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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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P標靶藥物 治療具備同源重組修復基因突變晚期膽道癌的成效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晚期膽道癌的預後不好,當病情走到處於困難治療的階段,其實後續治療的選擇相當有限。晚期膽道癌經過基因檢測,有時候會發現患者具備有可採取藥物的基因組改變,包括IDH1、FGFR2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具備同源重組修復基因突變。鑒於PARP標靶藥物(PARP抑制劑)在BRCA基因突變的實體癌症中的療效,包括乳癌、卵巢癌、攝護腺癌等,是否PARP標靶藥物-olaparib(Lynpraza)可以透過在具有同源重組修復(簡稱HRR)基因突變的晚期膽道癌中,誘導合成致死性DNA的損傷來提高腫瘤的控制。     2025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將於2025年5月30日-6月3日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舉行。 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ASCO年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學術水準最高、最具權威的臨床癌症治療的會議。   2025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報告了這項研究本文呈現了這項探討是否PARP標靶藥物-olaparib(Lynpraza)可以透過在具有同源重組修復(簡稱HRR)基因突變的晚期膽道癌中,誘導合成致死性DNA的損傷來提高腫瘤的控制的單臂之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研究結果。   研究收錄了過去曾接接受過化療或拒絕化療、具備有與同源重組修復相關的胚系或體系基因變異(包括PALB2、BRCA1/2、ATM等)的晚期膽道癌患者,患者接受olaparib 300mg,每日兩次,直至疾病惡化,根據RECIST標準進行評估。主要研究終點是首次電腦斷層掃描(大約8周)時的疾病控制率。次要終點包括總體生存期(OS)、治療客觀緩解率(ORR)和腫瘤緩解持續時間(DOR)。研究計畫進行關於初始敏感性和耐藥性的相關評估。若前30例可評估患者中有19例或更多以上,在首次電腦斷層掃描時無進展且存活,則宣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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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BRCA基因突變的年輕乳癌患者 會更受惠於卵巢功能抑制療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卵巢功能抑制 (包括手術切除卵巢或是使用停經針療法) 搭配口服荷爾蒙治療藥物可以改善荷爾蒙受體陽性之年輕乳癌患者的預後,但目前關於此舉對具備有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的年輕乳癌患者的實證醫學之證據相當有限。   2025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將於2025年5月30日-6月3日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舉行。 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ASCO年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學術水準最高、最具權威的臨床癌症治療的會議。   2025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有一份研究,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具備有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的年輕乳癌患者所進行分析的報告,評估卵巢功能抑制搭配口服荷爾蒙治療藥物與該類患者預後的相關性。   BRCA BCY 協作研究 (NCT03673306) 是一項國際、多中心、基於醫院的回顧性研究,研究納入2000年-2020年確診的年齡≤40歲、具備有遺傳性BRCA1/2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基因突變的第一至三期之浸潤性荷爾蒙受體陽性之年輕乳癌患者,且具有卵巢功能抑制搭配口服荷爾蒙治療藥物的資料。卵巢功能抑制搭組納入了確診乳癌後 1 年內接受促黃體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 (LHRHa,也就是停經針) 和/或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術 (RRSO) 治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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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高復發風險之早期乳癌藥物olaparib(Lynpaza/令癌莎) 自2025年06月01日生效的規定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1)Olaparib 適用於曾接受前導性化療或術後輔助性化療,且具遺傳性 BRCA1/2 (germline BRCA1/2)突變併HER2陰性而有高復發風險之早期乳 癌成年病人術後輔助治療,依藥品仿單記載以1年為上限。   (2)病人須完成至少6個週期的前導性化療或術後輔助性化療,且化療處方須含有anthracyclines 類藥物、taxane 類藥物,或兩者的複方;亦允許含鉑化療。   (3)病人須在最後一次治療(包括手術、化療或放療)完成後的12週內使用 olaparib。   (4)須符合下列之高復發風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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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 真的對CDK4/6標靶藥物對的療效不好嗎?

