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科普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IK細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又稱細胞激素激活的殺手細胞。   「使用 G-CSF（白血球生長激素）能否增加 CIK 回輸細胞數目」？ 直接給出結論：在臨床實務與實驗室培養上，並不建議常規使用 G-CSF 來增加 CIK 細胞的回輸數目。雖然 G-CSF 可以讓周邊血的白血球總數暴增，但它動員出來的主要是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與髓系細胞，而非 CIK 培養所需的 T 淋巴球（T lymphocytes）。更具挑戰的是，G-CSF 會對 T 細胞與 NK 細胞產生免疫抑制效應，這反而可能削弱最終回輸細胞的毒殺品質。   以下為背後的病理生理學機制與製程考量： 動員標的不同：無法有效增加初始 T 細胞比例 G-CSF 的作用靶點：G-CSF 主要作用於骨髓中的髓系前驅細胞，誘導嗜中性白血球的增殖與釋放。 細胞組成失衡：注射 G-CSF 後，抽出的周邊血液單核細胞（PBMC）中，顆粒系細胞（Granulocytes）或不成熟的髓系細胞比例會大幅上升。相反地，作為 CIK 培養基底的 CD3⁺ T 淋巴細胞絕對比例反而會被稀釋。這會增加實驗室在第一天進行 PBMC 分離與貼壁去除單核細胞時的製程負擔。   免疫表型改變：誘導免疫抑制性表型（Treg / MDSC） 許多關於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和 CAR-T 臨床前研究指出，G-CSF 具有顯著的免疫調節（Immunomodulatory）副作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兼具 T 細胞的精準定位與 NK (自然殺手) 細胞的非 MHC 限制性殺傷力，是過繼性免疫治療（Adoptive Cell Therapy,簡稱 ACT）中兼具臨床效果與成本效益的重要武器。   身為第一線腫瘤科醫師，我們常面臨傳統化療、標靶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面臨抗藥性或療效瓶頸的困境。過繼性細胞免疫治療為過往無藥可用的晚期癌症開闢了新戰線。雖然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CAR-T）在血液癌症展現極佳療效，但其昂貴的製作成本與在實體腫瘤上的穿透瓶頸，讓許多患者望而卻步。   相對地，細胞激素誘導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CIK cells） 展現出極高的臨床應用價值。CIK 細胞是一群體外擴增的異質性之多株 T 效應細胞（polyclonal T-effector cells），其核心特色在於同時具備 T 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的雙重表型與功能特性。   缺乏統一的品質管制標準（SOP）與療效評估指標，加上市場過度商業化炒作，曾導致 CIK 療法遭遇嚴重的臨床應用瓶頸與監管禁令。   在過往的臨床應用中，CIK 療法展現了良好的安全性與廣效性，特別是在與手術、化療或放療結合時，能發揮顯著的協同抗腫瘤效果。然而，這項技術在推廣過程中曾面臨嚴峻的考驗： 品質控制與數量不足：部分醫療機構缺乏標準化的細胞培養 SOP 與質管流程，導致培養出的 CIK 細胞數量不穩定、活率不佳或表現型不達標。 缺乏精準的療效評估體系：傳統的 WHO 與 RECIST 腫瘤反應標準，主要針對直接縮小腫瘤體積的化療藥物設計，難以完整描述免疫細胞在體內延遲生效、甚至會有「腫瘤先大後縮之pseudoprogression」的複雜細胞毒殺過程。 過度商業化與安全性隱患：由於法規尚未健全，部分機構過度誇大療效，加上缺乏嚴格的無菌與微生物污染檢測，最終引發嚴重的臨床安全事件（例如:2016 年中國魏則西事件）。這場「監管風暴」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若缺乏嚴謹的技術標準與持續品質改進機制，再具潛力的臨床武器也可能淪為傷害患者的雙刃劍。這點台灣做得很好，有專責法律管理 癌症的細胞療法。   從體外製備、精準機制到臨床 SOP 全面升級 體外擴增與品質管制（SOP） 透過嚴格的 1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傳統乳癌治療面臨抗藥性與免疫逃脫的困境時，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簡稱 CIK 細胞）結合化學治療與標靶治療，正為晚期與三陰性乳癌帶來突破性的曙光。