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STAT3（訊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 3）在多種人類癌症中持續激活，是連接致癌基因訊號與免疫抑制微環境的核心樞紐。 在面對晚期惡性腫瘤時，常會發現免疫系統並非「缺席」，而是處於一種被「癱瘓」的狀態。STAT3 不僅由 IL-6 等細胞激素激活，還匯聚了來自 EGFR、VEGFR、Src 及 BCR-ABL 等多條致癌通路的訊號。這就像是在一場俄烏戰爭的電子戰中，腫瘤細胞成功侵入了政府軍的通訊指揮部（STAT3），利用原本用於組織修復與生長的指令，向免疫細胞發送「虛假的停火協議」。這種狀態下，免疫系統不僅不會攻擊腫瘤，反而開始去保護它。 持續激活的 STAT3 通過「前饋迴路 (Feed-forward loop)」在腫瘤細胞與免疫細胞間建立惡性循環，導致 Th1 型免疫反應的系統性下調。 腫瘤細胞分泌的 VEGF、IL-10 和 IL-6 會激活周邊免疫細胞內的 STAT3，而激活後的免疫細胞反過來分泌更多的上述激素，維持 STAT3 的持續激活。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免疫系統的「認知作戰」，當免疫守軍變成協作者 儘管免疫系統能夠識別腫瘤抗原，但癌細胞經常透過系統性促發炎的細胞激素，將細胞毒殺性反應轉化為有利於生長的「非典型發炎」。 有一個弔詭的現象，腫瘤組織內並非缺乏淋巴球，但這些 CD8+ T 細胞 卻像是「被拔了牙的專業球員」。腫瘤會利用類似「俄烏戰爭」中的認知作戰，散佈錯誤的化學訊號（如:TNF-α, TGF-β, IL-6），讓原本應該執行「清除任務」的免疫細胞，誤以為正在進行「傷口癒合」。這種環境下的 T 細胞雖然存在，、但其浸潤受到嚴格限制，且 MHC 分子的表達被下調，導致抗原呈現效率極低，預後自然不好。 長期慢性發炎是腫瘤進展的催化劑，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的保護作用正說明了發炎環境與癌變的深度耦合。 在俄烏戰爭中，長期受損的基礎設施若未被正確地修復，反而會被入侵者利用作為掩體。腫瘤微環境也是如此。當組織處於慢性損傷時，系統循環中的促發炎細胞激素（如:在晚期惡病質中觀察到的情形）會顯著上升，這與患者的存活率呈現負相關。腫瘤並非單純逃避追蹤，而是主動策動了一場「免疫政變」，將免疫監控轉變為促進生長的環境。 解決方案一：重撥撥號盤，平衡 IL-12 與 IL-23 的「戰地通訊」 IL-12 與 IL-23 雖共用 p40 次單元，但兩者對 T 細胞的極化作用卻是截然不同：IL-12 會觸發「全場緊逼」，而 IL-23 則是「資敵行為」。 這就像是籃球賽中的兩套戰術系統。IL-12 像是「快攻/扣籃」指令，它誘導 IFN-γ 的產生，強化 Th1 與 CD8+ T 細胞 的細胞毒性，並上調腫瘤為環境中的 MHC-I 表達，讓敵軍無所遁形。然而，腫瘤其實更偏好 IL-23，這就像是潛入我方陣營的假教練，它雖然也刺激發炎，但誘發的是 IL-17 模式，這會導致腫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巨噬細胞的浸潤以及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的釋放，反而為腫瘤擴張鋪路。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的腫瘤TNM 分期的局限性與免疫監控的臨床意義 儘管傳統的 TNM 分期系統（腫瘤大小、淋巴結受累、遠處轉移）是目前的預後標準，但相同分期的患者在復發與生存率上常表現出顯著差異。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經常遇到腫瘤負荷較小、但復發極快的病例，亦或是晚期患者卻擁有意外良好的預後。這說明了腫瘤的生物學行為並非僅由癌細胞本身決定。 腫瘤免疫監控 (Immuno-surveillance) 的概念指出，免疫系統能識別並清除新生的癌細胞，而在已建立的腫瘤中，免疫系統的「休眠期 (Dormancy stage)」控制對於預後至關重要。 目前的困境在於如何精確量化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反應，並將其轉化為可靠的預後指標。 想像一場足球賽，球隊的實力不僅取決於前鋒（癌細胞）的攻擊力，更取決於後衛（免疫細胞）的佈陣。