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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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長時間的術後輔助CDK4/6抑制劑的治療 提高早期乳癌患者治癒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乳癌治療中,NATALEE 是一項關鍵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研究 CDK4/6 抑制劑 Ribociclib(藥品名:Kisqali,中文名:擊癌利)在「早期」乳癌輔助治療中的療效。NATALEE 研究證實,對於荷爾蒙受體陽性/第2型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術後輔助治療如果是標準荷爾蒙治療(亦稱為內分泌治療)中,再加入CDK4/6抑制劑Ribociclib給予3年,能夠顯著降低癌症復發的風險,該研究數據顯示,相較於單用荷爾蒙治療,合併使用 Ribociclib 能顯著延長患者的侵襲性無病生存期(iDFS)。   與另一項同類藥物的試驗(monarchE)相比,NATALEE 涵蓋了更廣泛的患者群體,包括第2期與第3期患者,包括了無腋窩淋巴結轉移(N0)、但卻具有高復發風險的患者。     早期乳癌患者與手術後,體內經常會殘留了目前常規影像學檢查無法驗出來的微觀轉移癌細胞或持久性的癌細胞,這些處於“休眠”狀態的癌細胞是之後導致疾病復發的原因之一。若能夠將這些“休眠”的乳癌細胞給它長期的抑制,或是誘導其進入不可逆的“衰老”狀態,則可以有效降低癌症的復發風險。多年來,對於復發風險高的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目前已經採納了延長患者荷爾蒙治療時間的治療策略,且過去的ATLAS、aTTom等研究也證實,將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Tamoxifen的療程,從5年延長至10年,可顯著降低長期的乳癌復發風險、並改善總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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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哪些患者術後輔助治療應該要用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臨床試驗NATALEE以前瞻性設計的研究,突破了既往臨床將淋巴結陽性(N+)與高復發風險直接掛鉤的局限性,NATALEE結合了乳癌的解剖學與腫瘤生物學等其他風險因素重新定義“高復發風險族群”,這些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術後輔助治療應該要用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 腋窩淋巴結陽性(N+)患者:不論陽性淋巴結的數目屬於N1或 N2或N3,均重新定義“高復發風險族群”。 腋窩淋巴結陰性(N0)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此類患者需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原發乳癌的腫瘤 > 5 cm(亦即T3/T4); 原發乳癌的腫瘤大小為2-5 cm(屬於T2),且伴有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3級(G3); 原發乳癌的腫瘤大小為2-5 cm(屬於T2),雖然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2級(G2)但Ki-67指數 ≥ 20%;   腫瘤大小為2-5 cm(T2),且為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2級G2)同時基因檢測提示高風險。 一項收錄華裔族群之真實世界癌症資料庫的大規模回顧性研究發現,符合NATALEE研究入組標準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腋窩淋巴結陽性患者、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的復發風險,是其他族群的3倍:,且這群高復發風險族群之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rwiDFS)是81.37%,而非高復發風險族群之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是93.37%,風險比為3.03;其中符合NATALEE研究入組標準的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的次族群,其復發風險也是其餘不符合NATALEE收錄之高復發風險族群的2.16倍,並且與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患者的復發風險相似,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分別為85.80%(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和85.91%(N1患者)。   