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檢測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 問題背景 對於早期雌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患者，儘管預後相對良好，但臨床上面臨極其漫長的復發陰霾，部分患者在手術 10 年、20 年後仍有可能出現遠端的轉移，使得長期之術後輔助荷爾蒙受體治療成為不可或缺但充滿拉鋸的戰役。   在我的門診中，常常會遇到乳癌患者高興地拿著病理報告說：「醫師，我的受體檢測是荷爾蒙受體陽性（ER+/PR+），我自己上網查過，大家都說這種亞型預後最好，為什麼別的三陰性、HER2 陽性的病友治療一年多都停藥了，我卻還要一直吃藥？甚至你們還跟我說五年都不夠，可能要吃 10 年、20 年？」   確實，這群荷爾蒙受體陽性之管腔型（Luminal-like）患者雖然在初期看似安全，但其復發風險曲線極其漫長，數十年後仍可能面臨復發的威脅。為了達到「治癒」的終極目標，我們在臨床上不斷強化術後的輔助荷爾蒙治療，但這也隨之帶來了「過度治療」與患者生活品質受損的雙重挑戰。   現代乳癌規範化診療已走向精細化分層的道路，然而如何在不犧牲療效的前提下，精準篩選出高復發風險患者給予強化治療，並讓低風險患者安全降階，仍是個體化醫療的一大瓶頸。   雖然我們已經進入了基因體學與臨床特徵精細化分層的時代，但老實說，目前的精準醫療僅僅是一個起步，我們依然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哪些極早期的患者被過度治療了，也無法保證哪些高復發風險患者已經得到了最完美的術後輔助荷爾蒙的防線。在臨床指引中，不論是針對中高復發風險患者的術後輔助荷爾蒙的防線，到底是要加 Abemaciclib、還是 Ribociclib 方案，對於患者群體的篩選標準都存在顯著的臨床差異。   例如，某些多中心研究（如:NATALEE 試驗）的篩選條件相對寬鬆，只要是具備特定高復發風險因素的淋巴結陰性患者即可以使用，而其他研究則要求兩組患者都具備更強的指引才建議介入。這顯示出我們在術後輔助階段的防線布署，依然在療效與過度治療之間進行艱難的拔河。   而新型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在術後輔助治療階段初試啼聲，其生存曲線則是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寬，展現出顯著且具備持續性的無侵襲性疾病生存期（IDFS）的獲益。 幸運的是，近年來新型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Oral SERD）-giredestrant在臨床試驗中展現了令人振奮的陽性結果。臨床數據顯示，相較於標準的芳香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小分子抑制劑的「人盯人」防守漏洞與抗藥性宿命 傳統小分子抑制劑採取 1:1 化學結合的「人盯人」防守策略，在面對癌細胞的基因擴增、配體結合域（LBD）突變或激酶轉化為支架蛋白（scaffold）等機制時，極易導致臨床的抗藥性與治療失敗。   在臨床實務中，我們經常面對腫瘤患者在經歷短暫緩解後再度復發的殘酷現實。長期以來，我們在腫瘤學戰場上主要依賴傳統的小分子標靶藥物。這些藥物的作用機制是透過進入目標蛋白的配體結合域（ligand binding domain, LBD），進行一比一的化學結合（1:1 stoichiometry），藉此抑制其酶的活性（enzymatic activity）。   如果把這場抗癌戰役比喻為一場高張力的「足球賽」，傳統小分子標靶藥物就像是場上的防守球員，必須採取緊迫盯人的「人盯人防守」。然而，這種防守策略在面對狡猾的癌細胞時會暴露出三大漏洞： 靶點蛋白的超額擴增： 癌細胞可以透過基因的擴增（amplification）大量過度表達（overexpression）目標蛋白質，這就像對方突然派出了十倍數量的明星球員，我們的防守藥物分子數量根本嚴重不足，形成供不應求的局面。 LBD 的突變使口袋變形： 當基因突變導致蛋白的 LBD 口袋結構改變，小分子標靶藥物便「卡不進去」。這就像對方球員換了一件滑溜的球衣，我們的防守球員連拉帶扯也抓不住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帶球過人。 蛋白轉化為支架繼續助攻： 即使我們成功抑制了酶活性，該蛋白依然可以化身為物理支架（scaffold），協助連接並活化下游的其他激酶。這就像對方的球員雖然不能親自射門，但依然留在場上透過阻擋與傳球協助隊友得分。   PROTAC 技術:將對手直接「紅牌罰下」的泛素-蛋白酶體降解系統 標靶蛋白質降解技術（PROTAC）利用雙頭「手銬」的結構，透過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PS）直接將標靶蛋白導向焚化爐去分解，並具備神奇的「催化循環」與精準定位優勢。   為了解決傳統「人盯人」防守的宿命，標靶蛋白質降解技術（PROTAC）提供了一個顛覆性的解決方案。PROTAC 的運作本質是非常高效：它不管蛋白質的口袋能不能讓藥物卡死，而是直接將標靶蛋白拖去細胞內的垃圾桶分解，這是基於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biquitin-proteas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