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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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高速公路的保衛戰:當血管遇上大塞車,誰來扮演最強清道夫與軟骨功大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身為一名每天在醫院與時間賽跑、在臨床試驗數據中尋找救命解方的腫瘤內科主 治醫師,我平常的對手大多是那些刁鑽的癌細胞。不過今天,我想放下那些生硬的癌症標靶,和大家聊一個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卻常被年輕人忽視的健康隱形殺手-腦中風。   很多年輕人可能覺得中風是外公、外婆、或阿公、阿嬤那一代才會遇到的問題。但事實上,現代人熬夜趕報告、精緻飲食、打遊戲久坐不動的生活型態,正是讓這個風險悄悄盯上年輕族群。想像一下,我們的大腦就像是一座高度繁榮、日夜不休的超級科技園區,而體內的血管就是運送電力與補給物資的高速公路。一旦這條高速公路發生事故,大腦園區就會瞬間陷入部分癱瘓的危機。   問題背景:當大腦的高速公路發生「連環大車禍」 在醫學上,腦中風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種叫做缺血性中風,它佔了所有中風案例的近八成;第二種則是出血性中風。. 如果用大家最熟悉的生活情境來打比方: 缺血性中風(血管大塞車):這就像是早上上課快遲到了,你騎著機車在主幹道上狂飆,卻發現前方發生了連環車禍,整條路被堵得水洩不通。在血管裡,這種「車禍」通常是因為脂肪物質在血管壁上堆積,形成不穩定的「脂肪爛泥」,也就是醫學上所說的動脈粥狀硬化斑塊。這團爛泥就像是血管壁上生了鏽,又像是一塊塊易碎的豆腐,一旦發炎或破裂,就會引來大量血小板的聚集,瞬間形成一個大血栓、大路 障,徹底地把去大腦的路給切斷。只要大腦園區停了電、停了水超過幾分鐘,神經細胞就會開始大量死亡。   出血性中風(身體水管大爆裂):這則像是壓力過大的水管,突然在不該破的地方炸開了,血液直接溢出、壓迫到旁邊的腦組織,同樣會造成嚴重的神經損傷。   過去,醫學界為了幫大家預防這場大塞車,總是耳提面命地叫大家要少油、少鹽。但近年來一項歷史性的國際頂尖醫學研究(統整了29項前瞻性研究、涵蓋15個國家、超過18萬名受試者、追蹤長達14年),為我們帶來了突破性的防禦武器!   研究數據證實:當人體血液中源自海洋的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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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1

長期性藥物的使用 會對體內腸道菌叢有何影響??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隱形在時間軸背後的微生態傷疤與臨床干預的瓶頸 臨床上頑固的腸道多樣性偏低與慢性微發炎,其根源可能並非患者當前的飲食習慣不良所導致,而是因為過去數年前所使用的藥物在體內留下的「醫源性微生物指紋」與滯後效應 。   身為臨床第一線的醫師,不論在腫瘤照護或慢性病管理中,我們經常遭遇令人困惑的瓶頸,那就是為何某些患者嚴格遵守抗發炎飲食與精準營養的支持,其腸道菌相的多樣性仍是偏低與慢性全身性微發炎卻依然頑固存在呢?   一篇發表在《mSystems》的里程碑論文《微生物研究中隱藏的干擾因子:樣本採集前數年使用的藥物》(A hidden confounder for microbiome studies: medications used years before sample collection),為這個臨床謎團提供了震撼性的解答 。 該研究利用愛沙尼亞國家生物銀行(Estonian Biobank)的電子病歷系統,追蹤 2,509 名參與者長達數年的詳細處方箋紀錄,並進行高精細度的Shotgun Metagenomics。   研究證實,人類過去服用的藥物影響力並不會隨著化學分子被清除而煙消雲散,反而會留下長達數年的「微生物指紋(Microbial Fingerprints)」。即使患者已停藥 1 至 5 年,這種「滯後效應(Carryover Effects)」與「累積效應(Additive Effects)」依然在重塑宿主的病理生理狀態。   在測試的 186 種常見藥物中,停藥超過一年以上,仍有 42% 的藥物與腸道菌叢的異常變化具有顯著相關性 。   非抗生素藥物的跨界破壞力與地形重塑 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質子幫浦阻斷劑(PPI)及乙型阻斷劑等非抗生素類藥物,透過非抗菌活性、物理化學微環境的改變、膽汁酸代謝的扭曲與狀態鎖定等四種機制,對腸道微環境進行永久性的地形重塑 。   傳統上,臨床普遍將「微生態破壞」與「抗生素濫用」劃上等號 。然而此研究揭示,幾類臨床極常開立的藥物,其留下的菌叢烙印在時間深度與破壞廣度上,竟然不亞於、甚至超越了廣效性抗生素 。