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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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拍式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從正面轟炸到永續封鎖的腫瘤戰略轉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高劑量化療(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因為給藥間隔長,經常會引起引發腫瘤血管新生的反彈,而節拍式化療以低劑量、高頻率打擊腫瘤微環境,實現精準打擊與低毒性控制。   在臨床腫瘤學的演進中,我們長期依賴最大耐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簡稱MTD)作為打擊惡性腫瘤的主軸。MTD 會透過最大化的細胞毒性殺滅快速增殖的癌細胞,但其隨之而來的骨髓抑制與器官毒性,迫使我們必須要給予患者 2 至 3 週的「藥物假期」(Drug Holiday)。這段修復期雖然拯救了正常組織,卻也給了內皮的祖細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簡稱EPCs)與癌細胞的抗藥性複製株(Drug-resistant clones)喘息與絕地反攻的機會。   節拍式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打破了這種「高壓轟炸-暫停修復」的傳統循環。透過低劑量藥物(通常為 MTD 的 1/10 至 1/3)、高頻率(每日或每週多次)且不預設長期休藥期的給藥策略,節拍式化療將治療標的從「直接殺傷腫瘤細胞」轉換至至「重塑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這種戰術轉變不僅顯著降低了嚴重的血液學毒性,更在轉移性乳癌、非小細胞肺癌與卵巢癌等晚期領域展現出優異的疾病控制率(與生活品質維持。   問題背景:傳統高劑量化療(MTD)的戰術困境 MTD 會造成的「藥物的假期」,因而誘發了血管新生因子的反彈,且強大的選擇壓力加速了多重抗藥性(MDR)癌細胞株的集結。若將腫瘤治療比作軍事衝突,傳統以 MTD原則的化療無疑是一場大規模的「正面飽和轟炸」,以地毯式搜尋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目標,試圖在短時間內摧毀敵方(癌細胞)的主力部隊。然而,這種戰術在現代腫瘤戰場上面臨兩大致命障礙: 血管新生(Angiogenesis)的反彈與補給線修復: 傳統以 MTD原則的化療轟炸過後,戰場很快會進入休戰期,像是傳統化療有長的給藥間隔。此時,受損的腫瘤組織因為遭遇嚴重缺氧(Hypoxia),因此會大量釋放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進而上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與鹼性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bFGF)。這就像是在暫停戰火時,敵方迅速調動後勤隊伍來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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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戰術僵局:液態切片與 AI 數位病理在精準腫瘤學中的協同新紀元

治療典範的轉移: 精準腫瘤學正經歷由組織切片(Tissue Biopsy)向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的動態轉移,並透過人工智慧(AI)數位病理賦能,實現從單點診斷走向即時抗藥性的監測與微量殘留病灶(MRD)引導的精準干預。醫學上的 MRD 指的是微量殘存疾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或稱可測量殘存癌細胞 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用來描述癌症患者治療後,體內殘留的極少量癌細胞。   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LoD)與臨床效益: 腫瘤特異性(Tumor-informed)2k7廣泛基因組分析(如:RaDaR, Personalis, Signatera)能達到1 ~100 ppm(即VAF是 0.0001% ~0.01%)的超高靈敏度;但在亞洲高發生驅動基因變異的非小細胞肺癌中,驅動基因特異性(Driver-specific)ctDNA的監測展現出極高的成本效益與高達 提早約8.7 個月的臨床影像復發預警期。在精準醫療與癌症檢測中,VAF 代表變異等位基因頻率(Variant Allele Frequency),在臨床上它是與 MRD(微量殘存疾病)緊密相連的核心核心數據。簡單來說,VAF 是一個用來量化突變基因佔比的百分比指標。如果某個癌症基因位點被讀取了 10,000 次,其中有 10 次發現了癌症突變,那它的 VAF 就是 10 ÷ 10,000 = 0.1%   在癌症精準醫療中,ctDNA 代表循環腫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它是診斷 MRD(微量殘存疾病)與計算 VAF(變異等位基因頻率)時最核心的檢測對象。