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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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譯精準篩檢地圖 看癌症早期診斷之戰

一、當戰場無聲開打——臨床篩檢的情報防禦缺口 在無症狀階段攔截癌變,就如同地緣政治中的情報預警,是決定戰局勝負的第一關鍵。作為第一線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每天都在與時間賽跑。癌症的發生並非一夕之間,而是一場漫長且隱蔽的「微觀戰爭」。腫瘤微環境在初期往往能巧妙地利用免疫逃逸(Immune Evasion)機制,避開 T 細胞與 NK 細胞的巡邏警戒。 以五大常見癌症篩檢防線為例: 乳癌:仰賴乳房攝影(Mammography),透過低劑量 X 光(Low-dose X-rays)探測乳房組織中的微鈣化(Microcalcifications)或結構扭曲,往往能在臨床症狀(如:可觸及腫塊)出現前即完成診斷。 子宮頸癌:透過 HPV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與 抹片檢查(Pap Test) 雙管齊下。HPV 測試用於探測高風險型人類乳突病毒(High-risk HPV types),而抹片則觀察細胞病變,發揮「癌前病變」攔截的最大價值。 大腸直腸癌:運用糞便潛血檢篩檢隱匿性出血(Hidden blood),並結合大腸鏡直接檢視結腸黏膜,並即時切除潛在的癌前息肉(Pre-cancerous polyps)。 肺癌(:針對具重度吸菸史等高風險族群,採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Low-Dose CT Scan, 簡稱LDCT),在輻射劑量可控的前提下獲取肺部高解析度影像。 前列腺癌:透過血清前列腺特異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簡稱 PSA)進行基礎評估,並結合臨床指診與家族史做出綜合判讀。 在臨床推廣上,我們常面臨病患因對篩檢工具認知不足而延誤診治的困局。   二、以地緣政治視角拆解癌症篩檢機制 腫瘤早期篩檢機制,本質上就是一套全天候運行的「地緣政治情報與國防預警系統」。為了讓臨床醫師在向病患解說複雜機制時更能引起共鳴,我們不妨將身體的防禦機制與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時事(例如:俄烏戰爭的情報預警系統、美國與伊朗在地中海及波斯灣的電子偵察與遏制)進行對比: 子宮頸癌與 HPV 檢測:俄烏戰場上的「訊號情報與預警雷達」 HPV 檢測的探測是高風險型人類乳突病毒的 DNA/RNA 存在,而抹片檢查(Pap Test)則是觀察宿主細胞是否已產生異型增生(Dysplasia)。這就像俄烏戰爭中的「前線電子訊號偵測」。HPV 檢測如同北約衛星與偵察機在戰事爆發前,就已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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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位HER2基因突變的肺腺癌診治以及Enhertu(優赫得)的角色

有位6旬女性,未抽菸,於202年確診為肺腺癌第四期,第一線接受Pemetrexed+platinum的化療加上bevacizumab,病情控制了將近一年,於2026年病況出現惡化、呼吸困難、大量肋膜積水,進行循環腫瘤DNA( ctDNA)檢測後發現具備有ERBB2 p.Y722_A755dusp(exon 20)突變,建議下一步的治療會是什麼?   針對第一線含鉑化療合併血管新生抑制劑(bevacizumab)後病情惡化的肺腺癌患者,若透過 ctDNA 檢測出 ERBB2(HER2)exon 20 插入突變(如: p.Y722_A755dusp),下一步治療應優先考慮針對此特定驅動基因的精準標靶藥物或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治療。建議的下一步治療方向~ 抗體藥物複合體(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德妥珠單抗/Enhertu):目前國際治療指引與臨床研究高度推薦的後線標準治療之一。它如同「魔術子彈」,藉由抗體精準結合 HER2 受體,並釋放化療藥物毒殺癌細胞,對 HER2 exon 20 突變具備良好的客觀緩解率與疾病控制效果。 