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處置的核心原則為「早期識別、及時停藥/減量、多學科協作」。 以下為陳醫師整理依據 NCCN 指引與臨床實務的標準處置流程與策略： 一、 依據臨床分級的處理原則 當患者出現認知、情緒、言語或睡眠障礙時，應立即評估嚴重程度並採取相應的臨床管理策略： 輕度症狀： 症狀輕微，通常不影響日常活動。醫療團隊會進行密切觀察，並加強家屬的衛教與監測。 中度至重度症狀： 症狀明顯或影響個人自理與工具性日常活動。通常需暫停用藥，直到症狀緩解，並在恢復治療時考慮調整劑量，若情況持續或無法耐受，則評估停藥的必要性。 危及生命之嚴重精神或行為症狀： 出現嚴重精神錯亂或幻覺時，通常需立即永久停藥。
針對 Lorlatinib（商品名：Lorviqua 瘤利剋 或 Lorbrena）引發的中樞神經系統（CNS）副作用 閱讀全文 »
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多在Lorlatinib（商品名：Lorviqua 瘤利剋 或 Lorbrena）治療後的第 15 天快速顯現，發作率高達 76%–100%，需早期監測並介入降血脂策略 。 作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在面對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時，三代標靶治療藥物 Lorlatinib 展現出極佳的腦部穿透力與全身療效。然而，其獨特的副作用譜（Adverse Event Profile）也為長期用藥管理帶來挑戰。依據臨床數據的時間軸分析，高脂血症通常是第一個發作的副作用，發作時間約在第 15 天（即第 3 週左右），其發作率高達 76%–100%，且持續時間可長達 427 至 451 天。 Lorlatinib 的代謝與神經副作用就像「戰時後勤封鎖」與「混合戰資訊干擾」，考驗臨床醫師的戰術調配。 如果把肿瘤細胞比喻為敵方陣營，Lorlatinib 就是精準打擊的神射手。然而，這場抗癌戰役就像俄烏戰爭中的後勤供應線與資訊混合戰： 高脂血症（後勤物料堆積）： Lorlatinib 對 ALK/ROS1 的強效抑制，同時會干擾了下游的脂質代謝路徑。這好比俄烏戰場上，烏克蘭切斷了敵軍的前線補給撤退路線，導致後方的物料（膽固醇與甘油三酯）在血液幹道中大量滯留堆積。發作期極早，需要我們像戰地後勤官一樣，及早調配 Statins 等降脂藥物進行干擾。 水腫（水利防線潰堤）： 在標靶治療藥物的治療第 42 天（Day 42，第 6 週）出現的水腫（Edema，發作率 51%–75%，持續約 163 天），如同戰場上第聶伯河大壩潰堤導致的水患。血管通透性與微循環調節被破壞，造成組織液滯留。 神經與精神症狀（認知與資訊混亂）： Lorlatinib 具有高腦部的穿透力，但這也像進入大腦的資訊戰與信號干擾。 情緒異常：標靶治療藥物的第 37 天（發作率 26%–50%，持續 192 天），如同前線將士在長期對峙下的心理疲憊與情緒波動。
WCLC 2026 公布的 NAUTIKA1 第二期臨床試驗之ALK 研究佇列主要分析，證實了術前輔助 Alectinib（安立適）在可切除 IB～IIIB 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中的強勁療效，MPR 達 55.8%、pCR 達 18.6%、R0 切除率高達 95%，開啟了圍術期標靶治療的全新里程碑。 一、早期 ALK 陽性肺癌的圍術期困境與臨床未滿足需求 傳統圍術期策略過往多以術後輔助化療為主，但 ALK 陽性患者從傳統化療獲益有限，且直接上手術往往面臨高復發風險與病理降期率不佳的挑戰。 在早期（IB–IIIB 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實踐中，圍術期管理（Perioperative Care）一直以來都充斥著戰術上的抉擇。過往我們依賴「先出手術刀，後用術後之輔助化療」的傳統路徑，但臨床數據早已證明，含鉑雙藥化療對於具備特定驅動基因的患者，其 5 年整體生存率（OS）改善幅度十分有限（僅約 5%）。 近年的 ALINA 試驗雖已奠定 Alectinib 在術後輔助標靶治療的鞏固地位，但單純「術後防守」仍無法解決術前腫瘤負荷過大、微轉移（Micrometastasis）隱匿以及縱隔淋巴結降期率不足的問題。若缺乏強有力的術前新輔助（Neoadjuvant）誘導治療，部分局部晚期的患者在直接接受根治性切除手術（R0 Resection）時，常面臨邊緣陽性或術後快速復發的威脅。 