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乳癌多年來高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幸運的是，隨著標靶藥物的進步，過往被視為較惡性的 HER2 陽性乳癌，如今已進入「可精準控制、追求治癒」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雙標靶」（賀癌平+賀疾妥/Trastuzumab + Pertuzumab）與抗體藥物複合體（T-DM1/Kadcyla/賀癌寧）在台灣臨床與健保給付上的推廣，多數患者在手術前後都能夠接受非常完善的標準標靶治療。然而，「完成了標準治療療程後，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最新發表的 NER-CARE 研究（一項針對華人真實世界的臨床研究）為我們帶來了重要的警訊與希望：即使完成標準治療，部分高風險患者仍有殘餘的復發風險；而透過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Neratinib（商品名：賀儷安 / Nerlynx）」進行後續接貫之強化輔助治療，能為患者再築起一道堅固防線。 以下為大家整理 NER-CARE 研究帶給台灣乳癌病友的 4 大關鍵臨床啟示：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HER2+ 早期乳癌在輔助治療階段面臨高復發風險，T-DXd 展現優異療效的同時，肺部毒性（也就是ILD/RP）的臨床管理成為醫療團隊的最大考驗。 在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陽性（HER2+）早期乳癌的治療戰場上，術前輔助治療後仍有殘留侵襲性病灶（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的患者，一直是我們極力爭取無病存活期（DFS）的高風險族群。 DESTINY-Breast05 試驗（NCT04622319）評估了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 5.4 mg/kg）對比前一代 T-DM1（3.6 mg/kg）在該族群的療效與安全性。 雖然 T-DXd 展現出超越 T-DM1 的強效腫瘤控制能力，但其伴隨的間質性肺炎（ILD）及放射性肺炎（RP），始終是我們在臨床用藥時候懸在心中的刀。尤其在該試驗中，高達 93.9%（T-DXd）與 93.6%（T-DM1）的患者均會接受手術後的輔助放射線治療，使得藥物引發的 ILD 與放療相關的 RP 在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影像上容易交織疊加，增加鑑別診斷與臨床處置的複雜度。 DESTINY-Breast05 數據揭示，T-DXd 引發的 ILD 受地域（在日本族群）與腎功能影響，而雙重傷害機制類似「美伊戰爭」中的精準導彈與沙塵暴之疊加效應。 根據截至 2025 年 7 月 2 日的最新數據，在安全性分析集（T-DXd 計806例；T-DM1 n=801例）中，經過中心盲態審查裁定與藥物相關的 ILD 發生率，T-DXd 組整體上是顯地著高於 T-DM1 組。然而，進一步的臨床與人口統計學次分組分析，為我們精準辨識高風險族群提供了關鍵依據： A.地域差異（Geographic Risk Factors）： 日本族群的間質性肺炎發生率顯著高於非日本族群（T-DXd：14.9% vs 8.9%；T-DM1：6.7% vs 1.2%）。若對比其他亞洲國家，日本患者的風險同樣是偏高的（T-DXd：14.9% vs 9.6%）。北美及澳洲地區的 T-DXd 之間質性肺炎發生率在數值上相對較低。 B.腎功能障礙（Renal Impairment）： 基線伴有中度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其間質性肺炎的發生率會明顯高於腎功能正常者（T-
精準打擊下的友軍誤傷：從 DESTINY-Breast05研究數據看Enhertu(T-Dxd/優赫得)的肺部毒性與風險管理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一線標準治療的歷史瓶頸 自 CLEOPATRA 試驗奠定 THP 方案（Taxane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為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的第一線標準治療以來，這座由「HER2雙標靶結合紫杉醇」築起的高牆已屹立了十餘年。 儘管雙標靶更完整地切斷了HER2下游的信號傳導路徑，顯著延長了患者的整體生存期，但臨床上我們依然面臨著無法迴避的挑戰：絕大多數患者最終仍會因產生抗藥性而面臨疾病惡化（Progression）。在傳統 THP 治療方案下，第一線無進展生存期（PFS）的中位數普遍停留在 26 至 28 個月左右，意味著癌細胞終究能找到逃逸的機制，所以如何在初次打擊時就以更強大的「武器」摧毀腫瘤的根基，一直是腫瘤科醫師迫切尋求的突破口。 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的臨床未竟之需 在腫瘤學的實踐中，初診斷為轉移性或復發性 HER2 陽性乳癌的患者，其腫瘤的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微環境的複雜性常導致治療反應不一。 傳統大分子單株抗體主要依賴阻斷受體的二聚化（Dimerization），以及引發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性（ADCC）來抑制腫瘤，但對於 HER2 表達不均勻或高負載量的腫瘤，單純的信號阻斷往往不足以徹底清除微小的轉移灶（Micrometastases）。