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你的身邊可能有親友正在與癌症奮戰，或者你曾在醫學新聞中看過：癌症患者在接受化學治療（化療）或放射治療（放療，俗稱電療）時，除了對抗腫瘤本身，往往還要忍受極其痛苦的副作用。其中，「嚴重的腹瀉、嘔吐、腹痛」常讓患者骨瘦如柴，甚至被迫中斷療程。 過去，很多人以為這只是藥物單純的副作用反應。但最新的醫學期刊研究發現，這其實是化學治療（化療）或放射治療引爆的一場在腸道深處之「生態浩劫」，醫學上稱為「放化療引起的腸道菌群失調（Dysbiosis）」 。 面對這個讓醫生也頭痛的難題，醫界發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如深海魚油中的 EPA 和 DHA），竟然能跨界化身為拯救腸道生態的「超強外援」！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細胞在手術與化療壓力下，常透過發炎反應肆虐。本文將探討胃癌手術期間補充二十碳五烯酸（EPA）的臨床機制與最新證據，為高風險胃癌患者帶來輔助支持的曙光。 作為一名每天在臨床一線與惡性腫瘤搏鬥的腫瘤科主治醫師，我常被患者詢問：「醫師，除了做化療、動手術，我多吃深海魚油到底有沒有幫助？」 在醫學界，我們對此有更精確的探討：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這是一種廣為人知的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近年來，許多基礎與臨床研究皆指出它具有抗腫瘤活性與調節人體免疫系統的潛力。今天，我們就從一項關鍵的隨機對照試驗出發，以輕鬆易懂的方式，揭開 EPA 在胃癌手術期間（Perioperative Period）所扮演的生理機制與臨床防禦角色。 當手術拆除腫瘤，卻意外觸發了體內的「世紀大火」 臨床挑戰在於胃癌切除手術（D2 胃切除術）所引發的系統性發炎反應，往往會分泌大量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反而成為微轉移癌細胞生長與化療抗藥性的溫床。 胃癌在世界惡性腫瘤中，高居癌症相關死因的前列 。臨床上，面對局部進展期胃癌，標準的黃金治療方式是進行「D2 胃切除術」並搭配化療。然而，即便接受了當前最精準的跨領域多學科團隊治療，仍有近半數的胃癌患者會在術後面臨癌症復發的威脅 。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人體就像是一座結構嚴密的現代化大樓，而胃癌就是潛伏在某一樓層的「縱火犯，而為了消滅縱火犯，外科醫師必須大刀闊斧地進行拆除工程做全胃切除術。雖然順利把縱火犯的主基地拆除了，但這種高強度的拆除工程（手術的壓力），不可避免地會在體內引發漫天的粉塵與高溫，在醫學上，這就是「手術應激的壓力」 。這種劇烈的物理與生理應激，會刺激人體的免疫防線，大量釋放出白血球介素-1（IL-1）、白血球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TNF）等「促發炎細胞激素」 。這些細胞激素在短期內雖然是修復傷口的警報器，但如果長期在體內悶燒的話，就會形成慢性發炎環境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細胞在手術與化療壓力下，常透過發炎反應肆虐。本文將探討胃癌手術期間補充二十碳五烯酸（EPA）的臨床機制與最新證據，為高風險胃癌患者帶來輔助支持的曙光。 作為一名每天在臨床一線與惡性腫瘤搏鬥的腫瘤科主治醫師，我常被患者詢問：「醫師，除了做化療、動手術，我多吃深海魚油到底有沒有幫助？」 在醫學界，我們對此有更精確的探討：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這是一種廣為人知的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近年來，許多基礎與臨床研究皆指出它具有抗腫瘤活性與調節人體免疫系統的潛力。今天，我們就從一項關鍵的隨機對照試驗出發，以輕鬆易懂的方式，揭開 EPA 在胃癌手術期間（Perioperative Period）所扮演的生理機制與臨床防禦角色。 當手術拆除腫瘤，卻意外觸發了體內的「世紀大火」 臨床挑戰在於胃癌切除手術（D2 胃切除術）所引發的系統性發炎反應，往往會分泌大量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反而成為微轉移癌細胞生長與化療抗藥性的溫床。 胃癌在世界惡性腫瘤中，高居癌症相關死因的前列 。