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雌激素受體信號與細胞週期引擎失控聯手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臨床治療面臨到荷爾蒙治療之抗藥性（endocrine resistance）的頑強挑戰，亟需更具突破性的合併療法。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一直是場考驗戰術調度的持久戰。當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信號通路過度活化，就像是對癌細胞下達了「全軍進攻」的戰術指令，促使下游的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 和 6（CDK 4/6）過度表達。此時，細胞週期（cell cycle）中的 G1 期向 S 期過渡失控，細胞增殖便一發不可收拾。 傳統上，單純使用荷爾蒙療法就像是只派出一位防守球員去阻斷對方的傳球路線（雌激素）。然而，癌細胞非常狡猾，很快就會發展出內分泌耐藥性。它們會繞過這條受阻的路線，改由其他信號通道直接活化下游的 CDK 4/6 引擎，讓原本的防守陣組瞬間崩潰。因此，如何在第一線就同時鎖死了「上游傳球者」與「下游得分手」，成了我們優化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與總生存期（OS）的關鍵戰場。   雙重夾擊的「阻截與包夾」戰術 結合 CDK 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Fulvestrant，能達到上游降解、下游阻斷的雙重防守效果。 為了解決荷爾蒙治療之抗藥性的困局，臨床上引入了 CDK 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與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Fulvestrant 的黃金組合。這套療法的運作機制，我們可以用一場高張力的籃球防守戰術來精準比喻： 進攻方癌細胞試圖透過傳球（雌激素信號）發動快攻，最終由終端得分手（CDK 4/6）上籃得分，造成細胞分裂。防守方Fulvestrant扮演起「前線干擾員」，直接把對方的明星控球後衛（雌激素受體）「降解」並攆出場外，截斷傳球的路線。另一個 防守方Palbociclib（CDK 4/6 抑制劑）則扮演「禁區神盾」，直接阻擋在籃下。即使有漏網之魚傳過來，也強行將其封蓋，死守 G1/S 閘口。 這項「阻截與包夾」的協同效應，在真實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中得到了扎實的數據支持。 臨床試驗 vs. 真實世界證據（RWE）的落差 在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中，諸如 PALOMA-3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群雄割據的三大明星四分衛，誰才是賽場上的 MVP？ 臨床上缺乏三大 CDK4/6 抑制劑在一線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直接頭對頭（Head-to-Head）臨床試驗。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第一線治療中，CDK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芳香環酶抑制劑（AI）已是毫無爭議的標準治療首選。然而，這就如同一個頂級職業聯盟裡同時出現了三位天王級的四分衛：Palbociclib、Ribociclib與 Abemaciclib。 在各自的3期隨機對照試驗（RCT）中（PALOMA-2、MONALEESA-2 和 MONARCH-3），這三位巨星都帶領團隊打出了極其亮眼的「無病惡化存活期（PFS）」數據，相較於單用荷爾蒙治療，疾病進展風險皆顯著降低了 43% 至 46%（HR 介於 0.54 至 0.57）。雖然在總體生存期（OS）的統計學表現上，僅有 Ribociclib 拿下了顯著延長的勝投，但在臨床診間，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在缺乏直接頭對頭（Head-to-Head）RCT 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為患者挑選最合適的武器？」   此外，傳統的 RCT 往往有著極為嚴苛的篩選門檻，無法完全反映出我們在日常醫療實務裡，那些高齡、伴隨多重共病、或是身體狀況不佳的真實患者樣貌。這正是我們需要「真實世界證據（RWE）」來幫忙補足拼圖的時刻。   P-VERIFY 巨型賽事登場，大數據揭示勢均力敵的終局 迄今最大規模的真實世界研究 P-VERIFY 分析顯示，三大 CDK4/6 抑制劑在真實世界無惡化存活期 2（PFS2）及真實世界的腫瘤反應率上，皆無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為了打破這個僵局，醫學界迎來了目前最大規模的真實世界對照研究-P-VERIFY 研究。