要實現更高的腫瘤完全緩解率、並極致延長疾病控制的時間（Duration of Response），我們需要一種能將「精準標靶」與「強效毒殺」完美結合的全新第一線治療策略。 DESTINY-Breast09 全球三期臨床試驗之嚴謹設計 為了挑戰 THP 的第一線霸主地位，DESTINY-Breast09 這項全球多中心、隨機對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應運而生。 該試驗專為先前未接受過轉移性階段系統性治療的晚期或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患者所設計，目的在於評估新型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T-DXd / Enhertu）的突破性療效。 試驗精確分為三個治療組別進行頭對頭比較：第一組為 Enhertu 聯合 Pertuzumab（賀疾妥）；第二組為 Enhertu的單藥治療；第三組則為對照組，即現行的標準 THP
打破第一線雙標靶高牆：從 DESTINY-Breast09 看 Enhertu(T-Dxd/優赫得) 聯手 Pertuzumab 如何重新定義轉移性 HER2 陽性乳癌治療戰局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腫瘤病灶（Residual disease, RD）的患者中，僅僅大約有半數符合 DESTINY-Breast05 研究收錄的高風險標準，而剩餘的低風險殘留病灶族群在傳統 T-DM1 (Kadcyla/賀癌寧)治療下，就能夠展現出極佳的 3 年預後。 身為長期在第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經常面臨兩難。當更強大的新武力問世時，我們該如何精準部署，才不會過度治療或是配備不足？自從 KATHERINE 臨床試驗奠定了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 Kadcyla/賀癌寧）作為術前輔助治療後，是對於具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從此以後，這項武裝策略顯著地改善了早期乳癌的預後。 然而，隨著 DESTINY-Breast05（DB-05）臨床試驗的設計，積極地以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挑戰、甚至取代 T-DM1(這是之前具備殘留病灶患者的術後標準輔助治療)。 我們必須深刻剖析兩者的適用族群差異，所以一項基於美國 Flatiron Health 電子病歷資料庫的大型真實世界研究，收錄了 2011 年至 2025 年間接受了含 Pertuzumab（Perjeta）雙標靶的術前輔助治療及手術的 9,561 位HER2陽性早期乳癌。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99%（共計9,447 例）的有殘留病灶患者符合 KATHERINE 試驗的條件；但若套用 DB-05 的嚴格高風險門檻，則僅有 48%（共計4,567 例）符合資格。這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有超過半數（52%）的殘留病灶患者並不屬於 DB-05 所設定的高風險戰場。 問題背景：術前輔助治療後的殘留敵軍與 ADC 武裝武器庫的戰略變革 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後仍然未達病理完全緩解（pCR）者，預示著有一定的復發風險，而不同一代 ADC 藥物的藥理機制差異，決定了其在不同風險分層戰場上的打擊效能。 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藍圖中，完成術前輔助雙標靶治療與手術後，病理學的評估若未達到病理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CR）者，這些殘留的腫瘤病
從局勢演變看 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精準投射：美國真實世界 KATHERINE 與 DESTINY-Breast05 族群分層與預後洞察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並非是單純的內臟轉移，而是腫瘤快速進展，所導致器官功能障礙的急症，需與單純器官轉移嚴格區分並施以最速效的治療。 在轉移性乳癌的治療戰場上，我們經常在門診或病房常遇到這樣的挑戰-影像學檢查顯示肝臟或肺部出現了多發性的轉移病灶，接下來這時我們就要探詢是否有內臟危機，我們是否該立刻啟動化學治療？ 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精準區分「內臟轉移（Visceral Metastases）」與「內臟危機（Visceral Crisis）」。國際指引明確指出，內臟危機並非僅僅指煞腫瘤存在於內臟器官中，而是強調腫瘤的急速進展所造成嚴重的器官功能不全（severe organ dysfunction）。這是一種臨床的急症，代表著器官系統面臨崩潰的危險，需要我們立即採取具備「最快療效」的治療介入。 以臨床最常見的兩個轉移器官為例： 肝臟的內臟危機（Liver Visceral Crisis）： 排除吉爾伯特症候群（Gilbert’s Syndrome）或膽道的梗阻後，當血清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迅速升至正常值上限的 1.5 倍以上（>1.5x ULN），即是• 肝臟內臟危機。 肺臟的內臟危機（Lung Visceral Crisis）： 患者在靜止狀態下出現迅速加劇的呼吸困難，且此症狀無法藉由胸水的引流而獲得緩解。 