臨床上，面對局部進展期胃癌，標準的黃金治療方式是進行「D2 胃切除術」並搭配化療。然而，即便接受了當前最精準的跨領域多學科團隊治療，仍有近半數的胃癌患者會在術後面臨癌症復發的威脅 。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人體就像是一座結構嚴密的現代化大樓，而胃癌就是潛伏在某一樓層的「縱火犯，而為了消滅縱火犯，外科醫師必須大刀闊斧地進行拆除工程做全胃切除術。雖然順利把縱火犯的主基地拆除了，但這種高強度的拆除工程（手術的壓力），不可避免地會在體內引發漫天的粉塵與高溫，在醫學上，這就是「手術應激的壓力」 。這種劇烈的物理與生理應激，會刺激人體的免疫防線，大量釋放出白血球介素-1（IL-1）、白血球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TNF）等「促發炎細胞激素」 。這些細胞激素在短期內雖然是修復傷口的警報器，但如果長期在體內悶燒的話，就會形成慢性發炎環境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胃癌免疫治療的瓶頸與免疫微環境之謎 儘管免疫治療已成為晚期胃癌的重要一線療法，但臨床上仍面臨反應率不一及現有生物標記物精準度不足的巨大挑戰。在腫瘤內科的臨床第一線，胃癌（Gastric Cancer）一直是以高致死率聞名的棘手強敵。過去十年間，免疫檢查點阻斷劑（如 PD-1/PD-L1 抑制劑）合併化療的方案，已經成為晚期胃癌標準的第一線治療策略。這些免疫藥物的原理就像是「剪斷煞車線」，解除腫瘤對免疫細胞的壓制，讓原本疲憊的免疫大軍重新恢復毒殺癌細胞的能力。 然而，我們在臨床上常常遇到一個令人頭痛的困境。並不是每位患者都能從中獲益。目前常用的篩選工具，例如 PD-L1 表現量、微衛星不穩定性（MSI）狀態或腫瘤突變負荷（TMB），但這些在實際應用中，往往無法百分之百精準預測治療效果。臨床數據顯示，即使接受了最先進的免疫治療，患者的平均中位無進展生存期仍落在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腫瘤內部必然隱藏著一個極其複雜的「秘密基地」，也就是醫學上所說的腫瘤免疫微環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TIME）。這個微環境中的細胞與化學物質，正悄悄左右著免疫治療的成敗。近年來，我們開始將目光投向一個過去常被忽略的關鍵角色：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Omega-3 與 Omega-6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在腫瘤微環境中的正邪對決 生物資訊學與臨床研究顯示，體內 Omega-3 與 Omega-6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代謝失衡，會透過改變細胞膜與發炎訊號，深刻地塑造胃癌微環境的免疫生態。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s）如何影響癌症，我們可以把胃癌的免疫微環境想像成一座「戰場」，而免疫治療則是我們派去支援的「正規軍」。在這座戰場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雖然不會直接提供能量，但它們就像是戰場上的「環境調節劑」或「宣傳廣播器」。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主要分為兩大陣營：Omega-3（ω-3）與Omega-6（ω-6）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陣營（以 EPA 為代表），扮演著和平鴿與正規軍的啦啦隊。當胃癌組織中的代謝走向 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如:二十碳五烯酸 EPA）時，這群脂肪酸就像是戰場上的「正義啦啦隊」，會釋放出如 :resolvins（消退素）等有益的代謝產物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癌症治療的第一線，我們常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免疫治療，如抗 PD-1 抗體）形容為癌細胞撕掉他的偽裝、重新解鎖免疫系統油門的煞車。然而，臨床上常遇到一個瓶頸：即便解開了煞車，如果免疫細胞本身「引擎馬力不足」或「方向盤不靈敏」，抗癌效果依舊會打折扣。 