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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戰肺癌「最強嬌客」:當核能導彈Lu-177碰上小細胞肺癌的奇襲戰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小細胞肺癌向來是臨床上令人頭痛的惡性腫瘤,生長迅速且極易轉移與抗藥,猶如體內的「游擊隊」。面對傳統治療瓶頸,醫學界正積極引入將放射性核素與標靶結合的創新療法,試圖從內部精準擊碎癌細胞。   在臨床的腫瘤治療第一線,小細胞肺癌(SCLC)一直被視為最具挑戰性的對手之一。它惡性程度高、生長速度快,常常在患者確診時就已經出現全身性的廣期轉移(ES-SCLC)。過去幾十年來,雖然免疫治療與化療的結合帶來了一定的生存獲益,但「千人一面」的治療方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抗藥復發,始終是我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想像一下,傳統的全身化學治療就像是一場「地毯式轟炸」,雖然能打擊大部分的癌細胞,但也無可避免地傷及無辜的健康組織。而放射線治療雖然能在局部發揮威力,卻常常受限於正常器官的耐受劑量。那麼,我們是否能像現代科技導航一樣,打造一枚「核能導彈」,直接鎖定癌細胞並在內部引爆呢?這正是近年來在精準腫瘤學領域備受矚目的肽受體放射性核素療法(PRRT) 正在探索的前沿方向。今天,就讓我們一同揭開這項創新療法的神祕面紗。 尋找癌細胞的「身分證」:GPS 導引的內放療機制 小細胞肺癌細胞表面會經常過度表達 SSTR2(生長抑素受體 2),這為精準治療提供了完美的靶點。PRRT 療法結合了放射性同位素鎦-177(Lu-177),透過釋放 β 射線在癌細胞內部進行精準的「核內放療」。   鎦-177(Lu-177)標靶核種治療是一種先進的放射性同位素精準治療,目前主要用於晚期轉移性攝護腺癌與神經內分泌腫瘤。   小細胞肺癌的表面往往會穿著一件獨特的制服,醫學上稱之為 SSTR2(生長抑素受體 2)。這就好比癌細胞在茫茫人海中別上了一個特殊的胸章。:SSTR2 全稱為 Somatostatin Receptor 2,能與生長抑素(somatostatin)結合,負責調節激素分泌與抑制細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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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肺癌硬骨頭」:雙特異性抗體Ivonescimab如何打破肺鱗癌的咯血魔咒?

突破傳統治療瓶頸:肺鱗癌長期被視為肺癌治療中的高難度挑戰,過去因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伴隨致命性大咯血風險而成為禁忌症,如今新型雙特異性抗體正在改寫晚期肺鱗癌的一線治療格局。   在臨床門診中,當我們向患者和家屬宣佈病理報告是「肺鱗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時,空氣往往會安靜幾秒鐘。相比於大家耳熟能詳、有豐富標靶藥物可用的肺腺癌,肺鱗癌就像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它多見於有抽煙史的老年男性,且位置狡猾,常生長在靠近支氣管的主幹道(中央型)。更棘手的是,它伴隨著一道令人聞風喪膽的「咯血魔咒」,讓傳統的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治療長期對它關閉大門。不過,隨著今年全球腫瘤學界的最新進展,以及台灣與國際臨床試驗的推進,這項僵局終於被一項名為「雙特異性抗體」的創新免疫治療打破了。 一、 致命的咯血魔咒:為什麼肺鱗癌曾是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的「絕對禁忌」? 肺鱗癌不僅 5 年總體存活率較差,且因腫瘤生長迅速、容易發生壞死空洞,以及侵犯周邊大血管,極易引發臨床上致命的大咯血。   要理解這個突破有多不容易,我們得先回顧一下傳統治療的痛點。肺鱗癌與吸煙息息相關,腫瘤常常長在斷支氣管及以上的大氣管黏膜。大家可以把這種生長方式想像成「在水管內部違章搭建的藤蔓」,因為它長得實在太快、太暴力了,自身的營養供應根本跟不上,導致內部開始腐爛、形成空洞;同時,這些藤蔓還會伸出觸角去侵蝕旁邊粗大的血管。   過去,醫學界都知道「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例如老牌的Bevacizumab)能透過餓死腫瘤來抗癌。然而,在早期的臨床嘗試中,當我們把這類藥物用在肺鱗癌患者身上時,卻發現高達 31% 的患者會發生嚴重出血,甚至有致死性大咯血。這就像是「在已經脆弱漏水的百年水管上強行加壓修補,反而把水管直接衝破了」。因此,長久以來,只要患者屬於「中央型、伴有空洞或咯血」的肺鱗癌,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就被寫入了治療指引的絕對禁忌名單中。