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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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療後蛋白尿狂飆?當腎臟過濾網「破洞」的關鍵警訊與應對策略

陳駿逸醫師 腎臟是人體的精密濾水器,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期間出現過濾網破洞,導致尿蛋白指標 UPCR 超過 2000 mg/g 時,代表腎功能正面臨嚴重威脅。   癌症免疫治療雖然為許多患者帶來了抗癌的新曙光,但在激發免疫系統攻擊腫瘤的同時,偶爾也會誤傷正常的器官。在腎臟毒性中,傳統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多半只會造成輕微的蛋白尿(通常少於 1 g/day);一旦小便檢查中的蛋白尿指標(UPCR)衝破 2000 mg/g,甚至達到腎病症候群的範疇,這就像是護城河的城牆出現了大缺口,提示病變已經深層侵犯到了腎臟的核心結構-腎小球(Glomerular involvement)。   為什麼免疫治療會讓腎臟過濾網「大破洞」? 當 UPCR 飆高至 2000 mg/g 以上,臨床上必須高度懷疑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誘發的腎小球疾病,或是併用標靶藥物所導致的交叉毒性。 要理解這個機制,我們可以想像一場時事比喻:這就像是世界各地在極端氣候下,堤防突然被暴雨沖垮,大量的物資與水流瞬間湧出。腎臟裡的「腎小球」就是我們身體的超精密防洪堤防與濾網,專門負責把廢物排出、把重要的蛋白質留在體內。當免疫治療運作時,可能引發以下兩大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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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免疫煞車失靈的「越區防守」:臨床應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性急性間質性腎炎的實戰指引

陳駿逸醫師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解除腫瘤免疫逃脫的同時,可能引發T細胞對正常腎小管間質的「越區防守」,導致約 1–5% 發生率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 在日常腫瘤免疫治療中,我們猶如操盤一支執行高強度全場壓迫戰術的頂級足球隊。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PD-1/PD-L1 或 CTLA-4 抑制劑)解除免疫系統的「煞車」後,活化的細胞毒殺性 T 細胞後,會如猛虎出閘般狙擊腫瘤細胞。然而,正如足球場上過度激進的「全場緊逼」可能導致防線失控、後衛甚至不小心在禁區內對自家守門員犯規一般,過度活化的免疫細胞有時也會迷失方向,將自家的腎小管與間質誤認為「敵軍」, 大量浸潤並攻擊正常腎臟組織,從而引發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中的急性間質性腎炎。此併發症雖然在臨床上相對少見(發生率約 1–5%),但若未能及早識別與介入,往往會對患者的腎功能造成致命打擊。 屬於irAE之一的腎炎多發生於治療後 6 至 12 週,臨床經常以無症狀的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異常升高為唯一早期線索,需要嚴格排除共用藥物干擾與進行鑑別診斷。 在臨床表現與診斷上,患者通常在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後的 6 至 12 週 出現病情變化,但也有部分案例在數月甚至停藥後才悄然浮現。由於早期症狀極度隱匿,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 的異常升高往往是拉響警報的唯一線索。此時,尿液檢查可能僅僅表現出無菌性膿尿、顯微血尿或輕度蛋白尿(通常小於 1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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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絲球屏障的破口:當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正常遇上 UPCR > 2000 mg/g 的腫瘤免疫治療與VEGF標靶腎毒性臨床分流策略