從功能醫學與生態學的視角來看,其底層的生物學機轉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非故意性的抗菌活性與「核心菌種」的定向滅絕 高達 24% 的非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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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是一把雙面刃:如何從「局部殺傷」走向「全身免疫重塑」?談放射治療與免疫治療的最佳協奏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放射治療除了可以直接殺死腫瘤,更可能啟動全身的免疫反應;但若策略不當,也可能同時摧毀免疫系統。所以放射線究竟是敵人,還是盟友?   多年來,放射治療一直被視為一種癌症的局部治療,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對DNA 損傷造成癌細胞死亡。然而,近年的腫瘤免疫學研究已經重新定義放射治療的角色:它不只是「殺死癌細胞」,更可能是一種免疫的啟動器(immune primer)。 當腫瘤細胞因放射線照射死亡後,細胞內大量的腫瘤抗原與危險訊號(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會被釋放,如同一棟失火的大樓,除了摧毀建築物本身,也讓消防隊收到警報,開始全面的動員。這些抗原經由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攝取後,可活化 cGAS–STING訊號路徑,進一步誘導第一型干擾素(IFN-I)的產生,促進 CD8⁺ T 淋巴球與 全身免疫反應的啟動,甚至形成著名的遠隔效應(abscopal effect)。換句話說,放射線不只是炸毀敵軍據點,更可能點燃整個免疫軍隊的戰鬥警報。然而,這場戰役並非只有正面效果。 放射治療最大的矛盾,在於一邊釋放腫瘤抗原,一邊卻可能摧毀最重要的免疫士兵-淋巴球。免疫啟動與免疫抑制同時存在,堪稱是放射治療的雙面刃。放射治療帶來兩股彼此競爭的力量: 第一股是免疫促進的力量(Positive Arm),這是一條完整的抗腫瘤免疫鏈,讓局部放射治療有機會演變為全身性的免疫監控。但另一方面,放射治療也可能造成: Lymphocyte destruction draining lymph node injury host immune toxicity 若將免疫系統比喻成一支特種部隊,那麼放射治療一方面炸開敵方軍火庫,另一方面卻可能誤炸自己的指揮中心與士兵。尤其 T淋巴細胞對放射線極為敏感,即使低劑量照射亦可能導致循環淋巴球大量流失,降低免疫治療的反應率。因此,真正限制放射治療成效的,未必是抗原不足,而是免疫系統先被自己治療摧毀了。   不同放射粒子具有截然不同的免疫生物學效應,未來放療設計將不只是「照多少」,而是「怎麼照」。未來放射免疫治療的成功,不再只是增加放射治療或免疫藥物,而是重新設計放療策略(RT design)。從「更多放療」走向「更聰明的放療。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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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0

迎戰「腦瘤之王」: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GBM)的分子靶點與臨床治療新策略

惡性腦膠質瘤(Glioblastoma/ GBM)的臨床困境與異質性挑戰 Glioblastoma (GBM) 作為最常見且最具侵襲性的原發性成人腦瘤(Grade  4 Astrocytoma),其高復發率與不良預後(Prognosis)一直是神經腫瘤學的棘手難題。   在臨床治療上面對 GBM 時,最感棘手的莫過於其高度的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浸潤性特質。儘管我們依循標準指引進行最大安全範圍的手術切除(Surgical Resection),但由於腫瘤細胞早已如樹根般深度滲透至周邊正常的腦組織,導致徹底清除(Complete removal)在病理學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組織病理學特徵(Pathology Features)方面,切片標本在顯微鏡下常呈現典型特徵: Necrosis(壞死區) 與其周圍的 Pseudopalisading Necrosis(偽假柵欄狀壞死) Microvascular Proliferation(微血管增生):為腫瘤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 High Mitotic Activity(高有絲分裂活性):驅使細胞失控且快速地分裂 這群癌細胞不僅生長快速,更具備頑強的治療抗藥性,導致多數患者在接受常規治療後,仍面臨幾乎不可避免的復發命運,中位生存期往往限制在 12 至 18 個月之間。   解決方案:精準分子檢測指導下的多模態整合治療 依據當代分子病理學,透過關鍵基因突變篩檢實施精準基因檢測(Molecular Testing),並結合手術、放療、化療及新興物理療法之腦瘤電場治療(TTF),能為患者開闢更具效益的客製化治療路徑。   現代惡性腦膠質瘤的診斷早已不侷限於神經學檢查、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MRI),,如典型環狀顯影 (Ring-enhancing lesion)等影像學層面。為了突破治療瓶頸,我們必須深入其核心的基因改變與分子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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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6

