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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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結管理的新時代:從「預防性切除」走向「免疫功能重塑」 重新思考免疫治療時代的區域淋巴結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免疫治療時代,區域淋巴結(regional lymph node)不再只是腫瘤轉移的第一站,更是抗腫瘤免疫反應的核心樞紐。   過去外科腫瘤學對淋巴結的觀點相對單純,只要懷疑存在有微轉移(micrometastasis),便透過預防性的淋巴結廓清(prophylac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或選擇性淋巴區放射治療(Elective Nodal Irradiation, ENI),就可以降低局部復發風險。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問世,逐漸改變癌症治療模式,我們開始重新認識區域淋巴結在抗腫瘤免疫中的生物學角色。   近期發表於 Cell (2025) 的研究,以及本次 2026 年ASCO 大會內容皆指出,區域淋巴結並非單純的「轉移中繼站」,而是腫瘤特異性 T 細胞(tumor-specific T cells)的培養基地與功能維持中心。因此,在免疫治療時代,如何保留並活化淋巴結的功能,可能比單純切除更值得思考。 區域淋巴結如同「新兵訓練中心」,決定免疫軍隊是否能持續地補充戰力。若將整個免疫系統比喻成一支軍隊,腫瘤微環境便是前線戰場,而區域淋巴結則像是後方的新兵訓練中心。在正常情況下,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攜帶了腫瘤抗原進入未受侵犯的區域淋巴結,活化初始 T 細胞(naïve T cells),並誘導其分化為具有抗癌能力的效應 T 細胞。這些細胞隨後進入周邊血液、持續補充腫瘤內浸潤淋巴球(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形成持續性的免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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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癌細胞的「微觀地圖」:從 18F-FDG PET/CT (正子攝影)看腫瘤代謝的臨床決策藝術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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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個不停的世界:如何用「時間與誘因」精準拆解眩暈難題

眩暈(Dizziness or Vertigo)是臨床上常見且具挑戰性的主訴,區分周邊性與中樞性病因是急診與門診的第一要務。在日常診間或急診檢傷中,我常聽到患者訴說「醫生,我頭好暈、整個世界都在轉」。眩暈與頭暈的鑑別診斷光譜極為廣泛,從良性的內耳問題到致命的小腦中風皆有可能。面對眩暈這類主訴,盲目安排影像檢查往往流於海底撈針。   以下這張實用的臨床決策流程圖(Algorithm),核心邏輯正是透過「時間軸(Timing)」與「誘發因素(Triggers)」兩大維度,協助我們在幾分鐘內迅速將複雜的症狀收網,精準導向正確的臨床診斷。   診斷眩暈的第一道分水嶺:陣發性(Episodic) 還是持續性(Continuous)? 臨床評估應優先確認症狀為「陣發性(Episodic)」或「持續性(Continuous)」,並進一步區分是「動作誘發」或「自發性」發作。當患者坐到診間,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問他暈得多厲害,而是釐清時間特性: 陣發性眩暈(Episodic Vertigo) 這類患者的症狀是「一陣一陣」的,在發作間歇期通常能回復到接近正常的狀態。這時我們要追問:「這是被特定動作誘發的(Triggered),還是自己突然發作的(Spontaneous)?」 特定動作誘發(Triggered): 若患者只要翻身、起床、低頭就誘發短暫眩暈,應立即執行 Dix-Hallpike maneuver。Dix-Hallpike 誘發測試是用於診斷「良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簡稱耳石症,BPPV)的黃金標準檢查法。透過快速改變頭部姿勢至特定角度,能誘發短暫的嚴重眩暈並觀察特殊的眼球震顫,以確認哪一側的半規管受到耳石影響。 陽性反應: 出現典型的旋轉性眼振(Torsional nystagmus),即可確診為良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BPPV,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陰性反應: 則需進一步評估是否有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等系統性問題。   自發型(Spontaneous): 若沒有明顯動作觸發,而是突然發作,則需依據伴隨症狀進行鑑別: 伴隨聽力損失(Hearing loss): 典型診斷為梅尼爾氏症(Meniere disease)。 伴隨偏頭痛特徵(Migraine headache): 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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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微循環的守護:水腫的全面鑑別與臨床處置決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引發的水腫多具備多因素交織的特點,精準拆解發病機制是建立合理化療與支持治療決策的基礎。