如果後衛（腫瘤浸潤淋巴球/TILs）只是散亂分佈在球場邊緣，而沒有在關鍵位置（腫瘤邊緣或中心）進行壓制，那麼對手的進攻將勢如破竹。高水平的淋巴球浸潤通常與更好的臨床預後相關，且其功能導向 (Functional orientation) 是決定復發控制的關鍵。 解決方案一：大腸直腸癌的「免疫景觀 (Immune Contexture)」與免疫評分 研究證實，記憶型 T 細胞 (Memory T cells) 在腫瘤中心與侵襲邊緣的浸潤密度，是預測復發最有效的指標。 針對 959 例大腸直腸癌的研究顯示，具有強大 Th1 模式與細胞毒性特徵的記憶型 T 細胞（如: CD8/CD45RO+）浸潤，與患者的無病生存期 (DFS) 及總生存期 (OS) 呈強正相關。這就像是俄烏戰爭中的「邊境控制」，如果邊境（侵襲邊緣）與後方中心都有精銳的駐軍，癌細胞（入侵者）就難以透過血管或淋巴管進行滲透與擴散。 透過「免疫評分 (Immune Score)」系統，臨床醫師能更精準地識別高風險患者。 我們根據 CD8 與 CD45RO 細胞在不同區域的密度，將腫瘤分為 Im 0 到 Im 4。低免疫評分 (Im0) 的患者即便處於早期 (TNM Stage I-II)，其 5 年復發率仍高達 75%，而高評分者 (Im4) 僅為 5%。這意味著特定的趨化激素 (Chemokines) 如 CX3CL1、CXCL10 塑造了一種
一、從地緣政治的戰略危機，談國內外前列腺癌的「晚期確診戰術困境」 台灣前列腺癌初診為晚期的比率高達近三成，遠高於美國的 8%，臨床上極需要對高 Gleason 分數及骨轉移個案提高診斷敏感度與早期干預能力。 近年來國際政經局勢波濤洶湧，從俄烏戰爭的持久消耗戰，到中東地區美國與伊朗之間隨時引爆的精準空襲與地緣對峙，各國國防指揮官最忌諱的莫過於「情報轉向滯後」與「本土防線被悄悄滲透」。在臨床腫瘤學領域，前列腺癌的病程進展亦宛如一場隱蔽的非對稱戰爭。以美國前總統拜登（Joe Biden）的醫療動態為例，其病例時間軸清晰地展示了侵襲性前列腺癌的險惡病程： 2025 年 5 月：因泌尿系統症狀進行深入檢查，確診為高度侵襲性前列腺癌，Gleason score 高達 9/10（屬於高危險群），且初診即已發生遠端的骨骼轉移，病程歸類為第四期。 2025 年 10 月：發言人證實發言人正接受荷蒙治療（ADT）與全身性/局部放射線治療。 2026 年 8 月 8 日：其家屬證實腫瘤進一步擴散，並伴隨嚴重的骨骼轉移疼痛。 這一案例揭示了當前晚期前列腺癌的診斷困境。根據 2026 年台灣泌尿科醫學會（TUA）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新診斷的攝護腺癌患者中，高達 28.06%（近 3 成） 在初診時即已進入了第四期並伴隨遠端轉移（主要是骨轉移）。相較於美國初診第四期僅約 8% 的比例，台灣晚期確診率明顯偏高。 早期攝護腺癌經常無明顯症狀，或僅表現為類似攝護腺肥大（BPH）的下泌尿道症狀（LUTS）。臨床醫師應提醒 50、60 歲以上男性，若出現以下 4 個容易被忽略的警訊，切勿單純歸咎於器官退化，應即刻展開系統性排查： 頻尿與夜尿次數異常增加。 排尿困難、尿流變細或是斷斷續續。 血尿（Hematuria）或血精（Hematospermia）。 突然出現排尿功能明顯改變，或伴隨持續數週的腰背痛、骨盆腔疼痛。 臨床篩檢應綜合評估 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抽血檢查、肛門指診（DRE）、多參數磁振造影及攝護腺切片確診。值得注意的是，PSA 升高不等於前列腺癌，肥大、感染或發炎亦會干擾指數；但忽視篩檢則容易讓隱藏的敵軍「繞過防線」，直接攻陷骨骼系統。
一、台灣十大癌症五年存活率的臨床光譜與生存鴻溝 台灣十大癌症的5年相對存活率呈現出極端的「生存雙峰效應」，其中甲狀腺癌（5年存活率97.5%）、攝護腺癌（5年存活率95.0%）與睪丸癌（5年存活率94.8%）高居前三名，而胰臟癌則以5年存活率9.8%的低存活率敬陪末座 。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最新公布之「110年癌症登記報告」數據，台灣整體癌症治療品質與存活率雖有大幅躍進，但各癌別間的五年相對存活率（5-year relative survival rate）仍呈現顯著的雙極化現象。甲狀腺癌（97.5%）、攝護腺癌（95.0%）、睪丸癌（94.8%）與女性乳癌（88.1%）高居存活率前列；反觀「癌王」胰臟癌（9.8%）、肝癌（32.7%）與肺癌（34.9%）則處於預後低谷。 