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駿逸 醫師

0019 30

表觀遺傳重組與代謝協同: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聯手HDAC抑制劑 克服淋巴瘤抗藥性之新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淋巴瘤臨床治療面臨嚴重之毒性與抗藥性瓶頸,尋求高效且低毒性的聯合治療策略為當前腫瘤學研究之當務之急。 在現代非霍奇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NHL)與霍奇金氏淋巴瘤的臨床處置中,即便近年已有 CAR-T 細胞療法及單株抗體等標靶藥物問世,復發與難治型(Relapsed/Refractory)患者的預後依然嚴峻。 傳統化療與去乙醯化酶抑制劑(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HDACis)雖然能展現一定的臨床療效,但其伴隨的嚴重血液學毒性,特別是 Grade 3/4 的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與血小板減少症,因而經常迫使醫師調降劑量,進而削弱了抗腫瘤的反應率。因此,尋求具備機制協同作用(Synergistic/Additive effects)且能顯著降低全身毒性的創新組合,是腫瘤臨床腫瘤學極待突破的領域。 雙重封鎖的戰術賽局:HDAC抑制劑與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之協同作用機制 結合 AR42 的表觀遺傳重組(開門)與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的代謝封鎖及促凋亡效應(精準打擊),能以低劑量達成高效的腫瘤抑制。   將腫瘤細胞比喻為一座防禦嚴密的敵方基地,而臨床醫師則如同戰術指揮官。 HDAC抑制劑AR42:精準的「空襲炸彈」,打破防禦陣型的染色質(Chromatin)在未受干預時就像緊閉的掩體,使得抑癌基因被封印。雙環苯甲醯胺類 Class 1/2b HDAC 抑制劑 AR42(REC2282)之作用,如同精準的引導飛彈。它能使 Histone H3 及 Tubulin 持續地乙醯化,迫使緊繃的染色質結構舒展。這就像是用炸彈直接炸開了敵軍掩體的防禦大門,將內部原本受到保護的抑癌基因(如 :p21, CDKN2A, CDKN1B)暴露出光芒,使癌細胞的週期停滯機制得以啟動。 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則是多元的「地面裝甲部隊」,進行切斷補給與全面包圍。它在戰術上執行雙重任務:一方面影響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與 Glycolysis 關鍵酶,斷絕敵軍的核苷酸合成與能量補給;另一方面直接活化 Cleaved caspases 3, 8, 9 與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兵種協同作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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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9

戰略斷糧與圍城效應:從美伊戰爭的軍事後勤,看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如何重塑腫瘤代謝與免疫微環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透過抑制己糖酶、轉酮酶及核苷酸還原酶,中斷腫瘤 Warburg 效應,並配合 MHC-I 下調以活化 NK (自然殺手)細胞,展現出顯著的輔助抗癌潛力。 腫瘤代謝的「後勤補給線」與傳統治療的瓶頸 癌細胞極度仰賴有氧糖解的作用(Warburg 效應)以維持高度增殖與 DNA 合成所需的能量與前驅物,形成強大的抗藥性防線。 在臨床腫瘤學的戰場上,惡性腫瘤的轉移與復發始終是影響患者整體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 OS)及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最大障礙。 傳統的化學治療(如 Dacarbazine、5-FU、Cisplatin)與放射治療,主要機制在於誘發 DNA 雙鏈斷裂或阻斷細胞分裂。然而,腫瘤微環境中的癌細胞展現出極強的代謝塑性(Metabolic Plasticity)。 癌細胞主要仰賴有氧的糖解作用(Aerobic Glycolysis,即 Warburg 效應),即使在氧氣充足的環境下,仍優先將葡萄糖轉化為乳酸。這種代謝重塑性不僅為其提供了快速 ATP 產生的途徑,更透過戊糖磷酸途徑(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PP)提供大量核苷酸合成所需要的核糖-5-磷酸(R5P)以及抗氧化平衡所需的 NADPH。 此外,腫瘤細胞經常藉由高度表達 MHC-I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的分子來偽裝自己,逃避自然殺手細胞(NK cells)的免疫監視。而在面對強大的化療壓力時,腫瘤細胞的後勤補給線(葡萄糖攝取與核苷酸補給)若未被切斷,便能迅速修復受損的 DNA 、並發展出多重抗藥性(MDR),導致臨床治療後期的困境。因此,如何從「代謝干擾」與「免疫微環境重塑」雙管齊下,成為當代腫瘤整合治療的核心課題。 二、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的多重靶向機制 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含有標準化活性苯醌(DMBQ),能夠同時精準打擊腫瘤代謝途徑、並解除免疫抑制。 發酵小麥胚芽提取物(Fermented Wheat Germ Extract, FWGE;臨床代表性的專利製劑為 Avemar/MSC)是由小麥胚芽經釀酒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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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8

