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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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C 2026 重磅解密】雙抗解鎖難治性的肺癌腦膜轉移:依沃西單抗(Ivonescimab)聯手化療突破高劑量 EGFR標靶治療失敗後的救援困境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併發(軟)腦膜轉移(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 LM)為臨床預後最差的極致難題,在高劑量第三代 EGFR標靶治療及鞘內化療相繼失效後,面臨無標準全身治療的窘境。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精準治療時代,第三代 EGFR-標靶治療(如:Osimertinib 雙倍劑量 160mg qd)極大地改善了伴有中樞神經系統轉移患者的預後。然而,當腫瘤侵犯軟腦膜與蜘蛛網膜下腔,形成軟腦膜的轉移時,血腦屏障(BBB)與血-腦脊液屏障(BCSFB)的物理阻隔,加上腦脊液循環中腫瘤細胞的高度異質性,使得治療極具挑戰。   臨床上,這群患者在經歷高劑量的標靶治療攻防、腦部放射線治療以及 CSF 導向的鞘內/腦室內化療(Intrathecal/Intraventricular Chemotherapy)後,一旦再次出現疾病的惡化(PD),往往伴隨著嚴重神經功能缺損與惡劣的體能狀態。傳統的後線單藥化療、或免疫單藥之治療對腦脊液內的微環境收效甚微,臨床急需要能夠同時穿透、並重塑免疫與血管微環境的全新救援策略。   雙抗作用機制與臨床實證 依沃西單抗(Ivonescimab, AK112)作為 PD-1/VEGF 雙特異性抗體,結合pemtrexed與鉑類化療,在極度難治的重度治療過之腦膜轉移患者中展現出顯著的中樞神經系統與全身控病能力。   發表於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的這項單中心真實世界研究,精準聚焦於「高劑量三代 標靶治療 失敗」這一未被滿足的臨床痛點。研究納入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間治療的 33 例極度難治性 EGFR 突變 NSCLC 併發 LM 患者,以下為該研究的幾項關鍵突破性數據:   患者的既往治療線數中位數高達 4 線),66.7% 接受過超過4種的治療,72.7% 的基線 ECOG PS 為 2-3 分。31 例經 CSF 細胞學證實,29 例伴有腦實質轉移,且所有患者均接受過 CSF 導向的鞘內/腦室內的化療,代表了臨床上極端棘手的晚期後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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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C 2026 重磅剖析】當 9p21的缺失遇上PRMT5高表達:非小細胞肺癌的免疫「荒漠」與存活率困境解密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染色體 9p21 缺失所導致的 MTAP 缺失常見於大約 17.4% 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其伴隨的 PRMT5高度表達,共同建了一種高度抑制性的腫瘤微環境,成為免疫治療失效與預後不良的核心瓶頸。   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診療中,我們精準醫療的版圖正從單一基因突變(如:EGFR、KRAS)擴展至複雜的基因體缺失與表觀遺傳調控。染色體 9p21 區域的純合性缺失(Homozygous deletion)不僅會導致腫瘤抑制基因 CDKN2A/B 的功能喪失,亦常會連帶引發相鄰的甲基腺苷磷酸化酶(MTAP)基因缺失。   近年來,蛋白質精氨酸甲基轉移酶 5(PRMT5)作為 MTAP 缺失型腫瘤的「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靶點備受矚目。然而,在臨床實務中,即便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已成為無特定基因突變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第一線治療標準,MTAP的缺失且伴隨 PRMT5 高表達的患者,其免疫治療反應率與總生存期卻往往不盡如人意。瞭解這類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細胞譜特徵,是突破目前臨床治療瓶頸的關鍵第一步。   