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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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局勢演變看 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精準投射:美國真實世界 KATHERINE 與 DESTINY-Breast05 族群分層與預後洞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腫瘤病灶(Residual disease, RD)的患者中,僅僅大約有半數符合 DESTINY-Breast05 研究收錄的高風險標準,而剩餘的低風險殘留病灶族群在傳統 T-DM1 (Kadcyla/賀癌寧)治療下,就能夠展現出極佳的 3 年預後。 身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經常面臨兩難。當更強大的新武力問世時,我們該如何精準部署,才不會過度治療或是配備不足?自從 KATHERINE 臨床試驗奠定了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 Kadcyla/賀癌寧)作為術前輔助治療後,是對於具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從此以後,這項武裝策略顯著地改善了早期乳癌的預後。 然而,隨著 DESTINY-Breast05(DB-05)臨床試驗的設計,積極地以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挑戰、甚至取代 T-DM1(這是之前具備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 我們必須深刻剖析兩者的適用族群差異,所以一項基於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病歷資料庫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收錄了 2011 年至 2025 年間接受了含 Pertuzumab(Perjeta)雙標靶的術前輔助治療及手術的 9,561 位HER2陽性早期乳癌。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99%(共計9,447 例)的有殘留病灶患者符合 KATHERINE 試驗的條件;但若套用 DB-05 的嚴格高風險門檻,則僅有 48%(共計4,567 例)符合資格。這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有超過半數(52%)的殘留病灶患者並不屬於 DB-05 所設定的高風險戰場。 問題背景:術前輔助治療後的殘留敵軍與 ADC 武裝武器庫的戰略變革 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後仍然未達病理完全緩解(pCR)者,預示著有一定的復發風險,而不同一代 ADC 藥物的藥理機制差異,決定了其在不同風險分層戰場上的打擊效能。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完成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與手術後,病理學的評估若未達到病理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CR)者,這些殘留的腫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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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戰火蔓延至重要器官:乳癌「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的精準識別與介入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並非是單純的內臟轉移,而是腫瘤快速進展,所導致器官功能障礙的急症,需與單純器官轉移嚴格區分並施以最速效的治療。   在轉移性乳癌的治療戰場上,我們經常在門診或病房常遇到這樣的挑戰-影像學檢查顯示肝臟或肺部出現了多發性的轉移病灶,接下來這時我們就要探詢是否有內臟危機,我們是否該立刻啟動化學治療?   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精準區分「內臟轉移(Visceral Metastases)」與「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國際指引明確指出,內臟危機並非僅僅指煞腫瘤存在於內臟器官中,而是強調腫瘤的急速進展所造成嚴重的器官功能不全(severe organ dysfunction)。這是一種臨床的急症,代表著器官系統面臨崩潰的危險,需要我們立即採取具備「最快療效」的治療介入。   以臨床最常見的兩個轉移器官為例: 肝臟的內臟危機(Liver Visceral Crisis): 排除吉爾伯特症候群(Gilbert’s Syndrome)或膽道的梗阻後,當血清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迅速升至正常值上限的 1.5 倍以上(>1.5x ULN),即是•      肝臟內臟危機。 