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乳癌多年來高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幸運的是，隨著標靶藥物的進步，過往被視為較惡性的 HER2 陽性乳癌，如今已進入「可精準控制、追求治癒」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雙標靶」（賀癌平+賀疾妥/Trastuzumab + Pertuzumab）與抗體藥物複合體（T-DM1/Kadcyla/賀癌寧）在台灣臨床與健保給付上的推廣，多數患者在手術前後都能夠接受非常完善的標準標靶治療。然而，「完成了標準治療療程後，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最新發表的 NER-CARE 研究（一項針對華人真實世界的臨床研究）為我們帶來了重要的警訊與希望：即使完成標準治療，部分高風險患者仍有殘餘的復發風險；而透過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Neratinib（商品名：賀儷安 / Nerlynx）」進行後續接貫之強化輔助治療，能為患者再築起一道堅固防線。 以下為大家整理 NER-CARE 研究帶給台灣乳癌病友的 4 大關鍵臨床啟示：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後線治療之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的異質性與難治性，使三代 EGFR-標靶藥物（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單藥治療的瓶頸顯現。 在晚期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領域中，三代標靶藥物藥物 Osimertinib 無疑奠定了第一線標準治療的地位。然而，不論是經典的 Exon 19 deletion 或是 L858R 突變，患者在中位數約 18.9 個月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面臨 疾病進展（Disease Progression, PD）。 後線治療之抗藥機制的複雜度極高：除了 EGFR 依賴性（On-target）的二次突變（如:C797S）外，非依賴性（Off-target）的旁路激活（Bypassing pathways，如:MET 放大、HER2 放大）以及表型轉化（如轉化為小細胞肺癌 或上皮-間質轉化 EMT）均為常見因素。 對於臨床上無明確可標靶次級突變（Off-target driver-negative）的患者，傳統做法多半退回到使用含鉑雙藥化學治療（Platinum-based doublet chemotherapy），但其客觀緩解率（ORR） 與 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 均難言理想。 結合小分子標靶（TKI）與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是一種突破的策略，打造「精準切斷」與「重砲炸射」的立體協同戰線。 為了打破抗藥性僵局，Osimertinib 聯合 Dato-DXd（Datopotamab Deruxtecan/商品名 Datroway，達卓優） 的組合應運而生。Dato-DXd 是一款針對 TROP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 蛋白的靶向 ADC 藥物，搭載了高效能的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DXd）作為 Payload。
細胞治療中心/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帶有 TP53 與 RB1 雙重缺失/變異的 EGFR 突變肺腺癌，具有極高小細胞肺癌轉化（Histologic Transformation）的風險，其分子機制與地緣政治中的「預防性打擊」類似，極具臨床挑戰性。 在臨床實務中，EGFR 突變肺腺癌患者接受第三代標靶藥物（如 Osimertinib）治療時，雖然大多數能獲得良好的疾病控制，但約有最高 14% 的患者會在抗藥後發生小細胞肺癌（SCLC）轉化。特別是初診斷時即帶有 TP53 及 RB1 基因失能/缺失（Loss/Alterations）的患者，發生轉化的風險極高。 