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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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療不可手術切除的第三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針對不可手術切除的第三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在同步化放療(CCRT)後接續使用 ALK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ALK 標靶藥物)的臨床決策,以下為您詳述目前實證醫學、指引共識、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以及最新臨床試驗發展。   一、 核心臨床困境與思維轉變 傳統免疫鞏固(Durvalumab)的效益質疑: 根據著名的 PACIFIC 試驗,CCRT 後使用 Durvalumab 是第三期不可切除 非小細胞肺癌的標準治療。然而,亞組分析與後續多項研究指出,對於帶有 EGFR 突變或 ALK 融合的基因突變型患者,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相當有限,且可能顯著增加後續接續標靶藥物時的放射性肺炎(Pneumonitis)與肝毒性風險。   標靶鞏固治療的典範轉移: 自 EGFR 突變領域的 LAURA 第三期試驗 證實 CCRT 後接續使用 Osimertinib 能帶來極具歷史意義的無疾病惡化時間( PFS) 獲益後,針對 ALK 陽性第三期患者在 CCRT 後直接給予 ALK標靶藥物作為鞏固治療,已成為目前醫學界高度共識且積極轉向的臨床策略。   二、 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與臨床指引共識 目前針對 ALK 陽性第三期非小細胞肺癌於 CCRT 後使用 ALK標靶藥物,雖然尚缺乏大型第三期隨機對照試驗(RCT)的最終結果,但最新的實界數據與專家共識已提供強力的支持: 真實世界療效數據(如 Nassar 等人的研究): 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比較了 ALK 陽性不可切除第三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 CCRT 後接受 ALK 標靶藥物之鞏固治療、Durvalumab 鞏固治療與純觀察(Observation)的預後: 無進展生存期:ALK 標靶藥物 組的中位 無疾病惡化時間尚未達到,顯著優於 Durvalumab 組的 3 個月與觀察組的 7.2 個月。 中樞神經系統(CNS)控制:ALK 標靶藥物之鞏固組的 CNS 惡化率為 0%,展現了新一代 ALK 標靶藥物 優異的腦部穿透與預防轉移能力。 整體生存期(OS):ALK 標靶藥物 與 Durvalumab 組皆較觀察組有顯著的 OS 延長。   專家指引與共識(Consensus): 最新臨床共識指出,對於 ALK 融合陽性非小細胞肺癌且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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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有KRAS G12D基因突變的膽道癌 GFH375是新希望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GFH375 是目前在腫瘤精準醫療領域備受矚目的口服、高活性、高選擇性小分子 KRAS G12D (ON/OFF 狀態) 的抑制劑。針對GFH375治療膽道癌 (Cholangiocarcinoma),GFH375 在臨床研究上已展現出非常亮眼的初步療效。以下為您詳述其機轉特點、在膽道癌及其他實體癌症的最新臨床數據: 核心作用機轉 針對 KRAS G12D 基因突變。這是在膽道癌、胰臟癌(PDAC)及大腸直腸癌中極為常見且預後較差的驅動基因。   與過往僅能結合 GDP 結合態(OFF 狀態)的 KRAS G12C 抑制劑不同,GFH375 能夠以非共價形式,同時結合 GTP 結合態(ON 狀態)與 GDP 結合態(OFF 狀態)的 KRAS G12D 蛋白質。這種雙態的抑制機制能夠更徹底地阻斷下游信號通路(如 MAPK訊號通路)的持續活化,進而高效抑制腫瘤細胞增殖。   針對GFH375治療膽道癌的最新臨床數據 在 2026 年的 ASCO 大會上公佈了一項名為 NCT06500676 的早期臨床試驗數據,特別針對經多線治療失敗(Heavily pretreated)的晚期 KRAS G12D 基因突變的實體癌症患者(每日口服 400-750 mg): 膽道癌亞組療效: 客觀緩解率 (ORR): 達 0%。 疾病控制率 (DCR): 高達 0%。 中位無進展生存期 (mPFS): 為 3 個月。   