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 與 5-FU 或 Gemcitabine 等化療藥物聯合使用時的分子協同機制與臨床數據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腫瘤學中,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Avemar) 與傳統化學治療藥物(如 5-Fluorouracil, 5-FU 或 Gemcitabine)聯合使用時,展現出高度的分子協同(Molecular Synergy)效益與臨床相輔相成作用。這種聯合療法的核心思維在於:透過 Avemar 先行或同步鎖定癌細胞的代謝關鍵途徑,阻斷其核酸與 DNA 修復原料,進而放大化療藥物誘發 DNA 傷害與細胞凋亡(Apoptosis)的能力。 以下針對 Avemar 與 5-FU 及 Gemcitabine 聯合使用時的分子協同機制與臨床/動物實證數據進行深入剖析: 一、 分子協同機制 Avemar 與抗代謝類化療藥物(如:5-FU、Gemcitabine)皆以干擾 DNA/RNA 合成與修復為目標,兩者在多個代謝與細胞訊號節點上產生加乘作用: 雙重打擊核酸合成(Double Blockade of Nucleotide Metabolism) 5-FU 的作用:主要透過代謝物 FdUMP 抑制胸苷酸合成酶(Thymidylate Synthase, TS),阻斷 dTMP(脫氧胸苷單磷酸)合成,直接影響 DNA 複製與修復。 Gemcitabine 的作用:作為去氧胞苷(Deoxycytidine)類似物,能結合並抑制核糖核苷酸還原酶(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RNR),使細胞內的 dNTP pool(去氧核糖核苷三磷酸池)枯竭,並直接夾入 DNA 鏈中終止 DNA 複製。 Avemar 的協同: 切斷上游原料:Avemar 能抑制戊糖磷酸途徑(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PP)中的 key enzyme——轉酮酶(Transketolase, TK),減少 >85% 用於合成核酸的 5-磷酸核糖(Ribose-5-phosphate)來源。 協同抑制 RNR:研究證實 Avemar 本身即可顯著降低 RNR 活性,減少 cytidine 融入 DNA 的比例。當 Avemar 降低了上游核糖供應與 RNR 活性時,細胞內的 dNTP pool 被大幅壓縮,這使得 Gemcitabine 或 5-FU 更加容易爭奪結合位點,發揮強烈的協同細胞毒性。 阻斷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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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7

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Avemar) 在癌症輔助治療中的機制與臨床實證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臨床輔助治療新思維 臨床痛點與整合契機:現代腫瘤學在手術、化療、放療與標靶/免疫治療上已取得顯著進展,但腫瘤微環境的代謝重構與免疫逃逸仍是復發與轉移的主因。 醫學營養素 (Medical Nutriment) 定位: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 (Fermented Wheat Germ Extract, 簡稱 Avemar) 經釀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發酵後,含有標準化 0.04% 的甲氧基取代苯醌類化合物(如:2,6-DMBQ)。其非單一化學結構的特性,使其能透過多重途徑協同運作。   癌細胞的軍備競賽與代謝/免疫防禦網 瓦伯格效應 (Warburg Effect) 與核酸合成:癌細胞經常高度依賴無氧糖解作用,並將大量的葡萄糖轉向戊糖磷酸途徑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PP) 的非氧化支線,利用轉酮酶 (Transketolase, TK) 與核糖核苷酸還原酶 (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RNR) 大量製造 DNA/RNA 所需的 5-磷酸核糖 (Ribose-5-phosphate) 及 dNTP,為快速增殖提供物質基礎。   MHC-I 隱形披風與 NK 細胞逃逸:癌細胞經常透過下調或維持特定MHC-I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 的表達,規避細胞毒殺型T細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簡稱 CTL) 的識別。同時,若無法適當活化自然殺手 (Natural Killer,簡稱NK) 細胞的殺傷機制,腫瘤就能在循環與組織中橫行無阻。   微環境發炎與免疫滲透障礙:內皮細胞上 ICAM-1 (Intra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的缺乏,導致白血難以跨越血管內皮滲透至腫瘤核心,形成免疫反應冷淡的冷腫瘤 (Cold Tumor)。   癌細胞就像是戰場上的敵方軍事基地。為了維持龐大的軍事擴張(癌細胞增殖),它需要一條源源不絕的後勤補給線(也就是戊糖磷酸途徑);同時,它在基底表面會架設了高度偽裝的敵我識別防空系統(也就是MHC-I 分子),讓我方的巡弋飛彈與特種部隊(CTL 與 NK 細胞)找不到攻擊的目標,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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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6