台灣十大癌症五年相對存活率排行榜分析 排名 癌別 (Cancer Type) 5年相對存活率 臨床預後特徵與機轉摘要 1 甲狀腺癌 (Thyroid) 97.5% 多為分化良好的乳突癌（Papillary），進展極慢且對放射性碘治療（RAI）高度敏感。 2 攝護腺癌 (Prostate) 95.0% 早期無症狀，對去勢抗雄激素療法（ADT）反應佳，疾病進展相對溫和。 3 睪丸癌 (Testicular) 94.8% 胚胎性腫瘤對鉑類化學治療（BEP regimen）極度敏感，治癒率極高。 4 乳癌 (Female Breast) 88.1% 篩檢普及（乳房攝影），標靶（HER2）、荷爾蒙與 CDK4/6 抑制劑等多兵種精準打擊。 5 大腸癌 (Colon) 69.2% 第 1 期高達 90% 以上，但第 4 期大幅降至 2 成以下，顯示早期切除之決定性。 6 子宮體癌 (Uterine Corpus) 64.5% 停經後異常出血易早期察覺，早期手術切除（Hysterectomy）預後良好。 7 子宮頸癌 (Cervical) 62.7% 抹片篩檢與 HPV 疫苗推廣，有效阻斷癌前病變（CIN）演進。 8 肺癌 (Lung) 34.9% 早期隱匿，第 4 期存活率僅約 8%；但低劑量電腦斷層的篩檢推廣正逐步翻轉早期診斷率。 9 肝癌 (Liver) 32.7% 常伴隨肝硬化（Cirrhosis）與慢性 B/C 肝炎，器官預備功能受限加深治療困難。 10 胰臟癌 (Pancreas) 9.8%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最新公布之「110年癌症登記報告」數據，台灣整體癌症治療品質與存活率雖有大幅躍進，但各癌別間的五年相對存活率（5-year relative survival rate）仍呈現顯著的雙極化現象。台灣十大癌症五年存活率展現出極端張力，乳癌與胰臟癌高達9倍的存活率差距，反映出早期篩檢普及率、生物學行為以及腫瘤微環境複雜度的本質差異。 胰臟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之所以長期被稱為「癌王」，不單僅是解剖位置深在後腹腔（Retroperitoneum）導致診斷延遲，更在於其發育過程中建立了地表上最堅固的物理與免疫「防衛陣地」。 胰臟癌細胞透過激活胰臟星狀細胞（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 PSCs）與癌症相關纖維母細胞（CAFs），分泌大量透明質酸（Hyaluronan, HA）與 I/III 型膠原蛋白（Collagen），形成佔據腫瘤體積高達 80-90% 的緻密間質（Stroma）。這如同俄烏戰爭中馬里烏波爾的「亞速鋼鐵廠」，擁有數米厚的加強混凝土與地下隧道群。這層厚重的「水泥防禦牆」嚴重壓迫腫瘤內微血管，導致血管塌陷（Vascular collapse）與極高的高間質流體壓（Interstitial Fluid Pressure, IFP）。當我們給予標準 Gemcitabine 或 Folfirinox 組合化療方案時，藥物就像遠程巡弋飛彈，因為缺乏開放的補給通道與血流滲透，根本無法穿透厚重的外圍堡壘抵達核心癌細胞。 此外，胰臟癌屬於典型低腫瘤突變負荷的「冷腫瘤」，缺乏有效的新抗原（Neoantigens）。同時，腫瘤為環境內部高度富集調節性 T 細胞（Tregs）、骨髓來源抑制細胞（MDSCs）以及 M2 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M2-TAMs），並持續釋放 TGF-β、IL-10 與 VEGF 等抑制性因子。這好比美伊在中東的灰色地帶衝突中，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使用了高度密集的「電磁脈衝干擾（EW）」與「雷達偽裝」。這種強烈的電子噪音癱瘓了美軍的衛星導引系統。即使我們投射了最先進的 PD-1/PD-L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由於腫瘤陣地內缺乏浸潤性 CD8+ 殺手 T 細，導引飛彈因此失去目標標的，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根據最新衛福部國健署癌症登記資料，胰臟癌的5年相對存活率僅 9.8%（相對的乳癌是88.1%），屬於典型的「Cold Tumor」（冷腫瘤）；其極低的預後主要源於緻密纖維增生（Desmoplasia）阻隔了抗癌藥物的滲透、高度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以及嚴重的免疫抑制之腫瘤微環境。 