新型標靶小分子藥物(TKI):Zongertinib 或 Pyrotinib:針對 HER2 exon 20 突變設計的新一代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在臨床試驗中也展現出不錯的抗腫瘤活性與腦轉移控制率。:若無法取得上述標靶/ADC 藥物或需作為銜接,其他後線化療也是常規的選項之一。   針對 ERBB2 (HER2) 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Enhertu) 的關鍵數據主要來自兩項地標性的臨床試驗:DESTINY-Lung01(奠定基礎的二期試驗)與 DESTINY-Lung02(劑量優化與確立標準的隨機二期試驗)。針對先前接受過含鉑化療失敗後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其詳細療效與安全性數據分析如下: 一、 療效數據分析 在 DESTINY-Lung02 臨床試驗中,研究探討了兩種不同劑量(5.4 mg/kg 與 6.4 mg/kg,每三週注射一次)的表現。目前國際核准與臨床推薦的標準劑量為 5.4 mg/kg。 療效指標 (指標項目) DESTINY-Lung02 (5.4 mg/kg 劑量組) DESTINY-Lung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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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復發性左側管腔A型乳癌第一期的診治思維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2015年診斷左側乳癌第一期(為管腔A型,停經前)   於術後服用荷爾蒙治療整整10年的療程 不幸的是在停用Tamoxifen荷爾蒙治療不到一年又發現左側乳癌 術後確診為第一期乳癌(同樣為管腔A型,但為停經後) 此次腫瘤基因檢測PIK3CA pH1047L   對於這位癌友完成長達10年的 Tamoxifen 治療後不到一年,左側乳癌再度出現新病灶,這段過程無論在身心或臨床決策上想必都充滿了挑戰。所幸此次手術後病理證實仍維持在早期(第一期)且為 Luminal A 型,這在不幸中仍屬大幸,代表腫瘤惡性度並未轉化,依然對荷爾蒙治療具高度敏感性。針對您此次確診的停經後第一期管腔A型乳癌,並帶有 PIK3CA pH1047L(激酶結構域點突變,為常見的高頻致病性突變)。   但考量到這位癌友是在停用長達 10 年的荷爾蒙治療後,停用Tamoxifen荷爾蒙治療不到一年內於同側舊快速復發,這在生物學行為上高度提示其具有「高風險晚期復發」或「早期輔助治療失敗」的侵襲性特質。此外,基因檢測證實具有 PIK3CA H1047L 突變(位於激酶結構域 Kinase domain 的熱點突變),這正是驅動 PI3K/AKT/mTOR 訊號通路的過度活化、導致荷爾蒙治療失敗的核心機制。以下為您整理臨床輔助治療的決策考量與最新醫學實證~   由於這位癌友目前已進入停經後狀態,且前次已使用 10 年的 Tamoxifen,目前最關鍵且標準的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應該是芳香環酶抑制劑(簡稱AI)。 首選藥物:可選擇非固醇類的芳香環酶抑制劑- Anastrozole (Arimidex)、Letrozole (Femara) 或固醇類的芳香環酶抑制劑的 Exemestane (Aromasin)。   預期療程:臨床常規建議至少使用 5年,並依據後續耐受性與風險評估是否延長。   抗藥性機制防範: 由於在上一次 Tamoxifen 治療停藥後一年內即復發,需高度警惕腫瘤對 Tamoxifen 已然產生潛在抗藥性。改用不同機轉的芳香環酶抑制劑能更徹底阻斷周邊組織雌激素的產生,達到最佳的局部與全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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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種兵」到「基因改造戰士」:過繼性細胞療法 (Adoptive Cellular Therapy) 的臨床進展、挑戰與戰略佈陣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重建的遲滯與傳統治療的火力空白 造血幹細胞移植 (HSCT) 或高劑量化療後,患者往往面臨免疫重建緩慢與功能性缺陷,這為腫瘤復發與伺機性感染留下了危險的「安全真空」。   在臨床上處理惡性血液癌症或高風險實體癌(如:神經母細胞瘤)時,最擔心的莫過於移植後的「空窗期」。即便我們成功清除了大部分敵軍(腫瘤減體積手術或化療),   患者體內的CD4+ T 細胞的再生依賴於胸腺,其速度遠慢於CD8+ T 細胞。