臨床上須將水腫視為全身性微循環障礙或器官功能代償不全的關鍵信號,而非單一的局部體徵。 在日常臨床工作中,水腫 (Edema) 是癌整患者最常見且極易干擾癌症核心治療(如化療、免疫治療、標靶治療)的全身性體徵。從定義上來說,水腫係指組織間隙中異常積聚過多的液體,進而導致組織腫脹。對於癌症患者而言,水腫往往不是單一機制造成的,它可能是惡性腫瘤壓迫、惡病質引起的嚴重營養不良、抗腫瘤藥物毒性、或是併發心腎功能不全的多重綜合表現。 為了在密集的臨床排程中快速掌握病因,我們可以藉由 “HOP-LS” 這套高效記憶口訣來檢視引發水腫的五大核心病理生理學機制: H (Hydrostatic pressure ↑) 靜水壓升高、 O (Oncotic pressure ↓) 血漿膠體滲透壓降低、 P (Permeability ↑) 微血管通透性增加、 L (Lymphatic obstruction) 淋巴回流受阻,以及 S (Sodium & water retention) 鈉水滯留。 在腫瘤患者身上,這些機制常以動態交織的形態出現,使診斷與處置更具挑戰性。我們可以把人體的微血管網路想像成一個複雜的「農田灌溉渠道系統」。微血管壁是渠道的堤防,血液是渠道的水流。正常情況下,堤防兩側存在精妙的平衡,讓水與養分既能滲入農田,也能被重新吸收到渠道中。 水腫的發生,就像是這個渠道系統崩潰了: 靜水壓升高 (Hydrostatic pressure ↑): 就像下游渠道被泥沙(如:深層靜脈血栓 DVT 或腫瘤直接壓迫)堵死,導致上游水壓暴增,水流不得不強行衝破堤防、漫入農田。 血漿膠體滲透壓降低 (Oncotic pressure ↓): 血液中的白蛋白就像是渠道裡的「海綿」。當癌症惡病質或腎病症候群導致白蛋白嚴重的流失時,渠道失去了吸水能力,水便就像不受到控制地朝低滲透壓的農田流去。   水腫的解決方案 (Solutions) 建立系統化的水腫分類與臨床症狀識別線索,是快速鎖定潛在病因(如: DVT-深層靜脈阻塞、淋巴水腫或臟器衰竭)的診斷關鍵。依據病理生理學機制精準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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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三陰性乳癌臨床新標準:KEYNOTE-522 術前輔助免疫與術後輔助免疫治療之臨床應用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早期三陰性乳癌(TNBC)因缺乏 ER、PR 及 HER2 靶點,臨床預後較差且復發風險高,傳統化療面臨瓶頸,急需引入突破性的新輔助及輔助免疫治療模式以提升病理完全緩解率(pCR)。 在臨床乳癌治療的版圖中,早期三陰性乳癌(Early-stage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一直是最具挑戰性的頑疾。這類腫瘤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IHC)中,雌激素受體(ER)、黃體素受體(PR)及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皆呈現陰性,這意味著我們無法使用傳統的荷爾蒙療法或 HER2 標靶藥物來進行精準打擊。 臨床數據與流行病學研究指出,三陰性乳癌具備高度的生物學異質性(Biological Heterogeneity)與侵襲性,其微環境中的無效血管與基因組不穩定性,往往導致患者在術後 3 到 5 年內面臨極高的遠端轉移與疾病復發風險(Risk of Recurrence)。傳統上,早期三陰性乳癌的標準治療主要仰賴以蒽環類(Anthracyclines)與紫杉醇(Taxanes)為核心的術前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然而,單純化療所能達到的病理完全緩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簡稱pCR)仍有提升空間。未達到 pCR 的患者(即存在殘存病灶 Residual Disease 者),其長期無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 EFS)與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往往顯著縮短。因此,如何優化微環境並引導免疫系統進行深層清掃,成為腫瘤科醫師提升早期三陰性乳癌臨床治癒率的核心課題。   KEYNOTE-522 方案的四重奏作用機制與療程布局 KEYNOTE-522 療程由 4 種藥物組成(Taxol、Carboplatin、AC方案、Keytruda),透過術前 24 週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隨後進行手術,並於術後延續 Keytruda 輔助治療,全程共計約 6 至 7 個月,藉由免疫與細胞毒性藥物的協同作用最大化 pCR。 為突破現有困境,KEYNOTE-522 臨床試驗確立了全新的標準治療指引(Standard of Care)。該方案巧妙地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細胞毒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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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表觀遺傳學:診斷、風險分層與治療的新視角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作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乳癌(Breast Cancer)治療中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三陰性乳癌及轉移性疾病的治療上,治療方案依然受限,且易產生抗藥性 。