陳駿逸醫師 腎絲球濾過率(GFR)正常並不代表腎臟安然無恙,UPCR > 2000 mg/g 往往是腎絲球過濾屏障(Glomerular Barrier)遭破壞的早期警訊。   在腫瘤治療日益複雜的今天,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VEGF/VEGFR 抑制劑)的廣泛應用,帶來了嶄新的腎臟毒性型態。當病患的 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完全保持在正常範圍,尿液中的蛋白尿(Proteinuria)卻驟升至 UPCR > 2000 mg/g 時,這是一個極具鑑別診斷價值的臨床時機-它幫助我們排除常見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將目光精準鎖定在足細胞病變(Podocyto-pathy)與內皮細胞微血管損傷。   身為第一線的腫瘤科醫師,迅速辨識此類「單純大量蛋白尿而無急性腎損傷」的型態,並及時啟動分流與處置,是保護病患腎臟功能與維持腫瘤治療連續性的關鍵。 一、守門員完好,後防線卻全面失守的腎絲球危機 看似平靜的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數據背後,腎絲球的過濾屏障可能早已遭遇嚴重破壞。 傳統上我們習慣以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來評估腎功能,但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 VEGF 抑制劑引發的腎毒性中,血清肌酸酐正常僅代表「腎絲球濾過率(GFR)」這名守門員尚未失守,並不代表腎臟結構沒有受損。   想像腎臟是一支頂級足球隊。血清肌酸酐就像是球隊的守門員,只要他沒被攻破(肌酸酐未升高),代表整個球隊的基本防守線(GFR)還能夠運作;而腎絲球的過濾屏障(Glomerular Barrier) 則是前面四位後衛與足細胞(Podocyte)屏障。   現在的情況是,守門員還站在門前沒失分,但四名後衛已經被對手徹底撕裂,門前洞開(UPCR > 2000 mg/g,蛋白大量漏出)。如果不及時修正防守的陣型,後衛崩潰遲早會導致守門員的失守,演變成全盤皆輸的急性腎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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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副作用之腦下垂體炎的臨床實務:從生理機制、精準診斷到荷爾蒙置換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腫瘤免疫治療下的內分泌盲區與臨床挑戰 腦下垂體炎是具備高度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藥物特異性與發生時間規律的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非特異性症狀極易掩蓋病情,臨床醫師須提高警覺以防誘發致命的腎上腺危機(Adrenal Crisis)。而CTLA-4 與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發生率與臨床表現上存在顯著的內分泌軸差異。   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各類晚期惡性腫瘤(如黑色素瘤、腎細胞癌、非小細胞肺癌)的廣泛應用,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已成為臨床腫瘤醫師日常面臨的重要課題。其中,腦下垂體炎(Hypophysitis)雖然相較於皮疹或腸炎不那麼頻繁,但其對患者預後與生活品質的影響卻極為深遠。   藥物種類與發生率的差異 CTLA-4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Ipilimumab)及雙免疫聯合治療(如 Ipilimumab + Nivolumab)皆為腦下垂體炎的高風險方案,發生率高達 10% 至 15% 以上。 PD-1 / PD-L1 之單藥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如 Pembrolizumab, Nivolumab, Atezolizumab):發生率極低(< 1%),且其發病模式與CTLA-4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大不相同,臨床上更傾向表現為孤立性 ACTH 缺乏症。   發病的時間軸(Onset Timing)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引起之腦下垂體炎通常發生於啟動免疫治療後的 8 至 12 週(約 2 到 3 個月),雙免疫合併治療的發病時間往往更早(中位數約在 2.8 個月左右,而單用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則約 4.1 個月)。   3. 臨床診斷盲點 患者在發病初期多表現為疲倦(Fatigue)、全身無力、食慾不振、噁心、輕微頭痛或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這些非特異性症狀在晚期癌症患者身上極易被忽視,或被誤認為是癌症惡化、腦轉移、化療副作用或癌因性疲憊。若未及時識別,患者可能快速惡化至低鈉血症(Hyponatremia)或急性腎上腺危機,危及生命。   二、為何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會攻擊腦下垂體? 因為腦下垂體前葉細胞會異位表達 CTLA-4 抗原,誘發補體活化與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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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血液檢查報告的誤區 RDW數值偏高的臨床意義?