肺臟的內臟危機(Lung Visceral Crisis): 患者在靜止狀態下出現迅速加劇的呼吸困難,且此症狀無法藉由胸水的引流而獲得緩解。   這就如同現代地緣政治中的美伊戰爭與區域衝突。如果敵軍(腫瘤細胞)僅是在邊境建立據點(單純內臟轉移),主權國家(人體系統)依然可以透過經濟制裁或常規外交戰略(荷爾蒙治療聯合 CDK4/6 抑制劑)來逐步瓦解威脅;但若敵軍已經飛彈襲擊關鍵電力設施與水庫、導致國家樞紐陷入即刻癱瘓,也就是內臟轉移之情況已嚴重到有內臟危機,這時候再進行長期的圍堵已毫無意義,必須立刻實施精準的空中打擊或特種部隊突襲,以最快速度恢復基礎設施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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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拉手煞車:從球場戰略看 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機制與臨床三雄的精準佈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細胞透過過度活化的 CDK4/6-Cyclin D 軸心加速細胞週期進入 S 期,而 CDK4/6 抑制劑能精準鎖定並阻斷此傳導路徑,將癌細胞冷凍在 G1 期,為 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晚期乳癌之臨床治療帶來突破性改變。 一、當細胞週期的「快攻傳導」失去控制 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細胞藉由雌激素信號放大 Cyclin D 表現,使 Rb 蛋白持續磷酸化失能,導致細胞無限制地跨越 G1/S 檢核點。 在正常細胞的週期運作中,G1 期向 S 期的過渡(G1/S transition)是一道戒備森嚴的門禁。這過程如同籃球比賽中的「防守陣型」: 雌激素的信號刺激 (Estrogen signaling):腫瘤微環境中的雌激素如同場外教練發出的「快攻指令」,刺激細胞大量製造 Cyclin D 蛋白。 複合物形成 (Cyclin D – CDK4/6):Cyclin D 與 CDK4/6(細胞週期素依賴性酵素 4/6) 結合形成具備酵素活性的複合物。這就像控球後衛與得分後衛完成的擋拆配合,準備突破防線。 Rb 蛋白磷酸化 (Phosphorylated Rb):活化的 Cyclin D-CDK4/6 複合物會將抑癌蛋白 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 (Rb protein) 磷酸化。原本未磷酸化的 Rb 蛋白如同場上的嚴密貼身防守員,緊緊鎖住轉錄因子 E2F。一旦 Rb 被磷酸化,防守員就被「擋開」失位,釋放出 E2F。 E2F 驅動轉錄 (E2F-driven gene transcription):獲釋的 E2F 隨即啟動 DNA 複製相關基因的轉錄,促使細胞進入 S 期 (S phase entry),造成腫瘤細胞異常增殖 (Cell proliferation)。   二、 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機制 CDK4/6 抑制劑能競爭性阻斷 Cyclin D 與 CDK4/6 的結合,維持 Rb 蛋白的未磷酸化活性,進而將癌細胞鎖死於 G1 期。 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機制 當我們投予 CDK4/6 抑制劑 (CDK4/6 Inhibitors) 時,藥物會精準佔據 CDK4/6 的活性位點: 抑制磷酸化:防止 Rb 蛋白被磷酸化。 鎖定 E2F:保持活性(非磷酸化)狀態的 Rb 蛋白能持續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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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活體藥物(living drugs)」的盲點:當免疫細胞療法面臨延長賽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AR-T 療法的璀璨光芒與隱形成本 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CAR-T)治療雖在血液惡性腫瘤中締造了顯著的緩解率,但其高昂的製備成本、繁複的集中式生產物流以及嚴重的免疫不良反應,成為臨床普及的巨大障礙。   在當代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Cell Therapy)的版圖中,CAR-T 細胞療法無疑是近十年間最耀眼的突破。正如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季後賽中,頂級的先發投手往往能在關鍵時刻以一夫當關之姿主宰了球場,CD19 CAR-T 療法在難治性 B 細胞惡性腫瘤中展現了高達 70% 至 80% 的腫瘤完全緩解率。