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0019 31

減量降毒的精密打擊:低劑量 Tamoxifen 在非侵襲性乳癌中的長期療效與停經狀態之異質性解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高劑量荷爾蒙在非侵襲性乳癌中的預防性的治療,經常因為嚴重副作用導致病人遵囑性低下,臨床亟需既能保有長期抑癌效果、又能調降劑量的降階化(De-escalation)新戰略。   在臨床乳癌防治的第一線,我們常面臨一個棘手的困局:針對乳腺管原位癌(DCIS)、小葉原位癌(LCIS)或非典型乳腺管增生(ADH)等高風險病灶,標準劑量 Tamoxifen(每天 20 mg)雖然能夠顯著降低同側及對側的乳癌復發風險,但其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如:嚴重的血管舒縮症狀(熱潮紅)、婦科及性功能障礙,乃至靜脈血栓栓塞與子宮內膜癌風險,因此經常讓許多患者望而卻步,甚至提早自行停藥。這種「藥效雖好但病人拒吃」的現象,讓預防性的治療的效益大打折扣。   為了打破這個僵局,「降階」的低劑量方案(每天 5 mg 或隔天 10 mg)應運而生。最新發表於《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CO)》的這項大型個體患者數據(IPD)整合分析(Pooled Analysis),追蹤時間長達中位數 9.4 年,為我們揭示了使用低劑量 、將Tamoxifen 劑量減半、效益不減的長期證據,並意外發現了停經狀態與復發位置之間的深刻差異。   精準戰略的數據解碼:低劑量 Tamoxifen 的長期無乳癌生存獲益 中位追蹤 9.4 年數據顯示,低劑量 Tamoxifen 能夠提供長期且持久的 Carryover 護航效應,且整體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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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8

破譯胃癌治療新局:CLDN18.2 標靶治療的精準打擊與臨床進展

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晚期胃腺癌的治療瓶頸與 CLDN18.2 生物標記之崛起 晚期胃與胃食道結合部腺癌(Gastric and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GEJ)傳統治療面臨了瓶頸,CLDN18.2 的發現為精準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開啟了全新生物標記驅動的治療路徑。   在面對晚期(Locally Advanced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HER2 陰性(HER2-negative)胃癌及胃食道結合部腺癌時,長期以來多依賴傳統的 fluoropyrimidine- 與 platinum-為基礎的化學治療組合,但臨床療效與患者存活期仍有極大的提升空間。   近年,Claudin-18 isoform 2 (CLDN18.2) 成為胃腸道癌症中最受矚目的突破性靶點。CLDN18.2 原本是一種緊密連接蛋白(Tight Junction Protein),正常生理狀態下嚴格地只局限於胃黏膜細胞內部。 如果把正常的胃黏膜組織比喻為一支紀律嚴明的籃球隊,CLDN18.2 就像是隊員間緊密交織的「聯防隊形」,埋藏在細胞極性(Cell Polarity)與緊密連接深處,外部攻擊根本無法觸及。然而,當細胞癌化並且發生「極性喪失(Loss of Polarity)」時,就像防守的陣型出現完全崩潰、出現致命的漏人漏洞,原本隱藏在內部的 CLDN18.2 突然曝露在腫瘤細胞表。這種只在癌化狀態下才「失位露頭」的特性,使其成為標靶藥物進行精準打擊的絕佳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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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6

