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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1

從局勢演變看 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精準投射:美國真實世界 KATHERINE 與 DESTINY-Breast05 族群分層與預後洞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腫瘤病灶(Residual disease, RD)的患者中,僅僅大約有半數符合 DESTINY-Breast05 研究收錄的高風險標準,而剩餘的低風險殘留病灶族群在傳統 T-DM1 (Kadcyla/賀癌寧)治療下,就能夠展現出極佳的 3 年預後。 身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經常面臨兩難。當更強大的新武力問世時,我們該如何精準部署,才不會過度治療或是配備不足?自從 KATHERINE 臨床試驗奠定了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 Kadcyla/賀癌寧)作為術前輔助治療後,是對於具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從此以後,這項武裝策略顯著地改善了早期乳癌的預後。 然而,隨著 DESTINY-Breast05(DB-05)臨床試驗的設計,積極地以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挑戰、甚至取代 T-DM1(這是之前具備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 我們必須深刻剖析兩者的適用族群差異,所以一項基於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病歷資料庫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收錄了 2011 年至 2025 年間接受了含 Pertuzumab(Perjeta)雙標靶的術前輔助治療及手術的 9,561 位HER2陽性早期乳癌。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99%(共計9,447 例)的有殘留病灶患者符合 KATHERINE 試驗的條件;但若套用 DB-05 的嚴格高風險門檻,則僅有 48%(共計4,567 例)符合資格。這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有超過半數(52%)的殘留病灶患者並不屬於 DB-05 所設定的高風險戰場。 問題背景:術前輔助治療後的殘留敵軍與 ADC 武裝武器庫的戰略變革 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後仍然未達病理完全緩解(pCR)者,預示著有一定的復發風險,而不同一代 ADC 藥物的藥理機制差異,決定了其在不同風險分層戰場上的打擊效能。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完成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與手術後,病理學的評估若未達到病理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CR)者,這些殘留的腫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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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7

破局晚期食道癌:以 DC-CIK / CIK 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突破化療瓶頸的循證臨床實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結合樹突細胞(DC)與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DC-CIK)/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結合化療可以大幅修復晚期食道癌患者的抗腫瘤免疫,顯著延長一年總生存期並降低不良反應。 綜合性分析顯示,聯合治療可以提高CD3+、CD4+ T 細胞及 NK 細胞的比例,優化患者的生活品質,且未增加嚴重毒性反應。   問題背景:傳統化療在晚期食道癌治療中的困境 食道癌的整體預後極差(5 年生存率僅 10%–25%),晚期患者常常因為化療導致的免疫抑制與全身衰竭,陷入惡性循環。   食道癌是消化道常見的惡性腫瘤,臨床上多數患者確診時已具備局部侵犯或遠端轉移。雖然手術、放療及化療等多學科聯合治療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晚期食道癌的 5 年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仍停留在 10% 至 25% 的低谷。   傳統的全身性化療方案雖然能夠暫時控制病灶,但常面臨以下的雙重打擊: 副作用會限制治療的劑量: 晚期食道癌患者普遍伴有進食困難與營養不良,難以耐受高強度化療產生的骨髓抑制與消化道毒性。 