二、 NAUTIKA1 研究之新輔助 Alectinib 數據拆解 第二期臨床試驗NAUTIKA1（NCT04302025）之多中心傘式研究 ALK 佇列主要分析顯示，8 週的術前輔助 Alectinib 帶來高達 55.8% 的主要病理緩解率（MPR）與 95% 的 R0 切除率，成功打通了圍術期精準治療的最後一哩路。 在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 2026）的口頭報告中，NAUTIKA1 研究的 ALK 佇列主要分析成果驚豔全場。該試驗針對 48 例可以手術切除 IB～IIIB 期未經治療的 ALK 陽性 NSCLC 患者，給予術前 Alectinib 600 mg (每日兩次)治療 8 週（2 個療程），隨後接受根治性切除，並由醫師評估術後選用性含鉑雙藥化療（最多 4個療程）及 Alectinib術後輔助治療 2 年。 核心數據總覽 病理與影像學緩解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精準醫療迎來重大轉折，針對 EGFR 標靶藥物產生抗藥性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全球國際醫學會釋出最新治療突破。 對於許多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而言，第三代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如Osimertinib）是當前標準的第一線治療。然而，腫瘤非常頑強，多數患者在服藥一段時間後仍會面臨「藥物抗藥性」的考驗。 過去，一旦三代標靶藥物失效，患者往往只能選擇傳統的含鉑雙藥化療。但在 2026 年的世界肺癌大會（WCLC）以及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 2026）等國際權盛大會中，權威臨床試驗數據揭示了全新的治療方向：透過精準檢測找出抗藥機制（特別是 c-Met 基因擴增或過度表達），並採用「全口服雙標靶（EGFR + MET）」無化療方案，能顯著延長無惡化存活期（PFS）與整體存活期（OS）。 標靶藥物為何會失效？c-Met 基因擴增與抗藥機制的威脅 腫瘤細胞如同會「走後門」的偷渡客，當主幹道被 Osimertinib 封鎖時，c-Met 基因擴增（MET Amplification）就成了癌細胞強行開闢的另一條旁路通道（Bypass pathway）。 要理解為什麼肺癌標靶藥會失效，我們可以把腫瘤細胞比喻為高雄捷運紅線上的列車： EGFR 突變： 就像是列車的「引擎開關」卡死在啟動狀態，導致癌細胞無限發動、不斷增殖。 第三代標靶藥 (Osimertinib)： 好比精準的煞車系統，直接鎖死這個壞掉的引擎，讓癌細胞停下。 c-Met 基因擴增 / 旁路激活： 癌細胞為了存活，竟然私自架設了一條「高雄輕軌」作為繞道備用軌道！即使捷運紅線被標靶藥封鎖了，癌細胞依然能改搭輕軌，繼續在體內橫行霸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ROS1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一線標靶藥物治療長期面臨高頻率顱內病況惡化與 TRK 脫靶副作用的雙重臨床困境。 在首爾舉辦的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 2026）總統論壇上，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的 Dr. Alexander Drilon 發表了 ARROS-1 臨床試驗中，針對初治（未接受過標靶藥物）ROS1 陽性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最新註冊意向（Registrational-intent）數據。這項數據以 94% 的全身客觀緩解率（ORR）與 100% 的顱內客觀緩解率，展示了次世代標靶藥物翻轉臨床預後的潛力，也為一線治療格局帶來重大衝擊。 傳統 ROS1 抑制劑的戰略困局與「友軍誤傷」副作用 傳統一線 ROS1標靶藥物在戰術執行上面臨三大瓶頸：無法有效預防腦轉移之惡化、抗藥突變基因（如 G2032R）迅速出現，以及因 TRK 脫靶效應導致的神經毒性限制了給藥劑量。 