正常細胞死亡也會釋放 DNA(稱為 cfDNA),但 ctDNA 特指帶有癌症突變標記(如 EGFR、KRAS 突變)的碎片。半衰期極短:ctDNA 在血液中只能存活 1 到 2 個小時,因此檢測結果能精準反映體內此時此刻的「最新肿瘤狀態」。濃度極微量:在癌症早期或手術切除後,ctDNA 佔總血漿 DNA 的比例可能低於 0.1%(即 VAF < 0.1%),必須仰賴超高靈敏度的次世代基因定序(NGS)才能夠驗出來。   三大核心概念的聯結 (ctDNA ➔ VAF ➔ MRD): 三者在臨床上是一整套完整的邏輯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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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譯 PIK3CA 變異精準打擊密碼:FoundationOne®CDx 雙軌伴隨診斷如何重塑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轉移性乳癌戰術布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美國FDA 正式核准組織檢測 FoundationOne®CDx 作為 Itovebi™(inavolisib,中文商品名:愛妥飛)聯合療法的伴隨診斷,提供血檢以外的堅實後盾,完備轉移性乳癌戰術地圖。   對於第一線面對晚期或轉移性乳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的臨床腫瘤科醫師而言,每一次的治療決策都像是在高張力的戰術板上安排陣容。當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乳癌患者面對荷爾蒙治療出現抗藥性(Endocrine-resistant)的晚期或轉移性病情時,精準尋找分子標靶成為延長疾病控制的時間(PFS) 的關鍵。   美國 FDA 於 2026 年 6 月正式核准 Foundation Medicine 旗下的全方位綜合基因體檢測(CGP)平台-FoundationOne®CDx,作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轉移性乳癌使用 Itovebi™(inavolisib)聯合 palbociclib (Ibrance®) 及 fulvestrant 治療方案的伴隨診斷(Companion Diagnostic, CDx)。此項核准是繼 2024 年 10 月液態切片 FoundationOne®Liquid CDx 通過後,構建了「血檢+癌組織檢」雙軌兼備的精準診斷體系。   腫瘤 DNA 的「客場干擾」與 CTC/ctDNA 釋放不足的診斷盲點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晚期乳癌中具有PIK3CA基因的突變率高達 40%,但血檢 ctDNA 的「脫落率」之差異可能導致偽陰性,亟需癌組織檢測的精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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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創新肺癌EGFR標靶藥物Amolertinib (台灣商品名:Pulmive/普肺康) 以及其與泰格莎的比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Amolertinib(或稱 Aumolertinib,台灣商品名::Pulmivex/普肺康)是用於治療 EGFR 基因突變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第三代 EGFR 標靶藥物(EGFR-TKI)。在醫學實證上,Amolertinib 擁有極高且完整的「臨床實證證據能力」,其核心療效與安全性已透過多個關鍵的大型臨床試驗獲得證實,並於 2026 年 8 月正式納入台灣健保給付。   Amolertinib(阿美替尼,商品名:阿美樂 / 普肺康)是由中國本土創新藥廠「翰森製藥」(Hansoh Pharma)自主研發的原研小分子標靶新藥,是全球第二個成功開發並上市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劑(僅次於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的「泰格莎 / Osimertinib」)。在中國,普肺康的適應症已完整覆蓋晚期一線、二線、術後輔助及維持治療(共 5 項),預計未來在台灣也有機會陸續跟進核准。   阿美替尼是針對「第一代抗藥性」而生的肺癌EGFR標靶藥物: 第一代 EGFR 標靶藥物(如艾瑞莎、得舒緩)在使用約 1 年後,多數患者會因為體內基因產生 T790M 突變而出現抗藥性。翰森製藥研發團隊針對此臨床痛點,著手設計能同時精準鎖定「EGFR 敏感性突變」與「T790M 抗藥性突變」的新型結構。   科學家在化學結構上融入了獨特的環丙基結構。這項關鍵發明讓藥物不僅能維持極高、長效的抑制效果,還帶來兩個核心優勢:高選擇性:專門攻擊突變癌細胞,避開正常的皮膚與腸道細胞(Wild-type EGFR),因此傳統標靶藥常見的嚴重皮疹與腹瀉副作用顯著降低。該藥物更容易進入大腦,高血腦障壁滲透率,所以能夠有效控制肺癌晚期極常見的腦轉移病灶。   