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murafenib (維莫非尼、維羅非尼、日沛樂膜衣錠，Zelboraf)是BRAF絲胺酸-蘇胺酸激酶(serine-threonine kinase)之抑制劑。 由於BRAF基因突變會造成BRAF蛋白質持續性活化，使其在缺乏相關生長因子的情況下仍可引起細胞增生。臨床前資料的生物化學分析顯示vemurafenib可以強力抑制帶有活化密碼子600突變 的BRAF激酶。先前該藥之適應症為BRAF V600突變陽性之惡性組織細胞增多症(Erdheim-Chester disease)、BRAF V600突變陽性且無法以手術切除或轉移性的成人黑色素瘤。 vemurafenib用法用量是建議劑量為960 mg (4顆240 mg錠劑)，1天2次。第1劑應在早上服用，第2劑應在晚上服用，彼此間隔約12小時。 至於該藥物的副作用如下:
先說結論: 對於非復發高風險的第二期大腸癌患者，不應該常規建議手術後一定要輔助性化療。 腫瘤侵犯鄰近臟器器官（例如：腫瘤吃穿腸壁，侵犯到膀胱組織）。也就是T4期大腸癌患者的復發風險較高，應該常規建議手術後一定要輔助性化療。 具有其他復發高風險因素的患者，包括：手術標本中的淋巴結取樣≤12 個、腫瘤侵犯周圍神經或淋巴血管、腫瘤分級屬於低度/未分化、腸阻塞、腫瘤穿孔或是屬於3級的腫瘤芽孢形成，可以常規建議手術後一定要輔助性化療。(附註:腫瘤芽孢被定義為單個腫瘤細胞或多達 4 個腫瘤細胞的細胞簇。腫瘤芽孢形成是第二期大腸癌生存的獨立預測因子。3級的腫瘤芽孢指的是≥10個腫瘤細胞的細胞簇)手術後的輔助性化療不應該常規推薦在氟尿嘧啶類(5-Fu)藥物爲基礎上一定要添加歐力普)的化療，但綜合臨床的考量下是可以考慮添加。 第二期大腸癌如果是屬於錯配修復缺陷/微衛星不穩定性（dMMR/MSI）的患者不應該常規建議手術後一定要輔助性化療；如果雖然是dMMR/MSI，但有其他高風險因素叠加在一起，促使建議手術後一定要輔助性化療，則輔助性化療方案會建議要添加歐力普)的化療。 2022年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還討論了含有歐力普)的術後輔助性化療需要治療使用多久，術後輔助性化療推薦使用截瘤達)方案，或是氟尿嘧啶類+亞葉酸+oxaliplatin(FOLFOX方案)治療3或6個月，同時應該根據每個治療方案之5年無病生存的關鍵數據以及副作用的發生率做出决策。 俄烏開戰之際 讓陳駿逸醫師告訴你關於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針對第二期大腸癌治療的最新建議 但復發高風險的第二期大腸癌患者的復發率爲 40%-50%，與建議需要術後輔助治療的第3期大腸癌患者的復發率相似。因此，參酌第3期大腸癌的間接證據，過去會建議針對特定的具有較高復發風險的第二期大腸癌患者接受以含有氟尿嘧啶(5-Fu)化療藥物爲基礎的術後輔助性化療，條件包括少于13個手術取樣淋巴結、T4 腫瘤分期、確診時合併有臨床腸阻塞、腫瘤部位結腸穿孔、癌細胞組織學分級差和具有淋巴血管侵犯 (LVI)。 大約有20%的第二期大腸癌患者，無論是否存在高風險特徵，都會接受手術切除的輔助性化療。許多復發風險相對較低的患者，可能因輔助性化療而面臨到治療後的副作用和生活上的不便，最重要的是，如此作法並無法讓患者從治療中獲益。 2022年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演釋了術後輔助性化
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針對第二期大腸癌治療的最新建議 閱讀全文 »