在 ROS1 陽性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圖譜中，雖然一代與二代標靶藥物為患者延長了生存期，但在臨床實務上，我們常目睹這類靶向治療進入「僵持戰」。如果把 ROS1 基因重排視為腫瘤細胞的核心指揮部，傳統的 ROS1標靶藥物（如 Crizotinib 或部分雙標靶藥物）就像是精度不足的傳統導彈。在戰場推進初期，這些導彈確實能精準摧毀地面目標（全身腫瘤治療反應），但面臨兩大戰略瓶頸： 血腦屏障（BBB）的「防空識別區」限制： 許多傳統標靶藥物穿透 BBB 的能力極差，導致大腦成為癌細胞的「安全後方防空洞」。腫瘤細胞在此迅速擴張，形成腦轉移，這是過去一線治療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TRK 脫靶的「俄烏戰場上的友軍誤傷」： 由於 ROS1 與 TRK（NTRK）激酶域在結構上有高度同源性，許多傳統 標靶藥物無法分辨兩者，就像在烏克蘭戰場上的防空系統或電磁干擾器，在攔截敵方無人機（ROS1）的同時，不幸將訊號強烈干擾到了周圍的友軍通訊與民用基礎設施（TRK 訊號鏈）。TRK 存在於人體中樞神經系統，一旦被「誤傷」，患者就會出現嚴重的共濟失調（Ataxia）、迷航感、頭暈與體重暴增。臨床醫師為了減輕這類「友軍誤傷」的副作用，往往被迫降低標靶藥物的劑量，這無異
擊破 ROS1標靶治療抗藥牆與腦轉移宿命：Zidesamtinib (NVL-520 /Jideytro) 憑藉 ARROS-1 數據登頂 WCLC 2026 總統論壇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看懂分子機制是掌控精準抗癌的關鍵第一步。 很多民眾聽到「癌症」常以為是細胞失控大暴走，但從現代腫瘤學與分子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癌細胞並非毫無章法地亂竄，而是「劫持」了我們人體原本正常的生理訊號傳導途徑，將其改寫成利於自身增殖與存活的指令。 不同的癌症類型依賴的分子機制大不相同，臨床治療必須針對其關鍵機轉進行切斷，才能達成精準治療的目的。 癌細胞是如何「偷天換日」改寫生理訊號？ 癌症不是單一疾病，而是各種不同分子突變引發的訊號異常。人體細胞平日有嚴密的生長控管機制，就像高鐵的調度系統一樣的精準。然而，當特定的基因發生突變或過度表現時，這個調度系統就會陷入故障，持續發出「加速通車」的錯誤指令。 在臨床常見的癌症類型中，各自存在著關鍵的腫瘤驅動基因與訊號傳導路徑： 非小細胞肺癌： 常見於東亞族群與非吸菸女性，其核心機轉為 EGFR（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訊號異常活化。當 EGFR 突變後，會源源不絕地向下游傳遞 RAS → MAPK 以及 PI3K → AKT 訊號路徑，強烈地促進細胞增殖與存活。這就像是高鐵的號誌燈被卡在綠燈，後續列車（細胞）只能被迫不斷高速往前衝。 HER2 陽性乳癌： 大約佔 15–20% 的乳癌患者，機轉為 HER2 基因擴增或過度表現。HER2 受體在細胞膜上過度聚集，引發下游 PI3K → MAPK 等路徑活化。這好比車廂內裝了過多的廣播喇叭，聲音大到把所有停駛指令全部蓋過去。 攝護腺癌： 常見治療困境為去勢抗性攝護腺癌（CRPC），主因是 雄性素受體（AR）訊號過度活化。睪固酮（Testosterone）經由 5α-還原酶轉化為強效的雙氫睪固酮後，與 AR 結合並進入細胞核，活化腫瘤生長基因。 卵巢癌（BRCA突變/HRD陽性）： 常見於高級別漿液性卵巢癌，這類細胞存在 同源重組修復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HRD），即 BRCA1/2 基因的功能缺失，導致 DNA 雙鏈斷裂修復能力下降。當主要修復途徑癱瘓時，癌細胞只能高度依賴備用的修復途徑（如 PARP 酵素）來苟延殘喘。 黑色素瘤（BRAF V600突變）： 大約 40–60% 具有 BRAF V600 突變，導致 BRAF-MEK-ERK 訊號鏈持續活化。這條 MAPK 路徑