篇章一、位居「冷腫瘤」地獄頂端的鋼鐵堡壘 胰臟癌的 9.8% 存活率瓶頸，本質上是腫瘤微環境所建構的「地緣政治防衛網」，徹底封鎖了傳統化療與現代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打擊能力。 當我們在臨床面對乳癌（5年存活率 88.1%）或攝護腺癌（5年存活率 95.0%）時，治療武器庫已相當豐富且臨床路徑明確；然而，衛福部國健署最新公布的癌症登記數據卻給了我們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現實；胰臟癌的5年相對存活率僅有 9.8%，高居十大癌症存活率末位，且初診斷時多數已失去外科切除手術治療的黃金窗口。 為何傳統的化學治療（如 :FOLFIRINOX 或 Gemcitabine + Nab-paclitaxel）與單藥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胰臟癌面前屢屢碰壁？解答就在於腫瘤微環境的極致演化。 俄烏戰爭中的「亞速鋼鐵廠」與防空禁航區 若將乳癌或大腸癌的免疫治療比喻為在開闊平原進行的現代遠程精準打擊，那麼胰臟癌就是被「俄烏戰爭中的亞速鋼鐵廠（Azovstal）」與強大「S-400防空飛彈防衛網」重重包圍的地下要塞。 胰臟星狀細胞（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被激活後，大量分泌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如:膠原蛋白（Collagen）與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形成極度高壓且緻密的腫瘤基質（Stroma）。這就像亞速鋼鐵廠地下的幾層鋼筋混凝土，將化學治療藥物與免疫細胞阻絕在外。 腫瘤組織內部充斥著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 M2 phenotype）、骨髓來源抑制細胞（MDSCs）與調節性T細胞（Tregs），並持續釋放 TGF-β、IL-10 等抑制性細胞激素（Cytokines）。這相當於在防區內施放強烈電磁干擾，讓進攻的毒殺型T細胞 (CTLs) 失去作戰目標，甚至陷入T細胞的耗竭（T-cell Exhaustion）。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在接受傳統荷爾蒙治療時，仍面臨到顯著的長期復發與轉移風險，急需更具突破性的輔助治療方案方案來強化防線。 在早期乳癌的臨床治療策略中，荷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HR+/HER2-）型別佔了絕大多數。長久以來，非類固醇類芳香化酶抑制劑（Nonsteroidal Aromatase Inhibitors, NSAI）等輔助荷爾蒙治療（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扮演著防線的基石角色。 然而，臨床數據與經驗告訴我們，即使經過標準的單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的治療的早期乳癌患者，在術後數年至十幾年間，仍持續承受著侵襲性疾病復發（Invasive Disease Recurrence）及遠端轉移的陰影。這種長期的復發風險，就如同在棒球比賽的九局下半，雖然我們已經取得領先，但對手的打線（殘存的微轉移癌細胞）隨時可能揮出逆轉的全壘打。如何進一步鞏固防線、提高無侵襲性疾病存活率（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 iDFS），成為當前早期乳癌治療中極待解決的核心挑戰。
從長遠防守到終場獲勝：NATALEE 試驗 5 年追蹤數據解密 Ribociclib 術後輔助治療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的持續「延展效應」 閱讀全文 »