如何提升癌症CIK細胞治療的細胞回輸數目?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IK細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又稱細胞激素激活的殺手細胞。   「使用 G-CSF(白血球生長激素)能否增加 CIK 回輸細胞數目」? 直接給出結論:在臨床實務與實驗室培養上,並不建議常規使用 G-CSF 來增加 CIK 細胞的回輸數目。雖然 G-CSF 可以讓周邊血的白血球總數暴增,但它動員出來的主要是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與髓系細胞,而非 CIK 培養所需的 T 淋巴球(T lymphocytes)。更具挑戰的是,G-CSF 會對 T 細胞與 NK 細胞產生免疫抑制效應,這反而可能削弱最終回輸細胞的毒殺品質。   以下為背後的病理生理學機制與製程考量: 動員標的不同:無法有效增加初始 T 細胞比例 G-CSF 的作用靶點:G-CSF 主要作用於骨髓中的髓系前驅細胞,誘導嗜中性白血球的增殖與釋放。 細胞組成失衡:注射 G-CSF 後,抽出的周邊血液單核細胞(PBMC)中,顆粒系細胞(Granulocytes)或不成熟的髓系細胞比例會大幅上升。相反地,作為 CIK 培養基底的 CD3⁺ T 淋巴細胞絕對比例反而會被稀釋。這會增加實驗室在第一天進行 PBMC 分離與貼壁去除單核細胞時的製程負擔。   免疫表型改變:誘導免疫抑制性表型(Treg / MDSC) 許多關於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和 CAR-T 臨床前研究指出,G-CSF 具有顯著的免疫調節(Immunomodulatory)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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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5

破局者登場!BRAF V600E 肺癌雙標靶雙雄對決

從籃球全場包夾到足球貼身盯防:Encorafenib/Binimetinib 如何刷新 BRAF V600E 晚期肺癌治療版圖   BRAF V600E 是 MAPK pathway 持續活化的重要驅動基因,雙重抑制已成為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核心策略。   近年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普及,使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式邁入精準醫療(Precision Oncology)時代。除了 EGFR、ALK、ROS1、MET exon14 skipping、RET fusion 等常見驅動基因外,BRAF V600E mutation 已逐漸成為臨床不可忽視的重要治療標的。   BRAF 突變約占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的 3–5%,其中 BRAF V600E 約占全部 BRAF 突變的一半,大約占所有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 1–2%。此突變屬於 Class I monomeric kinase mutation,不需要上游 RAS 活化即可自主形成活化構型(Constitutive kinase activation),持續刺激 RAS–RAF–MEK–ERK(MAPK)訊號傳遞路徑,促進癌細胞增殖、侵襲、血管新生及遠端轉移。   因此,目前 NCCN 與 ESMO Living Guideline 均建議,只要確認 BRAF V600E 突變,即應優先考慮 BRAF inhibitor 結合 MEK inhibitor 的雙標靶治療,而非單純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   單一 BRAF的抑制容易誘發 MAPK訊號通路的再活化,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 才能建立完整防線。MAPK pathway 並非線性單一路徑,而是一套具有高度回饋調控(Feedback regulation)的訊號網路。   臨床研究發現,若僅使用 BRAF inhibitor,雖可短暫抑制 BRAF V600E 活性,但腫瘤細胞很快便會解除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 release),進一步誘發 RAF dimerization、RTK bypass activation,甚至 EGFR、MET 等旁路訊號重新活化,使 ERK 再次磷酸化(pERK recovery),最終導致治療抗藥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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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4

從「神奇子彈」到精準賽車: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戰術演進與次世代抗癌圖譜

一、當「單打獨鬥」不再能滿足臨床需求 ADC 的核心價值在於透過精確的分子工程,平衡化療的高殺傷力與單株抗體的選擇性,試圖突破傳統治療的治療窗(Therapeutic Index)的限制。   在 20 世紀初,「神奇子彈」(Magic Bullet)的構想便已開始萌芽,但直到 2000 年首個 ADC 藥物 Mylotarg 獲批,這項技術才正式走入了臨床。然而,第一代 ADC 面臨藥物抗體比(DAR)不穩定、連結鍵(Linker)易提早裂解等問題,就像是一場早期的足球賽,球員(抗體)雖然找到了球門(靶點),但球(載荷藥物)卻常常在傳球過程中(循環系統)就不慎遺失,不僅沒得分,還誤傷了場邊的觀眾,產生系統性的副作用。   隨後的二十年間,ADC 研發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 400 種 ADC 正在研發中。我們逐漸發現,ADC 的作用機制遠比早期認為的「結合、內吞、釋放」的簡單模型(Cartoon model)更為複雜。在臨床應用上,儘管第三代 ADC(如 :DS-8201/Enhertu)在乳癌等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抗藥性(Resistance)與肺部毒性(ILD)等副作用,仍是我們在面對病人時,必須謹慎應對的「客場挑戰」。   二、賽車級的工程優化與多維度戰術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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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3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雙重標靶治療進展:Encorafenib/Binimetinib 與 Dabrafenib/Trametinib 之藥效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深度比較分析