在過去,我們只能依賴含鉑雙藥化療或後來的單純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化療,雖然將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提升至 17 到 27 個月左右,但療效很快遇到了天花板,亟需更強力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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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馬賽克」迷局:迎向中期肝癌的全身性治療新紀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引人入勝的標題 當肝癌治療遇上「1+1>2」的免疫新浪潮:為什麼我們不再只靠單一招數就去對抗中期肝癌? 二、問題背景:中期肝癌的「馬賽克」難題與傳統療法的瓶頸 中期肝癌並非是單一疾病,而是高度異質性的「馬賽克」病變。若腫瘤負荷過大(如:病灶超過 7 個),單純依賴傳統局部栓塞的效果往往有限,必須仰賴多專科團隊(MDT)與系統性治療來突破瓶頸。   在門診中,我常跟病人形容,中期肝細胞癌(巴塞隆納臨床肝癌分期 BCLC B 期)就像是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拼貼畫」。它不像早期肝癌那樣單純、好處理,也沒有晚期肝癌那樣出現明顯的遠處轉移;相反地,每一位中期肝癌患者的腫瘤大小、數目以及肝功能狀態,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面對這種高度的「異質性」,我們過去常常陷入「一刀切」的迷思,以為只要靠局部介入治療(例如: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術,即 TACE)就能搞定一切。然而,隨著台灣近年來慢性肝病與 B 型、C 型肝炎防治的推進,我們發現臨床上常遇到一些棘手的狀況:如果患者的腫瘤病灶數量超過了 7 個(也就是臨床上常聽到的「Up-to-7」標準分水嶺),此時如果還一味地反覆進行局部栓塞,不僅效果大打折扣,還可能對患者寶貴的肝功能造成潛在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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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國家防災日:台中市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舉辦癌症治療新知研討會成果報告與戰略分析

研討會背景與戰略定位 在每年的 9 月 21 日「國家防災日」,全民多聚焦於外在物理災害的應變機制;然而,癌症作為威脅國人健康的重大隱患,其侵襲本質上亦是一場對個人生命主權的「生理災害」。本次研討會策略性地結合防災意識,提出「個人生命健康全面防護」的理念,強調面對疾病時,知識與精準醫療即是抵禦健康威脅的最強韌後盾,旨在將被動的防災轉化為對抗癌症的主動超前部署。   活動基本資訊: 活動名稱: 國家防災日:讓我們聊聊常見癌症的治療新知吧! 日期: 2026 年 9 月 21 日(週一) 地點: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 樓大禮堂 主辦單位: 衛福部臺中醫院、台中市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目標受眾與健康素養賦能: 本研討會鎖定病友及其家屬,核心目標在於優化病友的「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透過將臨床數據轉譯為易讀的戰略資訊,降低醫病間的知識不對稱,強化病友在治療決策中的參與能力,使其在面對複雜醫療決策時,能具備決策參與度,進而優化其整體的抗癌旅程。   本次會議由台中醫院腫瘤內科陳駿逸醫師提出報告的前瞻性治療方案,並將深入剖析萃取其對於臨床實踐與精準醫療的戰略指導價值。   癌症治療創新技術與臨床意義分析 在精準醫療時代,掌握標靶藥物的發展不僅是科學進步,更是提升患者存活率與預後的關鍵籌碼。陳駿逸醫師在會中針對乳癌、腸癌及肺癌的當前困境,提出了具備高度預後價值的治療策略轉型。   關鍵技術評估與戰略分析表 癌症類別 治療挑戰 創新解方(標靶技術) 戰略價值與臨床意義 早期乳癌 術後雖已切除腫瘤,但微小轉移(MRD)仍存在高復發風險。 CDK4/6 標靶藥物(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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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精準醫療新時代:奈米級「細胞外快遞」-外泌體(exosome)如何翻轉癌症與慢性病治療?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治療的「投藥瓶頸」與癌細胞的密碼通訊 傳統化療與小分子藥物缺乏精準標靶,容易帶來全身性副作用、且半衰期過短;同時,癌細胞也會利用細胞外的囊泡惡意傳播微小 RNA(miRNA),建立轉移基地。   