免疫系統系統性崩潰: 化療藥物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也無差別摧毀了宿主的免疫屏障,導致T淋巴細胞的亞群紊亂、抗腫瘤免疫力降低,進而加速腫瘤復發與轉移。   因此,如何在發揮化療細胞之毒殺性作用的同時,修復並重建患者自身的抗腫瘤免疫系統,成為晚期食道癌臨床治療亟待突破的關鍵瓶頸。   解決方案:DC-CIK / CIK之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的協同效應 過繼性的免疫細胞(DC 與 CIK)能夠精準補給防禦部隊,與化療發揮協同作戰效應,顯著提升客觀緩解率(ORR)與疾病控制率(DCR)。 免疫機制:從「美伊戰爭」看 DC 與 CIK 的戰術配合 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 DCs) 與 細胞激素誘導的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CIKs) 的作用機制,我們不妨將這場抗腫瘤免疫戰局比喻為 現代化的國防作戰(如美伊戰爭): 樹突細胞就像美軍在前線部署的高精度偵察無人機與情報中心,樹突細胞是體內最強大的抗原提呈細胞。它負責擷取腫瘤的抗原(敵人特徵),經過加工後提呈給 T 細胞,為整支軍隊發射「精準的定位信號」。   CIK 細胞則是快速反應重裝部隊, CIK 細胞(主要為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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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1

科學看待CIK免疫細胞療法在大腸直腸癌的臨床破局與實證數據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大腸直腸癌治療的瓶頸與免疫戰場的困局 大腸直腸癌高居全球癌症死亡率第二位,晚期轉移患者的五年存活率急遽下降至 15%,急需突破性的治療思維。   雖然大腸直腸癌局限性或區域性淋巴結轉移患者在手術與圍術期照護進步下,5 年存活率可達約 75%,但一旦進入第四期遠端轉移,5 年存活率便陡降至僅剩 15%。即使我們擁有 FOLFOX、XELOX 或 FOLFIRI 等強力的化學治療方案以及多種標靶藥物,腫瘤復發與多重抗藥性依然是懸在患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傳統化療與標靶治療如同大規模地毯式轟炸,雖然能消滅主主力部隊,卻難以根除偽裝的殘存敵軍。   這就如同近年來的美伊戰爭與中東區域衝突-美軍憑藉強大的空中優勢與重型火砲,能迅速摧毀敵方的固定基地與重型裝備,如同化療消滅快速分裂的腫瘤主體,但隱藏在城鎮巷弄間的非正規游擊隊(如:微小轉移灶與癌症幹細胞),卻往往能躲過第一波轟炸。當正規軍撤退或減緩火力時,這些隱匿的敵軍便會重新集結,發動反撲。傳統治療的「累積之毒性」更像是戰場上的「平民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常使得患者的骨髓功能與肝腎器官在達到完全清剿前就已無法承受。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開啟了癌症免疫治療的新紀元,但其適用族群在大腸直腸癌中是相當受限的。   過去十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徹底改變了腫瘤學的治療版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作用機制就像是在混亂的戰場上發布「辨識敵我指令」,解除腫瘤細胞對 T 細胞的「偽裝信號(PD-1/PD-L1)」。然而在大腸直腸癌領域,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只對具備高微衛星不穩定性(MSI-H)或錯配修復缺陷(dMMR)的少數晚期患者展現顯著療效。對於佔絕大多數(約 85-90%)的微衛星穩定型(MSS/pMMR)患者,腫瘤微環境依然呈現冷腫瘤(Cold Tumor)狀態,單靠解開免疫煞車是根本無法發揮作用。   二、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療法的機制解析與實證分析 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是透過體外擴增自體免疫效應細胞,再回輸至患者體內進行精準殺傷的個人化細胞治療。   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Immunotherapy)的概念,正是直接將「精銳部隊」送入戰場。細胞激素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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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晚期消化道癌症:以 DC-CIK免疫細胞聯合化療 重塑腫瘤微環境的戰略部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消化道癌症之傳統化療療效面臨到瓶頸,可能需要導入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進行多維度協同作戰。 