若將 EGFR 驅動基因比喻為敵方的主要指揮部，Osimertinib 就像是精準打擊該指揮部的巡弋飛彈。然而，TP53 與 RB1 分別代表細胞內的「防衛監控網絡」與「軍事煞車系統」，當這兩大防線同時潰敗（也就是TP53/RB1 co-alteration），腫瘤細胞就擁有了極高的「塑性（Cellular Plasticity）」。這就如同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中（例如美伊戰爭的戰略演變），美軍（第三代EGFR標靶藥物）雖然成功摧毀了地面的正規指揮所（腺癌細胞），但因為當地缺乏有效的秩序監督機制（TP53/RB1 缺失），反抗勢力在地下秘密轉化為行動更為迅猛、手段更為極端的游擊隊（轉化出小細胞肺癌 clone）。哪怕你尚未在表面看到游擊隊的武裝，這群擁有極高塑造能力的潛伏細胞早已在背景默默蓄勢待發。 臨床問題與決策困境 雖然理論上提前開火可期掃除潛伏克隆，但腫瘤的可塑性與克隆演化（Clonal Evolution）使這類「預防性打擊」面臨防不勝防的困境。 針對這群高風險患者，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等團隊推動了 NCT03567642 單臂二期臨床試驗。其核心假說為：若能在組織學尚未發生小細胞肺癌轉化前，於 Osimertinib 治療初期即「預防性」加入針對 小細胞肺癌所用化療方案的鉑類（Cisplatin/Carboplatin）＋ Etoposide 化療，是否能提前殲滅這些潛伏的小細胞肺癌潛力克隆，進而阻止組織學轉化並延長存活期？ 試驗設計包含：
預防性打擊的困境與曙光：從 NCT03567642 試驗探討 EGFR/TP53/RB1 三重突變肺腺癌的小細胞轉化機制與治療策略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的手術、化放療對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 5 年存活率改善有限；以樹突細胞（DC）與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為核心的細胞免疫療法雖具潛力，但在臨床推廣上面臨腫瘤微環境免疫抑制的嚴峻挑戰。 當肺癌戰場演變成地緣政治般的「中東僵局」 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診斷延誤與抗藥性問題嚴峻，腫瘤微環境就像錯綜複雜的美伊戰爭戰場，盲目投入免疫兵力常因環境中的抑制性因子而全軍覆沒。 在臨床腫瘤學的前線，非小細胞肺佔據了整體肺癌病例的 80-85%。儘管外科手術與標準化化放療技術持續進步，晚期患者的 5 年整體存活率仍停留在令人沮喪的 15% 左右。早期診斷困難、原發與繼發性抗藥性，以及腫瘤細胞的快速增殖，迫使我們必須尋求傳統打擊手段之外的「精準導彈」與「特種部隊」。 過往以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 ，DC）疫苗或是樹突細胞聯手 CIK細胞的過繼性細胞免疫治療（Adoptive Cell Therapy），在理論上具備極高的特異性與殺傷力。然而，許多臨床試驗的結果卻不如預期亮眼。 如果將腫瘤微環境比喻為當前動盪的美伊戰爭戰場，那腫瘤細胞就像藏匿於地道與要塞中的敵對武裝組織，能源源不絕地釋放前列腺素 E2(PGE2）、TGF-beta、VEGF 等「電子干擾訊號」與「煙霧彈」。而免疫抑制性細胞之MDSCs, Tregs, M2 TAMs 宛如被敵對陣營拉攏或脅迫的在地武裝民兵，在戰場周圍部署「路邊炸彈」，釋放一氧化碳、活性氧類（ROS）與 IDO。 那麼DC / CIK 細胞就像我們派遣進入該區域的「空降特種部隊」與「聯軍兵力」。若未先掃除對方的地面防空網與干擾源，空投再多的特種部隊進場，也只會在充滿敵意的區域內迅速失效、甚至被「洗腦」轉化為棄守陣地的無用部隊。 解構 DC/CIK 免疫機制與戰略升級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兼具 T 細胞的精準定位與 NK (自然殺手) 細胞的非 MHC 限制性殺傷力，是過繼性免疫治療（Adoptive Cell Therapy,簡稱 ACT）中兼具臨床效果與成本效益的重要武器。 身為第一線腫瘤科醫師，我們常面臨傳統化療、標靶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面臨抗藥性或療效瓶頸的困境。過繼性細胞免疫治療為過往無藥可用的晚期癌症開闢了新戰線。雖然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CAR-T）在血液癌症展現極佳療效，但其昂貴的製作成本與在實體腫瘤上的穿透瓶頸，讓許多患者望而卻步。 