重塑微環境的免疫戰局:復發/轉移性鼻咽癌之標靶聯手免疫療法新視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放化療在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生存瓶頸與抗藥困境 復發或轉移性鼻咽癌(簡稱R/M-NPC)目前面臨了第一線的常規化療之臨床療效有期限至、中位無病惡化生存期(mPFS)過於短以及容易產生治療抗藥性的棘手挑戰 。   身為臨床第一線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鼻咽癌在流行病學上具有顯著的地域聚集性,特別好發於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其中與 Epstein-Barr 病毒(EBV)感染密切相關的非角化性鱗狀細胞癌,佔據了 95% 以上的病例 。儘管早期 鼻咽癌對於同步放化療(簡稱CCRT)反應良好,且5年生存率高達 94.0%,但因其解剖位置深在且臨床表現的特異性低,多數患者在初診鼻咽癌之時即已處於局部晚期 。更棘手的是,約有 20% 的鼻咽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治療後仍然會遭逢局部復發或遠端轉移的厄運 。   長期以來,gemcitabine搭配順鉑(簡稱GP 化療方案)被各大臨床指引推薦為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第一線標準治療 。然而,單純細胞毒殺性化療的療效很快就會觸碰天花板,患者的中位無無病惡化生存期僅僅約 7.0 個月,中位總生存期(mOS)也只有 22.1 個月 。後續更會因為放療的耐受性、化療抗藥性以及骨髓抑制等嚴重副作用,使後續治療陷入退無可退的泥淖 。因此,如何在分子生物學層面打破這一僵局,發展出更具精準度且低毒性的治療策略,是當前腫瘤醫學界的核心課題 。   PD-1/PD-L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標靶血管新生之「盲人摸象與拆橋阻敵」 腫瘤細胞透過外泌體或病毒蛋白的偽裝欺敵,逃避了免疫巡邏,而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則藉由改善異常的腫瘤血管,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共同發揮「重塑免疫微環境」的協同效應 。   為了讓大家更直觀地理解腫瘤微環境(TME)中的免疫逃逸與血管新生機制,我們可以把人體的抗癌免疫反應比喻為一場「國家防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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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8

敲開腫瘤的表觀遺傳大門:HDAC 抑制劑在乳癌的精準打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乳癌治療常面臨耐藥性瓶頸,而 HDAC 抑制劑(HDACis)正以重塑染色質結構的獨特機制,成為打破抗藥性、放大傳統療效的戰略新星。 在臨床腫瘤學的實踐中,我們經常面臨乳癌患者在接受非固醇類芳香化酶抑制劑或標準化療後出現疾病進的困境。近年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進展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曙光。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 Inhibitors, HDACIs)正從單藥研發逐步走向「聯合治療(Combination therapies)」的戰略要地。這類藥物不僅僅是為了直接殺傷細胞,更是扮演著「破城先鋒」的角色,為其他抗腫瘤藥物開闢道路。   HDAC 抑制劑的五大兵器庫 HDACIs 依化學結構與選擇性分為五類,包含全頻譜與特定亞型抑制劑,為臨床合併用藥提供多元選擇。要運用這項武器,我們必須先掌握其分類與分子靶點。文獻與臨床研究將 HDACIs 依化學結構主要分為以下五大範疇: 氧肟酸類(Hydroxamic acids):如:Vorinostat,屬於全頻譜(Pan-HDACIs),能廣泛抑制多種 HDAC 亞型。 短鏈脂肪酸類(Short chain fatty acids):如 Valproate(丙戊酸),主要針對 Class I 和 Class II HDACIs。 