另一項英國的真實世界研究也發現,符合NATALEE重新定義之“高復發風險族群中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的患者,7年無浸潤性疾病的生存期(iDFS)率和無遠處轉移復發生存(DRFS)率分別為 74% 和 82%,而該資料庫中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且有高復發風險因素的患者,其7年 iDFS 率和 DRFS 率分別為 75% 和 84%,二者復發風險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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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EE研究證實 ribociclib有效增加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的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亦即iDFS)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女性患者,對於術後輔助治療是否有效,術後復發風險是否真正能夠被降低,是臨床上關心的問題。近年來,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亦即iDFS)是目前普遍被藥物監管機構認可,用於評估新藥在術後輔助治療是否有療效的重要指標。   在癌症的臨床試驗,研究設計中的主要終點是必須要在“臨床獲益的明確性”、“研究實施的可行性”、“研究結果解讀的可靠性”之間取得平衡。一般來說,整體生存時間(亦即OS)常被視為癌症治療是否能夠幫助到病患的“黃金標準”。   但在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女性患者,尤其其病程相對長、復發與死亡事件大多發生較晚,若將OS作為主要研究的終點,往往需要有更長的追蹤時間才能累積足夠的事件數,才能獲得OS的成熟數據。這也會衍生兩個直接問題,首先,研究結果的產生會明顯地延宕,可能造成有效方案未能告儘早嘉惠患者;其二,隨著癌症復發後的治療選項,不斷推陳出新且療效持續改善中,所以OS的結果很容易被後線治療的差異所稀釋或遮蔽,使得研究藥物在術後輔助治療階段是否真能減少風險的效應更難以被辨別。   而iDFS(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是評估癌症(特別是乳癌)治療效果的關鍵指標,指從隨機分組或手術治療開始,直到發生任何包含所有局部、區域或遠處的「浸潤性」癌復發。不單指原癌處,也包括對側乳房或其他器官出現的新癌、以及第二原發癌、或因任何原因死亡的期間。iDFS常作為臨床試驗評估新型標靶或化療藥物效能的主要終點。在臨床研究中,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紛紛以iDFS為主要研究終點,並取得重要的結論:例如TAILORx研究則是借助iDFS的評估,證實21基因表達評分的晶片檢測,在指導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早期乳癌患者是否能夠豁免化療方面有其臨床的價值。iDFS是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中更加貼近臨床可接受的目標、更符合研究可行性的指標。能夠更早判斷復發風險是否因研究藥物的介入被有效降低,並為乳癌術後輔助治療藥物是否能夠轉化更長期的存活,提供了更早期且有力的證據鏈支撐。   因此,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迫切需要一個既能更早反映療效、又儘量不會受到後續治療干擾的替代終點。在這一背景下,iDFS慢慢被廣泛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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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遺傳癌症基因PALB2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遺傳癌症基因PALB2(Partner and Localizer of BRCA2/BRCA2 夥伴與定位基因)是一種抑癌基因,負責修復受損的 DNA。當此基因發生致病性變異(突變)時,人體修復 DNA 的能力會下降,進而顯著增加患上特定癌症的風險。遺傳癌症基因PALB2主要負責修復 DNA的損傷,若發生遺傳癌症基因PALB2,將無法有效抑制腫瘤,導致癌症風險上升。此類突變通常會導致癌症在較年輕時發生,且被認為是僅次於 BRCA1/2 的重要遺傳性乳癌風險因素。   PALB2基因是 DNA 同源重組修復通路(HRR)中的關鍵蛋白,能作為“橋樑”將 BRCA1 和 BRCA2 聯繫起來,共同憶起修復 DNA 的雙鏈斷裂,維護基因組穩定性。也正因為這一核心功能,PALB2 被認為是“第三個重要的乳癌的易感基因”。一旦 PALB2 發生胚系突變,會導致 DNA 修復功能下降,從而顯著增加乳癌以及其他多種惡性腫瘤的風險。   帶有 PALB2 突變的人群通常在較年輕時面臨較高的罹癌風險: 乳癌:這是 PALB2 突變最顯著的風險,其增加的機率與 BRCA2 基因突變相似。 