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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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於手術之前:以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重塑乳癌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已成為現代乳癌多專科團隊(MDT)臨床治療的核心策略,透過術前介入優化手術條件並取得關鍵預後資訊。   在乳癌的臨床治療地圖中,我們過去習慣「先清空戰場,再鞏固防線」的傳統思維,亦即先手術再給予術後輔助化療。然而,隨著精準醫學與腫瘤生物學的演進,術前輔助化學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已然成為我們手中極具戰略價值的先鋒武器。這項在手術前給予全身性藥物治療的策略,不僅僅是調動了治療順序,更是從根本上扭轉了病程進展與手術可行性,為病患開闢了更寬廣的預後空間。   面對巨大腫瘤與高侵襲性亞型的雙重夾擊 局部晚期乳癌、淋巴結轉移及高侵襲性乳癌亞型,在傳統直接手術上面臨切除範圍過大、無法保留乳房及無法評估藥物療效的臨床困境。   在臨床我們經常面臨棘手的挑戰-當患者的腫瘤體積過大)、已出現淋巴結侵犯(Lymph node involvement),或是切片結果顯示為高侵襲性乳癌亞型(Aggressive breast cancer subtypes)(如:三陰性乳癌 或 HER2 陽性乳癌)時,若直接進行腫瘤手術,往往意味著患者必須接受全乳房切除術(Mastectomy),這對患者的生理與心理都是極大的衝擊。   此外,傳統的「先手術後化療」模式存在著一個盲點。那樣的做法如同在「黑盒子」裡投藥。將腫瘤切除後,我們無法在活體上直接觀察微小轉移病灶或殘存癌細胞對化學治療藥物的真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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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癌症的雙軌戰術:如何用精準營養為抗癌療程開路?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腫瘤科的臨床實務中,我們常看到患者在確診後,因為恐懼而盲目尋求各種民間偏方或高劑量保健食品。事實上,不適當的營養補充可能削弱化療與放療的療效,而適時、適量的精準營養支持,則是維持患者免疫耐受力、降低併發症的關鍵。身為臨床醫師,我們需要依循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為患者建立一套從「通用禁忌」到「個體化精準營養」的階梯式照護策略,以確保治療效益極大化。   臨床上被忽視的「雙重危機」——盲目大補與惡病質 盲目補充高劑量抗氧化劑會與抗癌治療產生拮抗作用,且癌症惡病質(Cachexia)常在療程中悄然侵蝕患者的存活率。   在臨床第一線,我們常遇到患者家屬捧著高劑量維生素前來諮詢。然而根據大型臨床研究(如:Ambrosone CB, et al. J Clin Oncol. 2020),在化療期間使用高劑量抗氧化劑(如 :維他命A/C/E、beta-胡蘿蔔素、CoQ10),反而會增加復發風險(風險比為1.41)與死亡風險(風險比為1.40)。同樣地,高劑量的維生素 B12 與鐵劑,也被證實會顯著降低無病生存期(DFS)、並提高癌症復發率。 抗氧化劑與化/放療的「兩敗俱傷」 我們抗癌治療常用的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本質上就像是派往腫瘤前線的「放火部隊」。這支部隊的戰術,是透過製造大量的「自由基」(氧化壓力),把癌細胞的 DNA 燒得千瘡百孔,進而讓癌細胞凋亡。如果患者此時攝入高劑量的抗氧化劑,這些抗氧化劑就像是「消防隊」。糟糕的是,這支消防隊不分敵我,它們會衝進戰場,幫癌細胞把身上的火給撲了滅,修復了癌細胞的氧化損傷。結果就是,我們精心設計的細胞毒性效果(Cytotoxicity)被大幅抵消,反而保護了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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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謎團到癌症救贖:表觀遺傳學如何破解乳癌抗藥性的「彈盡援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導言:一條隱形的命運射線 在生命科學的版圖中,我們曾深信「DNA 基因序列即是命運」。然而,歷史上的兩場社會謎團——荷蘭大饑荒(Dutch Hunger Winter)與瑞典的上卡利克斯之謎(Överkalix study),徹底打破了這個觀點。它們向世人證明:環境壓力(如:饑荒、營養狀況)會在不改變 DNA 序列的前提下,在基因上留下「隱形印記」,甚至遺傳給子代。 這種機制被稱為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令人驚奇的是,這種讓百年前饑荒受害者後代深受折磨的「細胞記憶」機制,竟與現代醫學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荷爾蒙受體陽性(HR+)/ HER2 陰性(HER2-)轉移性乳癌的長期荷爾蒙治療後出現抗藥性,共享著相同的底層邏輯。