萎縮、塌陷,導致肺部無法進行正常的氣體交換。其症狀的嚴重程度通常取決於肺部塌陷的範圍大小以及進展的速度。如果是小範圍的微型肺塌陷,患者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但若是大範圍(如整葉肺部)或術後急性發生的肺塌陷,則會出現以下顯著症狀: 核心呼吸道症狀 呼吸困難或氣喘(Dyspnea): 這是最常見的症狀。患者會覺得吸不飽氣、呼吸費力,且呼吸頻率會不由自主地變快(呼吸急促)。 持續性咳嗽: 肺部塌陷時會刺激氣道,引發持續性的乾咳。如果是由痰栓阻塞引起的肺塌陷,則可能伴隨有痰卻難以咳出的狀況。 胸痛: 塌陷部位的胸廓可能會產生鈍痛或緊繃感,特別是在深呼吸或咳嗽時,手術傷口或胸壁的疼痛會更加劇烈。 全身性與缺氧症狀 血氧濃度降低(Hypoxemia): 由於受損的肺泡無法交換氧氣,患者的血氧飽和度(SpO2)會明顯下降,通常會低於 95% 甚至更低。 發紺(Cyanosis): 當缺氧嚴重時,患者的嘴唇、指甲床或皮膚可能會呈現微發紫或變藍的現象。 心跳過速(Tachycardia): 為了補償因肺塌陷導致的身體缺氧,心臟會加速跳動,以將有限的氧氣加速運送到全身。 合併感染的症狀(如併發肺炎) 塌陷的肺部由於缺乏空氣流通,極易變成細菌滋生的溫床。若不及時重張肺泡,常在術後數天內併發阻塞性肺炎,症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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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馬拉松的「魔關卡」:揭開晚期肺癌抗藥後的打地鼠真相與接續治療新思維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面對晚期肺癌的長征,治療之路猶如一場考驗耐力與策略的抗癌馬拉松。 隨著精準醫療的進步,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有了突破性展現,但許多病友與家屬常面臨「一線治療出現抗藥」的難題。就像近期熱門的馬拉松賽事中,選手在前半段保持領先,卻在後半段遭遇難纏的「魔王關卡」。   當病友使用第3代 EGFR標靶藥物(如:Osimertinib/泰格莎)作為晚期肺癌具備有EGFR基因突變之第一線治療時,雖然泰格莎初期能夠有效控制病情,但也容易使後續的抗藥機制陷入高度異質性(heterogenous)與碎片化(fragmented)的狀態。   根據 FLAURA 研究指出,在晚期肺癌具備有EGFR基因突變之第一線治療使用 Osimertinib 後的抗藥機制中,標靶抗藥性(on-target resistance),如 :EGFR C797S、G796S、L718Q 等大約佔 11%,而 MET 基因擴增(MET amplification)則約佔 18%。這就像是在打地鼠遊戲中,好不容易壓制了一個突變,另一個新的基因突變又冒了出來,讓主治醫師在規劃後續治療時面臨重重挑戰。   精準布局第一線治療,以接續治療策略打通抗藥後的「解題賽道」。 為了突破抗藥後的困境,腫瘤科臨床醫療團隊開始重視「一線用藥選擇」對於後續抗藥途徑的深遠影響。若在一開始選擇以具有獨特強效抑制特性的藥物(如第一代或第二代 EGFR標靶藥物中的 Giotrif)作為起始治療,能為後續的接續治療鋪設出更為可預期的抗藥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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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精準治療新突破:解密新一代抗癌利器 Zongertinib 如何為 HER2 突變患者點亮曙光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迎來分眾化與精準化的全新時代,針對較為罕見但棘手的 HER2 基因突變,傳統化療與早期藥物往往伴隨沉重的副作用與有限的腦轉移控制力。   在台灣與全球的臨床腫瘤學界中,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近年來隨著次世代定序(NGS)的普及,已經從過去的「一體適用」全面跨入「基因分型精準醫療」的時代。   然而,在眾多基因突變中,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 酪胺酸激酶結構域 TKD 突變)雖然僅佔非小細胞肺癌的一小部分,但過往面對這類患者時,臨床醫師在擬定治療策略上常面臨瓶頸。過去的傳統化療或舊一代的廣效型 Pan-HER標靶藥物,不僅療效有限,更常因為「敵我不分」的攻擊特性,引發嚴重的皮膚皮疹與腹瀉,讓許多患者在抗癌路上備受煎熬,生活品質大打折扣,特別是當癌細胞侵入中樞神經、造成腦轉移時,治療選擇更是捉襟見肘。 新一代口服標靶新藥 Zongertinib(BI 1810631)在 Beamion LUNG-1 臨床試驗中繳出亮眼成績單,二線及後線療效的客觀緩解率(ORR)突破七成,為晚期患者帶來強大生存曙光。   面對這樣的臨床挑戰,近期在國際醫學界引發高度關注的解決方案,便是新一代口服、不可逆的 HER2 特異性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KI)-Zongertinib(研發代號:BI 18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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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61