這就像是俄烏戰爭中,即便奪回了失地,若後方行政系統(輔助型CD4+)與邊防部隊(效應型CD8+)無法及時就位,敵軍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傳統的疫苗接種在此時往往徒勞無功,因為這座「戰後城市」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來處理抗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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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與攻堅:破解「腫瘤血管新生」與「內皮屏障」構築的腫瘤免疫禁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血管新生不只是「補給線」,更是「拒馬」與「防空識別區」 腫瘤的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在腫瘤進展中不僅提供營養,更是塑造腫瘤微環境免疫特權的核心機制。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視為營養供應的指標,但來源資料明確指出,VEGF 及其受體系統(尤其是 VEGF-R2)是調控腫瘤免疫反應的限速步驟。這就像是在俄烏戰爭中,入侵者(腫瘤)不僅修築了通往後方的補給高速公路,更利用這套物流系統在邊境佈下了大量的「雷區」與「干擾塔」。VEGF 的過度表達與多種癌症(如:胃癌、結直腸癌、乳腺癌及卵巢癌)的預後不良密切相關,這不僅是因為腫瘤長得快,更是因為它成功建立了一個免疫細胞「進不去、活不了」的自治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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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區重整與火力覆蓋:從「危險信號」到「雙重訊號」重建抗腫瘤免疫主動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系統的「戰略忽視」與腫瘤的「戰場偽裝」 儘管癌細胞具備抗原性,但在臨床上,已建立的腫瘤往往能逃避宿主的免疫監視 (Immunosurveillance),這主要歸因於缺乏有效的「危險信號」與共刺激訊號。   腫瘤不僅僅是一群失控增殖的細胞,它更像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獨立王國」。腫瘤發展初期若未觸發損傷相關分子模式 (DAMPs),免疫系統就會將其誤認為「自體組織」而對其產生耐受。這好比在俄烏戰爭中,如果入侵者(癌細胞)悄無聲息地滲透並換上平民服裝,邊境守軍(免疫細胞)就會陷入「戰略忽視 (Immunological ignorance)」。此外,腫瘤還會誘導一種「傷口癒合反應」,吸引基質細胞 (Stroma) 與腫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建立起一套類似「母體-胎兒界面」的生物學防禦屏障,將有效的 T 細胞 拒之門外。   慢性發炎與骨髓衍生抑制細胞 (MDSCs) 的蓄積,進一步惡化了腫瘤微環境,使效應細胞陷入功能性「癱瘓」。   在球賽中,如果場上佈滿了對手的干擾球員,我方前鋒即便是拿到球(抗原識別)也難以出手。腫瘤微環境中過量的 PGE2、IL-10 與 TGF-β 就像是這些干擾員,它們不僅會抑制樹突細胞的成熟,還會誘導 CD3ζ 鏈 的下調,直接削弱 T 細胞的信號轉導能力。這種狀態下的免疫反應是「質次量小」的,臨床上急需一種能打破僵局、放大抗腫瘤效應的策略。   解決方案一:引爆「戰場雷區」,利用 DAMPs 與成熟樹突細胞的重啟免疫應答 啟動抗腫瘤免疫的首要前提,是將腫瘤細胞的「安靜死亡」轉化為能觸發警告的「壞死性凋亡」。   細胞死亡的類型決定了免疫系統的戰略選擇。如果癌細胞是平靜地凋亡 (Apoptosis),它們會釋放失活的 HMGB1,誘導產生耐受性的樹突細胞;反之,若能誘導其壞死 (Necrosis),則會釋放大量的 DAMPs,如:HSP 與尿酸,激活 Toll 樣受體 (TLR)。這就像在戰場上,一場無聲的撤退不會引起注意,但若發生劇烈爆炸(壞死),則會立刻吸引全球媒體(先天免疫系統)的目光,進而觸發後續的交叉呈現 (Cross-presentation) 與 Th1 細胞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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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守軍」還是「內奸」?