胰臟癌:PALB2 與家族性胰臟癌有明確關聯。 卵巢癌:雖然風險低於 BRCA1/2,但仍有研究指出其與卵巢癌風險增加有關。 其他癌症:部分研究也探討了與男性乳癌、前列腺癌及黑色素瘤的潛在關聯。   女性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其終身罹患乳癌的風險高達 32%–53%;PALB2被認為是繼BRCA1/2之後又一個高度相關的乳癌之易感基因。 同時,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還可能輕度增加卵巢癌(約 3–5%)和胰臟癌(約 2–5%)的風險; 男性攜帶者雖然患乳癌的絕對風險不高,但也明顯高於普通男性人群,約為 0.9%;臨床觀察顯示,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相關的乳癌多為荷爾蒙受體為陽性,其生物學特徵類似於 BRCA2 相關乳癌。這使得 PALB2 成為遺傳性乳癌篩檢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目前針對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者的管理方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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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MEK標靶藥物-Binimetinib (Mektovi/輔癌癒)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Binimetinib (商品名:Mektovi/輔癌癒或比美替尼) 是一種口服的標靶治療藥物,屬於 MEK 抑制劑。它主要用於阻斷癌細胞生長所需的特定信號通路(MAPK/ERK 通路)。專門針對 MEK1 和 MEK2 蛋白,這兩者是促進細胞增生的 MAPK 路徑中的關鍵調節因子,阻斷下游信號傳遞,進而抑制MAPK/ERK通路上有特定基因突變的癌細胞增殖與生長。 Binimetinib 通常與另一種BRAF標靶藥物 Encorafenib (商品名: Braftovi,迫癌癒) 聯合使用,以產生更強的抗腫瘤效果並降低抗藥性。針對具有 BRAF V600E 或 V600K 基因突變的癌症- 黑色素瘤 (Melanoma):用於治療無法手術切除或已轉移的黑色素瘤。 非小細胞肺癌:2023 年獲 FDA 核准與 Encorafenib 聯用,治療具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患者。 大腸直腸癌:具有 BRAF V600E 或 V600K 基因突變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治療選項。  Binimetinib標準劑量通常為 每次 45 毫克 (3 顆 15 毫克藥錠),每日兩次,兩次服藥間隔約 12 小時。可與食物併服或空腹服用。若服藥後嘔吐,不可補服額外劑量。  常見副作用如下: 消化系統:噁心、腹瀉、嘔吐、腹痛、便秘。 皮膚與組織:皮疹、面部或肢體腫脹(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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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KRAS Q61H基因突變於大腸直腸癌的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KRAS基因突變發生於超過三分之一的大腸直腸癌,主要影響密碼子 12 和 13,較少見於密碼子 61、117 和 146。其他密碼子中也曾有罕見突變的病例報告,但通常缺乏明確的功能意義。這些突變會啟動驅動細胞增殖、抑制分化並抑制細胞凋亡的途徑。KRAS 突變大腸直腸癌與預後較差、復發率較高、化療反應降低,及對 EGFR 標靶治療的抗藥性有關。KRAS Q61H這是 KRAS 基因第 61 號密碼子的活化突變。與常見的 KRAS G12 或KRAS G13 突變類似,它會導致 MAPK 信號通路持續激活。在大腸癌中,這通常預示著對抗 EGFR 單株抗體(如 Cetuximab 或 Panitumumab)具有抗藥性。  依據大腸直腸癌患者 的KRAS 突變狀態進行分流,現已成為治療指導標準,儘管並非所有突變都具有相同的致癌性或治療反應。過去被視為無法被證實的抑制劑,大多數大腸直腸癌是由控制細胞分裂的基因突變引發的連續過程,導致無法控制的增殖及良性息肉的形成。這些病灶可透過獲得額外的基因組變異,包括染色體異常、基因突變,以及調控增殖、分化、凋亡和血管新生的基因的表觀遺傳修飾而進展為惡性  位於 KRAS基因的第 61 號密碼子(Q61),這類突變會使 KRAS 蛋白因而喪失內源性 GTP 水解能力,使其持續處於「開啟」狀態,導致 RAS 蛋白持續處於活化狀態,進而驅動下游細胞增殖。MAP2K1 p.E203K 的基因彙編碼 MEK1 蛋白,當E203K 是一種「激發性突變」(gain-of-function),會導致 MEK 蛋白不需要依賴上游訊號的啟動、而就能自主性地活化。  當KRAS p.Q61H (密碼子 61 突變)與 MAP2K1 p.E203K這兩種突變同時存在時,通常預示著腫瘤對 MAPK 訊息傳遞通路(Ras-Raf-MEK-ERK)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因為KRAS 位於 MEK(MAP2K1)的上游。