這是一項名為” VITALITY”的臨床試驗，該試驗結果發表於2022年醫學期刊”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該試驗比較了於晚期大腸直腸癌患者，第一線使用標準化療FOLFOX與標準標靶bevacizumab(癌思停) 的治療，或是第一線使用標準化療FOLFOX與標準標bevacizumab(癌思停)加上高劑量維他命C治療的療效差異，以及加上高劑量維他命C治療的藥物安全性。 名為” VITALITY”的臨床試驗是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進行，收錄組織學證實的晚期大腸直腸癌患者共計442名，具有正常的葡萄糖 6 磷酸脫氫酶狀態，且先前未接受過轉移性的大腸直腸癌治療，按照1:1比例隨機分配為對照組（標準化療FOLFOX與標準標靶bevacizumab(癌思停) 的治療）和實驗組(高劑量維他命C（1.5 g/kg/日，一次靜脈注射3小時，於每個療程第1、2、3天注射+FOLFOX/bevacizumab）。 試驗結果如下： 加上維他命C治療組的疾病控制時間並沒有好過對照組，也就是現今標準治療模式組，中位的疾病控制時間都是8個多月。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腫瘤客觀緩解率和總體生存時間表現，也是幾乎沒有差異，腫瘤客觀緩解率都是4成左右；總體生存時間都是20個月左右。
台灣肺腺癌患者中，約5成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可用標靶藥物治療。肺癌EGFR標靶讓具有EGFR基因突變的肺癌患者，從5年存活率不到5%，提高到5 年存活率有30〜40%。肺癌EGFR標靶藥物的治療效果有進步，但還不十分理想。 且第一與第二代肺癌EGFR標靶藥物常見的副作用明顯，包括:相關性皮疹、腹瀉和口腔黏膜炎等。這些都是讓患者苦惱的副作用。 之前，陳駿逸醫師已經撰文說明甲溝炎的特殊處置方式，詳情可以點閱https://mycancerfree.com/tw-5/timolol-care-t-2022-10-27/。透過異類藥物的特殊機制，竟然讓眼科常用於治療青光眼的眼藥水成分中的Timolol，經然能像”奇兵”似地，協助甲溝炎的處置。 而傳統的中醫藥，更是具備有迥異於西藥的特殊機制，倘若於肺癌EGFR標靶藥物治療時搭配應用，是否也可以一方面可加強肺癌EGFR標靶藥物的療效，另一方面減少肺癌EGFR標靶藥物抗藥性的產生，甚至可以協助減輕肺癌EGFR標靶藥物的副作用，進而提高患者的生存品質，並且延長生存時間呢? 下面將從中醫藥對肺癌EGFR標靶藥物之常見的副作用——皮疹、腹瀉和口腔黏膜炎三方面來一一探討。 肺癌EGFR標靶藥物之皮疹副作用 皮疹是肺癌EGFR標靶藥物中最常見的副作用，在使用EGFR標靶藥物藥物治療過程中，皮疹的發生率高達60%～80%。其最主要的表現為痤瘡樣的皮疹，也稱為丘疹性皮疹，表現為紅色丘疹和/或膿皰，皮疹主要分佈於臉部、頭皮、胸壁、背部、腹部或大腿。 肺癌EGFR標靶藥物之皮疹副作用，中醫學中屬於“藥疹”、“肺風粉刺”的領域，中醫認為其發病之病因病機為:陰虛血燥在內，毒邪結聚在外。而藥毒之邪侵擾腠理，火毒熾盛，燔灼營血，導致肺經鬱熱不得外泄，因而外發於皮膚；且邪毒入裡化熱，灼傷陰津，進而導致肌膚失養。經過中醫辨證後可以使用口服中藥和外洗方式的治療，有助於緩解皮疹、瘙癢等副作用。
之前，陳駿逸醫師已經撰文說明癌症EGFR標靶藥物(例如:艾瑞莎、爾必得舒、Vectibix /維必施)常見副作用-甲溝炎的特殊處置方式，詳情可以點閱https://mycancerfree.com/tw-5/timolol-care-t-2022-10-27/。透過異類藥物的特殊機制，竟然讓眼科常用於治療青光眼的眼藥水成分中的Timolol，經然能像”奇兵”似地，協助甲溝炎的處置。 而傳統的中醫藥，更是具備有迥異於西藥的特殊機制，倘若於癌症EGFR標靶藥物治療時搭配應用，是否也可以一方面可加強癌症EGFR標靶藥物的療效，另一方面減少癌症EGFR標靶藥物抗藥性的產生，甚至可以協助減輕癌症EGFR標靶藥物的副作用，進而提高患者的生存品質，並且延長生存時間呢? 下面將從中醫藥對癌症EGFR標靶藥物之常見的副作用——皮疹、腹瀉和口腔黏膜炎三方面來一一探討。 癌症EGFR標靶藥物之皮疹副作用 皮疹是癌症EGFR標靶藥物中最常見的副作用，在使用EGFR標靶藥物藥物治療過程中，皮疹的發生率高達60%～80%。其最主要的表現為痤瘡樣的皮疹，也稱為丘疹性皮疹，表現為紅色丘疹和/或膿皰，皮疹主要分佈於臉部、頭皮、胸壁、背部、腹部或大腿。 癌症EGFR標靶藥物之皮疹副作用，中醫學中屬於“藥疹”、“肺風粉刺”的領域，中醫認為其發病之病因病機為:陰虛血燥在內，毒邪結聚在外。而藥毒之邪侵擾腠理，火毒熾盛，燔灼營血，導致肺經鬱熱不得外泄，因而外發於皮膚；且邪毒入裡化熱，灼傷陰津，進而導致肌膚失養。經過中醫辨證後可以使用口服中藥和外洗方式的治療，有助於緩解皮疹、瘙癢等副作用。 癌症EGFR標靶藥物所致皮疹，中醫的治療原則為疏風清熱，養陰潤燥。中醫師陳駿逸臨床上會以荊防四物湯為基礎作加減。