在面對晚期胃癌與大腸直腸癌這類晚期消化道惡性腫瘤時,我們常如同身處極度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中。傳統的全身性化學治療方案(如: FOLFOX4、FOLFIRI 或 XELOX 等處方)雖然能有效殲滅快速增殖的腫瘤細胞主力,但正如大規模空襲一般,難以完全肅清藏匿於腫瘤微環境中的殘餘敵軍。 晚期的消化道癌症患者的 5 年總體生存率(OS)長期處於低谷,其復發與遠端轉移率高達 40% 至 65%。為了突破現有的治療瓶頸,臨床上迫切需要引進具備高度特異性與非 MHC 限制性殺傷能力的新型協同作戰機制。 本文將基於刊登於 BMC Cancer 的實證醫學證據,深度解析樹突細胞(DC)聯手細胞激素誘導殺傷細胞(CIK)結合傳統化療在晚期消化道癌症中的臨床效益與安全性。   晚期消化道癌症的微環境防禦與傳統化療的戰略局限 傳統化療無法完全清除免疫逃逸細胞,且容易導致患者免疫抑制與生活品質下降。 消化道癌症在全球癌症死亡率中高居前列。儘管早期患者在接受根除性手術及圍手術期輔助化療後 5 年存活率不錯,但晚期或復發轉移性患者的預後極差。 現行臨床面臨的瓶頸主要包含以下層面: 腫瘤的免疫逃逸: 腫瘤細胞透過下調MHC class I 分子,隱匿其表面新抗原(neo-antigens),躲避免疫系統的監視。 化學治療的全身性毒性與骨髓抑制: 全身性化學治療在殺傷 癌細胞的同時,亦不可避免地損害周邊血液之單核細胞及骨髓幹細胞。這導致患者出現中性白血球減少症(Neutropenia)、血小板減少症(Thrombocytopenia)以及顯著的疲勞與生活品質惡化。 過繼性細胞療法的異質性問題: 早期使用之淋巴因子激活殺傷細胞(LAK cells)因體外擴增困難、且細胞毒性有限,臨床應用受限。相對而言,CIK免疫細胞(主要為 CD3+CD56+的 NKT 細胞亞群)具備增殖迅速、腫瘤殺傷活性強及標靶譜廣泛等優勢。   DC-CIK 聯合化療的「情報與精準打擊」協同機制與臨床綜合姓分析 DC 與 CIK 構成「情報與精準部隊」,臨床實證顯示聯合化療後能顯著延長 5 年 存活率(RR = 1.84)與疾病控制時間(RR = 1.99),且不增加嚴重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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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7

鎖定腫瘤戰術版:Fluorine-18 放射性同位素在現代分子影像與精密診療的定位與進階運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篇探討 Fluorine-18 (F-18) 放射性藥劑(Radiopharmaceuticals )的物理特性、機轉與多元診療應用。透過體育運動的比喻,解析正子攝影(PET Imaging)如何從傳統 FDG 代謝追蹤,演進至 PSMA、DOPA、NaF 及 Fluciclovine 等精準分子標靶,提供腫瘤科與臨床同仁更具前瞻性的臨床實務洞察。   傳統腫瘤影像解剖與代謝的限制與挑戰 在傳統電腦斷層(CT)與磁振造影(MRI)時代,臨床醫師評估腫瘤往往受限於「解剖結構」的改變。然而,腫瘤微環境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早期轉移,往往在腫瘤體積改變前就已經發生。 在臨床日常診斷中,我們經常遇到以下棘手情境: 解剖影像無法釐清的殘留病灶: 電腦斷層上看到的淋巴結腫大,究竟是發炎還是復發? 代謝偽陽性與偽陰性: 傳統的18F-FDG (Fluorodeoxyglucose) 雖然是臨床正子攝影(PET/CT)的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利用腫瘤細胞的高瓦伯格效應(Warburg Effect)攝取葡萄糖,但在高背景代謝器官(如腦部)或慢性發炎部位,極易出現訊號干擾。 如果把臨床診斷比喻為棒球賽,傳統 CT/MRI 就像是在比賽結束後看「計分板」與「外野牆上的球痕」-你只知道球砸在了哪裡(病灶大小),卻不知道打者是怎麼揮棒的;而18F-FDG則像是在球場上裝了「熱追蹤攝影機」,能看到哪位球員跑得最勤快(能量消耗與葡萄糖代謝最高)。但問題來了:如果有球員因為受傷在場邊急救(出現發炎反應),熱追蹤同樣會顯示高紅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更精準的「專用追蹤器(Advanced Radiotracers)」。 Fluorine-18 (F-18) 的物理優勢與精準追蹤器陣容 同位素物理特性總覽: 氟-18 (18F) 擁有最適中且極具臨床效益的放射物理參數,其半衰期(Half-life)約為 109.8 分鐘。相較於碳-11 的20分鐘,18F具備足夠的時間完成迴旋加速器(Cyclotron)的集中製備與區域配送。 衰變模式(Decay mode): 正子釋放(beta+ emission),並在正子湮滅(Positron Annihilation)後產生兩個 511 keV 的反向對射伽瑪光子(Ph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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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6