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過去 MET 標靶治療在胃癌第三期臨床失敗，主因是「圍剿對象錯誤」（混淆 c-MET 蛋白質過度表現與真正的 MET 基因擴增）。近年亞洲大型數據顯示，以 Savolitinib、Capmatinib 為首的高選擇性小分子 TKI，針對高水平 MET 基因擴增的後線晚期胃癌患者，展現高達 44%–50% 的客觀緩解率（ORR），NMPA 亦於 2026 年 7 月給予Savolitinib 附條件批准。臨床上應以 IHC(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篩檢並輔助以 FISH/NGS(次世代基因定序) 確診，同時密切關注旁路共同擴增與次級突變產生的抗藥性。 一、從地緣衝突看 MET 標靶的歷史轉折點 MET 標靶治療過去的失利，並非「武器無效」，而是「情報失真」與「目標選錯」。 在晚期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癌的全身性治療中，一線常規已確立為「化療聯合 PD-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或「HER2 陽性給予 Trastuzumab或是ADC 治療」。然而，當患者在一線治療進展惡化後，後線可用的救援方案極為有限，預後普遍極差。 過去十餘年間，臨床學者將目光投向 c-MET（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這條強大的受體酪氨酸激酶（RTK）傳導路徑。然而，早期使用大分子單株抗體（如: Rilotumumab、Onartuzumab 結合化療）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卻屢遭滑鐵盧。MET 基因擴增晚期胃癌數據如下: 蛋白質過度表現（c-MET Overexpression）：盛行率高達 30%–50%。 基因擴增（MET Amplification）：盛行率僅約 4%–7%。 早期臨床試驗將「c-MET 蛋白質過度表現」當作打擊目標，就像看到前線有大量傭兵（受 EGFR 或 HER2 旁路激活，或是 HGF 配體刺激而產生的蛋白質高表現）。然而，這些傭兵並非戰場的指揮官，打掉他們並無法瓦解敵方的指揮鏈。 相反地，「MET 基因擴增（MET Amplification）」才是這座陣營真正的「本土核武軍火庫」。這 4%–7% 的高水平擴增患者，腫瘤展現了極強的基因成癮性（Oncogene Addiction）。過去的失敗，正是因為我們將精準導引飛彈射向了外圍的傭兵陣地，而非核武總部。當我們精準鎖定「基因擴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篇專門詳述 RAS 標靶藥物突破「不可成藥」（Undruggable）困境的半世紀演進。內容涵蓋第一代 OFF 狀態抑制劑的局限、呈遞蛋白（Presenter Protein）Cyclophilin A（CYPA）誘導的「新型態界面（Neomorphic Interface）」機制、三元複合物（Tri-complex）四步優化歷程，以及 Revolution Medicines 三條臨床藥物支線（RMC-6291、RMC-6236、RMC-9805）的佈局與臨床考量。 一、卡死的分子開關與滑溜溜的 RAS 蛋白 RAS 蛋白的生理開關與 Oncogenic 卡死機制 在正常細胞傳遞路徑中，RAS 蛋白扮演極為嚴謹的分子開關角色： 當與 GDP（二磷酸鳥苷） 結合時，RAS 蛋白的開關處於 關閉（OFF） 狀態。 當與 GTP（三磷酸鳥苷） 結合時，RAS 蛋白的開關轉為 開啟（ON） 狀態，並與下游效應蛋白（Effector Protein，如 RAF 激酶）結合，啟動下遊的 MAPK/ERK 傳訊路徑，驅動細胞增殖與存活。 一旦發生 KRAS、HRAS 或 NRAS 基因突變（常見如 G12C、G12D、G12V 等點突變），GTP 水的解能力喪失或 GEF（鳥苷酸交換因子）的促進作用增強，導致此開關被強行卡在「GTP-bound ON 狀態」，訊息傳訊路徑會持續狂飆，形成腫瘤生長的核心驅動力。 「不可成藥」（Undruggable）的結構學障礙 長期以來，RAS 被視為標靶藥物開發的禁區，主因有二： picomolar 級別的高親和力： RAS 對 GTP/GDP 的親和力極高，且細胞內 GTP 濃度遠高於藥物，傳統競爭性的抑制劑根本無法搶贏 GTP。 光滑無深度口袋的蛋白表面： 傳統小分子藥物如同鑰匙，需要與目標蛋白表面的深口袋（Binding Pocket）緊密結合。但 RAS的表面極為平滑，缺乏小分子可以穩固錨定的空間位阻與相互作用位點。 Tethering 技術與第一代 RAS OFF 抑制劑的開創與瓶頸 2013 年，UCSF 的 Kevin Shokat 團隊利用 二硫鍵繫留技術（Tethering） 帶來了轉機。他們使用帶有共價彈頭的小分子庫，與 KRAS G12