目前台灣核准上市的有三種CDK4/6標靶藥物(abemaciclib、palbociclib 和 ribociclib)可以使用於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此外,abemaciclib 和 ribociclib 也獲得 FDA 核准可以用於治療復發高風險的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早期乳癌。   DNA損傷反應的途徑在乳癌的發病機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約10%的乳癌病例起因於同源重組相關基因(如:BRCA1和BRCA2)產生致病性且為遺傳性的突變。現實世界和回顧性的研究發現,有致病性的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患者相比,相較於有致病性的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患者,在使用 CDK4/6標靶藥物的治療效果可能比較差。   對此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患者中,確實有觀察到 RB1 基因的融合所導致。而這群患者 CDK4/6i 之所以會出現療效不佳的潛在機制為何呢。   與野生型 BRCA (沒有基因突變) 的乳癌相比,有致病性的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患者,其使用CDK4/6標靶藥物的治療效果可能會比較差。已經有證據發現,致病性的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型乳癌患者會有對荷爾蒙療法之原發性的抗藥性;而p53基因的突變是某些類型乳癌患者產生CDK4/6標靶藥物的抗藥時候,最常見的基因組改變之一;且CDK4/6標靶藥物的治療反應不良之結果也與p53基因的突變和基因組的不穩定性有關。而且CDK4/6標靶藥物治療可能會造成有利於 RB1基因改變的乳癌細胞其生存的能力,和增殖其選擇性的壓力,從而導致其對CDK4/6標靶藥物的治療產生抗藥性。     臨床前和臨床試驗的證據顯示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與原發性的抗發藥性有關。雖然大多數罹患的是管腔乳癌,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的患者,許多都具有 BRCA2 突變,但目前的文獻也支持 BRCA1 基因的突變與與荷爾蒙療法有抗藥性之間的關聯。在荷爾蒙受體的陽性乳癌中,與 BRCA1野生型的乳房腫瘤相比,BRCA1 基因突變與管腔 B 型、遠端轉移的傾向會增加,並和乳癌細胞的增殖率的提高有關。 BRCA1 與荷爾蒙受體 α (ERα) 之間存在有直接關聯。大約 90% 的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且為荷爾蒙受體陰性乳癌,主要是因為 BRCA1 突變腫瘤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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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因應與治療 鉑類化療抗藥性卵巢癌

高禾醫院細胞治療中心/台中醫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鉑類化療抗藥性卵巢癌(PROC)指的是完成鉑類化療後6個月內,卵巢癌的病情就發生惡化。目前關於PROC 的治療選擇很有限、且預後不良,主要是以非鉑類單藥化療加上bevacizumab(抗血管新生的標靶藥物)一直是主要治療方法。幸運的是,目前正在探索化療、PARP抑制劑(聚ADP-核糖聚合酶)或是其他類型之標靶藥物與免疫療法的各種組合,有望可以改善治療成績。此外,針對葉酸受體 α (FR-alpha)的抗體-藥物偶聯物(ADC) –ELAHERE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gynx)可以將細胞毒殺性之化療藥物直接遞送至癌細胞,已經成為 PROC 的一種治療方法。 還有WEE1 抑制劑(例如: adavosertib)透過抑制 WEE1 激酶的活性發揮抗癌作用,導致細胞提早進入有絲分裂期,從而增加其DNA 受到損傷的機會,研究發現,對於存在有 TP53 突變的癌細胞,可能會對 WEE1 抑制劑更敏感。而精準醫療之用藥的生物標記,例如分析葉酸受體 α 的表達量或 TP53的突變,可能會適用於識別更有可能對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或是adavosertib等特定療法產生反應的患者,從而實現個體化的治療方法。   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 2020 年的最新數據,估計全球有 313,959 例新診斷之上皮性卵巢癌病例。這大約佔女性所有新發癌症病例的 3.4%。卵巢癌的發生率在不同地區有很大差異。從組織學上看,上皮性卵巢癌包含幾種主要亞型,包括漿液性癌、黏液性癌、子宮內膜樣癌、透明細胞癌和移行細胞癌。其中,高級別漿液性卵巢癌 (簡稱HGSC) 是最常見的組織學亞型。