晚期大腸直腸癌患者當治療不順暢而進入了第三線的治療，此時患者體能狀態一般來說，比起其他癌腫而言是相對比較好，大多體力上是能夠承受進一步的治療。臨床上會考慮抗血管生成的多分子標靶藥物Regorafenib（商品名Stivarga；中文名癌瑞格）、呋喹替尼（fruquintinib）， 或是口服化療藥物LONSURF (TAS-102，朗斯弗)。 而RAF/BRAF野生型腸癌且過去未接受過cetuximab治療者，cetuximab搭配化療irinotecan 也是可以考慮 。 但如果具備了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SI-H）、錯配修復有缺陷（dMMR）患者，如果先前未用過免疫治療，可以選擇免疫治療。 基因檢測為HER2陽性、BRAF突變者也有相對應可行的標靶藥物治療。 對於RAS和BRAF都是野生型，且過去未接受過cetuximab治療者，可以考慮再挑戰cetuximab。 總體來說，晚期大腸直腸癌患者體能狀態尚可，當治療不順暢而進入了第三線的治療，治療選擇其實蠻依照病患屬性而分層的精準出擊。 抗血管生成的多分子標靶藥物Regorafenib（商品名Stivarga；中文名癌瑞格）、呋喹替尼（fruquintinib），作用機制和毒副作用大同小異，一般這兩個藥不主張互換，除非是Regorafenib不能耐受，才可以考慮換用fruquintinib。
癌症治療領域極負盛名的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2022年年會中，Scott Kopetz教授，口頭報告了其研究團隊，根據名為BEACON臨床試驗結果， BRAF V600E基因突變的晚期大腸直腸癌因為藥物治療產生的獲得性抗藥基因組機制的研究探索成果，該項研究之結果有望可以協助這部分患者，更好地指導其後續的治療。 BRAF V600E基因突變的晚期大腸直腸癌在晚期腸癌中的發生率大約是8%，是預後不良的代表，與高年齡患者、女性、腫瘤原發於右半大腸、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SI-H）等因素有相關性。且BRAF V600E基因突變的晚期大腸直腸癌疾病進展快、對化療反應不佳，所以一直是臨床治療上的難點和研究的熱點之一。
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指的是腫瘤已經侵犯鄰近臟器器官，例如：腫瘤吃穿腸壁，侵犯到膀胱組織），這群患者手術切除後3年發生腹膜的轉移機率大約為25%，是一個預後比較差的期數。 在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這類患者中，是否可以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來預防的腹膜的轉移，目前諸多研究結果並不一致，讓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的做法存在爭議。早在2019年，荷蘭學者Charlotte E L Klaver主持的COLOPEC研究，就嘗試在T4期或有腫瘤穿孔的大腸直腸癌患者使用術後輔助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治療(化療使用的oxaliplatin歐力普)，該項研究結果顯示此舉並沒有提高於術後18個月時的無腹膜轉移的存活率，基於此研究者，臨床醫師多不建議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患者，於術後常規輔助性地使用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 但近幾年來，仍有許多學者探索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屬於T4期的患者，於術後常規輔助性地使用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是否真的無治療意義。 