當兩者同時突變時,MAPK 通路會受到「雙重打擊」式的活化,這往往與大腸直腸癌更具侵略性的腫瘤行為相關。這種組合可能導致腫瘤對單一標靶藥物(例如僅使用單一 MEK 抑制劑)較快產生獲得性抗藥性,因為下游突變可以繞過上游抑制。  由於當KRAS p.Q61H 與 MAP2K1 p.E203K這兩種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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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標靶藥物Rezatapopt-小分子p53再啟動劑 初試啼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TP53 基因突變是人類癌症中最常見的基因改變之一,超過一半的癌症中均可發現。作為重要的「腫瘤抑制基因」,正常 TP53 可防止受損細胞分裂;若突變的 TP53 不僅無法修復 DNA,還會讓損壞的細胞繼續存活,促進腫瘤發展。當p53發生突變,將使 p53 蛋白失去防禦功能,導致癌細胞不受控生長、增殖、抗藥性增加,且通常預後較差。   過去認為TP53 Y220C 是常見的「不可成藥」之抑癌基因突變之一,約存在於1%的實體癌症中,此突變廣泛存在於多種實體腫瘤中,包括胃癌、卵巢癌、乳腺癌、肺癌等。在最易引發癌症的TP53突變中,Y220C突變排在第9位,導致p53蛋白表面形成特定疏水空腔且結構不穩定。Y220C 突變會導致 p53 蛋白不穩定,失去其正常調節細胞週期、DNA修復和細胞凋亡的「抑癌」功能。   TP53 Y220C突變可在p53中產生一個獨特的、可接近並能容納小分子結合的“口袋”。這個獨特的結構恰好為小分子藥物的精准結合提供了可能。也因為此突變在蛋白表面形成獨特的「口袋」結構,藥物研發者(如PMV公司的Rezatapopt、加科思的JAB-30355)設計小分子來結合該部位,穩定突變的 p53 蛋白,使其結構恢復至接近野生型,進而誘導癌細胞死亡。   《新英格蘭醫學》報導的 Rezatapopt的早期臨床試驗PYNNACLE之數據顯示,該藥在針對包括卵巢癌、胰臟癌、乳癌、大腸直腸癌等多種癌症中表現出初步的抗腫瘤活性,治療客觀緩解率達 20%-38%。   PYNNACLE是一項單臂、多中心的早期臨床試驗,收錄了過去曾經接受過多線治療(中位線數為3線)且具備TP53 Y220C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實體瘤患者77例,覆蓋卵巢癌(占比30%)、胰臟癌(占比18%)、乳癌(占比13%)、大腸直腸癌(占比12%)等多種癌種。22例患者還同時攜帶有KRAS突變,多為胰臟癌或大腸直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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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癌症之FGFR2融合性基因突變中的FGFR2-SORBS1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FGFR2-SORBS1(有時也拼寫為 FGFR2-SORBBS1)是一種罕見的癌症致癌融合性基因變異。這種融合發生在 FGFR2(纖維芽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2)基因與 SORBS1(含 SORBS 結構域蛋白 1)基因之間,常見於以下的情況: 此基因融合性變異與肝內膽管癌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A) 的關聯最為顯著。在膽管癌中,FGFR2基因融合性的變異(包括與 SORBS1 的融合)被認為是關鍵的致癌驅動因子。   FGFR2 融合性基因變異在所有原發之胰臟癌中的發生率約為 1~1.5%。這類融合幾乎只出現在 KRAS 野生型(Wild-type) 的胰臟癌中。由於超過 90% 的胰臟癌都帶有 KRAS 突變,這類不具 KRAS 突變的病患通常更需建議進行全基因組定序,以尋找如 FGFR2、ALK、NTRK 或 NRG1 等可針對性治療的標靶。   FGFR2 融合性基因突變中的FGFR2-SORBS1屬於「第二型」的FGFR 融合。SORBS1 基因通常提供一個 C 端結構域,促使 FGFR2 蛋白發生配體不依賴性的二聚化或寡聚化。這會導致下游訊號通路(如 MAPK 通路)持續活化,進而推動腫瘤細胞的增殖與遷移。   FGFR2 融合性基因陽性的患者中,SORBS1 是較常見的伴侶基因之一(約佔了4-4.4%),僅次於最常見的 BICC1。一般而言,攜帶 FGFR2融合性基因突變的膽管癌患者相較於無此變異者,其發病年齡比較輕且病程較緩慢。而帶有此FGFR2-SORBS1融合性變異的患者通常對 FGFR標靶藥物(如: Pemigatinib 或 Futibatinib)具有潛在的臨床反應。   