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絡（NCCN）最新發佈的胃癌臨床實踐指南（v4.2026 版），為 HER2 陽性晚期胃癌、圍手術期免疫治療及器官保留策略帶來了突破性的診療指引。 在診間，我常遇到胃癌患者與家屬懷著不安的心情問我：「醫師，胃癌除了化療之外，還有沒有更新、更好的精準治療方法？能不能在治療的同時，幫我把胃保留下來？」大家的渴望，正是全球腫瘤學界不斷突破的動力。 近日，指引全球癌症治療風向標的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絡（NCCN）正式更新了《胃癌臨床實務指引》2026年第四版。這次的改版凝聚了多項重大臨床試驗的成果，不僅替晚期 HER2 陽性胃癌患者帶來了突破性的「雙特異性抗體」一線選擇，也上調了關於圍手術期免疫治療的推薦等級，更為部分特定基因型態的患者開啟了「免開刀保留器官」的討論大門。 傳統胃癌治療的困境與精準分層的必要性 傳統晚期胃癌治療面臨到第一線治療方案實在有限、圍手術期後癌症復發率高，以及手術切除後生活品質顯著下降等三大臨床挑戰。 胃癌與胃食道結合部腺癌一直是威脅大眾健康的重大疾病。傳統上，面對晚期或轉移性胃癌，醫師手中的工具大多侷限於傳統化療；即使近年有了標靶藥物與免疫治療，治療的瓶頸依然存在： HER2 陽性晚期胃癌之抗藥與療效瓶頸： 過去針對 HER2 陽性晚期胃癌的一線標靶藥物選擇相對單一，一旦產生抗藥或療效不佳，後續治療手段便十分有限。 圍手術期（手術前後）之復發風險： 局部晚期胃癌患者即便接受了手術，手術後復發率依然不低，如何透過更強效的「圍手術期的手術前輔助/手術後輔助治療」來縮小腫瘤、清除微小轉移，是提升長期生存率的關鍵。 器官切除帶來的生活品質衝擊： 胃切除術（Gastrectomy）搭配嚴格的淋巴結清掃，長期以來是根治胃癌的標準手段。然而，全胃或部分胃切除會嚴重影響患者的飲食習慣、營養吸收與消化功能，大幅降低生活品質。 為了突破這些困境，國際醫界正朝向分子標記指導的精準分層（Biomarker-driven Stratification）發展，針對 HER2 狀態、PD-L1 表達量（CPS/TAP）以及微衛星高度不穩定/錯配修復功能缺陷（MSI-H/dMMR）等特性，量身打造最適合的個人化治療方案。
局部晚期胃癌治療迎來重大突破，Serplulimab 圍手術期免疫治療模式在 ASTRUM-006 試驗中成功證實，能大幅提升病理完全緩解率（pCR）並延長無事件存活期（EFS），更創下術後不需要再吃化療藥的「去化療」先例。 一、傳統圍手術期治療的「雙重煎熬」 局部晚期可切除胃癌與胃食道結合部腺癌長期以來面臨高復發率與術後累積性毒性的雙重挑戰，傳統化療雖然能降低復發風險，但也常常讓患者因為嚴重的身體負擔而苦不堪言。 在過去，針對局部晚期可切除的胃癌與胃食道結合部腺癌，標準的「圍手術期（Peri-operative）治療」就像是打一場長期的防禦戰。患者在開刀前要先接受幾輪術前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來縮小腫瘤、提升 R0 根治性切除術的成功率；開刀順利切除後，為了趕盡殺絕殘存的微小轉移病灶，術後還得繼續接受術後的輔助化療（Adjuvant chemotherapy）。 然而，這套傳統模式對許多病人來說，過程非常艱辛。術後患者的胃腸道功能尚未完全恢復，卻又要面臨像是Oxaliplatin化療帶來的累積性周邊神經毒性、TS-1化療引發的消化道潰瘍，以及嚴重的骨髓抑制。這種「術後繼續化療」的煎熬，就像是剛結束一場高強度的路跑，身體還在修復，卻立刻被要求踩上加速度更高的跑步機，許多患者往往因為無法耐受三級以上的不良反應而被迫中斷治療，導致療效打折。 二、ASTRUM-006 開創的「術後去化療」全新免疫模式 ASTRUM-006 全球多中心的第三期臨床試驗，透過精準篩選 PD-L1 陽性（CPS ≥ 5）族群，採用「術前免疫聯合化療、術後免疫單藥維持」的創新策略，達成增效減毒的卓越效果。 創新試驗設計與治療節奏 相較於傳統 KEYNOTE-585 或 MATTERHORN 試驗在術前與術後皆採用「免疫聯合化療」的重磅轟炸，ASTRUM-006 試驗採取了更精準且具備溫度的策略： 術前輔助階段： 使用抗 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Serplulimab（4.5 mg/kg）聯合 SOX 化療方案（Oxaliplatin + S-1），每 21 天為一療程，進行 3 個療程。這一步驟如同在開刀前先派警犬與精銳部隊進行精準打擊，快速縮小腫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