相對地，細胞激素誘導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CIK cells） 展現出極高的臨床應用價值。CIK 細胞是一群體外擴增的異質性之多株 T 效應細胞（polyclonal T-effector cells），其核心特色在於同時具備 T 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的雙重表型與功能特性。 缺乏統一的品質管制標準（SOP）與療效評估指標，加上市場過度商業化炒作，曾導致 CIK 療法遭遇嚴重的臨床應用瓶頸與監管禁令。 在過往的臨床應用中，CIK 療法展現了良好的安全性與廣效性，特別是在與手術、化療或放療結合時，能發揮顯著的協同抗腫瘤效果。然而，這項技術在推廣過程中曾面臨嚴峻的考驗： 品質控制與數量不足：部分醫療機構缺乏標準化的細胞培養 SOP 與質管流程，導致培養出的 CIK 細胞數量不穩定、活率不佳或表現型不達標。 缺乏精準的療效評估體系：傳統的 WHO 與 RECIST 腫瘤反應標準，主要針對直接縮小腫瘤體積的化療藥物設計，難以完整描述免疫細胞在體內延遲生效、甚至會有「腫瘤先大後縮之pseudoprogression」的複雜細胞毒殺過程。 過度商業化與安全性隱患：由於法規尚未健全，部分機構過度誇大療效，加上缺乏嚴格的無菌與微生物污染檢測，最終引發嚴重的臨床安全事件（例如:2016 年中國魏則西事件）。這場「監管風暴」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若缺乏嚴謹的技術標準與持續品質改進機制，再具潛力的臨床武器也可能淪為傷害患者的雙刃劍。這點台灣做得很好，有專責法律管理 癌症的細胞療法。 從體外製備、精準機制到臨床 SOP 全面升級 體外擴增與品質管制（SOP） 透過嚴格的 1
陳駿逸醫師 毛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 GGO）為高解析度電腦斷層（HRCT）上肺密度的增加、但仍保留血管與支氣管輪廓的影像特徵，其病理的機制涵蓋了感染、發炎、血管病變及早期肺腺癌（Adenocarcinoma）。 在日常的門診中，高解析度電腦斷層（HRCT）報告上出現的「GGO」無疑是近年來讓診間氣氛瞬間凝結的關鍵字之一。究竟這個看似朦朧的「毛玻璃」是暫時性的發炎陣痛，還是極早期肺腺癌（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發出的信號？如何從病理學機制（Pathophysiologic Mechanisms）與影像表現中精準判讀，避免過度診療或延誤治療，是我們臨床醫師必須精通的戰術課。 朦朧不清的「毛玻璃」-影像學特質與病理困境 GGO 並非單一疾病，而是肺泡腔空氣被部分置換或肺間質輕度增厚的放射學表現，其關鍵特徵在於未完全遮蔽正常的肺組織結構。 從影像學定義來看，磨玻璃影（GGO）是指在電腦斷層影像上記錄到的局限性或彌漫性肺密度增加現象。與傳統的實質病變（Consolidation）不同，GGO 的最大特點在於其「半透明性」-即便肺野顯得灰濛模糊（Hazy），透光度下降，但其中的支氣管壁（Bronchial Walls）與肺血管（Pulmonary Vessels）依然清晰可見。 如果用棒球賽事來比喻這個機制： 正常肺組織就像是一場視野晴朗、毫無遮蔽的棒球賽，打擊者與野手的每個動作（血管與支氣管）都一目瞭然。 實質病變（Consolidation） 則是現場降下了特大暴雨導致賽事強制中斷，球場瞬間一片漆黑，完全看不見場上的任何結構。 毛玻璃影（GGO） 則像是在球場上籠罩了一層濃霧（Misty/Hazy）。雖然比賽仍在進行，野手與壘包的輪廓依舊隱約可視（血管與支氣管仍可看見），但球場內已經有了額外的物質介入，影響了整體視野。 這層「濃霧」在病理學上的本質，是肺泡內的空氣被部分置換了（Partial Replacement of Air），或是肺間質產生了輕度的增厚（Mild Interstitial Thickening），但尚未達到完全喪失含氣量（Complete Loss of Aeration）的程度。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極其廣泛，包含： 肺泡腔的充填（Alveolar Filling）： 出血液、膿液或發炎性滲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食道癌治療面臨傳統化療的免疫抑制瓶頸，而細胞免疫療法成為突破口。 