過去，大家普遍認為玉米黃素（Zeaxanthin）只是一種類似葉黃素、保護視網膜的日常保健營養素 。但 2025 年發表於頂尖醫學期刊《Cell Reports Medicine》的一項重量級研究打破了這個傳統認知。 科學家發現，這種廣泛存在於玉米、枸杞與深綠色蔬菜中的天然植物營養素，竟然是免疫系統中精準毒殺癌細胞的「T 細胞」的超強燃料，能夠與免疫治療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 。 當免疫大軍遇到戰場上通訊「訊號不良」 要理解這項突破，我們得先看看免疫系統在面對癌症時遇到了什麼困境。在我們的血液和腫瘤的微環境中，有一群被稱為CD8+的毒殺型 T 細胞（Cytotoxic T cells） 的免疫特種部隊。它們的任務之執行必需要透過細胞表面一組叫做 T 細胞受體（TCR，T cell receptor） 的精準雷達，去偵測並鎖定癌細胞，隨後釋放毒素將其消滅。然而，癌細胞非常狡猾，它們不僅會釋放壓抑免疫的訊號，還會使腫瘤的微環境變得惡劣，導致 T 細胞表面上的 TCR 雷達「訊號不良」或「組裝零件鬆脫」。即便臨床上使用了抗 PD-1 藥物幫 T 細胞解除了癌細胞的束縛，如果 T 細胞本身的雷達無法順利群聚、啟動核心訊號，它們依然會像迷失方向的士兵，無法對癌症發動致命一擊。如何從根本上「調高雷達靈敏度」，一直是臨床與基礎研究極欲解決的課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每日繁忙的門診與查房中，身為臨床醫師的您，是否也曾遇過令人困惑的臨床課：兩位年齡、病理分期相似，且同樣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或黑色素瘤患者，其治療預後卻走向完全相反的兩極？ 過去，我們習慣將焦點全然鎖定在腫瘤本身的基因突變（Tumor Genomics）或腫瘤微環境（TME）。然而，國際頂尖期刊《細胞與分子免疫學》（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的最新綜述文獻，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長年被忽略的關鍵變數，患者腸道內那群數以萬億計的「隱形居民」：腸道菌相（Gut Microbiota）。這群微小的微生物，正以超越想像的方式，默默擔任著癌症免疫反應的「隱形指揮官」。 當腫瘤微環境崩解，免疫防線淪為「冷腫瘤」 臨床上，PD-1或CTLA-4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顛覆了晚期癌症的治療，但現實是，仍有超過半數的患者對此療法反應不佳 。這其中的重大瓶頸，在於許多患者的病灶屬於對免疫無反應的「冷腫瘤」（Cold Tumors），這類患者的腫瘤微環境缺乏有效的腫瘤殺手（如 CD8⁺ T 細胞）浸潤，如同防禦空虛的堡壘，讓免疫藥物無從施展拳腳 為什麼腫瘤微環境會走向病態與失控？關鍵往往始於腸道黏膜防線的崩解 。 現代人常見的西方飲食（高脂、低纖）、吸菸或不當使用抗生素，均會導致腸道微生態失衡（Dysbiosis）。當具致病潛力的「條件致病菌」（Gut Pathobionts）過度滋生，它們便會開始破壞腸道上皮的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s），如同城牆出現裂縫 。以具代表性的產腸毒素脆弱擬桿菌為例，它分泌的毒素會直接瓦解黏膜完整性，使腸道通透性增加。此時，細菌的病原相關分子模式（如:內毒素 LPS）便會直接穿透「城牆」漏進體內，激活宿主細胞的模式識別受體（PRRs）。這種持續性的滲漏，會點燃體內的慢性發炎烽火，錯誤啟動諸如 NF-κB 或 cGAS-STING 等致癌信號的通路，反而加速了腫瘤的惡化與逃逸 。 這些條件致病菌不僅在腸道作亂，還會遠端地去操控全身的免疫系統，將原本應當積極抗癌的軍隊進入「深度被催眠」的狀態。具核梭桿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在大腸直腸癌發生與發展中扮演著關鍵雙面角色，在微衛星穩定型（M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 治療期間，抽血檢查發現肌酸激酶 (CK) 水平升高，是一項重要的實驗室指標，也是急性肌肉損傷的主要生化警告信號。 CK 是一種存在於健康肌肉細胞內的酵素；當免疫系統過度攻擊這些肌肉細胞，造成肌炎時，細胞破裂，CK 直接釋放到血中。 