這就如同現代地緣政治中的美伊戰爭與區域衝突。如果敵軍（腫瘤細胞）僅是在邊境建立據點（單純內臟轉移），主權國家（人體系統）依然可以透過經濟制裁或常規外交戰略（荷爾蒙治療聯合 CDK4/6 抑制劑）來逐步瓦解威脅；但若敵軍已經飛彈襲擊關鍵電力設施與水庫、導致國家樞紐陷入即刻癱瘓，也就是內臟轉移之情況已嚴重到有內臟危機，這時候再進行長期的圍堵已毫無意義，必須立刻實施精準的空中打擊或特種部隊突襲，以最快速度恢復基礎設施的運作。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結合樹突細胞（DC）與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DC-CIK)/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CIK）結合化療可以大幅修復晚期食道癌患者的抗腫瘤免疫，顯著延長一年總生存期並降低不良反應。 綜合性分析顯示，聯合治療可以提高CD3+、CD4+ T 細胞及 NK 細胞的比例，優化患者的生活品質，且未增加嚴重毒性反應。 問題背景：傳統化療在晚期食道癌治療中的困境 食道癌的整體預後極差（5 年生存率僅 10%–25%），晚期患者常常因為化療導致的免疫抑制與全身衰竭，陷入惡性循環。 食道癌是消化道常見的惡性腫瘤，臨床上多數患者確診時已具備局部侵犯或遠端轉移。雖然手術、放療及化療等多學科聯合治療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晚期食道癌的 5 年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仍停留在 10% 至 25% 的低谷。 傳統的全身性化療方案雖然能夠暫時控制病灶，但常面臨以下的雙重打擊： 副作用會限制治療的劑量： 晚期食道癌患者普遍伴有進食困難與營養不良，難以耐受高強度化療產生的骨髓抑制與消化道毒性。 免疫系統系統性崩潰： 化療藥物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也無差別摧毀了宿主的免疫屏障，導致T淋巴細胞的亞群紊亂、抗腫瘤免疫力降低，進而加速腫瘤復發與轉移。 因此，如何在發揮化療細胞之毒殺性作用的同時，修復並重建患者自身的抗腫瘤免疫系統，成為晚期食道癌臨床治療亟待突破的關鍵瓶頸。 解決方案：DC-CIK / CIK之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的協同效應 過繼性的免疫細胞（DC 與 CIK）能夠精準補給防禦部隊，與化療發揮協同作戰效應，顯著提升客觀緩解率（ORR）與疾病控制率（DCR）。 免疫機制：從「美伊戰爭」看 DC 與 CIK 的戰術配合 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 DCs） 與 細胞激素誘導的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CIKs） 的作用機制，我們不妨將這場抗腫瘤免疫戰局比喻為 現代化的國防作戰（如美伊戰爭）： 樹突細胞就像美軍在前線部署的高精度偵察無人機與情報中心，樹突細胞是體內最強大的抗原提呈細胞。它負責擷取腫瘤的抗原（敵人特徵），經過加工後提呈給 T 細胞，為整支軍隊發射「精準的定位信號」。 CIK 細胞則是快速反應重裝部隊， CIK 細胞（主要為 CD
後線治療之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的異質性與難治性，使三代 EGFR-標靶藥物（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單藥治療的瓶頸顯現。 在晚期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領域中，三代標靶藥物藥物 Osimertinib 無疑奠定了第一線標準治療的地位。然而，不論是經典的 Exon 19 deletion 或是 L858R 突變，患者在中位數約 18.9 個月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面臨 疾病進展（Disease Progression, PD）。 後線治療之抗藥機制的複雜度極高：除了 EGFR 依賴性（On-target）的二次突變（如:C797S）外，非依賴性（Off-target）的旁路激活（Bypassing pathways，如:MET 放大、HER2 放大）以及表型轉化（如轉化為小細胞肺癌 或上皮-間質轉化 EMT）均為常見因素。 對於臨床上無明確可標靶次級突變（Off-target driver-negative）的患者，傳統做法多半退回到使用含鉑雙藥化學治療（Platinum-based doublet chemotherapy），但其客觀緩解率（ORR） 與 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 均難言理想。 結合小分子標靶（TKI）與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是一種突破的策略，打造「精準切斷」與「重砲炸射」的立體協同戰線。 為了打破抗藥性僵局，Osimertinib 聯合 Dato-DXd（Datopotamab Deruxtecan/商品名 Datroway，達卓優） 的組合應運而生。Dato-DXd 是一款針對 TROP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 蛋白的靶向 ADC 藥物，搭載了高效能的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DXd）作為 Payload。