調節型 T 細胞(Tregs)在腫瘤免疫戰場的雙重人格與臨床博弈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裁判」被腫瘤收買-免疫耐受的失衡與治療困境 調節型 T 細胞 (Tregs) 作為免疫系統的「裁判」,本應維持免疫耐受、防止自體免疫疾病,但在腫瘤環境中,它們常被「策反」成為保護癌細胞的盾牌。 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Tregs 佔了周邊 CD4+ T 細胞的 5-10%,負責確保我們的「前線戰士」(效應 T 細胞)不會誤傷平民(身體組織)。然而,在腫瘤這場漫長的籃球賽中,癌細胞透過分泌各種化學訊號(如:CCL22),將大量的 Tregs 招募到場內。這些「裁判」不再公正執法,反而不斷對試圖進攻癌細胞的效應細胞 (Teff) 出示「紅牌」(免疫抑制訊號),導致抗腫瘤免疫反應癱瘓,這就是臨床上觀察到的免疫逃逸現象。   臨床醫師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精確識別這些「被收買的裁判」,並在不引發大規模「內亂」(自體免疫)的前提下,精準地移除或削弱它們。   長期以來,我們將 Tregs 定義為 CD4+CD25+ 的細胞,但這就像只看球衣顏色來抓臥底一樣不準確,因為活化的戰士也會穿上同樣的顏色。直到發現了 Foxp3 這一關鍵轉錄因子,我們才算真正拿到了這群隱形敵人的「身分證」。來源資料顯示,Tregs 的異質性極高,包含在胸腺產生的「正規軍」(nTregs)與在周邊組織受誘導產生的「雇傭兵」(iTregs),這使得治療策略的設計變得極其複雜。   解決方案一:拆解「裁判」的裝備-Tregs 的身分標記與導航系統 現代免疫監測使用「多參數標記」來區分真正的 Tregs,如 CD3+CD4+Foxp3+CD127lo,這有助於提高診斷的精確度。   在臨床檢測中,真正的 Tregs 會有低表達的 CD127 (IL-7Ra),這是因為 Foxp3 會對其進行轉錄下調。此外,Tregs 的表面還配備了許多強大的「執法工具」,如 CTLA-4 和 GITR,這些分子不僅是它們的識別特徵,也是未來藥物介入的關鍵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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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指揮系統的叛變與光復:STAT3 作為腫瘤免疫逃逸的「雙面間諜」與治療靶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STAT3(訊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 3)在多種人類癌症中持續激活,是連接致癌基因訊號與免疫抑制微環境的核心樞紐。   在面對晚期惡性腫瘤時,常會發現免疫系統並非「缺席」,而是處於一種被「癱瘓」的狀態。STAT3 不僅由 IL-6 等細胞激素激活,還匯聚了來自 EGFR、VEGFR、Src 及 BCR-ABL 等多條致癌通路的訊號。這就像是在一場俄烏戰爭的電子戰中,腫瘤細胞成功侵入了政府軍的通訊指揮部(STAT3),利用原本用於組織修復與生長的指令,向免疫細胞發送「虛假的停火協議」。這種狀態下,免疫系統不僅不會攻擊腫瘤,反而開始去保護它。   持續激活的 STAT3 通過「前饋迴路 (Feed-forward loop)」在腫瘤細胞與免疫細胞間建立惡性循環,導致 Th1 型免疫反應的系統性下調。 腫瘤細胞分泌的 VEGF、IL-10 和 IL-6 會激活周邊免疫細胞內的 STAT3,而激活後的免疫細胞反過來分泌更多的上述激素,維持 STAT3 的持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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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偽裝與政變:從 IL-12/23 天平到 STAT3 核心,揭開腫瘤到底是如何「策反」免疫系統?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系統的「認知作戰」,當免疫守軍變成協作者 儘管免疫系統能夠識別腫瘤抗原,但癌細胞經常透過系統性促發炎的細胞激素,將細胞毒殺性反應轉化為有利於生長的「非典型發炎」。   有一個弔詭的現象,腫瘤組織內並非缺乏淋巴球,但這些 CD8+ T 細胞 卻像是「被拔了牙的專業球員」。