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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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表觀遺傳調控的臨床治療新視角:從分子機制到精準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專題在探討表觀遺傳修飾在乳癌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分析 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與染色質重塑如何協同調控癌細胞基因表達,並歸納當前針對這些異常調控的治療策略。   身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每日都在與細胞內的複雜博弈鬥爭。如果將細胞核想像成一座擁有無限藏書的圖書館,基因序列就是那些寫好的卷軸,而表觀遺傳(Epigenetics)機制則像是圖書館的管理員-他們不改變卷軸上的文字(DNA 序列),卻決定了哪些卷軸被鎖在櫃子裡(異染色質,Heterochromatin,基因沈默),哪些則攤開在閱讀桌上供人取用(真染色質,Euchromatin,基因活躍)。在乳癌中,這些管理員發生了嚴重的失職,導致致癌基因過度表達,而抑癌基因卻被永久「閉館」。   一、問題背景:乳癌中的「管理員失職」現象 核心總結:乳癌腫瘤的惡性特徵往往源於表觀遺傳修飾的「程序異常」,主要包括異常的 DNA 甲基化、組蛋白翻譯後修飾(PTMs)以及染色質重塑因子突變。臨床觀察顯示,乳癌細胞常表現出廣泛的表觀基因組重排。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理解這一現象: DNA 甲基化異常:通常在抑癌基因啟動子區發生高甲基化(Hypermethylation),如同將重要文獻的關鍵頁面用膠帶封死,導致其無法轉錄。 組蛋白修飾失衡:組蛋白尾部的乙醯化(Acetylation)與甲基化(Methylation)狀態決定了染色質的開合。例如,H3K27me3 的缺失或 H3K4me3 的分佈改變,會顯著影響轉錄因子(如 ERα)對基因啟動子區的結合能力。 染色質重塑複合體突變:如 ARID1A、KMT2C/D 等因子的缺失,會導致染色質結構不穩定,使得原本有序的轉錄調控變得混沌。 這種「管理失控」直接導致了乳癌的臨床治療阻礙,特別是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R+)乳癌中,表觀遺傳異常往往是產生內分泌抗藥性的核心推手。   二、解決方案:針對表觀遺傳因子的精準打擊 核心總結:治療策略旨在「重置」異常的表觀遺傳狀態,臨床藥物開發重點在於 DNA 甲基轉移酶抑制劑(DNMTi)、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i)以及針對染色質重塑因子的標靶藥物。面對上述分子層面的混亂,我們需要引入「轉型策略」。目前的臨床研究與藥物開發正致力於針對這些管理失控點進行修正: 標靶機制 治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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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觀遺傳學:調控腫瘤細胞命運的幕後操盤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表觀遺傳學探討基因在不改變序列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化學修飾調控表達。對於腫瘤科醫師而言,理解這些「軟體設定」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是決定腫瘤惡性行為的關鍵。   作為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上常面臨這樣的疑問:為何相同的遺傳背景,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會表現出迥異的惡性程度?傳統的基因突變論述雖能解釋驅動基因(driver mutations)的作用,但卻無法完整描繪腫瘤表型的多樣性與適應性。這時,「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概念便成為了填補認知缺口的重要拼圖。   表觀遺傳學的核心概念可以類比為:「如果基因是寫好的曲譜,那麼表觀遺傳就是指揮家的手勢。」同樣的曲譜(DNA序列),在不同的指揮(表觀修飾)下,可以演奏出宏偉的交響樂,也能奏出雜亂的噪音。表觀遺傳學不改變基因的序列(即音符本身),但它透過化學修飾(如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來決定哪一段基因該被「大聲演奏」(基因激活,ON),哪一段該被「靜音處理」(基因沉默,OFF)。這種可逆的調控機制,賦予了細胞適應環境壓力與代謝需求的彈性,卻也為腫瘤的無序增殖提供了溫床。   腫瘤細胞如何利用「表觀調控」逃脫死亡? 腫瘤細胞透過異常的表觀遺傳標記,選擇性地沉默抑癌基因,並激活促進細胞增殖與存活的基因,從而實現無序的細胞分裂與逃避免疫監控。   在腫瘤發生(oncogenesis)的過程中,表觀遺傳的失調往往先於嚴重的基因突變發生。主要機制包括 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以及非編碼 RNA(Non-coding RNAs)的異常表達。   以 DNA 甲基化為例,這是在胞嘧啶(Cytosine)基底上添加甲基(-CH₃)的過程。在正常的細胞生理環境中,甲基化維持著基因組的穩定。然而,在腫瘤細胞中,我們常觀察到抑癌基因啟動子(promoter)區域出現高甲基化(Hypermethylation),導致該基因的功能被永久沉默。