近年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進展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這些臨床難題的視角,從分子機制到精準醫療,表觀遺傳修飾正成為臨床應用的潛力新星 。   傳統分類的瓶頸與表觀遺傳的潛能 傳統免疫組織化學分類雖有指引作用,但在腫瘤異質性與治療抗藥性面前仍顯不足,而表觀遺傳修飾能提供更深層的調控資訊。 乳癌的預後與分期及分子病理高度相關,儘管現行治療方案複雜,但在臨床實務中,我們仍常遇到抗藥性問題。表觀遺傳學並非改變 DNA 核苷酸序列,而是通過細胞內部的生物化學修飾來調控基因表達 。 可以這樣理解表觀遺傳機制:如果將我們的 DNA 基因組比作一本宏大的「生命操作手冊」,那麼 DNA 序列就是裡面的文字,而表觀遺傳修飾(如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則像是在某些關鍵章節上貼上的「書籤」或塗上的「修正液」。這些標記決定了哪些章節被快速閱讀(基因活化),哪些章節被封存起來(基因沉默)。在腫瘤細胞中,這些「書籤」貼錯了位置,導致抑癌基因被沉默,或促癌基因被異常活化。 解決方案:從早期診斷到精準治療 利用差異甲基化區域(DMRs)與循環核酸作為診斷標誌,並透過表觀遺傳藥物(如 DNMTi、HDACi)重編程腫瘤表型,克服抗藥性。 早期診斷與風險分層(Risk Stratification) 研究顯示,從正常乳腺組織到原位導管癌(DCIS),甲基化譜系發生了劇烈變化 。透過檢測 差異甲基化區域(DMRs) 或循環 miRNA,我們有望開發出早期診斷的非侵入性標誌物。在風險分層方面, epigenetic 亞型分類有助於識別高風險與低風險群體,從而避免對低風險患者的過度治療 。 表觀遺傳療法(Epigenetic Therapy)的臨床應用 臨床上,我們關注的核心是「重編程」腫瘤細胞。常見的表觀遺傳藥物包括: DNA 甲基轉移酶抑制劑(DNMTis): 如:5-azacytidine,能誘導去甲基化,恢復抑癌基因功能 。 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is): 如:Vorinostat。這類藥物可以看作是「染色質鬆綁劑」。它們能移除組蛋白上的乙醯基,使緊密壓縮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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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在乳癌發生、進展與治療中的關鍵角色:從病理機制到創新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乳癌預後不佳的隱形殺手——微環境缺氧(Intratumoral Hypoxia) 作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乳癌不僅是全球女性高發的惡性腫瘤,其治療的複雜性更在於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動態演變 。腫瘤生長速度遠超其血管生成速度,導致腫瘤內部出現「氧氣沙漠」-即缺氧區 。若將腫瘤比喻為一個不斷擴張的叛軍陣地,正常血液供應是其補給線,那麼缺氧就像是補給線斷裂後,陣地被迫轉入「生存極端模式」,進而演化出更具侵略性的特質 。這種因氧氣分壓(pO2)嚴重不足(部分區域甚至 小於 2.5 mmHg,遠低於健康組織的平均65 mmHg所引發的能量危機,是導致臨床治療失敗與高復發率的核心驅動力 。   缺氧如何「重新編程」癌細胞的命運。 缺氧不僅是物理性的氧氣匱乏,更是啟動癌細胞基因「開關」的信號。在分子層面上,低氧誘導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s, HIFs),特別是 HIF-1α,是這場細胞適應戰的總指揮 。我們可以把 HIF-1α 想像成一座細胞內的「危機應變中心」:當氧氣濃度下降,該中心被活化,隨即下達指令,觸發超過 1500 個下游基因的轉錄,涉及代謝重組、血管新生及抗凋亡機制 。 代謝重組:癌細胞從依賴氧化磷酸化轉向糖解作用(Glycolysis),以在缺氧環境下產能,這導致乳酸堆積與細胞外酸化,進一步抑制免疫細胞浸潤,達成免疫逃逸 。   表觀遺傳與幹細胞性:缺氧會誘導表觀遺傳修飾,維持癌症幹細胞(Cancer Stem Cell)特性,這使得即便腫瘤主體被切除,殘留的幹細胞仍能引發日後的復發與遠端轉移 。   「缺氧記憶」效應:即使部分癌細胞隨後進入血液循環重新氧合,它們仍保留著這種高侵襲性的「記憶」,繼續在遠端組織進行轉移性定植 。   應對氧氣匱乏的臨床創新治療策略 針對這些難以攻克的缺氧區域,臨床研究正在從單一療法轉向精準的「氧氣管理」策略。目前的解方主要聚焦於三大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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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觀遺傳學的新維度:精氨酸甲基化轉移酶 PRMT1 與 PRMT5 在乳癌治療中的潛在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核心重點摘要: 乳癌異質性與表觀遺傳調控:乳癌的進展不僅依賴遺傳突變,更受到表觀遺傳機制-特別是精氨酸甲基化的嚴密調控 。 