食道癌（Esophageal cancer, EC）作為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多數患者確診時已屬局部晚期或發生遠端轉移，傳統手術切除效益有限，系統性化學治療雖能殺傷腫瘤，卻也無情地摧毀了患者體內的免疫功能。 這就像是一場棒球比賽中，球隊的牛棚投手（免疫細胞）在連續高強度出賽後耗盡體力，導致防線徹底崩潰，使腫瘤細胞更容易死灰復燃與轉移。 透過自體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解決方案：CIK）或樹突細胞結合 CIK 细胞（DC-CIK）的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immunotherapy）聯合化學治療，能有效修復並重建患者的抗腫瘤免疫反應。 結語：臨床證據顯示，這種綜合治療模式不僅安全可靠，還能顯著延長整體生存期，改善生活品質，為晚期食道癌患者帶來全新的生存希望。 問題背景：傳統化療的困境與免疫防線的崩塌 化學治療在殺傷腫瘤的同時，亦對宿主免疫系統造成嚴重的免疫抑制。 在臨床實務中，食道癌患者面臨的主要危機在於確診時往往已進展至晚期浸潤。此時，全身性化學治療成為不可或缺的抗癌主力，但其伴隨的毒副作用石卻常令患者難以耐受。若將腫瘤治療比作一場激烈的籃球賽，傳統化療就像是主力球員在場上進行高強度的全場緊迫盯人，雖然能強行得分（殺傷部分癌細胞），但體能消耗極大，甚至會讓球隊的防守核心（如:CD3+, CD4+ T 細胞及自然殺手細胞 NK cells）因過度疲勞而集體受創。 這種由化學治療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Immunodeficiency），會直接削弱宿主的抗腫瘤免疫（Antitumor immunity），導致微小殘留病灶無法被清除，進而增加癌症復發與轉移的風險。因此，如何在清除腫瘤的同時修復患者的免疫防線，成為當前腫瘤科醫師亟需克服的關鍵課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傳統乳癌治療面臨抗藥性與免疫逃脫的困境時，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簡稱 CIK 細胞）結合化學治療與標靶治療，正為晚期與三陰性乳癌帶來突破性的曙光。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中，面對乳癌尤其是三陰性乳癌（TNBC）的轉移與復發，我們常常如同面臨一場膠著的棒球延長賽。傳統的化學治療就像是球隊裡的單一強打者，雖然在初期能取得分數，但面對腫瘤微環境所構築的堅固防守陣形，常常打出雙殺打，甚至引發嚴重的骨髓抑制與多重抗藥性。 為了突破這個僵局，近年備受矚目的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cell immunotherapy）-特別是由干擾素-γ、介白素及抗 CD3 抗體共同誘導生成的 CIK 細胞，展現了強大的非專一性細胞毒殺活性（Cytotoxic activity）。 我們可以將 CIK 細胞想像成棒球場上兼具速度與廣域守備的「超級中外野手」，它們主要由具備 NK-like T 細胞特徵的 CD3+CD56+ 異質性免疫效應細胞所組成。在比賽中，不論對手如何變換打擊策略，CIK 細胞都能透過自然受體如 NKG2D 與標的細胞上的 NKG2D 配體結合，無需事先經過抗原致敏，即可直接發動非MHC限制性的全面封鎖與清除。 傳統治療的堡壘與免疫逃脫的困境 乳癌高度的生物學異質性與免疫抑制微環境，導致單一傳統治療效果有限，亟需尋求具備協同效應的綜合治療策略。 回顧全球癌症統計數據，乳癌長年高居女性惡性腫瘤的前茅，儘管手術、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不斷進步，但晚期與轉移性乳癌患者的預後仍舊嚴峻。在實務上，我們常發現化學治療雖然能殺傷部分腫瘤細胞，卻也容易誘發腫瘤細胞的免疫逃脫機制（Immune evasion）。 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足球賽，對手（腫瘤細胞）透過緊密的防守陣形與免疫檢查點的掩護（例如 PD-L1 的表現），讓我們的免疫球員難以突破禁區。此外，傳統治療帶來的骨髓抑制與副作用，也讓許多高齡或體況較差的患者難以耐受完整療程。 文獻指出，單獨使用 CIK 細胞治療固然能透過釋放顆粒酶（Granzyme）和穿孔素（Perforin）來引發標的細胞的滲透溶解與細胞凋亡（Apoptosis），但面對複雜的實體癌症，單打獨鬥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