當乳癌細胞在治療的重壓下顯得「彈盡援絕」時,正是表觀遺傳學的重新編程,讓癌細胞找到了苟延殘喘的「抗藥後門」。 第一部分:乳癌城的「彈盡援絕」與抗藥性困境 什麼是 HR+/HER2- 轉移性乳癌? 荷爾蒙受體陽性且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HER2-)是乳癌最常見的亞型,約佔所有乳癌病例的 60% 至 70%。荷爾蒙受體陽性意味著乳癌細胞的生長極度依賴體內的荷爾蒙(雌激素 Estrogen 或黃體素 Progesterone)作為燃料。HER2陰性代表細胞表面沒有過多的 HER2 蛋白,無法直接使用針對 HER2 的單株抗體標靶藥物(如:賀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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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基因的「靜默」與「激活」:表觀遺傳學在乳癌精準治療中的臨床應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解鎖基因的「靜默」與「激活」:表觀遺傳學在乳癌精準治療中的臨床應用   傳統抗癌藥物如同地毯式轟炸,而表觀遺傳治療(Epigenetic Therapy)則是針對基因「開關」的精準外科手術。我們探討如何透過調節染色質結構,克服乳癌細胞的抗藥性。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常遇到乳癌細胞在經歷多線治療後,展現出令人挫折的「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過去,我們過度專注於 DNA 序列的突變,然而,基因表達的調控不僅僅取決於序列,更依賴於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軟體控制」。這就像是一本內容精確的基因圖譜,表觀遺傳機制決定了哪些章節被鎖住(Heterochromatin,異染色質),哪些章節被打開(Euchromatin,常染色質)以便轉錄。   當表觀遺傳機制失調,例如 DNA 過度甲基化(Hypermethylation)導致抑癌基因沉默,或是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異常導致癌基因過度表達,細胞便脫離了正常的生長抑制軌道。這就是腫瘤發生(Oncogenesis)的關鍵機制。 乳癌進展中常見的表觀遺傳亂碼,包括 DNA 甲基化轉移酶的異常活性、組蛋白去乙醯化酶(HDAC)的過度表現,以及 PI3K/AKT 路徑對表觀修飾因子的磷酸化調控。   要理解這些機制,我們可以把癌細胞內的基因表達調控想像成一座「大型交響樂團」。正常的細胞運作就像演出一場和諧的貝多芬交響曲,樂譜(DNA)是固定的。但在乳癌中,「表觀遺傳因子」就像是一群不稱職的指揮。例如,DNMT1(DNA 甲基化轉移酶)原本應維持秩序,卻被錯誤地穩定下來,瘋狂地在抑癌基因(如:CDKN2A)的啟動子上貼上封條,導致這些關鍵基因被靜默,就像樂團的主旋律被強制靜音。   同時,在 PI3K/AKT 路徑持續活化的環境下,EZH2 和 KMT2D 等關鍵因子被磷酸化,導致酵素活性受損,進而引發 H3K27me3 和 H3K4me1/2 的耗竭(Depletion)。這好比是樂譜的音符順序被打亂了,組蛋白的化學修飾脫落,使得原本應該被捲曲藏起來的沉默區域,反而變得過度開放。這種混亂導致了 ERα 相關基因表達的喪失,使得腫瘤細胞對傳統的荷爾蒙治療產生抗性。   表觀遺傳重編程(Ep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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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DNA 序列:表觀遺傳學在腫瘤精準醫療中的重塑力量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抗腫瘤治療多聚焦於基因序列突變,而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則提供了無需改變 DNA 序列即可調控基因活性的新途徑。   在當前的臨床腫瘤實踐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動態系統。當患者的腫瘤對標準化療或標靶治療產生抗藥性時,我們往往將焦點鎖定在新的基因突變上。然而,表觀遺傳學揭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基因的「開關」狀態可能才是決定細胞命運的關鍵。表觀遺傳學是研究在不改變 DNA 序列的情況下,如何影響基因表現的可遺傳性變化。這不僅僅是理論,而是我們理解為何同一基因序列在不同環境下,會產生不同臨床表現的基礎。   表觀遺傳機制的「開關」功能,如同圖書館的封條與書籤,透過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與非編碼 RNA 調控,決定了基因是處於轉錄活躍的「常染色質(Euchromatin)」還是沉默的「異染色質(Heterochromatin)」狀態。 為了更直觀地理解這一機制,我們可以將細胞核想像成一座「巨大的圖書館」: DNA 序列:是館內數萬本固定內容的藏書。 