在醫學上,RDW 指的是紅血球分布寬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簡稱RDW)。它是全血細胞計數(CBC)血液檢查中的一項指標,用來衡量血液中紅血球體積大小的差異與變異程度(大小是否一致)。正常參考值範圍大約是 11.5%~14.5%(以 RDW-CV 表示)。   當 RDW 升高時,代表血液中的紅血球呈現大小不一的現象(Anisocytosis)。高 RDW 意味著紅血球的異質性(More RBC Size Variation)增加,提示體內可能存在有營養缺乏、發炎反應或造血幹細胞的受損,萬不可單獨解讀。   在腫瘤患者中,導致血液檢查報告的RDW數值高的常見原因包括: 缺鐵性貧血: 鐵質缺乏導致血紅素合成受阻,新產生的紅血球體積偏小。 維生素 B12 或葉酸缺乏: DNA的合成受損,影響細胞分裂並改變紅血球大小。 近期失血: 新生與成熟的紅血球並存,造成體積分佈差異。 溶血性貧血: 周邊的紅血球過早破壞,增加體積分佈的變異。 混合型營養缺乏(Mixed Deficiencies)或慢性發炎: 多重因子缺乏同時存在,造成紅血球體積分佈極度混亂。   腫瘤引發的慢性發炎會促進發炎性激素(如:IL-6)的釋放,誘發 Hepcidin(鐵調素)的上調,導致鐵質封鎖於網狀內皮系統中,無法有效釋放至周邊血液進行造血;同時亦會抑制 Erythropoietin (EPO) 的反應性,造成造血微環境惡化與 Anisocytosis。   如果想像造血骨髓是國防前線兵工廠,紅血球是支援前線的補給卡車。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兵工廠有充足且穩定的鋼鐵(Iron)與晶片(B12/Folate)供應,就能源源不絕地生產標準尺寸(Normal MCV)的軍卡。然而,當體內爆發腫瘤引起之慢性發炎,就像俄烏戰爭中供應鏈遭到斷絕,或是美國對伊朗實施嚴厲的經濟與資源封鎖:腫瘤產生的發炎激素就像封鎖令,啟動了 Hepcidin,把體內的鐵質鎖在倉庫裡出不來。兵工廠面臨原料匱乏,只能「拿起舊原料湊合著用」,生產出有些極小、有些極大的卡車;加上化療藥物的摧殘幹細胞,兵工廠產線的混亂。最終,道路上跑滿了各式各樣規格不一的卡車,這在血液檢查的報告上,就表現為RDW數值會有偏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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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防守的突破口:當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實體癌症治療中的戰術瓶頸與轉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一線面對晚期惡性腫瘤時,我們常常有種既熟悉又無奈的既視感:明明透過次世代基因定序(NGS)找到了驅動基因突變,或是看見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 1(PD-L1)表達陽性,但免疫療法的最終療效卻往往不如預期。這正如近年備受矚目的世界盃足球賽中,一支擁有頂級前鋒的球隊(我們的 T 細胞)面對死守禁區的密集防線時,儘管控球率極高,卻始終無法破門。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答案往往藏在那個將腫瘤微環境封鎖得滴水不漏的「越位陷阱」與「深層免疫沙漠」之中。   腫瘤微環境的戰術防線:免疫逃脫機制如何讓前線 T 細胞「被判越位」 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網路與代謝障礙,是導致細胞毒殺性 T 淋巴球(CTL)失效、引發抗藥性的主要根源。 在臨床實務中,我們深知癌細胞並非孤立作戰,它們會招募調節性 T 細胞(Treg)、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以及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建構出一座堅固的「鐵桶陣」。這與現代戰爭中的前線陣地防禦極為相似:正如當前俄烏戰場上,無人機偵察與多層次電子干擾,讓進攻方寸步難行;在腫瘤微環境中,異常的血管新生與缺氧狀態,配合多種免疫檢查點(如 CTLA-4、LAG-3、TIM-3)的協同過度表達,直接讓我們的毒殺型 T 細胞(CD8+ T cells)陷入功能上的耗竭(exhaustion)。此時,縱使單獨使用抗 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也如同球隊在前場單打獨鬥卻缺乏中場串聯,面對重重佈防的免疫抑制網路,終究難以突破防線,造成臨床上常見的續發性抗藥性。   跨越防線的新戰術布局:雙效免疫聯合療法與腫瘤新生抗原的戰略整合 透過雙重免疫阻斷搭配抗血管新生藥物,能有效重塑腫瘤微環境,將「冷腫瘤」轉化為便於攻擊的「熱腫瘤」。   為了破解這場僵局,近期的臨床試驗與前瞻性指引紛紛指向了「聯合作戰」的思維。這好比一場高強度的職業籃球賽,單靠王牌球星(單一免疫療法)容易遭到對方的包夾封鎖,但若導入「擋拆戰術(Pick and Roll)」。例如: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或者新型雙特異性抗體(Bispecific antibodies)結合,情況就會全然改觀。