一份 2024 年發表於《Cureus》期刊的個案報告，詳細探討了一位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因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進而引發免疫相關肌炎（irMyositis）與肌酸激酶（CK）異常飆升的臨床診治過程。 病患基本資料與病史基本背景： 79歲男性，既往病史是高血壓、高血脂、癲癇、慢性腎臟病第三期（CKD stage 3） 癌症病史：曾於 2023 年 1 月因腦部轉移性黑色素瘤接受左額葉開顱手術。近期接受癌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包含 Nivolumab（PD-1 抑制劑）與 Ipilimumab（CTLA-4 抑制劑） 二、 臨床表現與入院經過 此次入院主因是因一起未目擊的跌倒而被送至急診。入院當下之初期症狀並無主訴肌肉疼痛或無力，但於住院後約兩天，病患開始出現新發作的近端肌肉無力與疼痛（影響雙臂與大腿），且無伴隨皮膚紅疹。病患最後一次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時間距離此次入院約 30 天，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引發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s）的典型時間窗。 實驗室與影像檢查 肌酸激酶（CK）：初驗高達 5,277 U/L（正常值 30-135 U/L），後續於住院期間維持在 3,000 多 U/L 徘徊，高度提示急性肌肉損傷。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根據一份於2020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國際分子科學雜誌）》的文獻，系統性地探討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相關肌炎（Myositis）副作用的生物學機制、臨床特徵、鑑別診斷與分階治療策略。 以下為您重點整理該文獻的核心臨床與學術資訊： 核心臨床特徵與流行病學數據：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相關肌炎（Myositis）的副作用主要見於非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及泌尿生殖系統腫瘤。除了傳統肌肉發炎的近端肢體無力與疼痛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肌炎的臨床表現經常伴隨有特異性的眼球運動與軸向肌肉受累（如：複視、眼肌麻痺、下巴下垂），以及延髓肌肉受到影響而導致了構音的障礙、發聲困難或吞嚥困難。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的肌炎通常不是孤立存在，常與重症肌無力及心肌炎重疊發生，形成 所謂的3M 症候群，具有高致命的風險，其中伴隨心肌炎的個案死亡率極高，大型數據庫（如 VigiBase）分析顯示，其死亡率高達 21.2%–41%，遠高於一般的自體性免疫性肌炎。 病理生理學機制破壞了免疫耐受，引發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s），其核心的機制包含: 抗原表位共享（Epitope-Sharing / Cross-reactivity）：T 細胞交叉辨識了腫瘤細胞與健康肌肉組織（心肌/骨骼肌）上共享的相同抗原。 抗原表位擴展（Epitope Spreading）：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激活的 T 免疫細胞再殺死腫瘤後，腫瘤會釋放出大量原先隱蔽的自身癌抗原，進而引發連鎖的自體免疫級聯反應。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乳癌的各種分類中，「三陰性乳癌（TNBC）」因為缺乏特定受體，無法使用荷爾蒙療法或標靶藥物，過去主要依賴手術和化學治療。雖然現今的醫療技術已經大幅進步，但對於腫瘤較大、有淋巴結轉移，或是接受術前輔助化療後仍有「殘留癌細胞（iRD）」的高復發風險患者來說，如何進一步降低復發風險，一直是醫學界努力攻克的難題。 近期（2025年8月），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腫瘤學年報》（Annals of Oncology）發表了一項名為 **A-BRAVE** 的第三期大型臨床試驗結果。