如何提升癌症CIK細胞治療的細胞回輸數目?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IK細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又稱細胞激素激活的殺手細胞。   「使用 G-CSF(白血球生長激素)能否增加 CIK 回輸細胞數目」? 直接給出結論:在臨床實務與實驗室培養上,並不建議常規使用 G-CSF 來增加 CIK 細胞的回輸數目。雖然 G-CSF 可以讓周邊血的白血球總數暴增,但它動員出來的主要是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與髓系細胞,而非 CIK 培養所需的 T 淋巴球(T lymphocytes)。更具挑戰的是,G-CSF 會對 T 細胞與 NK 細胞產生免疫抑制效應,這反而可能削弱最終回輸細胞的毒殺品質。   以下為背後的病理生理學機制與製程考量: 動員標的不同:無法有效增加初始 T 細胞比例 G-CSF 的作用靶點:G-CSF 主要作用於骨髓中的髓系前驅細胞,誘導嗜中性白血球的增殖與釋放。 細胞組成失衡:注射 G-CSF 後,抽出的周邊血液單核細胞(PBMC)中,顆粒系細胞(Granulocytes)或不成熟的髓系細胞比例會大幅上升。相反地,作為 CIK 培養基底的 CD3⁺ T 淋巴細胞絕對比例反而會被稀釋。這會增加實驗室在第一天進行 PBMC 分離與貼壁去除單核細胞時的製程負擔。   免疫表型改變:誘導免疫抑制性表型(Treg / MDSC) 許多關於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和 CAR-T 臨床前研究指出,G-CSF 具有顯著的免疫調節(Immunomodulatory)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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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5

破局者登場!BRAF V600E 肺癌雙標靶雙雄對決

從籃球全場包夾到足球貼身盯防:Encorafenib/Binimetinib 如何刷新 BRAF V600E 晚期肺癌治療版圖   BRAF V600E 是 MAPK pathway 持續活化的重要驅動基因,雙重抑制已成為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核心策略。   近年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普及,使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式邁入精準醫療(Precision Oncology)時代。除了 EGFR、ALK、ROS1、MET exon14 skipping、RET fusion 等常見驅動基因外,BRAF V600E mutation 已逐漸成為臨床不可忽視的重要治療標的。   BRAF 突變約占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的 3–5%,其中 BRAF V600E 約占全部 BRAF 突變的一半,大約占所有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 1–2%。此突變屬於 Class I monomeric kinase mutation,不需要上游 RAS 活化即可自主形成活化構型(Constitutive kinase activation),持續刺激 RAS–RAF–MEK–ERK(MAPK)訊號傳遞路徑,促進癌細胞增殖、侵襲、血管新生及遠端轉移。   因此,目前 NCCN 與 ESMO Living Guideline 均建議,只要確認 BRAF V600E 突變,即應優先考慮 BRAF inhibitor 結合 MEK inhibitor 的雙標靶治療,而非單純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   單一 BRAF的抑制容易誘發 MAPK訊號通路的再活化,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 才能建立完整防線。MAPK pathway 並非線性單一路徑,而是一套具有高度回饋調控(Feedback regulation)的訊號網路。   臨床研究發現,若僅使用 BRAF inhibitor,雖可短暫抑制 BRAF V600E 活性,但腫瘤細胞很快便會解除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 release),進一步誘發 RAF dimerization、RTK bypass activation,甚至 EGFR、MET 等旁路訊號重新活化,使 ERK 再次磷酸化(pERK recovery),最終導致治療抗藥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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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4