腫瘤領域極負盛名的歐洲腫瘤內科學會於2022年年會上所公布之名為HIPECT的研究，發現在在T4期的大腸直腸癌患者，術後輔助性使用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化療使用的mitomycin，絲裂黴素C)，腫瘤局部控制率會提高，具有顯著的臨床意義。 這項在西班牙的17家醫院所進行HIPECT的研究，是一個開放標籤、隨機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收錄患者條件為年齡18-75歲，術前診斷為局部晚期原發性大腸直腸癌 (cT4NxM0)。患者按照1:1的比例、隨機分配成只接受手術或手術後加做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mitomycin， 30 mg/m2，持續60分鐘），然後兩組皆依需要進行全身性的術後輔助化療。使用網路的系統進行隨機化分配，並按治療中心和性別進行研究的分層。 該臨床試驗主要的研究終點是3年的腫瘤局部控制率，腫瘤局部控制率的定義為從治療到腹膜疾病復發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時間。 該臨床試驗的研究結果: 在2015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間，收錄了了184名患者（隨機分配89名為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95名）。中位追蹤時間為36個月。兩組的人口統計學、腫瘤學特徵、手術治療和最終病理報告是相似的。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的局部控制良好時間分別是35.5與 33.2 個月，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的3
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研究證實:預防性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有助局部晚期大腸直腸癌 預防腹膜轉移 閱讀全文 »
術後輔助性化療能夠顯著減少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患者的復發率，改善存活率，但輔助性化療有一定的副作用，導致患者在輔助性化療期間、甚至於結束化療後生活的品質因此下降，甚至有人因為嚴重的或是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而無法完成化學治療。 中醫藥治療在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中，是否有地位。 目前大量的臨床研究數據證實，中醫藥治療能夠改善第三期以及部份第二期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患者的臨床症狀，提高患者對於化療的耐受性和完成率，減輕副作用。 在真實世界中，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的完成率大約只有50%～60%，較低的治療強度會導致比較差的預後。目前臨床上採用中醫藥當中的健脾補腎方（JPBS），用於幫助大腸直腸癌患者減輕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引起的副作用和改善化療完成率，臨床實證證據並不充足。 一年一度全球備受矚目的腫瘤學界盛會-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已於9月9日正式拉開帷幕。