PRMT1/5 作為關鍵調控者:蛋白質精氨酸甲基轉移酶(PRMTs)是乳癌病理生理中的關鍵調節因子,其中 PRMT1 和 PRMT5 的表現異常與預後不良及治療抗性密切相關 。 治療新靶點:針對這些甲基轉移酶的抑制策略,有望成為克服目前乳癌抗藥性及復發問題的關鍵臨床策略 。   乳癌治療的「隱形」阻力 作為臨床腫瘤學家,我們深知乳癌是一類極具異質性的疾病。儘管針對荷爾蒙受體(ER/PR)及 HER2 的標靶治療已大幅改善患者生存率,但約 30% 的患者最終會面臨治療失敗與耐藥 。在這些治療抗性的背後,除了經典的訊號通路突變,表觀遺傳調控(Epigenetic regulation)-如同細胞內部的「軟體更新」,正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卻長期被忽視 。   精氨酸甲基化(Arginine methylation)是蛋白質轉錄後修飾(PTM)的一種,它就像是一個精密的「分子開關」,透過在蛋白質側鏈添加甲基,動態改變其空間構型、亞細胞定位及相互作用 。PRMT1 和 PRMT5 作為該家族中研究最深入的兩位核心成員,負責廣泛的 histone 及 non-histone 受質甲基化,直接影響癌細胞的增殖、侵襲及 DNA 修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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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內分泌干擾物與乳癌風險:孟德爾隨機化研究的深度解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文旨在探討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如:雙酚類、對羥基苯甲酸酯類、鄰苯二甲酸酯類)與乳癌各分子亞型之間的因果關聯。透過孟德爾隨機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分析,結合血液代謝體學(Blood Metabolome)與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機制,釐清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在致癌過程中的多維度調控角色。    環境因子與乳癌的難解之謎 儘管乳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其發病機制涉及複雜的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目前關於環境內分泌干擾物暴露與乳癌關聯的研究,因觀察性研究設計存在混雜因子(Confounding factors)與反向因果關係(Reverse causation),導致結論極度不一致。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EDCs)如同生物體內的「冒牌荷爾蒙」,其分子結構與內源性類固醇荷爾蒙極為相似。若將人體的荷爾蒙受體(ERα、ERβ)比喻為精密的「智慧型電子鎖」,這些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就如同非法複製的「萬能鑰匙」。它們不僅能誤導受體,強行開啟啟動致癌訊息傳導的路徑,還能干擾內分泌系統的恆定性,導致信號傳遞失真,進而誘發細胞惡性增殖。    過去研究多聚焦於其直接的雌激素樣活性,但對於其如何透過擾動代謝途徑(Metabolome reprogramming)或改變表觀遺傳修飾(Epigenetic modifications,如:DNA 甲基化)來影響乳癌亞型(如:Luminal A, TNBC)的發生,仍缺乏具說服力的流行病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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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治療中的表觀遺傳重塑:從腫瘤微環境解碼抗藥性機制與治療新契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核心重點: 乳癌異質性與表觀遺傳角色: 乳癌並非僅是癌細胞的簡單堆疊,表觀遺傳修飾(如: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非編碼 RNA)透過動態調控基因表達,驅動癌症異質性與治療抗性 。 腫瘤微環境(TME)的生態系統: TME 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種子與土壤」環境,其獨特的表觀遺傳景觀影響免疫抑制與藥物傳遞障礙 。 解決策略: 表觀遺傳重塑(Epigenetic reprogramming)與藥物聯合應用,旨在逆轉免疫抑制與抗藥性,為精準醫療提供關鍵策略 。   抗藥性的隱形推手:「表觀遺傳塑性」 在臨床腫瘤學的實踐中,我們常面臨一個艱鉅的挑戰:儘管初始治療效果良好,但腫瘤細胞往往能像「變色龍」般,透過非遺傳的進化機制,適應藥物的壓力並產生抗藥性 。這種現象的核心在於表觀遺傳塑性(Epigenetic Plasticity)。   如果把癌細胞的基因組比作成一本固定不變的「生物學劇本」,那麼表觀遺傳就像是劇本上的「標記系統」。它決定了哪些章節(基因)被大聲朗讀(轉錄啟用),哪些被強行封存(轉錄抑制)。即便劇本內容本身(DNA 序列)沒有改變,但透過「標記系統」的重新配置,癌細胞就能隨心所欲地改變表達模式,從而躲避藥物的圍剿,甚至塑造有利於其存活的微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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