這就像是將汽車的「煞車系統」(抑癌基因)鎖死,而同時將「油門系統」(癌基因)設定為持續激活。   此外,組蛋白的修飾更是複雜多變。透過組蛋白乙醯化(Acetylation)與去乙醯化(Deacetylation),細胞能調整染色質的緻密程度(Chromat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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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治療新進展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身為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轉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Metastatic Uveal Melanoma)在臨床上面臨的巨大挑戰。不同於皮膚黑色素瘤,葡萄膜黑色素瘤往往對傳統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表現出令人挫折的低反應率。針對此臨床缺口,PEMDAC 第二期臨床試驗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口,探討表觀遺傳治療與免疫治療的潛力組合 。   臨床背景:為何葡萄膜黑色素瘤對免疫治療反應不佳? 關鍵瓶頸:葡萄膜黑色素瘤具有極低的腫瘤突變負荷(TMB),且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具有明顯的免疫抑制特徵,這限制了抗原處理與呈遞效率,導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大打折扣 。   分子特徵:與皮膚黑色素瘤常見的 BRAF/NRAS 突變不同,葡萄膜黑色素瘤主要由 GNAQ/GNA11 突變驅動,且伴隨常見的 BAP1 抑癌基因失活與 3 號染色體單體性(Monosomy 3),這使得傳統免疫治療的策略難以直接套用 。   解決方案:解鎖免疫的「表觀遺傳」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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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膜黑色素瘤 組織蛋白去乙醯酶(HDAC)抑制劑聯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療瓶頸與 BAP1 的角色 葡萄膜黑色素瘤異質性高,針對 BAP1 缺失的葡萄膜黑色素瘤抑制仍是目前臨床未滿足的重大醫療需求。   葡萄膜黑色素瘤(Uveal Melanoma)雖罕見,卻是成人最常見的原發性眼內惡性腫瘤。與皮膚黑色素瘤不同,葡萄膜黑色素瘤在分子生物學特徵上有顯著差異。臨床上,儘管近距離放射治療(Brachytherapy)對原發腫瘤控制效果顯著,但仍有高達 50% 的患者最終會演變為轉移性疾病,且轉移後存活率極低。目前針對皮膚黑色素瘤常用的 BRAF/MEK 抑制劑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療中療效往往不如預期,反映了兩者在腫瘤微環境與驅動基因上的本質差異。   其中,BAP1(BRCA1-associated protein 1)腫瘤抑制基因的胚系或體細胞突變,是預測轉移風險與不良預後的關鍵指標。BAP1 突變不僅關聯 UM,亦與間皮瘤及腎細胞癌高度相關。臨床上的挑戰在於,腫瘤抑制基因(Tumor Suppressor)本身通常難以直接透過藥物進行調控(Undruggable),我們需要將焦點轉向其下游分子路徑的抑制,以實現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的治療策略。   轉譯研究的巧思:從非洲爪蟾胚胎到臨床藥物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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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BAP1 突變型葡萄膜黑色素瘤的精準治療: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 Quisinostat 的臨床潛力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療瓶頸與 BAP1 的角色 葡萄膜黑色素瘤異質性高,針對 BAP1 缺失的葡萄膜黑色素瘤抑制仍是目前臨床未滿足的重大醫療需求。 葡萄膜黑色素瘤(Uveal Melanoma)雖罕見,卻是成人最常見的原發性眼內惡性腫瘤。與皮膚黑色素瘤不同,葡萄膜黑色素瘤在分子生物學特徵上有顯著差異。臨床上,儘管近距離放射治療(Brachytherapy)對原發腫瘤控制效果顯著,但仍有高達 50% 的患者最終會演變為轉移性疾病,且轉移後存活率極低。目前針對皮膚黑色素瘤常用的 BRAF/MEK 抑制劑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療中療效往往不如預期,反映了兩者在腫瘤微環境與驅動基因上的本質差異。 其中,BAP1(BRCA1-associated protein 1)腫瘤抑制基因的胚系或體細胞突變,是預測轉移風險與不良預後的關鍵指標。BAP1 突變不僅關聯 UM,亦與間皮瘤及腎細胞癌高度相關。臨床上的挑戰在於,腫瘤抑制基因(Tumor Suppressor)本身通常難以直接透過藥物進行調控(Undruggable),我們需要將焦點轉向其下游分子路徑的抑制,以實現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的治療策略。 轉譯研究的巧思:從非洲爪蟾胚胎到臨床藥物篩選 利用非洲爪蟾作為模式生物,突破傳統高通量篩選的限制,精準鎖定針對 BAP1 缺失的治療分子。