抗血管新生的治療能夠暫時修剪並正常化腫瘤血管,改善微環境的缺氧狀態,這就像是在防守嚴密的區域聯防中撕開了一道傳球動線,讓更多的效應 T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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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免疫療法三大權威 勇奪2026 年唐獎「生技醫藥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第7屆 2026 年唐獎「生技醫藥獎」由三位細胞免疫療法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共同獲得:史蒂文·羅森伯格(Steven A. Rosenberg)、米歇爾·薩德蘭(Michel Sadelain)及卡爾·瓊(Carl H. June)。   唐獎教育基金會於 2026 年 6 月 16 日正式揭曉此獎項,表彰三位得主在細胞免疫療法上的卓越貢獻,他們成功將人體免疫細胞改造成強大的抗癌武器,徹底改寫了癌症治療歷史。🏆 2026 得主名單與核心貢獻三位科學家共同瓜分新台幣 4,000 萬元的獎金,並獲得 1,000 萬元的專利研究補助費。   他們的獲獎原因如下: 史蒂文·羅森伯格 (Steven A. Rosenberg):開創了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療法,為末期實體癌症(特別是轉移性黑色素瘤)的治療打開全新路徑。 米歇爾·薩德蘭 (Michel Sadelain):開創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CAR-T)療法技術,致力於將基因工程導入 T 細胞,使其具備精準識別癌細胞的導航能力。 卡爾·瓊 (Carl H. June):同樣為 CAR-T 療法的關鍵奠基者,成功將此療法推向臨床實用化,為復發或難治性血癌(白血病、淋巴瘤等)患者提供帶來治癒希望的「活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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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期間 出現肌酸激酶(CK)水平升高的時候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 治療期間,抽血檢查發現肌酸激酶 (CK) 水平升高,是一項重要的實驗室指標,也是急性肌肉損傷的主要生化警告信號。 CK 是一種存在於健康肌肉細胞內的酵素;當免疫系統過度攻擊這些肌肉細胞,造成肌炎時,細胞破裂,CK 直接釋放到血中。   一份 2024 年發表於《Cureus》期刊的個案報告,詳細探討了一位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因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進而引發免疫相關肌炎(irMyositis)與肌酸激酶(CK)異常飆升的臨床診治過程。   病患基本資料與病史基本背景: 79歲男性,既往病史是高血壓、高血脂、癲癇、慢性腎臟病第三期(CKD stage 3) 癌症病史:曾於 2023 年 1 月因腦部轉移性黑色素瘤接受左額葉開顱手術。近期接受癌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包含 Nivolumab(PD-1 抑制劑)與 Ipilimumab(CTLA-4 抑制劑)   二、 臨床表現與入院經過 此次入院主因是因一起未目擊的跌倒而被送至急診。入院當下之初期症狀並無主訴肌肉疼痛或無力,但於住院後約兩天,病患開始出現新發作的近端肌肉無力與疼痛(影響雙臂與大腿),且無伴隨皮膚紅疹。病患最後一次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時間距離此次入院約 30 天,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引發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s)的典型時間窗。   實驗室與影像檢查 肌酸激酶(CK):初驗高達 5,277 U/L(正常值 30-135 U/L),後續於住院期間維持在 3,000 多 U/L 徘徊,高度提示急性肌肉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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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之肌炎副作用的生物學機制、臨床特徵、鑑別診斷與分階治療的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根據一份於2020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國際分子科學雜誌)》的文獻,系統性地探討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相關肌炎(Myositis)副作用的生物學機制、臨床特徵、鑑別診斷與分階治療策略。   