一、失控的球場控球權——KRAS 變異與腫瘤異常增殖的臨床困境 KRAS 基因突變是驅動多種惡性腫瘤持續惡化的「核心發動機」，長期以來因其分子構造平滑且缺乏明確結合位點，被視為難以攻克的「不可靶向（Un-druggable）」標靶。 在日常臨床面對非小細胞肺癌或大腸直腸癌的患者時，我們最棘手的敵人之一莫過於 RAS 家族基因突變。回顧 RAS 活化的循環與下游訊號傳導的生化機制，正常細胞生理期時是高度仰賴一套極為精密且動態平衡的「開關機制」。 當細胞膜表面的受體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結合了配體（Ligand）以後，會招募銜接的蛋白質 GRB2 與鳥苷酸釋放因子 SOS，進而催化下游的小 GTP 酶（Small GTPase）進行核苷酸的交換。 這整個過程就像是一場高水準的籃球比賽： GDP的結合態（Switch Off）：如同控球後衛（也就是KRAS）站在後場持有無效球，此時傳導鏈處於靜止狀態。 GTP 的結合態（Switch On）：當 SOS(鳥苷酸釋放因子)/GEFs（鳥苷酸交換因子）發動戰術時，會將 GDP 替換為 GTP，此時 KRAS基因會被被活化，把球精準地傳給下游的攻擊陣容。 GAPs（活化蛋白質的GTP 酶）：扮演場邊裁判與防守教練的角色，催化 GTP 的水解（GTP Hydrolysis）釋放出無機磷酸鹽，將 KRAS 迅速地強行下場、拉回 GDP的靜止態，保持戰術動態平衡。 然而，當發生 KRAS 密集的突變熱點（Mutation Hotspots），例如:G12D、G13D、E31K、Y32C、E37G、Q61L 以及我們極為關注的 G12C的突變時，遊戲規則被徹底改寫了。就像是棒球比賽中的強打者，抓到了投手的配球規律，或者籃球後衛徹底地漠視裁判的哨聲與時間限制： KRAS的熱點基因突變，會使得 KRAS 蛋白喪失了內源性或 GAP所介導的 GTP 水解能力，或者是極大化了核苷酸的交換效率。 KRAS 蛋白被強制性的鎖定在 GTP 結合的活化狀態。 活化的 KRAS會持續性、且無限制地激活兩條極為關鍵的下游訊號通路，分別是MAPK 傳導路徑與PI3K 傳導路徑。 最終導致細胞失控、而拼命複製分裂，誘發細胞的異常增殖與腫瘤惡性化。
d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國內新藥物開發者透過 HCB101 ，透過三層式的免疫調控機制（3 Layers Mechanism），解除 SIRPα-CD47 免疫檢查點抑制，恢復巨噬細胞媒介之 ADCP，並成功促成持久的效應記憶 T 細胞生成。 ADCP是抗體依賴性細胞吞噬作用，一種免疫系統的重要機制，主要透過吞噬細胞（如:巨噬細胞）、抗體與標靶細胞（如:腫瘤或受感染細胞）互相配合來清除有害物質。當治療性抗體的前端（Fab段）緊緊黏住目標細胞表面的異常抗原時，其後端（Fc段）就會曝露出來，並與吞噬免疫細胞表面的 Fc 受體（如 FcγRIIa、CD32a 等）結合，進而啟動吞噬細胞將壞細胞「吃掉」並分解。 在當前的腫瘤免疫治療領域，雖然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帶來了顯著的突破，但許多患者仍面臨初發性的抗藥（Primary resistance）或繼發性抗藥（Acquired resistance）的困境。這背後的核心障礙，往往源自於腫瘤微環境的免疫阻礙。 HanchorBio 所研發的新型免疫治療藥物 HCB101，提出了一套已經被證實的免疫學機制。HCB101 不是傳統的「解除免疫煞車」的新型免疫治療藥物，而是透過激活先天性免疫（Innate Immunity）中的巨噬細胞，進一步啟動適應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驅動全新的腫瘤反應性 T 細胞純系（New tumor-reactive T-cell clones）以及長效的效應性記憶 T 細胞的形成，達到持久的抗腫瘤免疫。 問題背景：腫瘤微環境中的「冷場」與免疫逃逸機制 腫瘤細胞利用 SIRPα-CD47 機制發送「別吃我」的訊號，並誘導巨噬細胞極化為M2 型，導致腫瘤微環境呈現高度免疫抑制的狀態。 在腫瘤微環境中，巨噬細胞通常被腫瘤「馴化」為抑制免疫的 M2 型巨噬細胞。這些 M2 巨噬細胞非但無法有效吞噬腫瘤，反而會分泌多種抑制性細胞激素，阻礙後續的腫瘤抗原呈現。 此外，腫瘤細胞表面會高度表達 CD47，當其與巨噬細胞表面的 SIRPα 受體結合時，會傳遞強烈的「別吃我（Don’t eat me）」訊號，抑制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Phagocytosis）及抗體依賴性的細胞吞噬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