大數據驗證與機制解構 基於 Caris Life Sciences 的39,124 例大樣本 NGS 資料庫,研究證實 PRMT5-H/MTAP-D 亞型在多種驅動基因亞群中均呈現最差的中位整體存活時間,且其 CD8+ T 細胞的浸潤量暴跌超過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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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性別預後密碼:從 2026 WCLC 國際巨量個體數據看女性的生存優勢與藥物動力學啟示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來自 Vivli 平台的 6 項全球的第三期臨床試驗(PROFILE 1014、ALEX、ALTA-1L、PROFILE 1007、CROWN、PROFILE 1029)個體參與者數據的薈萃分析顯示,在 1,142 例接受 ALK標靶治療的晚期 ALK融合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女性性別為獨立的良好總生存期之預後因子(HR = 0.76,),其機轉可能與體內藥物的谷濃度(Ctrough)較高及性激素受體路徑調控有關。   儘管第一代至第三代的ALK標靶治療 極大改善了晚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 患者的預後,但在實務上,個體間的療效與耐受性仍存在有顯著的異質性。早期的藥物動力學之研究已經注意到女性患者在接受特定小分子標靶藥物治療時,往往能達到更高的穩定血漿谷濃度(Ctrough),然而「性別的差異是否能直接轉化為臨床上中位整體存活時間延長的顯著獲益」,在過去單一臨床試驗或小規模後續追蹤中,始終缺乏足夠的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來證實。 此次發表之本研究調閱 2010–2019 年間 6 項指標性全球3期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的個體患者資料(IPD),針對 1,142 例接受ALK標靶治療藥物(標靶涵蓋 Crizotinib、Alectinib、Brigatinib 及 Lorlatinib;85% 為一線治療)的患者進行個體水平匯總分析: 性別分布:女性占 57%(n = 650),男性占 43%(n = 492)。 病理與臨床特徵:以腺癌(93%)、無吸煙史(62%)及 ECOG PS 0–1 分(95%)為主;基線有中樞神經系統的轉移率為 28%(其中 64% 未曾接受局部放療)。 單變量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分析: 女性組:中位總生存期(中位整體存活時間)未達到(NR)。 男性組:中位整體存活時間 為 5 個月。 未校正風險比:HR = 0.79(95% CI 0.65–0.97, p = 0.027)。   機制拆解 多變量 Cox 回歸模型(Multivariable Cox Model)的校正結果:利用 Schoenfeld 殘差檢定確定比例風險假設(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符合後,引入試驗別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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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方藥解碼 CIPN:從 OLCSG2101臨床試驗看牛車腎氣丸改善紫杉醇化療引起的周邊神經病變?

本篇是針對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最新發表的 OLCSG2101 隨機 的第二期試驗進行臨床深度解析,探討牛車腎氣丸(Goshajinkigan, GJG)對以肺癌為主的人群在接受紫杉醇(Paclitaxel, PTX)化療時,預防化療誘導周邊神經病變(簡稱CIPN)的臨床價值與潛在機制。   紫杉醇誘導神經毒性的臨床困境 CIPN 為太平洋紫杉醇為基礎化療中常見且具劑量限制性(Dose-limiting toxicity,)的毒性反應,目前臨床尚無確立的標準預防策略。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實務中,以太平洋紫杉醇聯合卡鉑(Carboplatin)為基礎的雙藥化療,至今仍是許多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及其他實體癌症的重要治療基石。然而,太平洋紫杉醇所引發的周邊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常成為制約太平洋紫杉醇療效的巨大瓶頸。 如果將太平洋紫杉醇對抗腫瘤細胞的過程比喻為「投手投出 160 km/h 的速球直塞打者的內角高位」,其微管蛋白(Microtubule)的穩定化作用能極其高效地摧毀快速分裂的癌細胞;但這顆剛猛的速球卻同時帶來了嚴重的「失投球側傷」。