臨床意義: 對於傳統後線治療極度棘手、缺乏有效精準靶向藥物的 KRAS G12D 突變膽道癌來說,單藥能夠達到超過 3 成的治療有效率與 95% 的疾病控制,臨床潛力相當巨大。   GFH375於其他重要癌種的進展與布局 胰臟癌: 在既往重度治療的晚期胰臟癌中,GFH375 單藥(600mg QD)的客觀緩解率為 41%,疾病控制率達 97%。美國 FDA 亦授予其快速通道資格(FTD)。   非小細胞肺癌(NSCLC): 最新的第二期臨床試驗之研究數據顯示,在屬於後線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GFH375 展現出優異療效,推薦劑量下之治療客觀緩解率可達8%,疾病控制率達 93.8%。目前同樣已進入一線治療的隨機對照性的第二期研究(評估單藥或聯合 Cetuximab / 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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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laudin 18.2為胰臟癌新藥的作用標的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對胃癌與胰腺癌的對比分析,精準地指出了即使是同一個蛋白靶點,在不同的組織譜系和生物學背景下,此一抗癌藥的「引信」-Claudin 18.2也會發生質的改變。這為我們理解「結構脆弱性」靶點提供了更深維度的空間與微環境視角。   胃癌 vs 胰臟癌,同一靶點的「雙面人生」。將這兩種疾病在靶點背後的生物學差異進行拆解: 生物學維度 胃癌 (Zolbetuximab試驗成功) 胰臟癌 (CLEAM 試驗失敗) 表達本質 表達本質譜系保留(Native Retention):胃黏膜原生蛋白,因極性喪失而暴露。 。異位表達(Ectopic Expression):胰腺原生不表達,因惡性轉化而異常開啟。 亞細胞定位 主要在細胞膜:抗體在細胞外「看得見、摸得著」。 常在胞漿內:靶點被困在細胞內部,抗體「進不去、夠不到」。 基因組背景 異質性高,多數無絕對優勢的單一驅動基因。 KRAS 突變率 超過9成:強烈的癌基因依賴,深刻重塑了細胞內部運輸與微環境。 免疫微環境相 相對許可(Permissive):有利于 ADCC/CDC 等免疫細胞與補體發揮作用。 極度免疫抑制(Cold Tumor):基質緻密、免疫細胞無法浸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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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跑五年的答案:從 CheckMate 648 破解食道鱗癌治療迷思:術前輔助免疫治療與微創手術的最新臨床進展解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文將帶您深入剖析食道鱗狀細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的最新治療趨勢,從術前輔助治療的病理學之完全緩解率(pCR)到微創手術的黃金標準,讓您輕鬆掌握抗癌新知。   當聽到「食道鱗狀細胞癌(簡稱食道鱗癌)」這個診斷時,心中往往充滿焦慮與迷茫。隨著醫學日新月異,特別是在近年來免疫治療與微創手術的大力發展下,我們的武器庫豐富了許多。今天,我想帶大家看看 2026 年最新臨床研究為食道鱗癌帶來了哪些突破性的變革與思考。 一、 追求「無瘤」的迷思: pCR真的是唯一的金牌嗎? 術前輔助治療(化學免疫治療或放化療)能夠大幅消滅腫瘤,其中病理學之完全緩解率(pCR)代表手術切除標本中找不到活癌細胞,但 pCR 率高並不等於總體生存期一定會拉長。   想像一下,如果把我們的身體比作一座遭受敵軍(腫瘤)侵佔的城堡,外科手術就像是直接把被佔領的城區給切除。而在動手之前,我們往往會先用藥物或放療來「清剿」一番。如果治療後切下來的標本經病理科醫師放大鏡一看,發現裡頭的癌細胞竟然「全軍覆沒」、一個活口也沒有,這在醫學上就叫做病理學之完全緩解率(pCR)。   這聽起來像是個完美的勝仗指標對吧?不過,正如現代戰爭中「殲敵數」不等於「最終贏得整場戰爭」一樣,臨床研究發現,pCR 目前還不是總體生存期的完美替代終點。 單純之術前輔助化學免疫治療): pCR 率多數落在 20% 到 30% 左右。 術前輔助同步放化療(放化療): 加上了局部放射線,pCR 率往往較高。   放化免疫聯合治療(放化免): 雖然能把 pCR 率推得更高,但相對地,患者面臨的身體不良反應(副作用)也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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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肺癌硬骨頭」:雙特異性抗體Ivonescimab如何打破肺鱗癌的咯血魔咒?