為了尋找針對 BAP1 突變的藥物,Dr. J. William Harbour 團隊採取了一種創新的研究策略。 若將細胞內的基因表達調控機制比喻為一個精密的「管弦樂團」,BAP1 就像是那位負責確保樂譜(DNA)解讀無誤的「首席指揮」。當 BAP1 缺失,樂譜便會被錯誤解讀,導致腫瘤失控增生。 研究團隊巧妙地利用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胚胎作為篩選平台,因為 BAP1 缺失在胚胎發育階段會產生極其顯著且易於觀察的表型變化。我們將此過程視為一個「修復指揮系統」的過程:研究者利用大規模藥物庫進行篩選,尋找能夠在 BAP1 缺失的胚胎中,「糾正」發育異常並恢復正常生理表現的藥物。 在這個篩選過程中,Quisinostat 脫穎而出。這是一種強效的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 inhibitor)。透過表觀遺傳學調控,Qui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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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動癌症的「音量鍵」:臨床醫師的表觀遺傳學精準診療指南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 問題背景:當基因藍圖未變,演奏卻已失控 【基因突變非癌症唯一元凶,表觀遺傳失調是調控失控的關鍵】 在傳統腫瘤學中,我們常將癌症視為「基因體(Genome)」突變累積的結果。然而,臨床上常遇到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的細胞(如同卵雙胞胎,或人體內擁有相同 DNA 的幹細胞),卻因應環境分化成截然不同的命運。癌細胞的狡猾,不僅在於修改了「硬體藍圖」(如:TP53 或 EGFR 的突變),更在於綁架了「軟體系統」-也就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表觀遺傳學的核心定義,是在不改變 DNA 鹼基序列的前提下調控基因表達】 臨床上,表觀遺傳修飾決定了哪些基因應被「開啟」或「關閉」。我們可以將 DNA 序列比對成「樂譜」。樂譜上的音符(A、T、C、G)雖然終生不變,但同一首交響樂,在不同的指挥家(也就是不同之環境、生活型態)調度下,有些樂章會被放大音量(基因過度表達,如:致癌基因激活),有些則被按下了靜音鍵(基因沈默,如:腫瘤抑制基因失活)。這種不更動遺傳序列、卻深刻改寫細胞命運的機制,正是腫瘤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抗藥性的主要推手。   二、 解決方案:四大核心機制的「臨床隱喻」與分子運作 為了在臨床上精準干預這場失控的演奏,我們必須透徹理解四大關鍵表觀遺傳機制。以下將以生動的臨床隱喻,剖析複雜的分子通路: DNA 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 — 基因啟動區的「封條與鎖頭」 【CpG 島的過度甲基化通常扮演著壓制基因轉錄的分子鎖頭】 將 DNA 甲基化想像成貼在基因開關上的「封條」。當胞嘧啶(Cytosine)被加上甲基(Me)時,就像是在抽屜鎖孔裡灌了水泥,轉錄因子這把鑰匙再也進不去。在基因的啟動子(Promoter)區域,富含胞嘧啶和鳥嘌呤的 CpG 島 (CpG islands) 是轉錄調控的重鎮。在 DNA 甲基轉移酶 (DNMT) 的催化下,S-腺苷甲硫氨酸 (SAM) 提供甲基,形成 5-甲基胞嘧啶 (5mC)。在正常細胞中,腫瘤抑制基因的 CpG 島維持低甲基化(開啟狀態);但在癌細胞中,這些守門員基因(如 p16, BRCA1, MLH1)的 CpG 島被蓋滿了甲基化「封條」,導致基因沈默,最終放任細胞無限增殖。 【DNA 甲基化調控示意】 [未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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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劇本」遇上「舞台導演」:從表觀遺傳學看腫瘤基因表現與微環境的共舞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基因型不等於表現型,腫瘤的發生與進展是基因代碼與環境訊號動態交織的最終產物。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診療中,我們常被問到:「醫師,我生活一直很規律,為什麼還會得癌症?是不是我的基因不好?」身為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癌症的本質是一場複雜的系統性風暴。正如這幅由 Scoolam Foundation 製作的資訊圖表所精準揭示的:基因(Genotype)提供的是潛在可能,而環境(Environment)則決定了這些潛在可能如何被落實為最終的表現型(Phenotype)。 臨床上,我們常將基因體(Genome)比喻為一部與生俱來的「劇本」,它決定了細胞的基本架構與去向;而細胞微環境(Cellular Microenvironment)與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機制,則如同手握大權的「舞台導演」。劇本上的台詞(DNA 序列)雖然完全沒有改變,但導演可以決定哪一幕戲要大張旗鼓地加演(基因表現調升)、哪一段對白要低調地靜音(基因表現調降),甚至決定這部戲最終是走向溫馨喜劇,還是演變成一場失控的惡性腫瘤悲劇。   傳統遺傳學的局限,無法完全解釋腫瘤異質性與抗藥性的本質 單純的基因突變論(如:BRCA1/2、EGFR)無法單獨決定腫瘤的進展速度與臨床預後。   腫瘤微環境(TME)中的缺氧、慢性發炎與代謝壓力,是驅動惡性表型的重要誘因。表觀遺傳調控(如 DNA 甲基化)在未改變序列的情況下,直接主導了抑癌基因的沉默。 