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缺乏頭對頭隨機對照性臨床試驗的研究數據，跨試驗比較易陷入混雜偏倚的陷阱。 在晚期不可切除肝細胞癌的第一線治療中，Atezolizumab+Bevacizumab（免疫抗血管新生聯手，簡稱A+B）與 STRIDE 方案（Durvaluma / 商品名：Imfinzi，一種 PD-L1 免疫抑制劑+Tremelimumab / 商品名：Imjudo，一種 CTLA-4 免疫抑制）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各自建立了標準地位。然而，目前缺乏直接比較兩者的頭对头（Head-to-head）隨機對照試驗。跨試驗直接對比（例如:IMbrave150 與 HIMALAYA）常因基線特徵（如:HBV/HCV 病因比例、大血管侵犯 MVI）的不同而產生嚴重的混雜偏倚。   此外，免疫治療經常違反比例風險假設（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傳統定值的風險比(HR)無法精確反映治療隨時間推移的真實動態效益。 研究團隊運用三大互補框架，精準重構個體數據（IPD）以破解臨床動態規律。 由 Andrea Casadei-Gardini 教授領銜的國際多中心團隊，在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發表了突破性分析。研究整合了三大框架： 首先，利用 Guyot 算法重構 IMbrave150 與 HIMALAYA 的偽個體數據（pseudo-IPD），並透過匹配調整間接比較（MAIC）消除基線差異，以追蹤 60 個月的sorafenib組為公共錨點（Anchored indirect comparison）；   其次，收錄883 例跨國真實世界數據（RWD），透過 MAIC 加權及 Weibull 模型進行 24~60 個月的外推；   最後，經由 TriNetX 全球電子病歷資料庫（PSM 後各 309 例）進行外部交叉驗證。研究進一步將 0~60 個月拆解為 6 個時間窗口，透過分段常數風險模型及限制性平均生存時間（RMST）差值，深度揭示了兩方案的時間依賴性生存動態（Time-dependent survival dynamics）。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肝細胞癌治療雖已邁入免疫治療時代，但單藥治療客觀緩解率的瓶頸，迫使醫學界從耐藥機制中尋找多元聯合策略的增效破局點。   我是腫瘤科醫師。在診間，我常遇到患者或家屬拿著網路新聞焦急地問：「醫師，新聞說現在有最新的『免疫治療』，是不是用了肝癌就會好？」這是一篇專為一般民眾撰寫的腫瘤科普文章。內容精準引述了選取文章中關於肝細胞癌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抗藥機制與增效策略的專業醫學術語。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的問世，確實為晚期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系統治療帶來了曙光。然而，臨床現實總是殘酷的。目前最新指南推薦的一線雙免或免疫抗血管新生聯手方案，例如:Atezolizumab+Bevacizumab，或是Tremelimumab聯合Durvalumab(雙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已經成功將中位總生存期（mOS）拉長至 16 至 19 個月以上，優於傳統的多激酶抑制劑Sorafenib，但它們的治療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始終盤旋在 25% 左右，腫瘤完全緩解率（CR）更是只有 2% 至 5%。   這意味著，高達七成的患者在面對免疫治療時，會遭遇治療的原發性無反應（Primary Non-response）或獲得性的抗藥（Acquired Resistance），甚至有約 10% 的患者可能出現腫瘤異常加速惡化的超進展（Hyperprogressive Disease）。為什麼會這樣？我們要如何破局？     問題背景：癌細胞的躲藏術與免疫治療抗藥的失效鏈條 肝臟特有的免疫耐受微環境，疊加腫瘤的異質性與多重細胞、分子阻隔，構築了免疫檢查點阻斷失敗的硬傷。   要理解為什麼免疫治療會「卡關」，我們得先搞懂免疫檢查點的運作機制。 把我們體內的 CD8+ T 細胞（細胞毒殺性 T 細胞）想像成台灣國境安全的「海關查驗官」，而 PD-1/PD-L1 通路 與 CTLA-4 通路 就是免疫系統內建的「安全煞車機制」，避免 T 細胞過度活化而誤傷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