然而,這項被視為「活體藥物」的尖端治療,在臨床實際運作上卻面臨如同「超級巨星天價合約」般的沉重代價。   CAR-T 的製備過程高度依賴中央集中式的專屬實驗室,動輒數十萬美元的單劑定價、冗長的等候期,對許多病情進展迅速的晚期患者而言,無異於緩不濟急。更令臨床醫師棘手的是其強烈的副作用:治療過程中常見的「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以及「免疫效應細胞相關神經毒性症候群」(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往往需要將患者送入加護病房進行高度戒備與監測。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超級盃美式足球賽,雖然球隊贏得了勝利,但主力球員往往也付出了慘烈的傷亡代價。   解決方案: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的多功能抗癌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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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次世代荷爾蒙治療-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Oral SERDs)

文: 陳駿逸醫師 從傳統肌肉注射的 Fulvestrant 到次世代口服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Oral SERDs),荷爾蒙治療正在經歷一場如同棒球界「完全比賽」般的精準革命。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的臨床治療場域中,我們常常面臨腫瘤對傳統荷爾蒙治療產生抗藥性的棘手難題。這就像在職棒季後賽的關鍵第九局,對手派出了熟悉我們所有球路的老牌投手,傳統的阻斷劑往往只能勉強纏鬥,卻無法徹底解決危機。回顧過去,我們依賴傳統的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如: Fulvestrant,它雖然能透過肌肉注射發揮作用,但受限於水溶性差、注射體積大以及每個月必須施打的給藥頻率,常常導致全身性暴露量(systemic exposure)受限,甚至出現荷爾蒙受體降解不完全(incomplete ER degradation)的隱憂。在面對轉移性病灶時,這種藥物動力學上的限制,有時就像球隊在客場作戰時牛棚戰力不足,無法完全壓制對手的反撲。   SERDs 的作用機制不再只是消極的「戰術犯規」,而是透過泛素化(Ubiquitination)與蛋白酶體降解(Proteasomal Degradation),徹底將雌激素受體(ERα)移除並關閉其信號。   要理解次世代藥物的突破,我們必須先釐清其分子機轉。傳統藥物對抗雌激素受體(ERα)就像在籃球場上用身體去「犯規擋人」,僅僅是阻斷了雌激素的傳球路線;而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則是直接把對方的王牌控衛「罰出場外」。   SERDs 的作用機制包含幾個關鍵步驟: 首先是藥物會與 ERα 結合,隨之引發受體的構形改變(Conforma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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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乳癌HER2標靶藥物Trastuzumab (如:Herceptin)的健保給付規定:自2026年08月01日生效

1.早期乳癌: (1)具HER2過度表現(IHC3+或FISH+),且具腋下淋巴結轉移但無遠處臟器 轉移之早期乳癌患者,作為輔助性治療用藥( 事審代碼: C50P2) Ⅰ.若本藥品使用於手術前之輔助治療, 依下列情形術後使用: 外科手術後達病理上緩解(pCR):本藥品、pertuzumab 併用本藥品或 pertuzumab 與trastuzumab 皮下注射複方製劑(如:Phesgo),三者使用於外科手術前後的總療程合併計算,依藥品仿單記載以全部18個療程為上限。 若外科手術後無法達病理上緩解(non-pCR),本藥品與trastuzumab emtansine 使用於外科手術前後的總療程合併計算,以全部18 個療程為上限, 其中trastuzumab emtansine 以14個療程為上限。   Ⅱ.若未接受術前輔助治療先行手術者,給予本藥品作為術後輔助治療,須接受至少4個療程的化學治療(本藥品合併化療或接續化療之後使用本藥品),本藥品以全部18個療程為上限。   (2) 具HER2過度表現(IHC3+或FISH+)且無腋下淋巴結轉移之早期乳癌患 者, 作為輔助性治療用藥。 Ⅰ.