從「神奇子彈」到精準賽車: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戰術演進與次世代抗癌圖譜

一、當「單打獨鬥」不再能滿足臨床需求 ADC 的核心價值在於透過精確的分子工程,平衡化療的高殺傷力與單株抗體的選擇性,試圖突破傳統治療的治療窗(Therapeutic Index)的限制。   在 20 世紀初,「神奇子彈」(Magic Bullet)的構想便已開始萌芽,但直到 2000 年首個 ADC 藥物 Mylotarg 獲批,這項技術才正式走入了臨床。然而,第一代 ADC 面臨藥物抗體比(DAR)不穩定、連結鍵(Linker)易提早裂解等問題,就像是一場早期的足球賽,球員(抗體)雖然找到了球門(靶點),但球(載荷藥物)卻常常在傳球過程中(循環系統)就不慎遺失,不僅沒得分,還誤傷了場邊的觀眾,產生系統性的副作用。   隨後的二十年間,ADC 研發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 400 種 ADC 正在研發中。我們逐漸發現,ADC 的作用機制遠比早期認為的「結合、內吞、釋放」的簡單模型(Cartoon model)更為複雜。在臨床應用上,儘管第三代 ADC(如 :DS-8201/Enhertu)在乳癌等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抗藥性(Resistance)與肺部毒性(ILD)等副作用,仍是我們在面對病人時,必須謹慎應對的「客場挑戰」。   二、賽車級的工程優化與多維度戰術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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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3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雙重標靶治療進展:Encorafenib/Binimetinib 與 Dabrafenib/Trametinib 之藥效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深度比較分析

導論與分子病理學背景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中,具備有BRAF基因突變大約佔總體病例的 3% 至 5%,其中以 BRAF V600E的點突變最為常見,約佔所有 BRAF 突變肺癌的 50%,即整體非小細胞肺癌的 1% 至 2%。   BRAF V600E 屬於第一類(Class I)的單體激酶突變,能誘發無需上游 RAS 蛋白激活的持續性單體構型活化,進而強烈刺激下游的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傳導路徑,驅動癌細胞的異常增殖與存活。      然而單獨使用 BRAF 抑制劑可以阻斷該傳導路徑時,腫瘤細胞經常會藉由解除負回饋機制,進而引發 RAF 二聚化或上游的信號旁路再活化,導致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緩解持續時間受限。因此,使用BRAF 抑制劑聯手MEK 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以進行「縱向雙重路徑阻斷」(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目前已成為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標靶治療的核心策略。      若將此分子機制投射至體育賽事,這種雙重標靶機制極為類似於籃球比賽中的全場包夾防守策略(Full-Court Press and Double-Team Defense)。單用 BRAF 抑制劑如同僅派遣一名後衛防守對手的明星控球後衛(BRAF基因突變),對手仍然可以透過橫向傳球或回傳(負項回饋解除與旁路的傳導)將球轉移給其他隊友而繼續得分;而加入 MEK 抑制劑則相當於啟動第二名防守球員,在關鍵傳球路線(MEK 激酶)上執行高壓力的雙人包夾,徹底封死下游的信號傳遞,使腫瘤細胞無法完成其增殖戰術。   目前臨床上針對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已有兩組雙標靶方案已經獲得主管機關批准並列入國際指引的推薦:即新一代組合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簡稱 Enco/Bini),以及較早上市的 Dabrafenib 聯合 Trametinib(簡稱 Dabra/Trame)。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 之藥理學特性與 PHAROS 試驗數據解析 藥效學與藥動学獨特性 Encorafenib 為一種口服、高度選擇性的可逆性 RAF 激酶抑制劑,而 Binimetinib 則為 ATP 非競爭性的可逆性 MEK1/2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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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2