阿美替尼的核心研發里程碑 2020年3月(首次上市):由上海市胸科醫院陸舜教授領銜臨床試驗,正式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NMPA)批准上市,成為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 EGFR 標靶藥。   2023年10月(創新肯定):其核心發明專利榮獲中國智慧財產權領域的最高榮譽「中國專利金獎」。2026年(適應症完整覆蓋):在中國陸續開拓至5項適應症,完成從晚期一線治療到早期術後輔助/維持治療的肺癌全病程覆蓋。   阿美替尼治療肺癌的關鍵證據與臨床數據如下: 核心證據一: 第一線治療(初診斷晚期肺癌)代表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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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EGFR標靶藥物Amolertinib (如:Pulmivex/普肺康) 自115年8月1日起健保給付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限單獨使用於: (1)   具有EGFR Exon 19 Del或Exon 21 L858R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即為IIIB、IIIC期或第Ⅳ期)肺腺癌病人之第一線治療。   (2)   先前已接受過EGFR標靶藥物 gefitinib、erlotinib、afatinib 、dacomitinib治療失敗,且具有EGFR T790M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之非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治療。   使用注意事項: (1)   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月需再次申請。 初次申請時需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或非小細胞肺癌之病理或細胞檢查報告,及檢附EGFR基因檢測結果報告,且需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之通則十二。   III.   再次申請時需附上治療後相關臨床資料(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每次處方以4週為限,如給藥4週後需追蹤胸部X光或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評估療效,每8至12週需進行完整療效評估(如胸部X光或電腦斷層),若病情惡化、復發或產生不可接受之毒性,即不得再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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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35

從「教練調度」看造血幹細胞與嗜中性白血球的攻防戰:Nivestim (奈維血添/Filgrastim) 臨床應用與精準調度解析

G-CSF 的全名是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白血球生長激素),它是一種能夠刺激骨髓性細胞(myeloid cells)生長的細胞激素,目前短效型G-CSF(如: Filgrastim,以及其生物相似藥 Nivestim(奈維血添)能夠精準刺激嗜中性白血球的分化與釋放,在化療後FN(發燒性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的積極防禦、造血幹細胞動員及骨髓移植後修復中扮演靈魂調度角色。透徹掌握其生體可用率、精準給藥時機(避免化療前後 24 小時之衝突)與容量刻度限制,才能確保療效相等性與病人用藥安全。   一、化療引發的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與造血幹細胞動員圍城 癌症化學療法在殺滅癌細胞的同時,常重創骨髓造血系統,導致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甚至是發燒性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成為臨床感染風險與治療中斷的主因。 此外,在進行自體/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或急性白血病等高強度化療時,如何迅速重建免疫防禦線與高效動員周邊血幹細胞(PBSC),是腫瘤科醫師面臨的重要考驗。 在抗癌的戰場上,化學治療就如同對敵方進行「大規模無差別轟炸」。這雖然能有效壓制敵軍(癌細胞),但往往也會誤傷己方的「後勤補給基地」(骨髓造血微環境)。當骨髓內的造血前驅細胞受到重創,周邊血液中的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計數急遽下降。一旦絕對嗜中性白血球數(ANC)降至< 500mm3或併發38度C以上的高燒(發燒性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病患就像失去防守後衛的球門,極易招致嚴重伺機性感染。此外,在實施自體或異體周邊血幹細胞移植時,如何將骨髓內的造血幹細胞(CD34+ 祖細胞)大量且安全地「動員」至周邊血以供採集,亦是影響移植成敗的核心關鍵。 