導論與分子病理學背景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中,具備有BRAF基因突變大約佔總體病例的 3% 至 5%,其中以 BRAF V600E的點突變最為常見,約佔所有 BRAF 突變肺癌的 50%,即整體非小細胞肺癌的 1% 至 2%。   BRAF V600E 屬於第一類(Class I)的單體激酶突變,能誘發無需上游 RAS 蛋白激活的持續性單體構型活化,進而強烈刺激下游的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傳導路徑,驅動癌細胞的異常增殖與存活。      然而單獨使用 BRAF 抑制劑可以阻斷該傳導路徑時,腫瘤細胞經常會藉由解除負回饋機制,進而引發 RAF 二聚化或上游的信號旁路再活化,導致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緩解持續時間受限。因此,使用BRAF 抑制劑聯手MEK 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以進行「縱向雙重路徑阻斷」(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目前已成為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標靶治療的核心策略。      若將此分子機制投射至體育賽事,這種雙重標靶機制極為類似於籃球比賽中的全場包夾防守策略(Full-Court Press and Double-Team Defense)。單用 BRAF 抑制劑如同僅派遣一名後衛防守對手的明星控球後衛(BRAF基因突變),對手仍然可以透過橫向傳球或回傳(負項回饋解除與旁路的傳導)將球轉移給其他隊友而繼續得分;而加入 MEK 抑制劑則相當於啟動第二名防守球員,在關鍵傳球路線(MEK 激酶)上執行高壓力的雙人包夾,徹底封死下游的信號傳遞,使腫瘤細胞無法完成其增殖戰術。   目前臨床上針對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已有兩組雙標靶方案已經獲得主管機關批准並列入國際指引的推薦:即新一代組合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簡稱 Enco/Bini),以及較早上市的 Dabrafenib 聯合 Trametinib(簡稱 Dabra/Trame)。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 之藥理學特性與 PHAROS 試驗數據解析 藥效學與藥動学獨特性 Encorafenib 為一種口服、高度選擇性的可逆性 RAF 激酶抑制劑,而 Binimetinib 則為 ATP 非競爭性的可逆性 MEK1/2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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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24

HER2 陽性早期乳癌抗癌新思維:於標準治療之後,如何透過「強化輔助治療」降低復發風險?

在台灣,乳癌多年來高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幸運的是,隨著標靶藥物的進步,過往被視為較惡性的 HER2 陽性乳癌,如今已進入「可精準控制、追求治癒」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雙標靶」(賀癌平+賀疾妥/Trastuzumab + Pertuzumab)與抗體藥物複合體(T-DM1/Kadcyla/賀癌寧)在台灣臨床與健保給付上的推廣,多數患者在手術前後都能夠接受非常完善的標準標靶治療。然而,「完成了標準治療療程後,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最新發表的 NER-CARE 研究(一項針對華人真實世界的臨床研究)為我們帶來了重要的警訊與希望:即使完成標準治療,部分高風險患者仍有殘餘的復發風險;而透過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Neratinib(商品名:賀儷安 / Nerlynx)」進行後續接貫之強化輔助治療,能為患者再築起一道堅固防線。   以下為大家整理 NER-CARE 研究帶給台灣乳癌病友的 4 大關鍵臨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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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肝癌戰場:樹突細胞與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的細胞免疫治療整合策略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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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EGFR 突變肺癌藍圖:Osimertinib 聯手 Dato-DXd 的協同打擊與臨床進展