突破傳統治療瓶頸:肺鱗癌長期被視為肺癌治療中的高難度挑戰,過去因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伴隨致命性大咯血風險而成為禁忌症,如今新型雙特異性抗體正在改寫晚期肺鱗癌的一線治療格局。   在臨床門診中,當我們向患者和家屬宣佈病理報告是「肺鱗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時,空氣往往會安靜幾秒鐘。相比於大家耳熟能詳、有豐富標靶藥物可用的肺腺癌,肺鱗癌就像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它多見於有抽煙史的老年男性,且位置狡猾,常生長在靠近支氣管的主幹道(中央型)。更棘手的是,它伴隨著一道令人聞風喪膽的「咯血魔咒」,讓傳統的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治療長期對它關閉大門。不過,隨著今年全球腫瘤學界的最新進展,以及台灣與國際臨床試驗的推進,這項僵局終於被一項名為「雙特異性抗體」的創新免疫治療打破了。 一、 致命的咯血魔咒:為什麼肺鱗癌曾是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的「絕對禁忌」? 肺鱗癌不僅 5 年總體存活率較差,且因腫瘤生長迅速、容易發生壞死空洞,以及侵犯周邊大血管,極易引發臨床上致命的大咯血。   要理解這個突破有多不容易,我們得先回顧一下傳統治療的痛點。肺鱗癌與吸煙息息相關,腫瘤常常長在斷支氣管及以上的大氣管黏膜。大家可以把這種生長方式想像成「在水管內部違章搭建的藤蔓」,因為它長得實在太快、太暴力了,自身的營養供應根本跟不上,導致內部開始腐爛、形成空洞;同時,這些藤蔓還會伸出觸角去侵蝕旁邊粗大的血管。   過去,醫學界都知道「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例如老牌的Bevacizumab)能透過餓死腫瘤來抗癌。然而,在早期的臨床嘗試中,當我們把這類藥物用在肺鱗癌患者身上時,卻發現高達 31% 的患者會發生嚴重出血,甚至有致死性大咯血。這就像是「在已經脆弱漏水的百年水管上強行加壓修補,反而把水管直接衝破了」。因此,長久以來,只要患者屬於「中央型、伴有空洞或咯血」的肺鱗癌,抗腫瘤血管生成標靶藥物就被寫入了治療指引的絕對禁忌名單中。在過去,我們只能依賴含鉑雙藥化療或後來的單純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化療,雖然將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提升至 17 到 27 個月左右,但療效很快遇到了天花板,亟需更強力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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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馬賽克」迷局:迎向中期肝癌的全身性治療新紀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引人入勝的標題 當肝癌治療遇上「1+1>2」的免疫新浪潮:為什麼我們不再只靠單一招數就去對抗中期肝癌? 二、問題背景:中期肝癌的「馬賽克」難題與傳統療法的瓶頸 中期肝癌並非是單一疾病,而是高度異質性的「馬賽克」病變。若腫瘤負荷過大(如:病灶超過 7 個),單純依賴傳統局部栓塞的效果往往有限,必須仰賴多專科團隊(MDT)與系統性治療來突破瓶頸。   在門診中,我常跟病人形容,中期肝細胞癌(巴塞隆納臨床肝癌分期 BCLC B 期)就像是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拼貼畫」。它不像早期肝癌那樣單純、好處理,也沒有晚期肝癌那樣出現明顯的遠處轉移;相反地,每一位中期肝癌患者的腫瘤大小、數目以及肝功能狀態,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面對這種高度的「異質性」,我們過去常常陷入「一刀切」的迷思,以為只要靠局部介入治療(例如: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術,即 TACE)就能搞定一切。然而,隨著台灣近年來慢性肝病與 B 型、C 型肝炎防治的推進,我們發現臨床上常遇到一些棘手的狀況:如果患者的腫瘤病灶數量超過了 7 個(也就是臨床上常聽到的「Up-to-7」標準分水嶺),此時如果還一味地反覆進行局部栓塞,不僅效果大打折扣,還可能對患者寶貴的肝功能造成潛在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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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抗體藥物複合體(ADC)面臨惡化:腫瘤科醫師教您「精準轉向」的下一步策略