在腫瘤科診間,我常遇到患者焦慮地問:「醫師,為什麼做化療副作用這麼大?有沒有一種藥能像『導彈』一樣只打癌細胞,不傷及無辜的健康細胞?」   這正是傳統醫學長久以來的痛點。一般的傳統小分子藥物(Conventional Small-Molecule Drugs)進入人體後,就像在沒有地圖的道路上亂跑。它們在血液中的半衰期極短,幾分鐘到幾小時內就會被肝臟代謝或經由腎臟過濾排出;為了達到療效,我們不得不提高劑量,結果就是引發出全身性的毒性與過敏反應。   更棘手的是,癌細胞在體內其實非常「聰明」且狡猾。它們會分泌大量的微小囊泡,在細胞之間進行長距離的通訊。想像一下,癌細胞就像是黑社會暴徒,利用私設的快遞車隊,將致癌蛋白與微小 RNA(miRNA)等壞分子秘密運送到全身。這些囊泡會進一步改變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誘導腫瘤血管新生(Angiogenesis),甚至為未來的癌症轉移鋪路、預先建立轉移基地。   若我們能掌握這種「細胞間的通訊車隊」,甚至將其改造成傳遞抗癌藥物的專屬載具,不就能徹底打破這個治療瓶頸了嗎?接下來讓我們來外泌體(exosome)的生物機制與工程化改造。外泌體(exosome)是直徑 30 至 150 奈米的細胞外囊泡,具備雙層脂質膜與 CD9、CD63 等標籤,透過 ESCRT 機制生成並能攜帶多重藥物標靶。   什麼是外泌體(exosome)? 外泌體(exosome)是細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家族中最小巧精緻的一員,直徑僅有 30 至 150 奈米(nm)。相較於直接從細胞膜出芽的微囊泡(Microvesicles,100-1000 nm)或細胞凋亡時碎裂的凋亡體(Apoptotic bodies,1-5μm微米),外泌體(exosome)擁有極為特殊的血統與生成路徑。   想像外泌體(exosome)就像是台灣最頂尖的「台積電 2 奈米精密晶片封裝」。它不是隨便拿個塑膠袋裝東西,而是利用優雅的雙層脂質膜(Lipid bi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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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抗癌賽局:而外泌體(Exosomes)標靶載體在腫瘤精準醫療的臨床突破與展望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身為第一線的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深刻體會到傳統化療在殺滅癌細胞的同時,也常因「無差別攻擊」帶來嚴重的副作用。當前癌症治療正迎來典範轉移,而外泌體(Exosomes)作為細胞間傳遞訊息的天然奈米級載體,正展現出將抗癌藥物精準送達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的強大潛力。   問題背景:傳統癌症治療的瓶頸與微環境抗藥性機制 傳統小分子化學治療藥物在人體內面臨嚴重的藥物動力學障礙。這類藥物往往半衰期極短(數分鐘至數小時),並會迅速透過腎臟過濾或肝臟第一首渡代謝(First-pass metabolism)排出體外。更棘手的是,傳統藥物缺乏組織特異性標靶能力,為了達到有效的抑癌濃度,醫師往往必須增加給藥劑量,進而引發嚴重的全身性毒性與全身免疫毒性。   腫瘤微環境會分泌多種因子並改變細胞外矩陣,建立起物理與化學屏障。腫瘤細胞本身也會透過微流體學與旁分泌作用,傳遞促腫瘤形成(Pro-tumorigenic)的訊息。此外,常規藥物極難穿透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導致中樞神經系統的腦轉移灶成為臨床治療上的盲區。   解決方案:外泌體的生物學特性與精準工程化策略 外泌體與胞外體家族的生物學特徵 外泌體(Exosomes):直徑約 30–150 nm,源自細胞內多囊體(Multivesicular bodies, MVBs)與質膜的融合。其內涵物包含豐富的 RNA(如: mRNA, microRNA, lncRNA)、蛋白質與脂質。 微泡(Microvesicles):直徑約 100–1,000 nm,由細胞質膜直接出芽(Direct budding)形成。 凋亡體(Apoptotic bodies):直徑約 1–5 μm,為細胞程序性死亡(Apoptosis)過程中所產生的碎屑。   在物理特性上,外泌體在蔗糖梯度離心(Sucrose gradient)中展現出 1.13−1.19 g/mL 的浮力密度。其膜結構含有高濃度的膽固醇(Cholesterol)與鞘磷脂(Sphingomyelin),並富含四跨膜蛋白家族(Tetraspanins: CD9, CD63, CD81)、熱休克蛋白(HSP70, HSP90)及 TSG101、Alix 等標誌蛋白。 