若本藥品使用於手術前之輔助治療,須經影像檢查(乳房超音波或乳房X 光攝影或核磁共振)顯示腫瘤大於2公分(T2以上),並依下列術後情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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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圍:當術前化學治療遇上高風險之早期乳癌的全新戰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高風險早期乳癌病人在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手術當下仍然有殘餘腫瘤病灶往往暗示著更高的復發風險,而 monarchE 臨床試驗的預先指定分析顯示,加入術後輔助性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4 和 6)抑制劑能為這群病人帶來顯著的臨床獲益 。 在日常的臨床治療中,我們經常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陰性(ERBB2-,即 HER2-)、具高復發風險的早期乳癌患者。這些病人往往因為腫瘤負擔較大,在初診斷時便接受了術前化學治療以縮小腫瘤、增加乳房保留手術的機會。然而,正如我們在各大國際醫學會議上常討論的,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職業籃球總冠軍賽」,雖然術前化學治療在前半場成功壓制了對手的氣勢,但若場上仍留有未被清除的隱形威脅(即殘餘腫瘤病灶),在沒有強力防守策略支援的延長賽中,復發的風險依然居高不下。面對這些在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仍有高風險的病人,我們迫切需要更精準的術後輔助治療方案(Adjuvant therapy)來鞏固戰果。 monarchE 試驗深入探討了接受術前化學治療後的高風險族群,證實輔助性 abemaciclib 合併荷爾蒙治療能夠帶來具臨床意義的無侵襲性疾病存活期(IDFS)與遠端復發自由存活期(DRFS)改善 。 在臨床試驗 monarchE 的預先指定分析中,共有 2056 位患者在入組前接受了術前化學治療,佔總試驗人數的 37%。這群接受過術前化學治療的族群,其對照組在 2 年內的復發風險高達 19%,顯著高於整體的intent-to-treat(ITT)族群的 11%,證明其預後相對較差。這就好比在一場緊湊的「足球聯賽」中,面對了對方陣中極具侵略性的前鋒陣容,單靠傳統的荷爾蒙治療就像是單兵防守,難以全面阻絕微小轉移的威脅。然而,根據研究數據顯示,在接受輔助性 abemaciclib 合併荷爾蒙治療後,患者的 IDFS 與 DRFS 均展現了 39% 的相對風險降低(Hazard Ratio 分別為 0.61),2 年的 IDFS 與 DRFS 率分別絕對提升了 6.6% 與 6.7%。不論是在手術時殘餘的病理腫瘤大小(小於或等於2公分或是>2 公分)或陽性淋巴結數量(1 至 3 個或是大於或等於 4個)分組中,這種治療獲益都呈現一致的穩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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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商品名為 Datroway / 達卓優) 的眼睛副作用在臨床上該如何監控與預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針對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在三陰性乳癌治療中所引起的眼睛毒性 (Ocular toxicity),根據 ASCO 2026 的最新討論,臨床醫師在監控與預防上需採取一套精準的「防守策略」,以確保患者能持續在場上完成療程,。 以下是針對醫師讀者整理的臨床監控與預防要點: 臨床監控機制:定期「賽後檢錄」 與其他 ADC 藥物不同,Dato-DXd 的仿單與臨床試驗準則對眼睛安全性有嚴格要求: 每三個週期進行眼科檢查: 醫師必須安排患者每三個療程循環就接受一次專業眼科醫師的評估。這就像是職業球員在球季中固定的體能檢查,必須確保視力與角膜狀態沒有「受傷」跡象,才能獲准繼續出賽。 日常症狀監控: 醫師需在診間詢問患者是否有視力模糊、眼乾或不適感,並視情況調整劑量或轉介眼科。 預防與管理戰術:全方位的「護具裝備」 目前的臨床建議著重於減少外部刺激與維持眼部濕潤: 頻繁使用眼藥水: 目前主要的預防手段是要求患者規律、且頻繁地使用人工淚液或藥用眼點液。 限制隱形眼鏡使用: 治療期間通常建議患者不要配戴隱形眼鏡,以減少角膜負擔。 這就像是棒球賽中的捕手,為了防止後座力或擦棒球(Dato-Dxd藥物副作用)傷及眼睛,必須佩戴專門的護目面罩。雖然頻繁點眼藥水和摘除隱形眼鏡會讓球員覺得麻煩,甚至會因為眼藥水導致眼妝花掉而影響美觀(生活品質考量),但這是確保「先發球員」不被送入傷兵名單的必要代價。 臨床醫師的挑戰與共享決策 跨科協作: 腫瘤科醫師需與眼科專家建立緊密的聯繫機制。 醫病溝通 (Shared Decision-making): 在選擇 Dato-DXd 還是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時,醫師應讓患者了解不同藥物的「副作用球路」。SG 的威脅主要是嗜中性球低下與腹瀉,而 Dato-DXd 則是口腔炎與眼部毒性,。對於那些極度依賴隱形眼鏡或無法定期配合眼科檢查的患者,這項眼部副作用可能會是影響治療選擇的關鍵「判決」。 眼部毒性雖然不像間質性肺病 (ILD) 那樣具有立即的生命威脅,但對患者的日常生活影響甚鉅。透過每三週期的規律檢修與積極的藥水防禦,我們能有效管理這項副作用,發揮 Dato-DXd 在一線治療中改善 PFS 的強大火力,。