大多數已確診的 HGSC 病例有8成已經是第三或第四期。由於大多數卵巢癌病例被診斷出來是在晚期的,因此預後結果不佳。   晚期卵巢癌的標準治療通常是減瘤手術和含有鉑類化療相結合的方式。近期,卵巢癌的第一線治療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使用抗血管新生的標靶藥物Bevacizumab與PARP抑制劑作為一線治療後的維持治療,以延長疾病緩解時間,並延緩疾病進展。儘管如此,仍仍有某些患者對這些強效的抗腫瘤藥物沒有反應,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了抗藥性,導致鉑類化療抗藥性卵巢癌(PROC)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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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PARP標靶藥物Talazoparib 可用於治療轉移性的去勢抗性前列腺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2023 年 6 月 20 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核准Talazoparib (Talzenna, 達勝癌/他拉唑帕尼)搭配Enzalutamide (Xtandi,安可坦/恩雜魯胺,可以用於治療具備有同源重組修復 (HRR) 基因突變的轉移性的去勢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簡稱mCRPC)。以往前列腺癌(或稱為攝護腺癌)的治療方式搭多採用荷爾蒙療法或去勢療法(castration therapy),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荷爾蒙治療,癌細胞常會轉變成「去勢抗性前列腺癌而再度復發。   TALAPRO-2(NCT03395197)是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多隊列的3期臨床試驗,招募了 399 名 同源重組修復 (HRR) 基因突變的 mCRPC 患者,評估了其療效。患者案找1:1的比例隨機分配為:接受Enzalutamide(每日 160 毫克)加上Talazoparib(每日 0.5 毫克)、或是僅接受Enzalutamide治療。患者必須先進行睪丸切除手術,若未進行睪丸切除手術者,則接受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GnRH) 類似物的治療。排除過去已經接受過 mCRPC 全身治療的患者;但是,允許其在轉移性去勢敏感性前列腺癌 (mCSPC)階段就已經接受過 CYP17 抑制劑之攝護腺癌藥物或是化療docetaxel的藥物治療。   根據先前使用經接受過 CYP17 抑制劑之攝護腺癌藥物或是化療docetaxel的治療情況進行隨機分層。使用檢測腫瘤組織和/或循環腫瘤 DNA (ctDNA) 的次世代基因定序的檢測方法去評估是否攜帶有同源重組修復 (HRR) 基因突變 (ATM、ATR、BRCA1、BRCA2、CDK12、CHEK2、FANCA、MLH1、MRE11A、NBN、PALB2 或 RAD51C)。   主要療效結果的評量是按照 RECIST 1.1 版對軟組織進行的影像學評估其無進展生存期 (rPFS) 和按照前列腺癌工作組第3 標準對骨骼進行影像學評估其無進展生存期 (rPFS),由盲法獨立中央審查委員會進行評估。   在攜帶有同源重組修復 (HRR) 基因突變的族群中,Enzalutamide加上Talazoparib的合併治療,中位數未達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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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外顯子基因定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在癌症中的應用

陳彥瑜博士撰文 英國劍橋大學藥物基因醫學博士 健曜國際有限公司研發長/共同創辦人 長庚醫院精準醫學計畫專案顧問 曾任 長庚大學智慧醫療創新學程兼任教授 怡仁醫院LDTs基因體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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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乳癌 我的卵巢癌 是家中長輩遺傳給我的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2010 年,化名為黛比被診斷出患有三陰性乳癌時,她知道她的 DNA 可能在她的三陰性乳癌中佔有重要的角色。黛比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長大,小時候,她的母親和三位姑姑都先後因為乳癌、卵巢癌而去世。於是黛比的腫瘤醫生在知道她的家族癌症病史後,將她轉介給了一位遺傳諮詢醫師。