胞外體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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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細胞的「特快專遞」:解析外泌體(exosome) 如何翻轉下一代癌症疫苗開發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療法面臨抗藥性與毒性,外泌體(exosome)提供精準免疫對抗新契機。 外泌體(exosome)的多重角色:既是癌細胞轉移的「導航系統」,也是攜帶腫瘤抗原(TSA/TAA)的「天然戰略運輸車」。   前沿技術與臨床轉化:透過樹突細胞或腫瘤來源外泌體(exosome)的修飾(如:外泌體(exosome)載藥、siRNA基因壓制),能顯著誘發強效細胞毒殺型T細胞免疫反應,重塑腫瘤微環境。   一、當傳統癌症療法遇上瓶頸,我們需要更聰明的「免疫導彈」 傳統癌症療法如手術、化學治療與放射線治療,雖然是現行抗癌的主力,但在面對已轉移或具備多重抗藥性的晚期腫瘤時,常因缺乏選擇性而導致全身性毒性與治療失效。   身為長期在臨床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常遇到患者問我:「醫師,為什麼化療做了幾輪,腫瘤還是復發甚至轉移了?」原因在於傳統療法就像「鋪天蓋地的毯式轟炸」,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重創了人體的正常組織。   為了克服這些困境,科學界將目光轉向了癌症疫苗(Cancer Vaccines)。癌症疫苗的核心邏輯,是透過傳遞腫瘤專一性抗原(TSAs)或腫瘤相關抗原(TAAs),重新啟動患者體內的免疫系統,特別是CD4+與CD8+ T細胞,讓它們精準識別並摧毀腫瘤。   然而,傳統癌症疫苗在臨床應用上面臨極大的挑戰: 抗原遞送效率低下:抗原與免疫佐劑(Adjuvants)難以精準抵達抗原呈現細胞(APCs),例如:樹突細胞(DCs)。 免疫抑制性腫瘤微環境:腫瘤會招募調節性T細胞(Treg)、Breg以及骨髓來源抑制細胞(MDSCs),甚至釋放TGF-β等細胞激素,封鎖免疫系統的攻擊。 抗原異質性與免疫逃逸:癌細胞會不斷變異,躲避免疫系統的追蹤。   要破解這個困境,我們需要一種既具備極佳生物相容性、又能精準把抗原送達抗原呈現細胞的「奈米級載具」。這時,外泌體(Exosomes,亦稱外膜泡)便展現出了革命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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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微」成金的抗癌與代謝新曙光:腫瘤科醫師帶你看懂外送小包「外泌體(Exosomes)」的現代醫學革命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現代人飲食習慣與環境毒素交織,導致糖尿病與脂肪肝等代謝疾病像台灣的「護國神山」供應鏈一樣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   各位鄉親朋友好,我是腫瘤科醫師。在診間,我常遇到病友問我:「醫師,我只是體重重了點、血糖高了一點,怎麼突然間肝臟也脂肪肝、連血管也出問題?」其實,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高度分工的科學園區。當台積電的晶圓廠(肝臟)運作順暢,整個供應鏈就穩定;但一旦出現缺電或污染,全台灣的產業都會受影響。   近年來,全球肥胖與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口急遽上升,過半數的成年人正面臨代謝症候群的威脅。過去我們以為這些疾病只是「吃太好、動太少」或單純的基因問題,但最新醫學研究發現,環境內分泌干擾物(俗稱環境荷爾蒙)在日常塑膠容器、化妝品中的滲透,正在悄悄改寫我們細胞的命運。當環境毒素誘發胰臟 beta細胞受損、肝臟脂肪積聚(NAFLD/MASLD)時,細胞間的「通訊系統」就徹底亂套了。而這場通訊危機的核心主角,正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外泌體(Exosomes)。 一、 問題背景:細胞界的「簡訊詐騙」與代謝大崩潰 外泌體是細胞間傳遞訊息的奈米微粒,但在代謝失調時,它會變成傳遞發炎與胰島素抗性訊息的「詐騙簡訊」。 什麼是外泌體(Exosomes)?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細胞界運送訊息的「Foodpanda 或 Uber Eats 奈米外送機車」。它的尺寸非常微小,只有 30 到 200 奈米(nm),由雙層脂質膜(Lipid bilayer)包裹著,裡面裝載著蛋白質、核酸(特別是 microRNA/miRNA)與代謝物。   在健康的身體裡,這些外送員每天穿梭在骨骼肌、脂肪組織與肝臟之間,傳遞「現在血糖剛好,請繼續維持」的平安訊息。但在代謝失調或環境荷爾蒙干擾下,這套外送系統被詐騙集團劫持了!發炎的脂肪細胞釋放出帶有壞訊息的外泌體,向全身發送「假指令」,導致嚴重的代謝風暴: 脂肪細胞(Adipocytes)的叛變: 肥胖者的內臟脂肪細胞會釋放富含 miR-222 與 miR-141-3p 的外泌體。這些「毒包裹」送到肝臟與肌肉後,會直接壓制 IRS-1(胰島素受體基質 1) 並干擾 AKT 磷酸化。