DESTINY-Lung02:HER2 突變肺癌的「精準導彈」,如何讓 Enhertu 改寫治療版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HER2 突變肺癌雖然不是最常見的肺癌類型,卻曾是一塊「知道敵人在哪裡,手上卻缺乏精準武器」的治療拼圖。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精準醫療時代,醫師已不再只問「是不是肺癌」,而會進一步透過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尋找是否有EGFR、ALK、ROS1、KRAS、MET、RET、BRAF、HER2(ERBB2)等驅動基因變異。 其中, HER2 基因突變(HER2 mutation)與大家較熟悉的乳癌「HER2 蛋白過度表現」並不完全相同。對肺癌病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確認腫瘤細胞中是否存在具有致癌驅動作用的HER2/ERBB2 activating mutation。   過去這群患者接受含鉑類化療、免疫治療後,如果疾病再次惡化,能夠精準鎖定 HER2 突變的治療選擇相對有限。DESTINY-Lung02 的出現,正是這個治療缺口的重要轉折點。   為什麼 HER2 突變肺癌這麼難處理? HER2 突變就像癌細胞的「油門卡住」,讓細胞不斷接收到生長訊號;但只把油門關掉,未必足以消滅癌細胞。HER2 是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家族的一員。當 ERBB2/HER2 發生活化突變,例如:部分 exon 20 insertion 或 single-nucleotide variants(SNVs),癌細胞可能持續啟動下游增殖、生存訊號。   問題在於,早期許多 HER2 標靶策略在肺癌中的效果並不像 EGFR 標靶治療那麼理想。這也促成了一種不同思維:與其單純「關閉 HER2」,能不能利用 HER2 當作癌細胞身上的地址,把高效抗癌藥直接送進癌細胞?答案就是 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解決方案:T-DXd 像一枚有導航系統的「精準藥物導彈」 ■ 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Enhertu/優赫得)的核心概念,是「抗體負責找路、化療彈頭負責殺敵」。 如果把癌症治療比喻成現代戰場,傳統化療比較像大範圍火力覆蓋;而 ADC 則更接近一套具有辨識能力的精準運送系統。 T-DXd 大致可以拆成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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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KRAS 治癌魔咒:第二代標靶新星 Olomorasib (LY3537982) 如何為肺癌與實體瘤患者帶來一線曙光?

精準解鎖「不可催化」的致癌基因:從 KRAS G12C 突變談起 KRAS 基因曾被視為腫瘤學界的「不可成藥」死角,而第二代高選擇性共價抑制劑 Olomorasib 透過極高的靶點覆蓋率與優異的野生型選擇性,成功突破傳統困境。   在臨床腫瘤治療的長廊上,我們常將基因突變比喻為細胞內的「錯誤導航系統」。其中,KRAS 基因突變就像是導航系統的開關卡死在「全速前進」的狀態,不斷發出錯誤的指令指揮癌細胞無限地增生。過去三十年間,因為 KRAS 蛋白質表面光滑、缺乏傳統小分子藥物容易結合的「口袋」結構,醫學界對它束手無策,甚至將其貼上「不可成藥 (Undruggable)」的標籤。   然而,隨著科學進步,針對 KRAS G12C 突變的第一代標靶藥物問世,為非小細胞肺癌與大腸直腸癌患者開了一扇窗。但第一代藥物在臨床應用上仍面臨挑戰,例如:在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合併使用時,常因藥物相互作用引發嚴重的肝毒性(如 ALT/AST 升高)。這就像是在修理引擎時不小心波及了車身其他重要零件,讓醫師在擬定「免疫加標靶」的一線治療策略時綁手綁腳。 升級版的靶點精準鎖定:Olomorasib 如何兼顧高療效與低肝毒性? Olomorasib 憑藉優異的潛能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穀值靶點佔有率,在維持強效抗癌的同時,大幅降低了免疫聯合治療常見的肝臟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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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59