這項由義大利帕多瓦大學主導的研究，探尋了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免疫治療藥物）「Avelumab」作為術後鞏固治療的可能性。這項研究探討了在手術與術前化療後，讓高復發風險患者，給予額外接受 1 年的免疫治療藥物「Avelumab」能否帶來好處。以下為大家深入淺出地解讀這項研究的重要發現。 什麼是 A-BRAVE 試驗？ 這項研究早在 2015 年就開始設計，當時醫學界還沒有太多將免疫治療用於早期三陰性乳癌的數據。研究團隊召集了 466 位完成手術與基礎化療、但屬於「高復發風險」的早期三陰性乳癌患者。部份乳癌病友是已經完成標準手術與化學治療、但屬於「高復發風險」。 什麼是此研究定義的「高復發風險」？ 第一類（直接進行手術者）： 手術後發現腋窩淋巴結轉移(擴散)比較多（大於等於4顆），或腫瘤較大且伴隨淋巴結轉移，亦即≥pN2/any pT或 pN1/pT2, 或 pN0/pT3。 第二類（先術前化療後再手術者）： 這類病友佔了研究的 82%。他們先接受了術前輔助化療後才進行手術，但在手術切除下來的乳房或淋巴組織中，依然發現有殘留的侵襲性癌細胞（未達到病理學上的腫瘤完全緩解）。 研究團隊將病友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接受為期 1 年的 Avelumab 免疫單藥治療，另一組則不給藥、僅接受進行定期的密切追蹤觀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下圖中展示了三種不同的免疫編輯正常化的策略，免疫微環境所發生的變化，以便讀者更清楚地瞭解各種正常化策略相結合的優點。三種癌症免疫編輯的治療策略，分別是腫瘤細胞的正常化、免疫系統的正常化以及間質細胞的正常化。 這三種免疫編輯正常化的策略可以同時使用，也可以依序應用，以最大限度地抑制腫瘤的進展並延長患者的生存期。例如，在進行抗種劉血管新生治療後，微環境中具有殺傷腫瘤作用的 T 細胞數量會增加；而在 IFN-γ的作用下，腫瘤細胞和間質細胞上免疫抑制性受體的表達量也會上升。上述微環境的改變，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應用奠定了基礎。抗血管生成治療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相結合的可行性已經在臨床上得到證實。 在IMpower150 試驗是一項第三階段的臨床研究，該研究證明瞭在轉移性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的一線治療中，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生成治療相結合的使用方式，確實能夠改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整體生存期。在 IMpower150 研究的最終分析中，與單獨使用抗血管生成治療和卡鉑類藥物相比，同時使用atezolizumab、bevacizumab、卡鉑類藥物和紫杉醇的治療組，其整體生存期的中位數有所延長（19.5 個月對比 14.7 個月）。 不過，在應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之後，部分腫瘤細胞會失去對於IFN-γ的反應，同時 MHC-I 的表達也會減少。這就使得腫瘤細胞無法被具有細胞毒殺性的 CD8+ T 細胞所識別和殺死。在這種情況下，採用“腫瘤細胞正常化”策略，可以有效地恢復腫瘤細胞上的 MHC-I 表達，進而提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效果。例如，使用表觀遺傳學藥物中的 HDAC 抑制劑，在促進體內腫瘤新抗原的免疫應答，以及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在一項臨床試驗中，HDAC 抑制劑 entinostat 被用於治療那些對先前的抗 PD-1/PD-L1 免疫治療無反應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結果顯示，entinostat 與抗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pembrolizumab 合併使用時，能夠產生強效的抗腫瘤效果：有 9%的患者出現了客觀反應。 上述例子說明了各種免疫編輯正常化相結合所帶來的巨大潛力。基於此，我們在上圖中展示了在三種不同正常化策略下，免疫微環境所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