這項研究利用了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健康紀錄（EHR）資料庫，回顧性納入了高達 9,146 位在 2015 年 2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間接受CDK4/6抑制劑聯合芳香環酶抑制劑用於一線治療的成年患者。本篇最新的分析，將目光鎖定在更具臨床策略意義的兩個關鍵指標： 真實世界的無惡化存活期 2（rwPFS2）：定義為從CDK4/6抑制劑聯合芳香環酶抑制劑用於一線治療開始，到第二線治療期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治療中，三大CDK4/6抑制劑（Palbociclib, Ribociclib, Abemaciclib）搭配芳香環酶抑制劑（AI）均展現極佳的療效，但由於缺乏頭對頭隨機對照試驗（RCT），臨床決策亟需大規模真實世界證據（RWE）來釐清誰是真正的賽場統治者。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治療戰場上，荷爾蒙受體與細胞週期機制的調控無疑是我們最核心的戰術核心。自2015年起，三種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4/6抑制劑（CDK4/6i）:Palbociclib、Ribociclib與Abemaciclib，相繼通過核准並與芳香環酶抑制劑（AI）聯手，成為指引建議的首選處方。   然而，雖然PALOMA-2、MONALEESA-2與MONARCH-3等大型臨床3期隨機對照試驗（RCT）均畫出了漂亮的無惡化存活期（PFS）曲線，將疾病進展風險降低了43%至46%不等（HR =0.54-0.57），但我們心中始終有個懸念：在缺乏頭對頭隨機對照試驗的情況下，這三位正選球員，究竟誰的實戰續航力更強？   為此，國際权威醫學期刊《ESMO Open》近期發表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真實世界回顧性對性效益研究-P-VERIFY研究。本研究運用美國 Flatiron Health 全國性電子健康紀錄（EHR）數據庫，納入高達9,146名患者，利用穩定逆機率治療權重（sIPTW）校正基線特徵後，深度對比了三款藥物的真實世界無惡化存活期（rwPFS）。這項重量級證據，打破了過去各個小規模真實世界數據（RWD）互相矛盾的僵局，值得我們共同探討其所透露的臨床啟示。   「球星抗癌理論」：精準阻斷G1-S期哨所的賽事比喻 CDK4/6抑制劑的核心機制在於精準防守，透過阻斷CDK4/6與Cyclin D的結合，防止Rb蛋白被磷酸化，從而將癌細胞成功攔截在G1期，如同頂級後衛進行半場包夾防守。   在正常生理與惡性腫瘤增殖的賽場上，細胞週期（Cell Cycle）就像是一場節奏嚴密的接力賽。癌細胞想要完成分裂，就必須從起跑線（G1期）跨越關鍵的檢查點（Restriction point），成功進入衝刺階段（S期）以複製DNA。   在這場比賽中，Cyclin D（細胞週期蛋白D）就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 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療法（Endocrine Therapy）已確立為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標準治療，然而從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過渡到社區腫瘤學（Community Oncology）的真實世界實踐時，臨床醫師面臨著異質性更高的患者樣態與無病間隔（DFI）挑戰。 在乳癌臨床治療的戰場上，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一直是我們花費最多心力的關鍵領域。近年來，CDK 4/6 抑制劑（CDK 4/6 Inhibitor） 協同荷爾蒙療法的問世，直接改寫了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絡（NCCN）指引的治療準則，為第一線治療建立了強大的範式（Paradigm）。 然而，我們在臨床試驗（如 PALOMA、PARSIFAL 或 FLIPPER 等研究）中所看到的優異數據，往往伴隨著極為嚴格的納入與排除條件（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當我們回到常規的社區腫瘤學（Community Oncology） 情境，面對那些伴隨多種共病症（Comorbidity）、高腫瘤負荷或無病間隔（Disease-Free Interval, DFI） 較短的真實世界患者時，如何精準佈局第一線治療？這就需要仰賴電子健康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 的大數據分析，為我們揭示一線使用 Palbociclib 聯合 Fulvestrant 的真實療效與臨床處置樣態。 