二、Filgrastim 的分子機制、藥效學與臨床戰術 基因重組 human G-CSF-Filgrastim透過特異性結合造血系統之前驅細胞的受體,促進分化增殖並亢進成熟嗜中性球之吞噬與趨化功能。其生物相似藥(如 Nivestim)在關鍵臨床試驗中展現與原廠藥(Neupogen)高度的療效相等性(Therapeutic Equivalence),為臨床提供兼具經濟與療效的戰術選擇。 重組人類顆粒球集落形成刺激因子(Filgrastim/G-CSF)的作用機制,如下: 骨髓造血微環境 = 職業球隊的梯隊青訓營與後備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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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31

減量降毒的精密打擊:低劑量 Tamoxifen 在非侵襲性乳癌中的長期療效與停經狀態之異質性解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高劑量荷爾蒙在非侵襲性乳癌中的預防性的治療,經常因為嚴重副作用導致病人遵囑性低下,臨床亟需既能保有長期抑癌效果、又能調降劑量的降階化(De-escalation)新戰略。   在臨床乳癌防治的第一線,我們常面臨一個棘手的困局:針對乳腺管原位癌(DCIS)、小葉原位癌(LCIS)或非典型乳腺管增生(ADH)等高風險病灶,標準劑量 Tamoxifen(每天 20 mg)雖然能夠顯著降低同側及對側的乳癌復發風險,但其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如:嚴重的血管舒縮症狀(熱潮紅)、婦科及性功能障礙,乃至靜脈血栓栓塞與子宮內膜癌風險,因此經常讓許多患者望而卻步,甚至提早自行停藥。這種「藥效雖好但病人拒吃」的現象,讓預防性的治療的效益大打折扣。   為了打破這個僵局,「降階」的低劑量方案(每天 5 mg 或隔天 10 mg)應運而生。最新發表於《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CO)》的這項大型個體患者數據(IPD)整合分析(Pooled Analysis),追蹤時間長達中位數 9.4 年,為我們揭示了使用低劑量 、將Tamoxifen 劑量減半、效益不減的長期證據,並意外發現了停經狀態與復發位置之間的深刻差異。   精準戰略的數據解碼:低劑量 Tamoxifen 的長期無乳癌生存獲益 中位追蹤 9.4 年數據顯示,低劑量 Tamoxifen 能夠提供長期且持久的 Carryover 護航效應,且整體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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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者登場!BRAF V600E 肺癌雙標靶雙雄對決

從籃球全場包夾到足球貼身盯防:Encorafenib/Binimetinib 如何刷新 BRAF V600E 晚期肺癌治療版圖   BRAF V600E 是 MAPK pathway 持續活化的重要驅動基因,雙重抑制已成為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核心策略。   近年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普及,使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式邁入精準醫療(Precision Oncology)時代。除了 EGFR、ALK、ROS1、MET exon14 skipping、RET fusion 等常見驅動基因外,BRAF V600E mutation 已逐漸成為臨床不可忽視的重要治療標的。   BRAF 突變約占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的 3–5%,其中 BRAF V600E 約占全部 BRAF 突變的一半,大約占所有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 1–2%。此突變屬於 Class I monomeric kinase mutation,不需要上游 RAS 活化即可自主形成活化構型(Constitutive kinase activation),持續刺激 RAS–RAF–MEK–ERK(MAPK)訊號傳遞路徑,促進癌細胞增殖、侵襲、血管新生及遠端轉移。   因此,目前 NCCN 與 ESMO Living Guideline 均建議,只要確認 BRAF V600E 突變,即應優先考慮 BRAF inhibitor 結合 MEK inhibitor 的雙標靶治療,而非單純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   單一 BRAF的抑制容易誘發 MAPK訊號通路的再活化,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 才能建立完整防線。MAPK pathway 並非線性單一路徑,而是一套具有高度回饋調控(Feedback regulation)的訊號網路。   臨床研究發現,若僅使用 BRAF inhibitor,雖可短暫抑制 BRAF V600E 活性,但腫瘤細胞很快便會解除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 release),進一步誘發 RAF dimerization、RTK bypass activation,甚至 EGFR、MET 等旁路訊號重新活化,使 ERK 再次磷酸化(pERK recovery),最終導致治療抗藥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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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4