腫瘤會利用類似「俄烏戰爭」中的認知作戰,散佈錯誤的化學訊號(如:TNF-α, TGF-β, IL-6),讓原本應該執行「清除任務」的免疫細胞,誤以為正在進行「傷口癒合」。這種環境下的 T 細胞雖然存在,、但其浸潤受到嚴格限制,且 MHC 分子的表達被下調,導致抗原呈現效率極低,預後自然不好。   長期慢性發炎是腫瘤進展的催化劑,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的保護作用正說明了發炎環境與癌變的深度耦合。 在俄烏戰爭中,長期受損的基礎設施若未被正確地修復,反而會被入侵者利用作為掩體。腫瘤微環境也是如此。當組織處於慢性損傷時,系統循環中的促發炎細胞激素(如:在晚期惡病質中觀察到的情形)會顯著上升,這與患者的存活率呈現負相關。腫瘤並非單純逃避追蹤,而是主動策動了一場「免疫政變」,將免疫監控轉變為促進生長的環境。   解決方案一:重撥撥號盤,平衡 IL-12 與 IL-23 的「戰地通訊」 IL-12 與 IL-23 雖共用 p40 次單元,但兩者對 T 細胞的極化作用卻是截然不同:IL-12 會觸發「全場緊逼」,而 IL-23 則是「資敵行為」。 這就像是籃球賽中的兩套戰術系統。IL-12 像是「快攻/扣籃」指令,它誘導 IFN-γ 的產生,強化 Th1 與 CD8+ T 細胞 的細胞毒性,並上調腫瘤為環境中的 MHC-I 表達,讓敵軍無所遁形。然而,腫瘤其實更偏好 IL-23,這就像是潛入我方陣營的假教練,它雖然也刺激發炎,但誘發的是 IL-17 模式,這會導致腫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巨噬細胞的浸潤以及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的釋放,反而為腫瘤擴張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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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地圖與戰場佈陣:從「免疫景觀」重新定義腫瘤預後與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的腫瘤TNM 分期的局限性與免疫監控的臨床意義 儘管傳統的 TNM 分期系統(腫瘤大小、淋巴結受累、遠處轉移)是目前的預後標準,但相同分期的患者在復發與生存率上常表現出顯著差異。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經常遇到腫瘤負荷較小、但復發極快的病例,亦或是晚期患者卻擁有意外良好的預後。這說明了腫瘤的生物學行為並非僅由癌細胞本身決定。   腫瘤免疫監控 (Immuno-surveillance) 的概念指出,免疫系統能識別並清除新生的癌細胞,而在已建立的腫瘤中,免疫系統的「休眠期 (Dormancy stage)」控制對於預後至關重要。   目前的困境在於如何精確量化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反應,並將其轉化為可靠的預後指標。 想像一場足球賽,球隊的實力不僅取決於前鋒(癌細胞)的攻擊力,更取決於後衛(免疫細胞)的佈陣。如果後衛(腫瘤浸潤淋巴球/TILs)只是散亂分佈在球場邊緣,而沒有在關鍵位置(腫瘤邊緣或中心)進行壓制,那麼對手的進攻將勢如破竹。高水平的淋巴球浸潤通常與更好的臨床預後相關,且其功能導向 (Functional orientation) 是決定復發控制的關鍵。   解決方案一:大腸直腸癌的「免疫景觀 (Immune Contexture)」與免疫評分 研究證實,記憶型 T 細胞 (Memory T cells) 在腫瘤中心與侵襲邊緣的浸潤密度,是預測復發最有效的指標。 針對 959 例大腸直腸癌的研究顯示,具有強大 Th1 模式與細胞毒性特徵的記憶型 T 細胞(如: CD8/CD45RO+)浸潤,與患者的無病生存期 (DFS) 及總生存期 (OS) 呈強正相關。這就像是俄烏戰爭中的「邊境控制」,如果邊境(侵襲邊緣)與後方中心都有精銳的駐軍,癌細胞(入侵者)就難以透過血管或淋巴管進行滲透與擴散。   透過「免疫評分 (Immune Score)」系統,臨床醫師能更精準地識別高風險患者。 我們根據 CD8 與 CD45RO 細胞在不同區域的密度,將腫瘤分為 Im 0 到 Im 4。低免疫評分 (Im0) 的患者即便處於早期 (TNM Stage I-II),其 5 年復發率仍高達 75%,而高評分者 (Im4) 僅為 5%。這意味著特定的趨化激素 (Chemokines) 如 CX3CL1、CXCL10 塑造了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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