太平洋紫杉醇會沉積於後根神經節(Dorsal Root Ganglion, DRG)及周邊軸突,損害神經細胞的神經傳導與軸突運輸(Axonal transport)。   這就像「打者擊出界外球、卻直接重創了投手手腕的神經」,雖然打擊了腫瘤,但傳導神經的神經纖維(軸突)受到微血管痙攣與神經發炎的衝擊,導致患者出現末梢麻木、灼熱感甚至運動功能的障礙。一旦出現 ≥2 級(CTCAE v5.0)的 CIPN,醫師往往不得不進行劑量的減額(Dose reduction)或延遲給藥,這無疑是在棒球比賽第 8 局領先時,被迫將主投換下場,大大削弱了抗癌戰術的延續性與相對劑量強度。   OLCSG2101 隨機 II 期試驗數據與臨床解析 牛車腎氣丸(又稱濟生腎氣丸)是源自宋代漢方古籍《濟生方》的經典中藥方劑,屬於溫補腎陽、利水消腫的補益劑。它是以治療腎虛基礎的「六味地黃丸」為核心,加上肉桂、附子(即八味地黃丸),再進一步加入牛膝與車前子兩味藥材所組成(故名「牛、車」)。   牛車腎氣丸在預防性給藥下,可以顯著降低了中、重度等級的CIPN發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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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BRAF V600E 迷思:從分子機制到標靶再分化,精準重塑甲狀腺癌全病程管理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BRAF V600E 突變顯著降低腫瘤的攝取碘能力(OR=5.94),但在臨床反應率與遠期復發率上未達統計學顯著差異;這意味著 BRAF 突變是預測放射性碘抵抗性(RAIR)的分子標誌物,而非宣告 ¹³¹I 治療效能的終點。 甲狀腺乳頭狀癌占所有甲狀腺惡性腫瘤的 90% 以上。對於中高風險以及伴有遠處轉移的患者,全甲狀腺切除術後輔以放射性碘(RAI)治療是消除殘留病灶、降低復發風險的標準路徑。然而,約 15%~20% 患者於術後面臨復發,其中三分之一的復發病灶會逐漸喪失攝碘能力,演變為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RAIR-DTC),使後續治療陷入困境。 近年來,BRAF V600E 突變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的高檢出率使其成為臨床關注焦點。整合 14 項研究、2890 例患者的綜合姓分析顯示,BRAF V600E 突變體與病灶攝碘功能的喪失高度相關,特別是在復發型甲狀腺乳頭狀癌亞組中此現象更為顯著。然而,悖論在於:該突變並未直接轉化為放射性碘臨床反應率或遠期復發率的惡化。 因此,臨床醫師切不可將 BRAF V600E 突變直接等同於「¹³¹碘治療無效」。對於初診 BRAF 突變的甲狀腺乳頭狀癌 患者,仍應規範執行放射性碘清甲治療;唯有當影像學與分子影像證實存在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時,才需啟動全身性系統化治療。   BRAF V600E 透過持續激活下游 MAPK 訊號通路,下調鈉碘同向轉運體(NIS)及甲狀腺過氧化物酶(TPO)等分化基因的表達,導致細胞膜表面的「碘泵」失去功能,從而誘發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在正常的甲状腺濾泡上皮細胞中,鈉碘同向轉運體(NIS)就像是球隊裡的「先發控球後衛」,負責精準地將血漿中的「碘離子運送到細胞內部,以完成後續的甲狀腺素合成或放射性的碘打擊。正常情況下,細胞內部的 MAPK 訊號通路是一個受嚴格調控的「戰術教練組」,只有在接獲生長因子訊號時才短暫發號施令。 當 BRAF 基因發生 V600E 點突變時,就如同「戰術教練組」突然失去理智,在場邊無休止地狂吹口哨、下達錯誤指令(MAPK 通路持續過度激活)。這套錯誤的訊號傳導會直接癱瘓後勤系統,迫使細胞核停止生產「先發控球後衛」(NIS 的基因轉錄被嚴重抑制)。最終,球場上的控球後衛全數被撤下且無人補位,導致細胞膜上的「碘泵」完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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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樞神經禁區的「鐵穹防禦網」:血腦屏障(BBB)的解剖生理學與腫瘤穿透戰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血腦屏障(BBB)是嚴格調控血液與大腦細胞外環境的特化介面,但也成為腫瘤科醫師治療腦轉移或中樞神經惡性腫瘤時,必須要思索的最大藥物通透障礙。   身為熟練臨床治療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面對轉移性腦瘤或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時,常常面臨一個殘酷的臨床現實:全身性化學治療或新穎標靶藥物在體外表現優異,一旦進入體內卻往往對腦部病灶束手無策。