RCT 理想型球員與社區聯賽泛用陣容的落差 傳統臨床試驗（如 PALOMA-3）多著眼於荷爾蒙療法敏感或後線復發個案，但在真實世界中，有高達 66.2% 的患者在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後 DFI 不足 12 個月，這群預後較差的轉移性乳癌患者亟需兼顧療效（rwPFS）與低毒性的一線方案。 如果把抗癌比喻為一場國際級的足球世界盃，臨床試驗（RCT）就像是挑選了體能巔峰、沒有傷病史的「理想型球員」進行精準調配；但我們在日常門診面臨的，往往是帶著舊傷、年齡偏高且剛經歷過密集賽事（如過往的輔助性化學治療或內分泌治療）的「社區聯賽球員」。 在經典的 PALOMA-3 試驗中，Palbociclib + Fulvestrant 被定位於荷爾蒙療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乳癌的標準治療中，伴隨有遺傳性BRCA 突變（醫學上簡稱為gBRCAm）的病患屬於獨特的生物學亞群，其接受 CDK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治療的真實世界療效存在個體化差異。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治療藍圖中，Cyclin-dependent kinase 4/6（CDK4/6）抑制劑（如: Ribociclib、Palbo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已奠定了無可動搖的標準治療地位。然而，當我們將焦點放大到佔了總體病患約 5-10% 的生殖細胞 BRCA1/2 突變（gBRCAm）攜帶者時，這套行之有年的戰術常面臨挑戰。雖然 gBRCAm 在三陰性乳癌中較為常見，但在臨床實務上，有高達 70-80% 的 BRCA2 突變及 20-30% 的 BRCA1 突變乳癌本質上仍表現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 過去指導我們臨床決策的樞紐性臨床試驗（如 PALOMA-2、MONALEESA-2）在設計之初，普遍將 gBRCAm 病患排除或收錄不足，導致這類特定基因型病患的亞組數據長年處於灰色地帶。這些病患體內天生缺乏同源重組修復（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R）機制，導致基因組高度不穩定。 土耳其 Oncology Group (TOG) 的多中心真實世界研究納入了 121 位 gBRCAm 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病患，為我們揭開了面紗。整體中位疾病無進展生存期（PFS）為 17.0 個月，中位總生存期（OS）為 47.0 個月。這項真實世界數據雖然肯定了 CDK4/6 抑制劑的臨床效益，但相較於樞紐試驗中非選擇性人群近 25-28 個月的 PFS，顯然出現了療效的損耗。這背後隱藏著 DNA 損傷修復缺陷與細胞週期調控之間複雜的分子交織。   從運動賽事解構特定醫學機制與臨床數據 gBRCA2 攜帶者中觀察到有較短的 PFS，可能源於其特有的 13q 染色體共缺失引發的 RB1 偏向性克隆選擇；Ribociclib 與 Palbociclib 的選擇應考量真實世界中的耐受性與後續 PARP 抑制劑的定序策略。 在正常的細胞分裂賽局中，Retinoblastoma (Rb) 蛋白扮演的是「守門員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真實世界數據（RWE）印證了 CDK4/6 抑制劑第一/二線療法的臨床療效，但在治療抗藥性出現或惡化後的次線選擇上，臨床上仍面臨「打擊連貫性不足」的轉折困境。   在臨床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或轉移性乳癌時，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CDK4/6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早已被各國臨床指引奉為標配的第一線或第二線防線。這項發表於 2025 年、來自日本的多中心真實世界研究（包含 745 位患者的總體分析）為我們帶來了極具價值的實務回顧。 我們常以CDK4/6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 的治療組合比喻為球隊的黃金雙人組。內分泌治療就像是籃球場上的「外線防守球員」，負責阻斷雌激素受體（ER）的訊號傳導；而 CDK4/6抑制劑則是內線的「巨塔中鋒」，直接阻斷 CDK4/6-Retinoblastoma (Rb) pathway，把守細胞週期由 G1 期邁向 S 期的最後防線。然而，就像任何偉大的衛冕軍終究會遇到主將體力下滑或對手變陣一樣，當腫瘤產生基因突變（如 ESR1 突變）或細胞週期調控機制繞道（如 CCND1 擴增、Rb 缺失）時，這對雙人組就會開始漏防，進而引發疾病惡化（Progression）。