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腫瘤病灶(Residual disease, RD)的患者中,僅僅大約有半數符合 DESTINY-Breast05 研究收錄的高風險標準,而剩餘的低風險殘留病灶族群在傳統 T-DM1 (Kadcyla/賀癌寧)治療下,就能夠展現出極佳的 3 年預後。 身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經常面臨兩難。當更強大的新武力問世時,我們該如何精準部署,才不會過度治療或是配備不足?自從 KATHERINE 臨床試驗奠定了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 Kadcyla/賀癌寧)作為術前輔助治療後,是對於具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從此以後,這項武裝策略顯著地改善了早期乳癌的預後。 然而,隨著 DESTINY-Breast05(DB-05)臨床試驗的設計,積極地以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挑戰、甚至取代 T-DM1(這是之前具備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 我們必須深刻剖析兩者的適用族群差異,所以一項基於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病歷資料庫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收錄了 2011 年至 2025 年間接受了含 Pertuzumab(Perjeta)雙標靶的術前輔助治療及手術的 9,561 位HER2陽性早期乳癌。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99%(共計9,447 例)的有殘留病灶患者符合 KATHERINE 試驗的條件;但若套用 DB-05 的嚴格高風險門檻,則僅有 48%(共計4,567 例)符合資格。這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有超過半數(52%)的殘留病灶患者並不屬於 DB-05 所設定的高風險戰場。 問題背景:術前輔助治療後的殘留敵軍與 ADC 武裝武器庫的戰略變革 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後仍然未達病理完全緩解(pCR)者,預示著有一定的復發風險,而不同一代 ADC 藥物的藥理機制差異,決定了其在不同風險分層戰場上的打擊效能。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完成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與手術後,病理學的評估若未達到病理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CR)者,這些殘留的腫瘤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