這種療效落差的根源,正是由血腦屏障所建構的嚴密防線。   血腦屏障並非單一結構,而是一個高度特化的細胞複合體介面。其解剖與組織學特徵包含: 內皮細胞與緊密連接: 腦微血管的內皮細胞之間透過緊密連接緊密嵌合,徹底限制了細胞間隙的自由通過,將絕大多數的大分子蛋白質與離子擋在境外。 神經膠質細胞的協同支撐: 微血管周圍由周細胞(Pericytes)包覆,並由星狀膠質細胞的終足(Astrocyte end-feet)形成第二道物理與化學調控網,維護大腦的穩態。 選擇性的運輸機制: 儘管結構嚴密,但透過被動擴散(如:氧氣、二氧化碳、小分子脂溶性物質)以及專一性轉運蛋白(如:葡萄糖和胺基酸載體),它能精準輸送大腦必需的營養物質。   大腦神經元對外環境的化學變化極度敏感,必須維持恆定。然而,當腫瘤細胞突破這道防線形成腦轉移時,這座原本保護大腦免受病原體與潛在毒素侵害的「安全堡壘」,反倒變成了阻絕抗癌藥物進入的無形高牆。   血腦屏障的緊密連接與選擇性運輸,完美對應了現代地緣政治中高度戒備的防空識別區與「鐵穹防禦系統」。血腦屏障(BBB) 的運作機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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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骨盆腔的「外交僵局與通訊癱瘓」:腫瘤臨床中大便失禁與裏急後重的病理生理學全景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骨盆腔解剖結構與神經迴路的破壞,常導致腫瘤患者出現糞便失禁與裏急後重,嚴重影響生活品質與後續抗癌處置。在骨盆腔腫瘤(如直腸癌、宮頸癌、前列腺癌或骨骼轉移)的臨床照顧中,糞便失禁(Fecal Incontinence) 與 裏急後重(Tenesmus) 往往是患者最難啟齒、卻極度摧殘其尊嚴與依從性的併發症。   從解剖學與神經病理生理學(Pathophysiology) 的角度來看,排便控能與感知是由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陰部神經(Pudendal nerve)以及腸道內在神經系統(Intrinsic plexus)共同維持的精密平衡: 糞便失禁(Fecal Incontinence): 脊髓橫斷(Spinal Cord Transection): 由外傷、腫瘤壓迫或發炎性/退化性疾病所致。初期括約肌鬆弛,喪失對直腸擴張的感覺;經過一段時間後,括約肌張力雖可恢復,但自主控制依然喪失,排便轉為反射性(Reflexive defaecation)。   馬尾神經橫斷(Cauda Equina Transection): 造成持續性失禁,此時排便僅能依靠腸壁內在神經控制(自動性)。   意識喪失: 喪失對括約肌的自主控制,直接引發反射性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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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瘦瘦針遇上潛伏病毒:從 TriNetX 大數據看 GLP-1 受體促效劑與皰疹病毒活化的「國際局勢」與臨床決策

最新回溯性世代研究顯示,新使用 GLP-1 受體促效劑(GLP-1 RA)的糖尿病患者,其疱疹相關疾病風險出現統計上的相對增加,但在臨床絕對風險上影響有限。   作為熟練臨床治療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日常診務中除了應對惡性腫瘤,也高度關注各類代謝藥物與免疫微環境的交互作用。近期一項利用美國 TriNetX 電子健康紀錄資料庫(2015–2022 年)進行的回溯性世代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採用了標籤試驗模擬的設計,引起了醫學界的廣泛討論。   該研究納入 18 歲以上且已使用雙胍類(如 LMetformin)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針對新使用 GLP-1 RA 的族群,分別與使用 SGLT-2i(共納入 82,789 組傾向分數配對)或 DPP-4i(共納入 95,190 組傾向分數配對)的患者進行觀察比較,評估其疱疹相關疾病(包含單純性疱疹 HSV 與帶狀疱疹 HZ)的發生率。研究結果發現,在經過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調整共病症、BMI 及醫療資源使用後,新使用 GLP-1 RA 相較於 SGLT-2i 患者: 整體疱疹相關疾病(HSV + HZ): 發生風險提高約 20% (HR = 1.180)。 單純性疱疹(HSV): 發生風險提高約 28% (HR = 1.277)。 帶狀疱疹: 發生風險提高約 18% (HR = 1.180)。   然而,正確解讀這項觀察性研究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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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頑固性打嗝的「神經外交戰」:從腦幹反射路徑到腫瘤臨床的精準阻斷策略