從「神奇子彈」到精準賽車: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戰術演進與次世代抗癌圖譜

一、當「單打獨鬥」不再能滿足臨床需求 ADC 的核心價值在於透過精確的分子工程,平衡化療的高殺傷力與單株抗體的選擇性,試圖突破傳統治療的治療窗(Therapeutic Index)的限制。   在 20 世紀初,「神奇子彈」(Magic Bullet)的構想便已開始萌芽,但直到 2000 年首個 ADC 藥物 Mylotarg 獲批,這項技術才正式走入了臨床。然而,第一代 ADC 面臨藥物抗體比(DAR)不穩定、連結鍵(Linker)易提早裂解等問題,就像是一場早期的足球賽,球員(抗體)雖然找到了球門(靶點),但球(載荷藥物)卻常常在傳球過程中(循環系統)就不慎遺失,不僅沒得分,還誤傷了場邊的觀眾,產生系統性的副作用。   隨後的二十年間,ADC 研發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 400 種 ADC 正在研發中。我們逐漸發現,ADC 的作用機制遠比早期認為的「結合、內吞、釋放」的簡單模型(Cartoon model)更為複雜。在臨床應用上,儘管第三代 ADC(如 :DS-8201/Enhertu)在乳癌等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抗藥性(Resistance)與肺部毒性(ILD)等副作用,仍是我們在面對病人時,必須謹慎應對的「客場挑戰」。   二、賽車級的工程優化與多維度戰術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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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雙重標靶治療進展:Encorafenib/Binimetinib 與 Dabrafenib/Trametinib 之藥效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深度比較分析

導論與分子病理學背景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中,具備有BRAF基因突變大約佔總體病例的 3% 至 5%,其中以 BRAF V600E的點突變最為常見,約佔所有 BRAF 突變肺癌的 50%,即整體非小細胞肺癌的 1% 至 2%。   BRAF V600E 屬於第一類(Class I)的單體激酶突變,能誘發無需上游 RAS 蛋白激活的持續性單體構型活化,進而強烈刺激下游的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傳導路徑,驅動癌細胞的異常增殖與存活。      然而單獨使用 BRAF 抑制劑可以阻斷該傳導路徑時,腫瘤細胞經常會藉由解除負回饋機制,進而引發 RAF 二聚化或上游的信號旁路再活化,導致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緩解持續時間受限。因此,使用BRAF 抑制劑聯手MEK 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以進行「縱向雙重路徑阻斷」(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目前已成為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標靶治療的核心策略。      若將此分子機制投射至體育賽事,這種雙重標靶機制極為類似於籃球比賽中的全場包夾防守策略(Full-Court Press and Double-Team Defense)。單用 BRAF 抑制劑如同僅派遣一名後衛防守對手的明星控球後衛(BRAF基因突變),對手仍然可以透過橫向傳球或回傳(負項回饋解除與旁路的傳導)將球轉移給其他隊友而繼續得分;而加入 MEK 抑制劑則相當於啟動第二名防守球員,在關鍵傳球路線(MEK 激酶)上執行高壓力的雙人包夾,徹底封死下游的信號傳遞,使腫瘤細胞無法完成其增殖戰術。   目前臨床上針對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已有兩組雙標靶方案已經獲得主管機關批准並列入國際指引的推薦:即新一代組合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簡稱 Enco/Bini),以及較早上市的 Dabrafenib 聯合 Trametinib(簡稱 Dabra/Trame)。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 之藥理學特性與 PHAROS 試驗數據解析 藥效學與藥動学獨特性 Encorafenib 為一種口服、高度選擇性的可逆性 RAF 激酶抑制劑,而 Binimetinib 則為 ATP 非競爭性的可逆性 MEK1/2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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