這就像外送員把壞掉的食物送到你家,讓你家門口的鎖(胰島素受體)卡死,導致血液中的葡萄糖進不去細胞,引發胰島素抗性(Insulin Resistance)。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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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微環境的「治安警報器」:從雙免疫治療看晚期肝癌的精準對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癌症治療已進入個體化與精準醫療的時代。針對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細胞癌,雖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雙重免疫聯合方案(如 STRIDE 方案)帶來了顯著的生存獲益,但臨床上仍缺乏方便、即時的生物標記來評估療效與預後。   一、晚期肝癌治療的困境與生物標記的缺口 晚期肝癌的治療現狀與臨床痛點,在於缺乏普及且即時的早期療效評估指標。   在台灣,肝癌長期居於國人癌症死因的前列,許多患者在診斷時已處於中晚期。過去,臨床上主要依賴甲胎蛋白(AFP)或PIVKA-II(維生素K缺乏或拮抗劑誘導之蛋白質II,又稱異常凝血酶原)等腫瘤指數來追蹤治療的反應。然而,約有四分之一的肝癌患者其腫瘤標記始終維持在正常範圍,這使得傳統指標無法全面涵蓋所有族群。   隨著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Durvalumab)與 CTLA-4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Tremelimumab)等雙重免疫方案的引進,雖然成功提高了無進展生存期(PFS)與治療客觀緩解率(ORR),但不同個體之間的免疫反應差異巨大。臨床醫師亟需一種經濟、易得且具備高預測價值的指標,以便在治療早期即時判斷患者的免疫應答狀況。   二、解決方案:動態監測 NLR-2c 作為個體化醫療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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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球場戰術到肝癌一線免疫治療:A+B(免疫抗血管新生聯手)與STRIDE(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方案的時間依賴性動態效應解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缺乏頭對頭隨機對照性臨床試驗的研究數據,跨試驗比較易陷入混雜偏倚的陷阱。 在晚期不可切除肝細胞癌的第一線治療中,Atezolizumab+Bevacizumab(免疫抗血管新生聯手,簡稱A+B)與 STRIDE 方案(Durvaluma / 商品名:Imfinzi,一種 PD-L1 免疫抑制劑+Tremelimumab / 商品名:Imjudo,一種 CTLA-4 免疫抑制)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各自建立了標準地位。然而,目前缺乏直接比較兩者的頭对头(Head-to-head)隨機對照試驗。跨試驗直接對比(例如:IMbrave150 與 HIMALAYA)常因基線特徵(如:HBV/HCV 病因比例、大血管侵犯 MVI)的不同而產生嚴重的混雜偏倚。   此外,免疫治療經常違反比例風險假設(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傳統定值的風險比(HR)無法精確反映治療隨時間推移的真實動態效益。 研究團隊運用三大互補框架,精準重構個體數據(IPD)以破解臨床動態規律。 由 Andrea Casadei-Gardini 教授領銜的國際多中心團隊,在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發表了突破性分析。研究整合了三大框架: 首先,利用 Guyot 算法重構 IMbrave150 與 HIMALAYA 的偽個體數據(pseudo-IPD),並透過匹配調整間接比較(MAIC)消除基線差異,以追蹤 60 個月的sorafenib組為公共錨點(Anchored indirect comparison);   其次,收錄883 例跨國真實世界數據(RWD),透過 MAIC 加權及 Weibull 模型進行 24~60 個月的外推;   最後,經由 TriNetX 全球電子病歷資料庫(PSM 後各 309 例)進行外部交叉驗證。研究進一步將 0~60 個月拆解為 6 個時間窗口,透過分段常數風險模型及限制性平均生存時間(RMST)差值,深度揭示了兩方案的時間依賴性生存動態(Time-dependent survival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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