打嗝是受迷走神經與膈神經調控的自主吸氣反射,但在腫瘤臨床中,持續性打嗝往往預示著嚴重的病理威脅或藥物副作用。 在臨床腫瘤學的日常工作中,我們常聚焦於腫瘤退縮率、無進展生存期以及嚴重的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s)。然而,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臨床症狀-打嗝(Hiccup / Singultus),卻常成為打亂患者生活品質與治療依從性的「地緣政治突發危機」。   打嗝本質上是一種突發性、不自主的呼吸肌收縮,隨後伴隨著聲門(Glottis)的快速關閉。從生理機制來看,打嗝反射弧(Hiccup Reflex Pathway)包含三個主要部分: 傳入神經(Sensory Pathway): 主要由迷走神經(Vagus Nerve)與膈神經(Phrenic Nerve)的神經纖維組成,負責傳導來自胸腹腔器官(如胃膨脹、溫度驟變、腫瘤壓迫)的刺激訊號。 中樞整合區(Reflex Center): 位於腦幹(Brainstem),特別是延髓的網狀結構與呼吸調節中樞。 傳出神經(Motor Output): 經由膈神經支配橫膈膜(Diaphragm),以及由肋間神經(Intercostal Nerves)支配外肋間肌,促成急促的吸氣動作;同時透過迷走神經傳出支使聲門瞬間閉合,產生特有的「HIC」聲響。   在一般大眾身上,打嗝多為自限性(< 48小時)。但在腫瘤科領域,持續性打嗝(Persistent Hiccups, > 48小時) 或頑固性打嗝(Intractable Hiccups, > 1個月) 卻極為常見。無論是縱隔腔淋巴結腫大壓迫迷走神經、腦轉移壓迫腦幹反射中樞,抑或是化療藥物(如:Cisplatin)與止吐藥(如:Dexamethasone)的誘發,持續性的橫膈膜痙攣都會導致患者睡眠障礙、體力消耗、脫水,甚至誘發吸入性肺炎,成為臨床處置上不可忽視的難題。   當胃部膨脹、飲用碳酸飲料或胸腔內腫瘤壓迫時,這就像是烏克蘭邊境或波斯灣海域出現了前線軍事異動。迷走神經與膈神經此時扮演了「情報偵察管道」的角色,將邊境的微小擾動(刺激)迅速往上通報給最高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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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拆解 BRAF V600E 突變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從分子路徑到精準打擊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大腸直腸癌中,BRAF V600E 突變屬於預後極差的特定亞型,其發病率約占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的 5–10%。 單純使用 BRAF 抑制劑無效,主因在於下游 ERK 抑制後會引發 EGFR 機制的「敵軍增援」(回饋活化)。臨床突破點在於雙重或三重標靶聯合治療(如 BRAF + EGFR ± MEK/PI3K 抑制劑)以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的協同作用。   一、突破性的防線與致命的「叛變門將」 BRAFV600E 突變是大腸直腸癌中極具侵襲性的分子特徵,帶來顯著的轉移風險與不良預後。 在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中,約有 5–10% 帶有 BRAF 基因突變,其中高達 90% 為 codon 600 的 Val600被Glu 替代(即 BRAFV600E)。這種 Class I 的突變會破壞 P-loop 與 activation segment 之間的疏水性相互作用,使激酶結構域持續地處於活化狀態,其激酶活性比野生活性高出 130 至 700 倍。   腫瘤微環境與臨床病理特性的惡化: 病理上,BRAFV600E 突變常伴隨於右側大腸腫瘤、黏液腺癌(mucinous carcinoma)、印戒細胞癌(signet ring cell carcinoma)以及無柄鋸齒狀腺瘤(sessile serrated adenomas)。此類患者極易發生淋巴結與腹膜轉移,且整體存活期(OS)顯著縮短,中位數僅約 12 至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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