ADC 藥物(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是一種結合標靶治療與化學治療的新型抗癌藥物,被譽為「生物導彈」或「魔法子彈」。但在ADC治療過程中出現疾病惡化(ADC progression)是許多患者與家屬面臨的挑戰。   作為一名每天在診間與癌症奮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常遇到病友滿懷希望地使用被譽為「生物導彈」的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卻在幾個月後的電腦斷層掃描中發現腫瘤又有變大或轉移的現象(即 ADC progression,病況惡化)。這時候,診間裡的空氣往往會凝結,大家心裡最想問的就是:「醫師,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是不是沒藥醫了?」   請大家先別慌張,腫瘤出現抗藥性或持續惡化,在現代癌症治療中並非絕路。我整理了一套系統化的應對臨床策略:從檢視過往 ADC 治療(Review prior ADC)、重新評估腫瘤生物學特性(Reassess tumor biology),到選擇下一階段最佳治療計畫(Select the next treatment)。這篇文章將以白話且專業的角度,為大家逐一拆解這個「精準轉向」過程。 為什麼精密設計的 ADC 藥物也會失效? ADC 藥物由「靶向抗體」與「高毒性載荷」結合而成,若治療失效,必須深入釐清是腫瘤受體改變、藥物載荷耐受,或是嚴重毒性導致。要理解為什麼 ADC 會失效,我們得先用台灣人最熟悉的「外送與快遞服務」來做個貼切的比喻: 抗體(Target/Antibody): 就像是外送員,負責看著地址(腫瘤細胞表面的特定受體/蛋白,如 HER2、Trop-2)精準找到壞人開的餐廳。   細胞毒性載荷(Payload class): 就像是外送員背後包裹裡裝的強效爆裂物(化療藥物),抵達目標後直接將癌細胞炸毀。   連接子(Linker): 則是包裹的安全鎖,確保外送員在路上跑時藥物不會漏出來毒害正常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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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物導彈」遇到違章建築:破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在腫瘤微環境中的抗藥迷局與新應對策略

本文將由臨床腫瘤科醫師的角度,深度剖析精準癌症治療利器——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在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中所面臨的四大抗藥機制(物理屏障、細胞與免疫中介、缺氧與酸性環境),並提供未來結合臨床聯合療法的突破性解決方案。ADC 藥物(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是一種結合標靶治療與化學治療的新型抗癌藥物,被譽為「生物導彈」或「魔法子彈」。 抗體藥物複合體(ADC)雖然具備了「標靶巡航」與「化療化武」雙重優勢,但腫瘤微環境所建構的「黑市堡壘」常導致治療出現抗藥性(Resistance)。   身為第一線的腫瘤科醫師,在門診常被病患與家屬問到:「醫師,大家都說現在最新、最厲害的ADC就像精準的生物導彈,為什麼用在我的腫瘤上,一段時間後效果就變差了?」   ADC 藥物結合了單株抗體的精準定位能力與小分子毒性藥物(Payload/載藥)的強大殺傷力。然而,癌症細胞並非孤獨存在,它們會打造出一套複雜且頑強的腫瘤微環境。這就像是台灣都市裡常見的違章建築群與狹窄巷弄——即便我們擁有最先進的快遞外送車(ADC 藥物),遇到路障塞車、甚至民宅內部改裝,物資也無法順利送達。   根據最新醫學研究,之所以腫瘤微環境導致 ADC 抗藥性(ADC Resistance)的核心機制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一、 物理屏障阻絕 致密的細胞外基質與異常的腫瘤血管系統會嚴重限制 ADC 藥物的滲透深度。 致密纖維化細胞外基質與癌症相關纖維母細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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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精準抗癌「生化飛彈」:從ADC結構看懂新一代乳癌精準治療