重塑轉移性攝護腺癌治療典範:Ac-225 與 Lu-177 標靶放射核種治療(TRT)的精準對決與臨床戰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文專為腫瘤科病患設計,深度剖析標靶放射核種治療(Targeted Radiopharmaceutical Therapy, TRT)在轉移性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mCRPC)中的作用機制。透過比較 Alpha 粒子(Actinium-225)與 Beta 粒子(Lutetium-177)之物理特性、能量傳遞(LET)、組織穿透射程及旁觀者效應(Crossfire effect),並結合球類運動的比喻,讓你更能理解。且為臨床醫師提供客觀且具前瞻性的精準診療策略。   一、 mCRPC 的臨床困境與傳統治療的瓶頸 轉移性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mCRPC)面臨多重抗藥性與微小殘留病灶清除不力的雙重挑戰,亟需新型的精準診療(Theranostics)工具破局。 在mCRPC的治療戰場上,我們長期依賴新型抗雄激素藥物(ARAT, 如 Abiraterone, Enzalutamide)與紫杉醇類化療(Docetaxel, Cabazitaxel)。然而,細胞內訊號傳導路徑的突變、雄激素受體剪接變異體(如:AR-V7)的產生,往往導致腫瘤在短短數月至數年間發展出高度抗藥性。   當腫瘤細胞廣泛轉移至骨骼與淋巴結,微小的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便如同潛伏在戰場上的無形對手。傳統全身性化學治療或體外放射治療(EBRT)受限於全身性毒性與正常組織耐受度,難以在不破壞患者骨髓功能的前提下,對廣泛轉移的病灶進行精準殺傷。   標靶放射核種治療的崛起,特別是利用攝護腺特異性膜抗原(PSMA)作為標靶的分子影像與治療結合(Theranostics),為我們開闢了全新的戰術視角。然而,面對目前臨床最熱門的兩大放射性核種-Lutetium-177(Lu-177)與 Actinium-225(Ac-225),我們該如何根據腫瘤的微環境與轉移型態,精準選擇最合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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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5

精準打擊的「黃金右腳」:鎦-177(Lutetium-177)如何重塑放射性核素偶聯治療與精準腫瘤學新格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鎦-177 (Lutetium-177,簡稱Lu-177) 是一種常用於癌症治療的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約為6.65天,在體內主要釋放高能量的 β 粒子以摧毀腫瘤細胞,並釋放 γ 射線進行造影。因其穿透組織距離極短 (平均僅0.23公厘),能極大程度保護周邊健康組織。因為鎦-177 在與標靶分子結合後,藥物會隨血液循環集中聚集於腫瘤位置,將輻射劑量直接傳遞至癌細胞內部,造成 DNA 斷裂並殺死癌細胞。目前鎦-177的主要應用: 前列腺癌 (Lu-177 PSMA): 標靶特定受體 (PSMA),專門治療轉移性去勢療法抗性前列腺癌(mCRPC)。常用商品名為 Pluvicto®。 神經內分泌腫瘤(NETs): 結合胜肽受體,進行標靶放射性核種治療 (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 ,PRRT)。   傳統放療與化療的「全場緊逼」困境與轉移性腫瘤的治療瓶頸 傳統治療如同全場緊逼的人人盯防,容易造成周邊正常組織的「誤傷」與毒性的累積,面對轉移性去勢抗性前列腺癌與神經內分泌腫瘤等晚期病灶時,亟需精準的分子標靶放射治療。 在面對轉移性或晚期腫瘤時,我們常陷入類似足球場上「全場緊逼」的困境。傳統的體外放射治療(EBRT)或全身性化學治療,就像是沒有精確對位的大範圍包夾。雖然能對腫瘤細胞施加巨大壓力,但往往也伴隨著高昂的代價:周邊正常組織受損、骨髓抑制以及患者生活品質(的顯著下降。 特別是在治療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及神經內分泌腫瘤的這類高度異質性且分布廣泛的病灶時,傳統療法往往難以在「足夠的殺傷劑量」與「可承受的器官毒性」之間取得平衡。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精確辨識目標、將殺傷力極大化、且精準治療限制在腫瘤微環境內的全新戰術方案。   鎦-177(Lutetium-177)放射性核素偶聯治療的精準「神射手」機制 鎦-177 結合了 β 射線的精準之癌細胞殺傷能力與 Gamma 射線的同步影像追蹤功能,透過特定標靶分子(如:PSMA-617 或 DOTATATE)發揮極佳的精準腫瘤學優勢。 為了克服這項臨床瓶頸,鎦-177(Lutetium-177)應運而生,成為現代精準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與放射性藥物(Radiopharmaceuticals)領域中的關鍵戰術核心。 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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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中期肝癌(BCLC Stage B)中挑選具備「轉化手術」潛質的明星球員?