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中，面對乳癌尤其是三陰性乳癌（TNBC）的轉移與復發，我們常常如同面臨一場膠著的棒球延長賽。傳統的化學治療就像是球隊裡的單一強打者，雖然在初期能取得分數，但面對腫瘤微環境所構築的堅固防守陣形，常常打出雙殺打，甚至引發嚴重的骨髓抑制與多重抗藥性。   為了突破這個僵局，近年備受矚目的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cell immunotherapy）-特別是由干擾素-γ、介白素及抗 CD3 抗體共同誘導生成的 CIK 細胞，展現了強大的非專一性細胞毒殺活性（Cytotoxic activity）。   我們可以將 CIK 細胞想像成棒球場上兼具速度與廣域守備的「超級中外野手」，它們主要由具備 NK-like T 細胞特徵的 CD3+CD56+ 異質性免疫效應細胞所組成。在比賽中，不論對手如何變換打擊策略，CIK 細胞都能透過自然受體如 NKG2D 與標的細胞上的 NKG2D 配體結合，無需事先經過抗原致敏，即可直接發動非MHC限制性的全面封鎖與清除。     傳統治療的堡壘與免疫逃脫的困境 乳癌高度的生物學異質性與免疫抑制微環境，導致單一傳統治療效果有限，亟需尋求具備協同效應的綜合治療策略。   回顧全球癌症統計數據，乳癌長年高居女性惡性腫瘤的前茅，儘管手術、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不斷進步，但晚期與轉移性乳癌患者的預後仍舊嚴峻。在實務上，我們常發現化學治療雖然能殺傷部分腫瘤細胞，卻也容易誘發腫瘤細胞的免疫逃脫機制（Immune evasion）。   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足球賽，對手（腫瘤細胞）透過緊密的防守陣形與免疫檢查點的掩護（例如 PD-L1 的表現），讓我們的免疫球員難以突破禁區。此外，傳統治療帶來的骨髓抑制與副作用，也讓許多高齡或體況較差的患者難以耐受完整療程。   文獻指出，單獨使用 CIK 細胞治療固然能透過釋放顆粒酶（Granzyme）和穿孔素（Perforin）來引發標的細胞的滲透溶解與細胞凋亡（Apoptosis），但面對複雜的實體癌症，單打獨鬥的效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當常規化療遭遇「殘壘危機」，我們需要更智慧的戰術遞補 在臨床實務中，面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以及多發性骨髓瘤（MM）等血液惡性腫瘤時，雖然常規化療與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分子復發與難治性病灶依然是臨床上最棘手的「延長賽危機」。   這就好比一場激烈的棒球比賽，雖然先發投手（化療）在前面的局數壓制了對手，但到了中後階段，狡猾的腫瘤細胞往往會透過突變、下修抗原表現或構築免疫抑制的微環境來製造「滿壘危機」。   傳統的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如:LAK 或 TIL）雖然曾被寄予厚望，但在體外擴增的效率、腫瘤歸巢能力（Homing capacity）以及MHC限制性上，經常有窒礙難行之處。此外，雖然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CAR-T）在血液癌症中展現了強大的威力，但其伴隨的高昂貴成本以及致命的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RS）與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GVHD）的風險，讓臨床醫師在調兵遣將時不得不有所顧忌。因此，如何尋找一種兼具強力殺傷力、低免疫排斥且經濟實惠的免疫效應細胞，成為當前腫瘤免疫學的重要課題。   二、解決方案：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的多重戰術與協同打擊 CIK 細胞兼具備有T 細胞的標靶辨識能力、與 NK 細胞的 MHC 非限制性的殺傷優勢，且在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GVHD）的風險上表現出極低，是極具潛力的過繼性免疫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