本文的焦點，正是在於這對王牌組合退場後，我們作為總教練，次線調兵遣將的真實勝率究竟如何？ 當黃金組合面臨「體能瓶頸」與荷爾蒙治療抗藥 荷爾蒙治療抗藥（如 TFI < 12 個月）是導致 rwPFS 及 CFS 顯著縮短的關鍵 預後因子，這群患者的腫瘤形同「不服從防守戰術」的強悍對手。   在這項日本的大型真實世界觀察性研究中，研究團隊依據治療線數將患者分類為第一線與第二線治療組。在第一線治療中，更細緻地劃分出deno vo第四期、無治療間隔（Treatment-free interval, TFI）大於或等於12個月，以及TFI < 12 個月（定義為對荷爾蒙治療具有本質性或早期抗藥性）的群體： deno vo第四期與TFI大於或等於12個月（Exclusive first-line treatment group）之這群患者對荷爾蒙療法高度敏感。在真實世界中，其真實世界無惡化存活期（real-worl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w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CDK4/6i）已成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標準治療。本篇更新的系統性文獻回顧納入了 82 項真實世界證據（RWE）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臨床實證。真實世界數據驗證了 CDK4/6i 在隨機對照試驗（RCT）之外的群體中，同樣具有顯著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與整體存活期（OS）改善效益。   球賽已開打，真正的競技才剛開始 作為腫瘤科醫師，我們熟知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轉移性乳癌的治療策略在 CDK4/6抑制劑問世後產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然而，RCTs 雖為我們提供了「金標準」的臨床指引，其嚴格的入選標準卻往往無法完全反映診間實際面對的複雜病患，例如高齡、多重共病或特定種族群體。 將 CDK4/6抑制細胞週期的機制，想像成一場頂尖的「足球比賽」。在正常細胞中，Cyclin D 與 CDK4/6 就像是前鋒搭檔，透過磷酸化 Rb 蛋白來推動細胞從 G1 期進入 S 期，實現細胞分裂與增殖。而癌細胞則是這場比賽中的「非法球隊」，它們利用 CDK4/6 的過度活化，不斷製造進攻，導致腫瘤瘋狂生長。CDK4/6 抑制劑就像是場上的「防守型後衛」，精準攔截這對前鋒搭檔，讓它們無法啟動進攻，從而將癌細胞鎖定在 G1 期，令其無法繼續複製，有效延長了病患的 PFS 與 OS。 隨着時間演進，palbociclib、ribociclib 與 abemaciclib 的真實世界數據（RWE）不斷積累。我們需要這份更新的系統性回顧，來檢視這三位「防守專家」在不同陣型（不同背景病患）下的表現。 從「先發陣容」到「板凳深度」的全方位評估 本更新回顧針對 2019 年後的研究進行了嚴格篩選，納入了 82 項獨特研究，其中包含單臂研究與比較性研究。我們發現，CDK4/6抑制劑在真實世界中展現的成效與 RCTs 高度一致，且提供了更多元病患群體的數據。 實戰數據的表現：在包含多種 CDK4/6抑制劑的研究中，palbociclib 的中位 PFS 為 23.4–31.0 個月，ribociclib 為 19.8–44.0 個月，abemaciclib 則為 14.0–39.5 個月。這場「防守大戰」中，各藥物均展現了穩定的控制能力。 臨床決策的參考：對比分析顯示，CDK4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HR+/HER2-）晚期乳癌的治療中，臨床醫師常需面臨三種 CDK4/6 抑制劑（CDK4/6i）的選擇。根據 PALMARES-2 多中心真實世界研究，Abemaciclib 與 Ribociclib 在特定臨床情境下，對真實世界的無極應惡化存活期（rwPFS）的提升效果優於 Palbociclib。   球場上的策略困境 在腫瘤治療的球場上，CDK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治療是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的先發陣容。然而，這三名頂級球員（Palbociclib, Ribociclib, Abemaciclib）在過去一直缺乏直接的「正面交鋒」數據。作為治療醫師，我們就像足球教練，雖然知道這三名球員都能有效防守腫瘤進攻（延長 PFS），但他們各有擅長的戰術位置與「體能素質」（安全性與副作用），選擇最合適的先發球員對於提升整體勝率至關重要。   PALMARES-2 的戰術分析 PALMARES-2 研究針對 1982 名患者進行了回顧性/前瞻性分析，旨在評估真實世界中不同 CDK4/6標靶藥物的效能差距。在整體研究族群中，Abemaciclib 和 Ribociclib 均表現出較佳的 rwPFS，相對於 Palbociclib 的調整後危險比（aHR）分別為 0.76 和 0.83。   