ADC 藥物(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是一種結合標靶治療與化學治療的新型抗癌藥物,被譽為「生物導彈」或「魔法子彈」。具有以下特色: 精準醫療升級:ADC結合單株抗體的標靶精準度與傳統化療的強大殺傷力。 結構決定療效:藥物抗體比率(DAR)、連接子(Linker)的切斷特性,以及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是新一代ADC藥物成功的關鍵因素。 個人化處方:針對 HER2 及 TROP2 等不同標靶(Target),臨床上已發展出具備優異療效的新型ADC藥物。   傳統治療的兩難與癌症治療的轉型 癌症治療的痛點在於如何精準打擊腫瘤、而不傷及無辜的正常細胞。 在臨床診療室裡,許多民眾與病患家屬常問我:「醫師,化療做起來這麼難受,到底有沒有只殺癌細胞、不傷健康細胞的方法?」這道出了傳統化療與第一代標靶治療(Targeted Therapy)的限制。傳統化療就像在城市裡進行「全面地毯式轟炸」,雖然能撲滅快速分裂的癌細胞,但也容易傷及無辜的正常組織(如:造血幹細胞、腸道黏膜細胞),引發掉髮、嘔吐及血球下降等副作用;而傳統標靶治療雖然能精準鎖定目標,但有時單靠阻斷細胞訊號傳遞,殺傷力仍顯不足。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當代癌症醫療迎來了革命性的新星-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簡稱 ADC)。ADC 藥物兼具了單株抗體的「精準導航」與強效化療藥物的「強烈毒殺」特性,被譽為精準抗癌的「生化飛彈」或「癌症標靶導彈」。 剖析 ADC 五大核心結構與運作機制 ADC 的臨床療效由其五大核心屬性決定,每一項設計都攸關殺癌效能與副作用控制。 標靶(Target)與靶向結合 ADC之抗體能精準鎖定腫瘤細胞表面的特異性蛋白(如: HER2 或 TROP2)。就像外送員手上的「精準門牌地址」,只有當腫瘤細胞表面印有對應的門牌,ADC 藥物才會精準停靠並結合。常見於 HER2 陽性乳癌及 HER2 弱陽性(HER2-low)乳癌。代表藥物包括第一代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賀癌寧) 與新一代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優赫得)。 TROP2廣泛表達於三陰性乳癌及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之代表藥物包括 Sacituzumab Gov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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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乳癌抗藥性困局!下一代精準醫療「KAT6抑制劑」如何成為轉錄層面的魔法子彈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診間,我們常遇到患者焦慮地詢問:「醫師,我原本吃 CDK4/6 抑制劑控制得很好,為什麼突然又失效了?接下來還有別的藥可以救我嗎?」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治療正面臨 CDK4/6 抑制劑抗藥性的瓶頸,迫切需要全新機轉的標靶療法突破僵局。 在台灣,乳癌高居婦女癌症發生率的首位。其中,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號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類型占了大多數。目前臨床的一線標準治療,主要是以荷爾蒙療法(如 :Fulvestrant)搭配 CDK4/6 抑制劑(像是 Ibrance 愛寧達、Kisqali 擊癌利、Verzenio 截癌寧)。這套組合拳確實為許多晚期乳癌患者爭取到了寶貴的生存期與生活品質。 然而,腫瘤是非常狡猾的。隨著時間推移,幾乎所有晚期患者的癌細胞都會演化出抗藥性,導致疾病再次復發或惡化。過去一旦進入這個「後 CDK4/6 時代」,後續可用的標靶選擇就變得非常有限。這正是目前臨床腫瘤學上,極需被填補的重大醫療缺口。 癌細胞的複製影印機被偷開了? KAT6 基因的異常表達會過度激活乳癌的雌激素受體進行轉錄,使癌細胞對傳統療法產生抗藥性。要理解荷爾蒙治療的抗藥性是怎麼發生的,我們得先深入癌細胞的基因核心。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 乳癌的發展過程中,有一組叫做 KAT6(包含 KAT6A 與 KAT6B)的基因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KAT6 屬於組蛋白賴氨酸乙醯轉移酶(HATs)。如果把我們細胞內的 DNA 比喻成收納在圖書館裡的極密文件,組蛋白就像是捲軸的軸心,把 DNA 緊緊地纏繞起來。當 KAT6A 基因出現擴增或過度表達時,它會發動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調控機制,在組蛋白上加上「乙醯基」。這個動作就像是把捲軸的鬆緊帶解開,讓纏繞在捲軸的 DNA 鬆開並曝露出來。 這時,雌激素受體的基因轉錄開關就會被強行打開。這就好比診間內的影印機突然開啟了「無限量複製」模式,不斷印出驅動乳癌細胞增殖的指令。即便我們用了 CDK4/6 抑制劑來煞住細胞週期,或是用荷爾蒙藥物來封鎖外部的雌激素,癌細胞只要能夠藉著 KAT6 這種表觀遺傳學的漏洞,就能夠繞過CDK4/6 抑制劑藥物的封鎖,讓癌細胞可以源源不絕地生長。 KAT6 抑制劑—直接抽掉影印機電源 KAT6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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