健康檢查中的大腸鏡意外發現直腸的神經內分泌腫瘤 該怎麼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一位民眾在例行性健康檢查中的大腸鏡發現,於低位直腸確診有神經內分泌腫瘤(Rectal Neuroendocrine Tumor, NET),且切片的病理分期為 pT1b,這代表腫瘤已侵犯至粘膜下層(Submucosa),但尚未到達固有肌層(Muscularis propria)。   初步診斷為腫瘤位於距離肛門緣 5 cm 的直腸確診有神經內分泌腫瘤,且臨床評估/切片提示可能為 pT1b(1–2 cm),且尚未執行 EMR/ESD,這其實是最理想的介入時機!因為低位直腸(距離肛門緣 5 cm)的 神經內分泌腫瘤,如果在第一次處置時沒有完全切乾淨(R1),後續的補救切除或評估會變得非常棘手。   所以目前此階段的核心策略為:先完成精準的術前局部與全身的分期(Staging),再決定是以「經內視鏡完整切除」、或「經肛門全層切除(TAMIS/TEM)」或「根治性手術(TME)」。以下為接下來的臨床建議: 術前必做評估(Pre-intervention Workup) 在啟動任何處置前,建議先完成以下三項評估: 經直腸超音波(EUS),此是最關鍵的局部評估,確認腫瘤侵犯深度(T stage),精準評估腫瘤是局限在黏膜下層(Submucosa, T1),還是已侵犯到固有肌層(Muscularis propria, T2)。另外還需要評估區域的淋巴結狀態(N stage),評估直腸周圍(Mesorectal space)是否有腫大或異常的區域淋巴結。 骨盆腔磁振造影(Pelvic MRI):用於再次確認腫瘤與肌肉層的解剖關係,並排除直腸旁淋巴結轉移。 胸部腹部電腦斷層或68Ga-DOTATATE正子電腦斷層進行全身轉移評估,是否有高度懷疑神經內分泌腫瘤已經遠端轉移的風險。   在臨臨床處理神經內分泌腫瘤與術後追蹤上,處置的的核心關鍵主要落在「腫瘤大小(Size)」、「手術切除邊緣(Margin)」與「病理等級/核分裂數(Grade / Ki-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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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6

從癌症代謝斷糧到免疫重擊:以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Avemar)打破腫瘤微環境的戰略新視角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癌症惡病質(Cachexia)與腫瘤能量寄生現象是臨床治療的重大瓶頸,單純補足營養無法遏止腫瘤擴張,需要從代謝機制進行精準干預。 在每日的門診與病房巡視中,我們最常面對的棘手難題之一,莫過於癌症惡病質(Cancer Cachexia)。統計顯示,高達 85% 的晚期癌症患者深受惡病質與食慾不振(Anorexia)所苦,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越了癌痛本身。臨床數據清楚指出,6 個月內體重下降超過 10% 是極佳的預後不良指標,這類患者對化學治療的反應率顯著下降。 傳統觀念常誤以為「營養補充會滋養腫瘤」,但事實上,腫瘤具備強烈的「寄生特性」(Parasite Nature),即使患者減少進食,腫瘤仍能源源不絕地抽離宿主組織的能量來維持自身生長。因此,如何阻斷腫瘤的代謝寄生,同時維持患者的免疫與營養狀態,是現代腫瘤學亟待解決的核心議題。本文將深入探討一種獲得匈牙利官方登記為癌患者特殊營養補充劑的標準化發酵小麥胚芽萃取物-Avemar 的分子機制與臨床實證。 腫瘤代謝微環境與免疫逃逸的雙重防線 腫瘤細胞透過瓦伯格效應(Warburg Effect)大量掠奪葡萄糖,並透過調降 MHC-I 分子逃避自然殺手細胞(NK Cells)的免疫監視。 腫瘤細胞之所以能持續增殖與轉移,主要仰賴兩大生存防線: 葡萄糖代謝的偏執(Glucose Dependency): 癌細胞為了滿足快速分裂所需的大量核酸與脂質合成,高度依賴葡萄糖的攝取與旁路代謝。 免疫逃逸(Immune Evasion): 癌細胞常透過上調或維持特定的細胞表面標記,向宿主免疫系統偽裝為「自己人」,使免疫細胞無法有效辨識並清除。 如果我們把這場抗癌過程比喻為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衝突,例如:美伊戰爭與中東局勢。腫瘤微環境就像是一座防禦嚴密的敵方軍事基地。敵軍(腫瘤細胞)透過建立龐大的能源補給線(葡萄糖高攝取)來維持軍工廠(核酸與 RNA 合成)的運作,同時在基地外圍架設了高科技的雷達隱形塗層(MHC-I 分子),讓巡邏的隱形戰機(NK 自然殺手細胞)無法在雷達螢幕上標記鎖定,導致敵軍得以在暗中不斷擴張並向外發射飛彈(遠端轉移)。 Avemar 的多重打擊機制(Metabolic & Immunological Action) Avemar 透過切斷葡萄糖核酸合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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