非小細胞肺癌標靶新曙光:解鎖難纏的「EGFR 20ins 基因突變」,台灣病友迎來免化療的高效口服新選擇Sunvozertinib

突破傳統困境:面對帶有 EGFR 外顯子 20 插入突變(EGFR 20ins)的非小細胞肺癌,我們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治療革新。   EGFR 20ins 突變過往被視為肺癌標靶治療的「硬骨頭」,傳統第一至第三代標靶藥物往往難以精準克敵;如今隨著國產與全球同步躍進的全新口服標靶藥物問世,正徹底地改寫臨床治療格局。   在台灣的日常臨床門診中,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進行次世代基因定序(NGS)時,常會發現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基因發生變異。雖然常見的外顯子19 缺失或 外顯子21 點突變已有許多成熟的標靶藥物(如:osimertinib 等),但其中有一類占比約 4% 至 12%、被稱為 EGFR 外顯子 20 插入突變(EGFR exon 20 insertion, 20ins) 的特殊亞型,卻長期讓腫瘤科醫師與病友感到棘手。   想像一下,正常的 EGFR 受體就像是一座設計精良的「鑰匙孔」,而標準標靶藥物就像是完美合用的「鑰匙」。然而,當發生 20ins 突變時,這個鑰匙孔的入口處多出了一塊突出的「門閂」(即空間位阻),導致過去的藥物根本無法順利插入或發揮作用。過去,這群病友在第一線治療時往往只能選擇傳統的鉑類雙藥化療,不僅副作用較大,疾病無惡化存活期也相對受限。不過,隨著醫學的急速進展,這項困境在 2026 年的今天已經有了突破性的改變。 精準破防的結構設計:舒沃替尼(Sunvozertinib)如何以「柔韌身段」突破空間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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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32

認識Osimertinib(Tagrisso/泰格莎)所誘導的心律不整

Osimertinib 所誘導的心律不整,臨床上最常見的是 QTc 間期延長(發生率約 2.7%~6.88%),嚴重者可能惡化為心房顫動(Afib)、多型性室性心動過速或心室顫動(VF/TdP),甚至引發心臟驟停。其主要分子與細胞機轉包括: 多通道的阻斷效應(Multi-channel Blockade): 基礎電生理研究指出,Osimertinib 不僅會微弱抑制心臟的鉀離子通道 (IC₅₀ 約 0.69 μ M),在高濃度下更會同時阻斷Nav 1.5鈉通道與 L型鈣通道 (Ca v 1.2)。這種多離子通道的同時干擾,顯著增加了心肌電生理的不穩定性,是導致 QTc 延長與嚴重心律不整的主因。    HER2 心臟保護路徑抑制: Osimertinib 雖為選擇性 EGFR 抑制劑,但對 HER2 路徑 仍有部分交叉抑制作用(類似 Trastuzumab 機轉)。HER2 訊號對維持心肌細胞的存活與結構完整至關重要,抑制此路徑可能引發亞臨床的心肌病變、LVEF 下降(約 4.3%),進而間接增加心律不整的易感性。    粒線體的毒性與表觀遺傳重塑: 最新 2026 年發表於 Nature 子刊的研究指出,Osimertinib 會直接破壞心肌細胞的粒線體完整性、抑制 ERK/AKT 生存訊號,並激活組蛋白去乙醯化酶(HDAC),驅動心肌細胞凋亡與心臟應激反應。    協同風險因子: 臨床上常合併發生的低鉀血症(Hypokalemia)或併用其他延長 QT 的藥物,是誘發 TdP 等惡性心律不整的關鍵推手。     臨床處置規範 根據 2022 ESC 心臟腫瘤學指引與相關臨床實務,處置建議依據 CTCAE 分級與 QTc 長度 進行階梯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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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45