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就像是給特定的書架貼上了「封條」(Methyl group, $-text{CH}_3$),使得該區域的基因無法被讀取(Gene Silencing)。 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組蛋白如同書架的夾子,決定了 DNA 纏繞的緊密程度。當組蛋白尾端被修飾(如乙醯化),染色質結構就會鬆開,變成「常染色質」,這時基因便能被打開閱讀(Gene Activated);反之,結構緊密則形成「異染色質」,基因被封鎖(Gene Repressed)。 非編碼 RNA(Non-coding RNA):如同圖書館的分類索引,透過 microRNA 等機制,在轉錄後層面上精準調控基因的表現量。   這些動態調節機制決定了細胞的功能,包括免疫反應、生長與修復。腫瘤發生時,正是這些機制異常,導致抑癌基因被「靜默」,或癌基因被「異常激活」。 環境因素(如壓力、飲食、毒素)不僅會影響生理健康,更會透過改變表觀遺傳標記(Epigenetic markers)留下「分子疤痕」,進而影響腫瘤的發生與發展;而表觀遺傳藥物開發正成為精準醫療的新策略。 臨床醫師必須意識到,患者的環境暴露會對其基因調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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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表觀遺傳調控的臨床治療新視角:從分子機制到精準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專題在探討表觀遺傳修飾在乳癌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分析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與染色質重塑如何協同調控癌細胞基因表達,並歸納當前針對這些異常調控的治療策略。   身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每日都在與細胞內的複雜博弈鬥爭。如果將細胞核想像成一座擁有無限藏書的圖書館,基因序列就是那些寫好的卷軸,而表觀遺傳(Epigenetics)機制則像是圖書館的管理員-他們不改變卷軸上的文字(DNA 序列),卻決定了哪些卷軸被鎖在櫃子裡(異染色質,Heterochromatin,基因沈默),哪些則攤開在閱讀桌上供人取用(真染色質,Euchromatin,基因活躍)。在乳癌中,這些管理員發生了嚴重的失職,導致致癌基因過度表達,而抑癌基因卻被永久「閉館」。   一、問題背景:乳癌中的「管理員失職」現象 核心總結:乳癌腫瘤的惡性特徵往往源於表觀遺傳修飾的「程序異常」,主要包括異常的 DNA 甲基化、組蛋白翻譯後修飾(PTMs)以及染色質重塑因子突變。臨床觀察顯示,乳癌細胞常表現出廣泛的表觀基因組重排。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理解這一現象: DNA 甲基化異常:通常在抑癌基因啟動子區發生高甲基化(Hypermethylation),如同將重要文獻的關鍵頁面用膠帶封死,導致其無法轉錄。 組蛋白修飾失衡:組蛋白尾部的乙醯化(Acetylation)與甲基化(Methylation)狀態決定了染色質的開合。例如,H3K27me3 的缺失或 H3K4me3 的分佈改變,會顯著影響轉錄因子(如 ERα)對基因啟動子區的結合能力。 染色質重塑複合體突變:如 ARID1A、KMT2C/D 等因子的缺失,會導致染色質結構不穩定,使得原本有序的轉錄調控變得混沌。 這種「管理失控」直接導致了乳癌的臨床治療阻礙,特別是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R+)乳癌中,表觀遺傳異常往往是產生內分泌抗藥性的核心推手。   二、解決方案:針對表觀遺傳因子的精準打擊 核心總結:治療策略旨在「重置」異常的表觀遺傳狀態,臨床藥物開發重點在於 DNA 甲基轉移酶抑制劑(DNMTi)、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i)以及針對染色質重塑因子的標靶藥物。面對上述分子層面的混亂,我們需要引入「轉型策略」。目前的臨床研究與藥物開發正致力於針對這些管理失控點進行修正: 標靶機制 治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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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觀遺傳學:調控腫瘤細胞命運的幕後操盤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表觀遺傳學探討基因在不改變序列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化學修飾調控表達。對於腫瘤科醫師而言,理解這些「軟體設定」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是決定腫瘤惡性行為的關鍵。   作為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常面臨這樣的疑問:為何相同的遺傳背景,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會表現出迥異的惡性程度?