苯醯胺類(Benzamides):如 :Entinostat,屬於特異性針對 Class I HDACIs 的抑制劑。 Chidamide屬於苯醯胺類(Benzamides) 的 HDAC 抑制劑。它是一種選擇性的 Class I HDAC 抑制劑,主要針對 Class I 中的 HDAC1、HDAC2、HDAC3(以及 Class IIb 中的 HDAC10)具有低奈米莫耳(nanomolar)等級的強效抑制活性 環狀四肽類(Cyclic tetrapeptides):如: Romidepsin,同樣是針對 Class I 的強效特異性抑制劑。 Sirtuin 抑制劑(Sirtuin inhibitors):如 Nicotinamide(菸鹼醯胺),屬於針對 SIRT1 和 SIRT2 的 Pan-HDACIs。 這五大類藥物透過影響核小體(Nucleosome)核心組蛋白的乙醯化狀態,進而調控細胞週期、細胞凋亡(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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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2 1

冰封難禦「特洛伊木馬」(ADC):探討頭皮冷卻在 Trastuzumab Deruxtecan 治療轉移性乳癌中的預防脫髮失效機制與臨床啟示

陳駿逸醫師 【ADC 時代下無法迴避的毛髮之痛】 雖然標靶治療與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顯著地延長了轉移性乳癌(MBC)患者的存cji6g6ru0 ,但其引發的脫髮(Alopecia)仍是損害患者生活品質與治療依從性的臨床痛點。   傳統頭皮冷卻系統(Scalp Cooling)在紫杉醇等常規化療中取得了良好的預防掉髮之成效,但在新一代 ADC 藥物T-DXd(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優赫得)的臨床應用中,傳統頭皮冷卻系統其預防脫髮的保護效能面臨了全新的挑戰。   在乳癌的臨床治療中,化療引起的脫髮一直是患者最具心理毀滅性與排斥感的副反應之一。隨著醫學的進步,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HER2)標靶治療經歷了革命性的發展,特別是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的問世,為 HER2 陽性及 HER2 低表達(HER2-low)的轉移性乳癌患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無進展生存期(PFS)突破。   然而,精準治療並不意味著副作用可以完全消失。在 DESTINY-Breast 系列臨床試驗中,接受優赫得治療的患者出現 Grade 1以上等級之脫髮的比例高達 29~48%。這對許多希望在接受高效能抗癌治療的同時、也想維持正常社交生活、保護個人隱私與尊嚴的患者而言,有著極大的心理負擔,甚至可能影響其對長期治療的順從性。   在傳統細胞毒殺性化療(特別是紫杉醇類與蒽環類藥物)的治療中,頭皮冷卻系已經被證實是一項極具臨床價值的預防脫髮手段。例如:在著名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 SCALP 中,使用頭皮冷卻系統會使接受紫杉醇類化療的乳癌患者達到了59%的毛髮保存率。   荷蘭頭皮冷卻登記處(Dutch Scalp Cooling Registry)的數據也顯示,接受紫杉醇類治療的患者在使用頭皮冷卻後,毛髮保留成功率高達78%。根據這些成功經驗,臨床醫師自然會提出一個關鍵的臨床問題:對於接受優赫得治療的轉移性乳癌患者,頭皮冷卻系統是否同樣能成為守護他們毛髮的「保護傘」?   臨床實證:ESMO Open 前瞻性研究的「出乎意料」之結果 一項發表於2026年《ESMO Open》的前瞻性之第二期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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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於手術之前:以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重塑乳癌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已成為現代乳癌多專科團隊(MDT)臨床治療的核心策略,透過術前介入優化手術條件並取得關鍵預後資訊。   在乳癌的臨床治療地圖中,我們過去習慣「先清空戰場,再鞏固防線」的傳統思維,亦即先手術再給予術後輔助化療。然而,隨著精準醫學與腫瘤生物學的演進,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已然成為我們手中極具戰略價值的先鋒武器。這項在手術前給予全身性藥物治療的策略,不僅僅是調動了治療順序,更是從根本上扭轉了病程進展與手術可行性,為病患開闢了更寬廣的預後空間。   面對巨大腫瘤與高侵襲性亞型的雙重夾擊 局部晚期乳癌、淋巴結轉移及高侵襲性乳癌亞型,在傳統直接手術上面臨切除範圍過大、無法保留乳房及無法評估藥物療效的臨床困境。   