目前對於攜帶 FGFR2 融合性基因變異的癌症,精準醫療提示可以用特定的標靶藥物,雖然FGFR2的標靶藥物多數核准用於膽管癌,但在異病同治(亦即不限癌種/Tumor-agnostic)的治療趨勢下,對於攜帶 FGFR2 基因融合的胰臟卵黃囊瘤也具有參考價值,目前可用的FGFR2的標靶藥物如下: 藥物名稱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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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DA正式核准Encorafenib合併爾必得舒與化療 可以用於治療攜帶BRAF V600E突變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第一線治療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Encorafenib (商品名:Braftovi 迫癌癒) 是一種口服的小分子標靶藥物,屬於 BRAF 抑制劑。Encorafenib主要是藉由阻斷 MAPK 信號路徑中異常活化的 BRAF 激酶(特別是 BRAF V600 突變),來抑制癌細胞的增殖並誘導其凋亡。 Encorafenib通常不單獨使用,而是採取「雙標靶」或「標靶加化療」的組合療法。   Encorafenib的主要適應症:: 轉移性黑色素瘤:與 Binimetinib併用,治療帶有 BRAF V600E 或 V600K 突變且無法切除的病人。而Binimetinib (商品名:Mektovi,中文名:輔癌癒 或 比美替尼) 是一種口服的標靶治療藥物,屬於 MEK 抑制劑。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mCRC):與 Cetuximab(中文商品名:爾必得舒 Erbitux)併用,治療曾接受過全身性治療且帶有 BRAF V600E 突變的病人。根據 2024-2025 年的最新臨床進展,美國 FDA 已經核准 Encorafenib 併用 Cetuximab 與化療方案 (mFOLFOX6) 作為 BRAF V600E 突變大腸癌的一線治療。   2026年2月24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正式核准Encorafenib合併Cetuximab及氟尿嘧啶類化療(5-F)方案,用於治療經FDA腸道檢測方法確診為BRAF V600ECRC突變的轉移性成人大腸直腸癌。   非小細胞肺癌:與 Binimetinib 併用,治療帶有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病人。     美國FDA正式核准Encorafenib合併爾必得舒與化療,可以用於治療攜帶BRAF V600E突變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第一線治療,主要根據BREAKWATER試驗(NCT04607421)所評估的療效。該試驗為隨機、活性對照、開放標籤、多中心試驗,受試者皆為初治、BRAF V600E突變陽性的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採用Qiagen「therascreen BRAF V600E RGQ PCR試劑盒」檢測確認是BRAF V600E突變。   BREAKWATER試驗最初以1:1:1的比例隨機分配至以下三個治療組: 試驗A組;每日口服Encorafenib一次,併用 Ce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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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alutamide(安可坦/Xtandi)治療生化復發(Biochemical Recurrence, BCR)的攝護腺癌

Enzalutamide(安可坦/Xtandi)治療生化復發(Biochemical Recurrence, BCR)的攝護腺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而Enzalutamide(商品名:安可坦 Xtandi®)是新一代強效口服雄性素受體抑制劑(AR inhibitor),用於治療晚期攝護腺癌,特別是轉移性去勢抗性攝護腺癌(mCRPC),能有效延長存活期、延緩癌症惡化及改善生活品質。該藥物每日一次口服,常見副作用為疲勞、熱潮紅、頭痛及高血壓。   生化復發(Biochemical Recurrence, BCR)是指攝護腺癌患者在接受根除性手術或放射線治療後,雖然影像檢查尚未發現腫瘤,但血液中的攝護腺特異抗原(PSA)數值再次升高,這通常是攝護腺癌可能出現復發的第一個警訊。   關於生化復發攝護腺癌的診斷標準: 攝護腺癌生化復發的定義依據最初採取的治療方式而有所不同: 於根除性攝護腺切除術後: 通常定義為術後 PSA 降至偵測不到後,連續兩次測得 PSA 數值 ≥ 0.2 ng/mL。 放射線治療後(Phoenix 標準): 攝護腺癌生化復發的定義為 PSA 數值回升至「最低值(Nadir)+ 2.0 ng/mL」以上。   發表於2025年的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之第三期臨床試驗-EMBARK,結果證實Enzalutamide的治療方案能夠顯著延長生化復發攝護腺癌的這一類患者的無轉移存活期(MFS)且可以能顯著延長高風險之生化復發攝護腺癌患者的存活時間(風險比為0.60), Enzalutamide聯合leuprolide的治療組的8年存活率為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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