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化治療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 HER2 陽性與三陽性乳癌的戰術困境與復發陰霾 三陽性乳癌（HR+/HER2+）具有極高的異質性，傳統術前輔助化療的 pCR 率面臨瓶頸，臨床上急需更具穿透力的精準打擊方案。 在臨床腫瘤學的前線，HER2 陽性乳癌一直是以雙標靶為核心的戰場。然而，當我們面對高度異質性的「三陽性乳癌」（同時具備 荷爾蒙受體陽性與 HER2 陽性）時，傳統術前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結合HER2雙標靶治療的病理學上之腫瘤完全緩解（pCR,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率往往不盡人意，整體僅維持在 40% 至 50% 左右。這意味著有半數以上的患者在手術時仍有殘存病灶（Residual Disease），其預後與復發風險顯著升高。   即使進入手術後的輔助治療階段，傳統輔助強化方案仍存在約兩成的復發缺口，尤其是針對高風險患者，現有武器庫亟待升級。   回顧過往的標竿研究（如: KATHERINE 試驗），針對術前輔助治療後未達到 pCR 的患者，引進第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 Antibody-Drug Conjugate）藥物Kadcyla(賀癌寧/T-DM1)進行為期14個療程的術後輔助強化治療，雖然顯著改善了無侵襲性疾病生存期（IDFS, 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與總體生存期（OS）。然而，臨床數據顯示，即便接受了 T-DM1 的強化治療，仍有約 20% 的患者會出現復發。高復發風險族群（如:臨床分期 T4N3 以上，或術後輔助治療後腋窩淋巴結仍呈陽性的患者）又有殘存腫瘤患者的中尤為突出。   傳統方案的血液學毒性與高復發風險族群的異質性，使得臨床決策在追求高療效與維護安全性之間面臨雙重博弈。 在追求更高 pCR 的道路上，傳統術前化療方案的骨髓抑制和三級以上重度血液學毒性，常導致患者因發熱性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而被迫中斷治療。因此，如何在高復發風險族群中，既能實現腫瘤的深度緩解、預防顱內轉移（Brain Metastasis），又能兼顧骨髓造血系統的安全，成為現代乳癌個體化醫療中最核心的「戰術難題」。   二、 解決方案：新型 ADC- Enhertu 的「空中接力」機制與 DB05 試驗的統治級表現 解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群雄並起的 HER2 陽性乳癌術前輔助治療戰局 核心重點總結： 傳統術前輔助治療（如:AC-THP、TCHP）雖然奠定了 HER2 陽性乳癌的治療基石，但仍面臨臨床緩解率不均、高復發風險患者，以及顯著的 3 級以上血液學毒性等嚴峻挑戰。 臨床迫切需要透過更精準的網狀統合分析（Network Meta-analysis）與 SUCRA 指標，在療效（pCR 與 EFS）與安全性之間，為不同亞組患者尋求最佳的個體化精準打擊方案。   在臨床治療 HER2 陽性乳癌的漫長戰役中，我們就像是站在指揮所裡的戰略分析官。回顧過往，傳統術前輔助治療方案的介入，確實改寫了許多局限性晚期或高復發風險患者的命運。然而，在傳統術前輔助化療組中，面對中、高腫瘤負荷的患者，其病理學上的完全緩解（pCR）或相關臨床緩解率僅約 18.8%，這意味著大部分高風險患者仍面臨殘存病灶與後續復發的陰霾。 傳統方案如 AC-THP（doxorubicin+cyclophosphamide+Trastuzumab+pertuzumab）與 TCHP（dcoeatxel+卡鉑+Trastuzumab+pertuzumab），雖然透過「雙標靶聯合化療」提高了臨床療效，但其高昂的「附帶損傷」，也就是 3 級或以上的血液學毒性（Hematological Toxicity），常常讓患者在療程中因中性粒細胞減少或發熱性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而被迫中斷治療或減量，極大地削弱了前線打擊的持續性。   這就像是在現代戰場上，如果我們只依賴「傳統重砲兵的飽和轟炸」（意指傳統高劑量化療 AC-THP 或 TCHP），雖然能對敵方陣地（腫瘤細胞）造成大範圍的摧毀，但巨大的衝擊波和砲火煙塵也會無差別地傷害周邊無辜的平民與基建設施（人體的造血系統與免疫防禦，引致嚴重的血液學毒性）。   為了徹底解決這種「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戰術困境，近年來醫學界將目光投向了新型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如: T-DM1、T-DXd與雙標靶新方案的有機結合，旨在於維持甚至提升病理完全緩解率（pCR）與無事件生存期（EFS）的前提下，實現「精準打擊、降低副反應」的終極目標。   二、網狀統合分析下的「精準制導武器」大比拼 核心重點總結： ASCO 年會公佈的網狀統合分析，利用 SUC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