細胞治療中心/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帶有 TP53 與 RB1 雙重缺失/變異的 EGFR 突變肺腺癌，具有極高小細胞肺癌轉化（Histologic Transformation）的風險，其分子機制與地緣政治中的「預防性打擊」類似，極具臨床挑戰性。 在臨床實務中，EGFR 突變肺腺癌患者接受第三代標靶藥物（如 Osimertinib）治療時，雖然大多數能獲得良好的疾病控制，但約有最高 14% 的患者會在抗藥後發生小細胞肺癌（SCLC）轉化。特別是初診斷時即帶有 TP53 及 RB1 基因失能/缺失（Loss/Alterations）的患者，發生轉化的風險極高。 若將 EGFR 驅動基因比喻為敵方的主要指揮部，Osimertinib 就像是精準打擊該指揮部的巡弋飛彈。然而，TP53 與 RB1 分別代表細胞內的「防衛監控網絡」與「軍事煞車系統」，當這兩大防線同時潰敗（也就是TP53/RB1 co-alteration），腫瘤細胞就擁有了極高的「塑性（Cellular Plasticity）」。這就如同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中（例如美伊戰爭的戰略演變），美軍（第三代EGFR標靶藥物）雖然成功摧毀了地面的正規指揮所（腺癌細胞），但因為當地缺乏有效的秩序監督機制（TP53/RB1 缺失），反抗勢力在地下秘密轉化為行動更為迅猛、手段更為極端的游擊隊（轉化出小細胞肺癌 clone）。哪怕你尚未在表面看到游擊隊的武裝，這群擁有極高塑造能力的潛伏細胞早已在背景默默蓄勢待發。 臨床問題與決策困境 雖然理論上提前開火可期掃除潛伏克隆，但腫瘤的可塑性與克隆演化（Clonal Evolution）使這類「預防性打擊」面臨防不勝防的困境。 針對這群高風險患者，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等團隊推動了 NCT03567642 單臂二期臨床試驗。其核心假說為：若能在組織學尚未發生小細胞肺癌轉化前，於 Osimertinib 治療初期即「預防性」加入針對 小細胞肺癌所用化療方案的鉑類（Cisplatin/Carboplatin）＋ Etoposide 化療，是否能提前殲滅這些潛伏的小細胞肺癌潛力克隆，進而阻止組織學轉化並延長存活期？ 試驗設計包含：
預防性打擊的困境與曙光：從 NCT03567642 試驗探討 EGFR/TP53/RB1 三重突變肺腺癌的小細胞轉化機制與治療策略 閱讀全文 »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Zolbetuximab（商品名：Vyloy，威絡益）是首創針對 Claudin 18.2 (CLDN18.2) 的單株抗體，精準破壞腫瘤細胞。適用對象為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胃腺癌 / 胃食道交界處 (GEJ) 腺癌，且為 HER2 陰性、CLDN18.2 陽性者。CLDN18.2的檢測標準是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IHC) 評估，需達到大於75%或等於的活體腫瘤細胞呈現中度至強烈細胞膜染色 (Moderate-to-Strong Membranous Staining)。 Zolbetuxima的治療方案是協同 Fluoropyrimidine 及 Platinum-based 化療併用，作為生物標記導向 (Biomarker-driven) 精準治療。臨床管理上需要嚴密監測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及疲勞等常見毒性；胰臟癌之應用目前仍處於研究階段。 一、突破晚期胃癌治療的僵局與戰略瓶頸 晚期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長期缺乏有效的生物標記治療標的，特別是在 HER2 陰性族群中，急需全新標靶機制的引入。 身為第一線面對晚期胃腺癌（Gastric Adenocarcinoma）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GEJ] Adenocarcinoma）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這些患者在面對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疾病時的困境。長期以來，傳統化學治療（如: Fluoropyrimidine-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是我們的戰略主軸，然而預後依然嚴峻。雖然 HER2 標靶藥物的問世為部分陽性患者帶來曙光，但臨床上仍有大量 HER2 陰性的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患者，缺乏明確且具變革性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標的。 如果將腫瘤治療比喻為地緣政治中的軍事衝突-正如現代戰場如美伊戰爭或中東局勢一般。敵軍（腫瘤細胞）往往隱匿於複雜的城市建築（正常組織與微環境）之中。傳統化學治療就像廣域無差別轟炸，雖然能消滅敵軍，卻不可避免地對周邊平民（正常組織）造成大規模連帶損傷（毒副作用）。而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就是一個能在敵軍陣地中發射「獨特辨識信號」的標的，以便部署高精度導引飛彈進行精準打擊。 二、Zolbetuximab 的作用機制與精準的打擊 Z
鎖定隱形碉堡的精準導引飛彈：解構 Zolbetuximab 在晚期 HER2 陰性胃癌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的臨床突破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