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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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Sacituzumab Govitecan (SG)與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在轉移性三陰性乳癌一線治療中的療效差異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戰場上,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與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正展開一場頂尖對決,這兩款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在 ASCO 2026 釋出的數據正重新定義我們的「先發名單」。 以下針對兩者的無惡化生存期(PFS)數據差異與臨床應用進行專業比對: PFS 數據表現:實力相當的「全壘打大賽」 這兩款 ADC 藥物在一線治療中均展現出優於傳統化療的強大打擊力。 Sacituzumab Govitecan: 根據 ASCENT-03(針對 PD-L1 陰性)與 ASCENT-04(針對 PD-L1 陽性且合併 Pembrolizumab)研究,SG 相比於傳統標準化療(如 Taxane 或 Gem/Carbo),展現了臨床上具有顯著意義的 PFS 改善。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在 TROPION-Breast02 研究中,Dato-DXd 同樣展現了與Sacituzumab Govitecan類似的 PFS 改善趨勢。特別的是,該研究甚至觀察到了顯著的總體生存期(OS)獲益,這在三陰性乳癌的一線治療中非常難能可貴。 這兩款藥物就像是棒球隊中的兩位強力指定打擊(Designated Hitter)。無論你派誰上場,他們都能穩定地擊出長打(延長 PFS),將壘包上的患者帶回本壘(改善預後)。 臨床應用的「球路差異」:毒性與給藥時程 雖然兩者的「打擊率」(PFS)不相上下,但其「防守壓力」(副作用)與「出賽頻率」(給藥時程)卻有顯著不同。 比較項目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關鍵試驗 ASCENT-03, ASCENT-04 TROPION-Breast02 給藥時程 第 1、8 天給藥,三週一循環 第 1 天給藥,三週一循環 主要副作用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 (Neutropenia)、腹瀉 口腔炎 (Stomatitis)、眼部毒性 (Ocular toxicity) 副作用管理 需常規監控血球計數,必要時使用生長因子 (G-CSF) 每三個週期需進行眼科檢查,並頻繁使用眼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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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腔粘膜炎副作用,Gedatolisib 還有哪些副作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與乳癌對抗的「賽季」中,Gedatolisib 作為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雖然口腔粘膜炎副作用是其最受關注的「強敵」,但在 VIKTORIA-1 試驗中,我們也觀察到其他需要管理的「球員傷病」(副作用)。除了口腔炎外,Gedatolisib 的副作用還包括以下幾項: 皮疹 (Rash):精準打擊下的「擦邊球」 皮疹副作用的產生被認為與阻斷 PI3K 通路有關。當藥物鎖定 PI3K 這條腫瘤生長的路徑時,皮膚細胞有時會受到波及。這就像是一位棒球投手試圖投出精準的內角球來三振「打者-腫瘤」,但偶爾會投出「擦邊球」(Brush-back pitch)擊中皮膚這名球員。雖然會造成短暫的紅腫不適,但通常不會導致「球員退場」(停藥),因為在試驗中,因副作用導致的停藥率相當低。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 (Neutropenia) 臨床醫師對於 Gedatolisib 引起的嗜中性球低下「並不特別擔心」,但這仍是觀察到的副作用之一。與其他化療或 ADC 藥物相比,Gedatolisib 的骨髓抑制程度相對較輕,醫師通常能有效管理這項數據波動。   高血糖 (Hyperglycemia):更乾淨的「控球」 這是 Gedatolisib 在臨床數據上的一大亮點。相比於同類藥物 Alpelisib,Gedatolisib 引起的高血糖發生率極低。在試驗中,即使納入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不佳的患者,Grade 3 高血糖的發生率僅在 0% 至 2.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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