在臨床我們經常面臨棘手的挑戰-當患者的腫瘤體積過大)、已出現淋巴結侵犯(Lymph node involvement),或是切片結果顯示為高侵襲性乳癌亞型(Aggressive breast cancer subtypes)(如:三陰性乳癌 或 HER2 陽性乳癌)時,若直接進行腫瘤手術,往往意味著患者必須接受全乳房切除術(Mastectomy),這對患者的生理與心理都是極大的衝擊。   此外,傳統的「先手術後化療」模式存在著一個盲點。那樣的做法如同在「黑盒子」裡投藥。將腫瘤切除後,我們無法在活體上直接觀察微小轉移病灶或殘存癌細胞對化學治療藥物的真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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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9 1

戰勝癌症的雙軌戰術:如何用精準營養為抗癌療程開路?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腫瘤科的臨床實務中,我們常看到患者在確診後,因為恐懼而盲目尋求各種民間偏方或高劑量保健食品。事實上,不適當的營養補充可能削弱化療與放療的療效,而適時、適量的精準營養支持,則是維持患者免疫耐受力、降低併發症的關鍵。身為臨床醫師,我們需要依循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為患者建立一套從「通用禁忌」到「個體化精準營養」的階梯式照護策略,以確保治療效益極大化。   臨床上被忽視的「雙重危機」——盲目大補與惡病質 盲目補充高劑量抗氧化劑會與抗癌治療產生拮抗作用,且癌症惡病質(Cachexia)常在療程中悄然侵蝕患者的存活率。   在臨床第一線,我們常遇到患者家屬捧著高劑量維生素前來諮詢。然而根據大型臨床研究(如:Ambrosone CB, et al. J Clin Oncol. 2020),在化療期間使用高劑量抗氧化劑(如 :維他命A/C/E、beta-胡蘿蔔素、CoQ10),反而會增加復發風險(風險比為1.41)與死亡風險(風險比為1.40)。同樣地,高劑量的維生素 B12 與鐵劑,也被證實會顯著降低無病生存期(DFS)、並提高癌症復發率。 抗氧化劑與化/放療的「兩敗俱傷」 我們抗癌治療常用的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本質上就像是派往腫瘤前線的「放火部隊」。這支部隊的戰術,是透過製造大量的「自由基」(氧化壓力),把癌細胞的 DNA 燒得千瘡百孔,進而讓癌細胞凋亡。如果患者此時攝入高劑量的抗氧化劑,這些抗氧化劑就像是「消防隊」。糟糕的是,這支消防隊不分敵我,它們會衝進戰場,幫癌細胞把身上的火給撲了滅,修復了癌細胞的氧化損傷。結果就是,我們精心設計的細胞毒性效果(Cytotoxicity)被大幅抵消,反而保護了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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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謎團到癌症救贖:表觀遺傳學如何破解乳癌抗藥性的「彈盡援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導言:一條隱形的命運射線 在生命科學的版圖中,我們曾深信「DNA 基因序列即是命運」。然而,歷史上的兩場社會謎團——荷蘭大饑荒(Dutch Hunger Winter)與瑞典的上卡利克斯之謎(Överkalix study),徹底打破了這個觀點。它們向世人證明:環境壓力(如:饑荒、營養狀況)會在不改變 DNA 序列的前提下,在基因上留下「隱形印記」,甚至遺傳給子代。 這種機制被稱為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令人驚奇的是,這種讓百年前饑荒受害者後代深受折磨的「細胞記憶」機制,竟與現代醫學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荷爾蒙受體陽性(HR+)/ HER2 陰性(HER2-)轉移性乳癌的長期荷爾蒙治療後出現抗藥性,共享著相同的底層邏輯。當乳癌細胞在治療的重壓下顯得「彈盡援絕」時,正是表觀遺傳學的重新編程,讓癌細胞找到了苟延殘喘的「抗藥後門」。 第一部分:乳癌城的「彈盡援絕」與抗藥性困境 什麼是 HR+/HER2- 轉移性乳癌? 荷爾蒙受體陽性且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HER2-)是乳癌最常見的亞型,約佔所有乳癌病例的 60% 至 70%。荷爾蒙受體陽性意味著乳癌細胞的生長極度依賴體內的荷爾蒙(雌激素 Estrogen 或黃體素 Progesterone)作為燃料。HER2陰性代表細胞表面沒有過多的 HER2 蛋白,無法直接使用針對 HER2 的單株抗體標靶藥物(如:賀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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