精準打擊與區域避戰:Zongertinib (Hernexeos) 在 HER2 基因突變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定點清除戰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Pan-HER 抑制劑的焦土戰略與「友軍誤傷」陷阱 傳統 Pan-HER 抑制劑(如:妥復克Afatinib、波齊替尼) Poziotinib)因缺乏對 Wild-type EGFR 的選擇性,導致嚴重的皮疹與腹瀉等劑量限制毒性(Dose-limiting toxicities),限制了臨床劑量提升與療效發揮。晚期 HER2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特別是 Exon 20第二時外顯子插入突變)預後差,長期缺乏高效且高選擇性的口服標靶治療工具。   在具備有驅動基因突變的肺癌治療中,HER2 突變(約占非小細胞肺癌的 2%–4%)一直是一塊難以攻克的頑石。過去,臨床醫師嘗試使用第一代或第二代 Pan-HER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HER標靶藥物)。然而,這些藥物在分子結構上無法精準地區分「變異的 HER2」與「正常的野生型 EGFR (Wild-type EGFR)」。   這就如同中東局勢中的美伊對抗與區域衝突:傳統的 Pan-HER標靶藥物就像是在人口稠密的交戰區實施大規模空襲,實施焦土戰術,目標本是消滅特定武裝組織(具有HER2基因突變的癌細胞),但因為無法辨識平民,對周邊基礎設施(野生型 EGFR,如:正常細胞之皮膚與腸道黏膜)造成了嚴重的「友軍誤傷」與附加損害(Collateral damage)。臨床上表現為嚴重等級的腹瀉與剝脫性皮膚疹,強迫醫師不得不頻繁將標靶藥物減量甚至停藥,致使血中藥物濃度無法達到壓制腫瘤所需的有效閾值。   Zongertinib 的精準打擊機轉與 Beamion LUNG 臨床數據 高選擇性口服不可逆的標靶藥物Zongertinib 可以透過共價結合 HER2 激酶域(Cys805),對具有EGFR野生型的正常細胞展現超過 25 倍至百倍的避開能力(EGFR-sparing)。   Zongertinib擁有卓越的第二線及後線之腫瘤緩解率(ORR >70%)與中樞神經(CNS)的穿透力,於Beamion LUNG-1 臨床試驗證實Zongertinib擁有強勁的全身與顱內病灶縮小能力。 且該藥物有極佳的耐受性與安全性,可以大幅減少 3 級以上皮疹與腹瀉的發生率,毒性管理重點轉向定期肝功能、心臟射出分率(LVEF)及間質性肺病(ILD)監測。 分子選擇性機轉: Zongertinib (B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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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40

MPR / non-MPR 在以非小細胞肺癌圍手術期免疫治療模式的角色

MPR / non-MPR 在以非小細胞肺癌為首的圍手術期免疫治療模式中,其角色、定義價值以及引導臨床決策的權重,與傳統化療或單純標靶截然不同。Non-MPR(未達到主要病理緩解)是指患者在接受術前輔助治療(如化療或免疫化療)後,手術切除的標本中仍殘留超過 10% 的活應癌細胞。   在當前「術前輔助免疫+化療之後接續手術與術後輔助免疫」的「三明治 / 夾心餅乾」圍手術期模式下(如 CheckMate-816、KEYNOTE-671、CheckMate-77T、AEGEAN 等試驗),此MPR / non-MPR指標扮演了以下三大核心角色: 作為長期存活(EFS / OS)的最強預後替代指標 在免疫治療加入術前輔助治療後,病患的 MPR(殘存活癌細胞 ≤ 10%)與 pCR(0% 殘存)率出現了爆發性成長(從傳統化療的約 10-15% 飙升至 40-60%)。   預後分水嶺:臨床數據顯示,凡是達到 MPR/pCR 的個案,其術後無事件生存期(EFS)與總生存期(OS)皆呈現極佳且持久的平台期(Plateau)。 non-MPR 的警訊: 反之,non-MPR 患者的復發風險顯著偏高。這代表腫瘤對前導免疫的免疫微環境活化(如抗原呈現、T細胞浸潤等)不夠充分,術後體內極可能殘存具備免疫耐受性的微小殘留病灶(MRD)。   MPR / non-MPR指標指引「術後輔助免疫(Adjuvant IO)」是否升級或持續的決策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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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39

非小細胞肺癌術前輔助免疫治療模式的「non-MPR」之潛在臨床關聯

Non-MPR(未達到主要病理緩解)是指患者在接受術前輔助治療(如化療或免疫化療)後,手術切除的標本中仍殘留超過 10% 的活性癌細胞。   研究顯示,非MPR腫瘤常伴隨細胞外基質(ECM)的重塑、癌相關成纖維細胞(CAF)擴增及巨嘯細胞募集,形成免疫排斥與適應性耐藥微環境。   在接受前輔助化療後的非MPR患者,通常是強力術後輔助治療(Adjuvant Therapy)的明確候選對象;而接受術前輔助輔助免疫化療者,部分研究指出輔助免疫治療可能更適合合併淋巴結陽性(ypN+)的非MPR亞組。   雖然 HARMONi-6 目前的適應症範疇是在晚期 / 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第一線治療,但它所帶來的生物學啟示,對我們評估圍手術期之術前輔助治療未達到主要病理緩解(Non-MPR)的高風險個案 有非常具前瞻性的延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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