以下為您重點整理該文獻的核心臨床與學術資訊: 核心臨床特徵與流行病學數據: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相關肌炎(Myositis)的副作用主要見於非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及泌尿生殖系統腫瘤。除了傳統肌肉發炎的近端肢體無力與疼痛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肌炎的臨床表現經常伴隨有特異性的眼球運動與軸向肌肉受累(如:複視、眼肌麻痺、下巴下垂),以及延髓肌肉受到影響而導致了構音的障礙、發聲困難或吞嚥困難。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的肌炎通常不是孤立存在,常與重症肌無力及心肌炎重疊發生,形成 所謂的3M 症候群,具有高致命的風險,其中伴隨心肌炎的個案死亡率極高,大型數據庫(如 VigiBase)分析顯示,其死亡率高達 21.2%–41%,遠高於一般的自體性免疫性肌炎。   病理生理學機制破壞了免疫耐受,引發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s),其核心的機制包含: 抗原表位共享(Epitope-Sharing / Cross-reactivity):T 細胞交叉辨識了腫瘤細胞與健康肌肉組織(心肌/骨骼肌)上共享的相同抗原。   抗原表位擴展(Epitope Spreading):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激活的 T 免疫細胞再殺死腫瘤後,腫瘤會釋放出大量原先隱蔽的自身癌抗原,進而引發連鎖的自體免疫級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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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編輯正常化的策略 讓癌症治癒露曙光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下圖中展示了三種不同的免疫編輯正常化的策略,免疫微環境所發生的變化,以便讀者更清楚地瞭解各種正常化策略相結合的優點。三種癌症免疫編輯的治療策略,分別是腫瘤細胞的正常化、免疫系統的正常化以及間質細胞的正常化。   這三種免疫編輯正常化的策略可以同時使用,也可以依序應用,以最大限度地抑制腫瘤的進展並延長患者的生存期。例如,在進行抗種劉血管新生治療後,微環境中具有殺傷腫瘤作用的 T 細胞數量會增加;而在 IFN-γ的作用下,腫瘤細胞和間質細胞上免疫抑制性受體的表達量也會上升。上述微環境的改變,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應用奠定了基礎。抗血管生成治療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相結合的可行性已經在臨床上得到證實。   在IMpower150 試驗是一項第三階段的臨床研究,該研究證明瞭在轉移性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的一線治療中,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生成治療相結合的使用方式,確實能夠改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整體生存期。在 IMpower150 研究的最終分析中,與單獨使用抗血管生成治療和卡鉑類藥物相比,同時使用atezolizumab、bevacizumab、卡鉑類藥物和紫杉醇的治療組,其整體生存期的中位數有所延長(19.5 個月對比 14.7 個月)。   不過,在應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之後,部分腫瘤細胞會失去對於IFN-γ的反應,同時 MHC-I 的表達也會減少。這就使得腫瘤細胞無法被具有細胞毒殺性的 CD8+ T 細胞所識別和殺死。在這種情況下,採用“腫瘤細胞正常化”策略,可以有效地恢復腫瘤細胞上的 MHC-I 表達,進而提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效果。例如,使用表觀遺傳學藥物中的 HDAC 抑制劑,在促進體內腫瘤新抗原的免疫應答,以及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在一項臨床試驗中,HDAC 抑制劑 entinostat 被用於治療那些對先前的抗 PD-1/PD-L1 免疫治療無反應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結果顯示,entinostat 與抗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pembrolizumab 合併使用時,能夠產生強效的抗腫瘤效果:有 9%的患者出現了客觀反應。   上述例子說明了各種免疫編輯正常化相結合所帶來的巨大潛力。基於此,我們在上圖中展示了在三種不同正常化策略下,免疫微環境所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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