荷爾蒙受體治療敏感型（Endocrine-sensitive）：在此情境下，僅 Abemaciclib 顯示出較 Palbociclib 更佳的 rwPFS。 荷爾蒙受體治療抗藥型（Endocrine-resistant）：Abemaciclib 與 Ribociclib 均優於 Palbociclib。   在「先發陣容」的調整上，Abemaciclib 在 de novo 轉移性疾病、管腔 B-型腫瘤及較差的體能狀態之患者中表現突出；而 Ribociclib 則在年輕、停經前、伴有肝臟轉移的患者中有顯著效益。 這就像一場激烈的籃球賽，面對防守強硬（荷爾蒙受體治療抗藥）的對手，Ribociclib 和 Abemaciclib 這兩位「強攻型」球員能更有效突破；而面對需要精準傳導（荷爾蒙受體治療敏感）的情境，Abemaciclib 則展現了極佳的戰術協調性。對於身體條件稍弱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前瞻性之隊列研究（Prospective Cohort Study）探討了 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在不同治療線樹的實務成效。研究證實Palbociclib在真實世界（Real-world）中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表現與過往隨機對照試驗（RCT）相符。數據支持「延遲使用」策略的合理性，Palbociclib作為第二線治療在 PFS2 上與第一線使用的效果並無絕對優勢。   球場上的戰術佈局，「王牌」該何時上場？ 在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時，CDK4/6 抑制劑無疑是手中的「王牌球員」。過去，臨床指引多建議將其排在第一線治療，就像在足球賽中，教練總是傾向將最強的球員直接排入先發陣容。   然而，這張王牌的代價不菲，不僅藥費高昂，且伴隨著顯著的血液學富握用性（Hematologic adverse events），特別是中性球白血球減少症（Neutropenia），高達 70% 的患者出現 Grade ≥3 的情況。這讓我們不禁反思：如果這場球賽漫長且充滿變數，將王牌過早消耗殆盡，是否是最佳的戰術？SONIA 試驗 挑戰了現行的一線治療模式，認為延後使用2線治療或許能獲得相似的總生存期，同時大幅減輕醫療負擔與副作用。   真實世界數據下的戰術調整 為了驗證這項策略，我們進行了一項針對日本之停經後患者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共納入 593 位患者，分屬第一、二、三線治療隊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治療中，一項大規模真實世界研究顯示，與 Palbociclib 相比，Abemaciclib 作為一線治療與更顯著的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 OS）獲益相關，且其獨特的藥理特性對治療策略的選擇具有關鍵參考價值。 在臨床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場域中，CDK4/6 抑制劑（CDK4/6i）的出現無疑是治療典範的改變（Paradigm Shift）。然而，面對臨床上無法進行「頭對頭」（Head-to-head）隨機對照試驗（RCT）的困境，醫師在面對眾多選擇時，往往猶如球賽總教練，必須在有限的資訊下，為患者制定最優化的先發陣容。   臨床決策的「戰術」難題 儘管 CDK4/6 抑制劑徹底改變了轉移性乳癌的治療景觀，但因缺乏頭對頭比較試驗，臨床上對於 Abemaciclib 與 Palbociclib 的優劣仍存在討論空間。 在現代腫瘤內科的「賽場」上，我們手上有兩名強力的球員：Abemaciclib 與 Palbociclib。Palbociclib 採用間歇性給藥（21 天給藥，7 天休息），機制上採取較為平衡的 CDK4/6 抑制；而 Abemaciclib 則以連續給藥（Continuous dosing）為特徵，具備更強的選擇性 CDK4 抑制能力，並能抑制包含 CDK9 在內的其他激酶，這使其在藥效學上展現出不同於傳統 CDK4/6抑制劑的潛力。 我們必須意識到，治療策略的選擇不僅僅是看單場數據，更要考慮患者的整體存活期（OS）。雖然過去已有不少真實世界數據分析，但由於研究族群差異與方法論不一，結果往往令人陷入猶豫。這就像在足球比賽中，一套防守穩健但進攻稍顯保守的戰術，與另一套具備強大壓制力、但消耗較大的戰術，究竟誰能贏下最終的冠軍獎盃？這是我們亟待釐清的關鍵。   大規模真實世界研究的「精準佈陣」 核心摘要：本研究採用嚴謹的目標試驗模擬（Target Trial Emulation）與傾向分數匹配（PSM），在 15,830 名患者的數據中，精確比較了兩者在整體存活期與安全性上的真實表現。 為了找出解答，我們借鑑了 RCT 的思維，對 TriNetX Analytics Network 資料庫進行了深度分析。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