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腫瘤科的診間裡,面對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 BCLC Stage B)的患者,我們身為臨床醫師,角色就像是職業球隊的「總教練」,正站在決定球隊未來命運的選秀會轉角。我們手中的球員(患者)目前雖然還沒能直接進入「總決賽」(接受根除性手術或治癒性局部治療),但透過精準的戰術部署與複合式訓練(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我們有機會挖掘出那些具備「明星潛質」的個體,將其從中場混戰(Intermediate stage)成功推向奪冠之路-轉化為可引導至根治性手術切除的臨床狀態。   過去,中期肝癌 被視為一個高度異質性的群體,傳統上以重複性經導管動脈化學栓塞為主要骨幹。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Anti-angiogenic targeted therapy)的聯手崛起,中期肝癌的治療準則已迎來典範轉移。如何利用最新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如 :EMERALD-1、LEAP-012、TALENT 試驗),在診間精準篩選出適合進行「轉化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明星球員,成為提升患者整體存活期(OS)與無疾病進展存活期(PFS)的關鍵課題。   一、 體檢報告:確認球員的「基礎素質」與「守備範圍」 優先挑選腫瘤負荷在中等程度(Up-to-7 標準內)、肝功能儲備良好(Child-Pugh A),且對首輪治療具備韌性的患者作為轉化潛力股。   挑選轉化治療的候選人,首要任務是評估其腫瘤負荷(Tumor Burden)與肝臟代償功能。這就像是選拔棒球中的「中外野手」,轉化治療的守備範圍雖然廣大,但只要身手依舊敏捷、沒有結構性損傷,就有機會透過精實的訓練將其打造為全方位的 MVP。   在臨床數據中,多項國際大型三期臨床試驗(如 LEAP-012, EMERALD-1)的收案標準,多落在 Tumor burden Up-to-7 左右。雖然目前技術上或解剖學上屬於「不可切除(Unresectable)」,但尚未出現肝外遠端轉移(Extrahepatic metastasis),且患者的肝功能屬於 Child-Pugh A 級,足以承受後續高強度的複合式治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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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轉化治療成功後,術後仍需要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嗎?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TALENT 試驗設計與臨床專家的觀察,在轉化成功並進行手術切除後,目前的趨勢是建議患者「持續接受全身性的治療」以鞏固療效。   以下是針對術後持續治療的具體細節與戰略考量: 臨床試驗的標準做法:以 TALENT 試驗為例 在專門探討免疫治療轉化成可以手術的 TALENT 研究中,其設計邏輯非常明確: 治療路徑:患者先接受 4 個療程的免疫治療,若評估為 PR(部分腫瘤緩解)或 SD(疾病穩定)且符合手術標準,則進行切除。 術後銜接:成功接受手術的患者,在術後仍需「繼續施打全身性治療。 研究目的:這種做法是為了觀察是否能有效延長 TTF(治療至失敗的時間)。目前的數據顯示,這種術後持續用藥的模式在 TTF 指標上具有顯著意義,雖然 OS(總生存期)數據仍需等待進一步公佈。   從「控制」到「根除」的鞏固戰術 轉化治療的初衷是將原本「不可手術切除」的腫瘤(unsuitable)轉變為「可以手術切除」。 預防復發:即便手術切除了影像上可見的病灶,但考慮到中期肝癌(Stage B)的複雜性,術後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如:免疫藥物)被視為一種「清除殘餘敵軍」的手段,目的在於降低復發風險。 有患者透過「局部治療 + 全身性治療」縮小腫瘤後開刀,目前已達到 Cancer-free(無癌狀態)且長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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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合併療法副作用的比例高達六七成,臨床上該如何與患者進行衛教?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的臨床治療中,面對合併療法(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中有高達 60-70% 的三至四級的嚴重副作用(Grade 3/4 AE),醫師需要採取一套平衡「預期收益」與「潛在代價」的溝通策略。   以下是整理的臨床衛教重點,幫助醫護人員與患者進行深入溝通: 誠實溝通「代價」與「收益」的博弈 醫護人員應明確告知患者,雖然合併治療能顯著提升客觀的腫瘤緩解率(ORR)無惡化生存期(PFS),但這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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