傳統的基因突變論述雖能解釋驅動基因(driver mutations)的作用,但卻無法完整描繪腫瘤表型的多樣性與適應性。這時,「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概念便成為了填補認知缺口的重要拼圖。   表觀遺傳學的核心概念可以類比為:「如果基因是寫好的曲譜,那麼表觀遺傳就是指揮家的手勢。」同樣的曲譜(DNA序列),在不同的指揮(表觀修飾)下,可以演奏出宏偉的交響樂,也能奏出雜亂的噪音。表觀遺傳學不改變基因的序列(即音符本身),但它透過化學修飾(如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來決定哪一段基因該被「大聲演奏」(基因激活,ON),哪一段該被「靜音處理」(基因沉默,OFF)。這種可逆的調控機制,賦予了細胞適應環境壓力與代謝需求的彈性,卻也為腫瘤的無序增殖提供了溫床。   腫瘤細胞如何利用「表觀調控」逃脫死亡? 腫瘤細胞透過異常的表觀遺傳標記,選擇性地沉默抑癌基因,並激活促進細胞增殖與存活的基因,從而實現無序的細胞分裂與逃避免疫監控。   在腫瘤發生(oncogenesis)的過程中,表觀遺傳的失調往往先於嚴重的基因突變發生。主要機制包括 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以及非編碼 RNA(Non-coding RNAs)的異常表達。   以 DNA 甲基化為例,這是在胞嘧啶(Cytosine)基底上添加甲基(-CH₃)的過程。在正常的細胞生理環境中,甲基化維持著基因組的穩定。然而,在腫瘤細胞中,我們常觀察到抑癌基因啟動子(promoter)區域出現高甲基化(Hypermethylation),導致該基因的功能被永久沉默。這就像是將汽車的「煞車系統」(抑癌基因)鎖死,而同時將「油門系統」(癌基因)設定為持續激活。   此外,組蛋白的修飾更是複雜多變。透過組蛋白乙醯化(Acetylation)與去乙醯化(Deacetylation),細胞能調整染色質的緻密程度(Chromat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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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動癌症的「音量鍵」:臨床醫師的表觀遺傳學精準診療指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 問題背景:當基因藍圖未變,演奏卻已失控 【基因突變非癌症唯一元凶,表觀遺傳失調是調控失控的關鍵】 在傳統腫瘤學中,我們常將癌症視為「基因體(Genome)」突變累積的結果。然而,臨床上常遇到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的細胞(如同卵雙胞胎,或人體內擁有相同 DNA 的幹細胞),卻因應環境分化成截然不同的命運。癌細胞的狡猾,不僅在於修改了「硬體藍圖」(如:TP53 或 EGFR 的突變),更在於綁架了「軟體系統」-也就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表觀遺傳學的核心定義,是在不改變 DNA 鹼基序列的前提下調控基因表達】 臨床上,表觀遺傳修飾決定了哪些基因應被「開啟」或「關閉」。我們可以將 DNA 序列比對成「樂譜」。樂譜上的音符(A、T、C、G)雖然終生不變,但同一首交響樂,在不同的指挥家(也就是不同之環境、生活型態)調度下,有些樂章會被放大音量(基因過度表達,如:致癌基因激活),有些則被按下了靜音鍵(基因沈默,如:腫瘤抑制基因失活)。這種不更動遺傳序列、卻深刻改寫細胞命運的機制,正是腫瘤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抗藥性的主要推手。   二、 解決方案:四大核心機制的「臨床隱喻」與分子運作 為了在臨床上精準干預這場失控的演奏,我們必須透徹理解四大關鍵表觀遺傳機制。以下將以生動的臨床隱喻,剖析複雜的分子通路: DNA 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 — 基因啟動區的「封條與鎖頭」 【CpG 島的過度甲基化通常扮演著壓制基因轉錄的分子鎖頭】 將 DNA 甲基化想像成貼在基因開關上的「封條」。當胞嘧啶(Cytosine)被加上甲基(Me)時,就像是在抽屜鎖孔裡灌了水泥,轉錄因子這把鑰匙再也進不去。在基因的啟動子(Promoter)區域,富含胞嘧啶和鳥嘌呤的 CpG 島 (CpG islands) 是轉錄調控的重鎮。在 DNA 甲基轉移酶 (DNMT) 的催化下,S-腺苷甲硫氨酸 (SAM) 提供甲基,形成 5-甲基胞嘧啶 (5mC)。在正常細胞中,腫瘤抑制基因的 CpG 島維持低甲基化(開啟狀態);但在癌細胞中,這些守門員基因(如 p16, BRCA1, MLH1)的 CpG 島被蓋滿了甲基化「封條」,導致基因沈默,最終放任細胞無限增殖。 【DNA 甲基化調控示意】 [未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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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劇本」遇上「舞台導演」:從表觀遺傳學看腫瘤基因表現與微環境的共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基因型不等於表現型,腫瘤的發生與進展是基因代碼與環境訊號動態交織的最終產物。