遺傳諮詢醫師遺傳憑藉基因檢測診斷黛比患有 BRCA 基因突變,這使其一生中乳癌的風險增加 72%。     遺傳因素已經被證明會導致攜帶遺傳基因突變者,罹患乳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增加。   根據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針對遺傳型家族性癌症症候群 (Inherited Familial Cancer Syndrome)的定義如下,由於單基因發生致病性的突變,導致有很高的罹癌風險。先天上如果遺傳到這些突變的基因(遺傳性基因突變者) ,會在不同程度上增加罹患某些特定癌症的風險,並有可能再遺傳給下一代。   在眾多的遺傳型家族性癌症症候群 (Inherited Familial Cancer Syndrome),其中以遺傳性乳癌與卵巢癌症候群(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yndrome,簡稱HBOC)最為普遍。   遺傳型家族性癌症症候群一定要有癌症家族史嗎?   有一個 36 歲且沒有乳癌家族病史的人,於遺傳基因檢測發現其BRCA2基因陽性。這個遺傳乳癌基因是來自她的父親,父親只有一個妹妹,姑姑沒有遺傳到這種基因,所以沒發生乳癌。而這個遺傳乳癌基因是從他的祖父那裡遺傳下來的,所以這種基因以前從未出現過,因為它是透過一個小家庭中的男性成員遺傳下來的。   接下來來認識甚麼是遺傳性乳癌與卵巢癌症候群?   遺傳性乳癌與卵巢癌症候群有9成以上是源自於遺傳性BRCA1或BRCA2基因的變異,這兩個基因皆屬抑癌基因(Tumor-suppressor gene),負責修復損壞的DNA。而除了BRCA1和BRCA2基因的致病性突變外,許多基因突變也都會參與遺傳性乳癌與卵巢癌症候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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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乳癌和卵巢癌發生的元凶之一 遺傳性乳癌和卵巢癌症候群(HBOC)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在美國卵巢癌患者約有7%-25%是因為遺傳性基因的突變所造成,有這些遺傳性基因的突變會增加罹患卵巢癌的風險。   遺傳性乳癌和卵巢癌症候群(HBOC)是與乳癌和卵巢癌相關的最常見的遺傳症候群,HBOC的發生與BRCA基因突變相關,而基因BRCA1和BRCA2的功能是擔任當體內雙股DNA斷裂修復的任務,是一種重要的抑癌基因。BRCA突變的遺傳方式是體染色體的顯性遺傳。   而某些族群的BRCA突變風險比普通族群高得多,其中包括Ashkenazi猶太人,加拿大法裔和冰島人群。這是因為founder效應,是因為地理或生殖隔離的原因而導致遺傳族群多樣性的下降。   在美國一般的非猶太人口中,與Ashkenazi猶太人口相比,遺傳性BRCA基因突變的風險只有1/400,而Ashkenazi猶太人口的風險則為1/40。   根據“兩次打擊”的假說,當BRCA基因出現遺傳性突變,也就是在該基因的一個拷貝中的突變是遺傳來的,而然後第二個拷貝會因為經歷了體細胞的後天性突變-即第二次打擊,這會讓帶因者的表型受到影響,導致罹患卵巢癌、乳癌、甚至是胰臟癌或攝護腺癌的風險會提高。   BRCA1和BRCA 2基因會製造抑制腫瘤的蛋白,在雙鏈DNA斷裂的同源重組的修復中發揮​​作用。 同源重組的修復機制會在細胞週期的S和G2期中,保護增殖細胞中基因組的完整性。 而BRCA1在DNA修復中具有多種功能,包括識別DNA的損傷,檢查點的活化和募集DNA修復蛋白。另外, BRCA2則藉著招募RAD51重組酶(RAD51)募集到雙鏈DNA的斷裂處,來進行同源重組的修復。   當BRCA1和BRCA2基因的改變,會導致乳癌的高穿透性BRCA1和BRCA2基因出現突變,確實會導致不同的臨床表型。   與遺傳性BRCA 2基因突變的帶因者相比,遺傳性BRCA1基因突變的帶因者其罹患乳癌風險在年輕時就開始增加,其罹患之乳癌較常見的型態是高級別的三陰性(TNBC)乳癌;而遺傳性BRCA2基因突變的帶因者與散發性乳癌相比,更常表現出的反而是管腔B型乳癌。   而醫學上稱的“ BRCAness”,指的是並非由遺傳性BRCA1或BRCA2突變所引起的惡性腫瘤,由於遺傳特徵不同,且同時具有HR修復缺陷的表型和分子特徵。   到80歲,遺傳性BRCA1和BRCA 2基因突變的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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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遺傳性乳癌或卵巢癌,只有BRCA基因嗎?

文:陳彥瑜博士 英國劍橋大學藥物基因醫學博士 健曜國際有限公司研發長/共同創辦人 長庚醫院精準醫學計畫專案顧問 曾任 長庚大學智慧醫療創新學程 兼任教授 怡仁醫院LDTs基因體實驗室主任 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資訊長兼分子檢測處長 林口長庚醫院生物資訊中心主任

造成遺傳性乳癌或卵巢癌,只有BRCA基因嗎?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