後線治療之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的異質性與難治性,使三代 EGFR-標靶藥物(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單藥治療的瓶頸顯現。   在晚期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領域中,三代標靶藥物藥物 Osimertinib 無疑奠定了第一線標準治療的地位。然而,不論是經典的 Exon 19 deletion 或是 L858R 突變,患者在中位數約 18.9 個月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面臨 疾病進展(Disease Progression, PD)。 後線治療之抗藥機制的複雜度極高:除了 EGFR 依賴性(On-target)的二次突變(如:C797S)外,非依賴性(Off-target)的旁路激活(Bypassing pathways,如:MET 放大、HER2 放大)以及表型轉化(如轉化為小細胞肺癌 或上皮-間質轉化 EMT)均為常見因素。 對於臨床上無明確可標靶次級突變(Off-target driver-negative)的患者,傳統做法多半退回到使用含鉑雙藥化學治療(Platinum-based doublet chemotherapy),但其客觀緩解率(ORR) 與 無疾病進展生存期(PFS) 均難言理想。   結合小分子標靶(TKI)與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是一種突破的策略,打造「精準切斷」與「重砲炸射」的立體協同戰線。   為了打破抗藥性僵局,Osimertinib 聯合 Dato-DXd(Datopotamab Deruxtecan/商品名 Datroway,達卓優) 的組合應運而生。Dato-DXd 是一款針對 TROP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 蛋白的靶向 ADC 藥物,搭載了高效能的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DXd)作為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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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5

預防性打擊的困境與曙光:從 NCT03567642 試驗探討 EGFR/TP53/RB1 三重突變肺腺癌的小細胞轉化機制與治療策略

細胞治療中心/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帶有 TP53 與 RB1 雙重缺失/變異的 EGFR 突變肺腺癌,具有極高小細胞肺癌轉化(Histologic Transformation)的風險,其分子機制與地緣政治中的「預防性打擊」類似,極具臨床挑戰性。   在臨床實務中,EGFR 突變肺腺癌患者接受第三代標靶藥物(如 Osimertinib)治療時,雖然大多數能獲得良好的疾病控制,但約有最高 14% 的患者會在抗藥後發生小細胞肺癌(SCLC)轉化。特別是初診斷時即帶有 TP53 及 RB1 基因失能/缺失(Loss/Alterations)的患者,發生轉化的風險極高。   若將 EGFR 驅動基因比喻為敵方的主要指揮部,Osimertinib 就像是精準打擊該指揮部的巡弋飛彈。然而,TP53 與 RB1 分別代表細胞內的「防衛監控網絡」與「軍事煞車系統」,當這兩大防線同時潰敗(也就是TP53/RB1 co-alteration),腫瘤細胞就擁有了極高的「塑性(Cellular Plasticity)」。這就如同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中(例如美伊戰爭的戰略演變),美軍(第三代EGFR標靶藥物)雖然成功摧毀了地面的正規指揮所(腺癌細胞),但因為當地缺乏有效的秩序監督機制(TP53/RB1 缺失),反抗勢力在地下秘密轉化為行動更為迅猛、手段更為極端的游擊隊(轉化出小細胞肺癌 clone)。哪怕你尚未在表面看到游擊隊的武裝,這群擁有極高塑造能力的潛伏細胞早已在背景默默蓄勢待發。   臨床問題與決策困境 雖然理論上提前開火可期掃除潛伏克隆,但腫瘤的可塑性與克隆演化(Clonal Evolution)使這類「預防性打擊」面臨防不勝防的困境。   針對這群高風險患者,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等團隊推動了 NCT03567642 單臂二期臨床試驗。其核心假說為:若能在組織學尚未發生小細胞肺癌轉化前,於 Osimertinib 治療初期即「預防性」加入針對 小細胞肺癌所用化療方案的鉑類(Cisplatin/Carboplatin)+ Etoposide 化療,是否能提前殲滅這些潛伏的小細胞肺癌潛力克隆,進而阻止組織學轉化並延長存活期?   試驗設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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