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上有一篇研究，透過對照性的臨床試驗，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口服使用中藥複方-健脾補腎方（JPBS），配合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觀察此一健脾補腎方在大腸直腸癌術後患者輔助化學治療中的功效，評估該方是否可以改善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的完成率、是否可以改善臨床症狀、是否可以提高其生活品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該對照性的臨床試驗於2018年10月至2021年11月在中國大陸的12個臨床中心，進行了隨機安慰劑的對照性臨床試驗。臨床試驗收錄標準為有接受根治性大腸直腸癌手術，並計畫於術後6周內接受輔助化療方案CAPOX。400例屬於第三期以及第二期大腸直腸癌患者按照1:1比例，於輔助化療期間，隨機分為使用健脾補腎方組和安慰劑組。主要研究終點為計畫性輔助化療全療程的完成率（由治療療程由醫師決定）。次要研究終點是化療相關副作用的發生率，例如化療引起之噁心和嘔吐（CINV）。 該研究結果如下: 最終符合研究分析者有376例患者（包括使用健脾補腎方組有189例，安慰劑組187例）。完成了所有計劃的化療比例: 使用健脾補腎方組和安慰劑組分別為63.0%與47.6%，兩者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亞組分析顯示，65歲以下患者的完成率（使用健脾補腎方組與安慰劑分別為66.9% 與48.8%，明顯較65歲以上患者的差異更顯著。 與安慰
2022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研究證實:想要避免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性化療無法達標 實證證明中醫藥調理有助益 閱讀全文 »
大腸直腸癌中，最常見的基因突變位點是KRAS基因突變。 研究顯示，晚期大腸直腸癌中有KRAS 基因突變的比例大約有 30%。 近幾年來，針對微衛星狀態高度不穩定（MSI-H）、HER-2 基因擴增、BRAF 基因突變等，特殊突變位點的標靶或免疫藥物的研發，以及相關臨床試驗都有重大突破，而且有相對應的標靶藥物已經用於臨床實務。 其中對於 KRAS 突變的晚期大腸直腸癌，目前仍然無標靶藥物，臨床上的需求極大。 在晚期大腸直腸癌的KRAS基因突變中，有97%的KRAS基因突變發生在12號或13號氨基酸的殘基，包括G12C、G12D、G13D等，其中KRAS G12C 突變雖然僅僅是 KRAS 基因突變的 8-9%，屬於小眾比例，但攜帶有這種KRAS G12C突變的患者，預後比較差，而且對於晚期大腸直腸癌的標準療法，很容易產生抗藥性，一旦歷經了化療或免疫治療的失敗，其後的治療選擇空間相當狹隘。 因此針對晚期大腸直腸癌的KRAS基因突變的標靶藥物，成功研發和應用，將會為臨床實務面上，帶來十足的進步和改變。 2022年 ESMO (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上，所報告的 KRYSTAL-1臨床試驗， 研究結果證實KRAS G12C 的抑制劑- Adagrasib作為實KRAS G12C 的標靶藥物之有效性。 從作用機制角度去分析，根據 BRAF 突變型之晚期大腸直腸癌的標靶治療發展過程中，透過“EGFR訊號通路的全阻斷”，使用上游之EGFR阻斷，搭配下游之BRAF的標靶藥物。 KRAS G12C突變是晚期大腸直腸癌的驅動性突變，發生率為3-4%的晚期大腸直腸癌，且是EGFR標靶藥物cetuxiamb治療大腸直腸癌的重要之不良預後的標誌。 Adagrasib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KRAS G12C的標靶藥物，有共價抑制劑的作用，可以用不可逆的方式，去選擇性結合KRAS G12C，將其鎖定在”非活性”的狀態，使KRAS G12C致癌功能關閉。 通過優化可以維持Adagrasib 其抑制的功能，Adagrasib且具有較長的半衰期（23小時）、劑量依賴性的藥物代謝與動力學，以及Adagrasib具備有比較好的中樞神經系統滲透性，對腦轉移有助益。 KRAS G12C的持久抑制，在晚期大腸直腸癌的中是非常重要，因為訊號通路對KRAS的回饋，會再啟動其對產生了cetuxiamb治療大腸直腸癌的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