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診療中,我們常被問到:「醫師,我生活一直很規律,為什麼還會得癌症?是不是我的基因不好?」身為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癌症的本質是一場複雜的系統性風暴。正如這幅由 Scoolam Foundation 製作的資訊圖表所精準揭示的:基因(Genotype)提供的是潛在可能,而環境(Environment)則決定了這些潛在可能如何被落實為最終的表現型(Phenotype)。 臨床上,我們常將基因體(Genome)比喻為一部與生俱來的「劇本」,它決定了細胞的基本架構與去向;而細胞微環境(Cellular Microenvironment)與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機制,則如同手握大權的「舞台導演」。劇本上的台詞(DNA 序列)雖然完全沒有改變,但導演可以決定哪一幕戲要大張旗鼓地加演(基因表現調升)、哪一段對白要低調地靜音(基因表現調降),甚至決定這部戲最終是走向溫馨喜劇,還是演變成一場失控的惡性腫瘤悲劇。   傳統遺傳學的局限,無法完全解釋腫瘤異質性與抗藥性的本質 單純的基因突變論(如:BRCA1/2、EGFR)無法單獨決定腫瘤的進展速度與臨床預後。   腫瘤微環境(TME)中的缺氧、慢性發炎與代謝壓力,是驅動惡性表型的重要誘因。表觀遺傳調控(如 DNA 甲基化)在未改變序列的情況下,直接主導了抑癌基因的沉默。 在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盛行的今天,我們習慣透過次世代基因定序(NGS)去尋找患者體內的驅動突變(Driver Mutations)。然而,在臨床實務中,我們經常遇到攜帶相同基因突變、甚至病理分型完全一致的患者,在使用相同的標靶藥物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治療反應與存活期。這種顯著的腫瘤內異質性(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正是因為傳統遺傳學忽略了「環境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威力。外在環境訊號(如發:炎反應、毒素暴露、甚至宿主的代謝與壓力狀態)會轉化為細胞內的生物訊號,進而干預從 DNA 到RNA至Protein Trait(表型)的中心法則(Central Dogma)傳遞鏈。 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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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癌細胞學會「裝睡」:從表觀遺傳學看乳癌抗藥性的形成與逆轉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改變的是基因的使用方式,而非DNA序列本身。 在臨床腫瘤學中,我們習慣將癌症視為一種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驅動的疾病。然而近二十年的研究顯示,許多腫瘤的惡化、轉移與治療抗藥性,並非完全來自DNA序列的改變,而是源於「表觀遺傳調控(epigenetic regulation)」的異常。   如果將基因組(genome)比喻為一本完整的醫學教科書,那麼DNA序列就是書本中的文字內容,而表觀遺傳機制則像是書籤、螢光筆與封條。文字沒有改變,但某些章節被標記為「必讀」,某些頁面則被封存,導致細胞最終呈現截然不同的功能狀態。 這也是為何同樣擁有完全相同DNA序列的幹細胞(stem cell),最終可以分化成神經細胞、肝細胞或肌肉細胞。真正決定細胞身分的,往往不是基因有沒有存在,而是基因是否被允許表達(gene expression)。 染色質開放程度(Chromatin Accessibility)決定基因是否能被轉錄。 從下圖示可見,基因活化(gene activation)與抑制(gene silencing)的核心差異,在於染色質(chromatin)結構的開放程度。 可以將DNA想像成資料室的檔案,而組蛋白(histone)則像收納病歷的捲軸。 當染色質呈現開放狀態(open chromatin)時: 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容易結合 RNA polymerase II能順利進入 啟動子(promoter)暴露 mRNA大量生成 此時基因處於活化狀態。 相反地,若DNA被緊密纏繞於核小體(nucleosome)周圍形成封閉染色質(closed chromatin),即使基因本身沒有突變,轉錄機器仍無法接近目標區域,最終導致基因沉默。這種現象在許多內分泌抗藥性乳癌(endocrine-resistant breast cancer)中特別常見。   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是癌細胞最常見的基因沉默機制。 DNA甲基化主要發生於CpG islands。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會將甲基(methyl group)附加於胞嘧啶(cytosine)上,形成5-methylc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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