在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盛行的今天,我們習慣透過次世代基因定序(NGS)去尋找患者體內的驅動突變(Driver Mutations)。然而,在臨床實務中,我們經常遇到攜帶相同基因突變、甚至病理分型完全一致的患者,在使用相同的標靶藥物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治療反應與存活期。這種顯著的腫瘤內異質性(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正是因為傳統遺傳學忽略了「環境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威力。外在環境訊號(如發:炎反應、毒素暴露、甚至宿主的代謝與壓力狀態)會轉化為細胞內的生物訊號,進而干預從 DNA 到RNA至Protein Trait(表型)的中心法則(Central Dogma)傳遞鏈。 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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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癌細胞學會「裝睡」:從表觀遺傳學看乳癌抗藥性的形成與逆轉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改變的是基因的使用方式,而非DNA序列本身。 在臨床腫瘤學中,我們習慣將癌症視為一種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驅動的疾病。然而近二十年的研究顯示,許多腫瘤的惡化、轉移與治療抗藥性,並非完全來自DNA序列的改變,而是源於「表觀遺傳調控(epigenetic regulation)」的異常。   如果將基因組(genome)比喻為一本完整的醫學教科書,那麼DNA序列就是書本中的文字內容,而表觀遺傳機制則像是書籤、螢光筆與封條。文字沒有改變,但某些章節被標記為「必讀」,某些頁面則被封存,導致細胞最終呈現截然不同的功能狀態。 這也是為何同樣擁有完全相同DNA序列的幹細胞(stem cell),最終可以分化成神經細胞、肝細胞或肌肉細胞。真正決定細胞身分的,往往不是基因有沒有存在,而是基因是否被允許表達(gene expression)。 染色質開放程度(Chromatin Accessibility)決定基因是否能被轉錄。 從下圖示可見,基因活化(gene activation)與抑制(gene silencing)的核心差異,在於染色質(chromatin)結構的開放程度。 可以將DNA想像成資料室的檔案,而組蛋白(histone)則像收納病歷的捲軸。 當染色質呈現開放狀態(open chromatin)時: 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容易結合 RNA polymerase II能順利進入 啟動子(promoter)暴露 mRNA大量生成 此時基因處於活化狀態。 相反地,若DNA被緊密纏繞於核小體(nucleosome)周圍形成封閉染色質(closed chromatin),即使基因本身沒有突變,轉錄機器仍無法接近目標區域,最終導致基因沉默。這種現象在許多內分泌抗藥性乳癌(endocrine-resistant breast cancer)中特別常見。   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是癌細胞最常見的基因沉默機制。 DNA甲基化主要發生於CpG islands。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會將甲基(methyl group)附加於胞嘧啶(cytosine)上,形成5-methylc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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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觀遺傳調控基因開關到抗藥性逆轉 談BET 抑制劑與HDAC 抑制劑於癌症治療的角色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癌症的本質並不只是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更是一種基因表現失控的疾病。近十年來,腫瘤學界逐漸發現:許多癌細胞即使沒有新增的基因突變,也能透過改變染色質(Chromatin)結構與表觀遺傳(Epigenetic)的狀態,重新啟動存活路徑,進而產生治療抗藥性。因此,表觀遺傳治療已成為癌症研究的重要前沿領域,其中最受矚目的兩大策略便是 HDAC抑制劑(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HDACi) 與 BET抑制劑(Bromodomain and Extra-Terminal Domain Inhibitors, BETi)。   DNA是書,表觀遺傳是閱讀方式 如果把DNA比喻成一本醫學全書,基因序列是書的文字內容,而表觀遺傳則是決定哪些頁面會被打開閱讀。癌細胞並不一定能夠竄改書的內容,但經常是透過改變閱讀方式來操控細胞的命運。主要機制包括: 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 在DNA上加上甲基(CH3),結果是抑癌基因被關閉、腫瘤促進基因被保留 如同在重要頁面貼上封條。 組蛋白修飾(Histone Modification) DNA纏繞於組蛋白形成染色質。當組蛋白的乙醯化(Acetylation)增加之時,染色質會鬆開,此時 基因就容易被轉錄。反之,若組蛋白是去乙醯化(De-Acetylation),染色質會緊縮,造成基因沉默(slience)。HDAC(Histone Deacetylase)負責移除組蛋白上的乙醯基,好似負責把書關起來的人。其作用會讓染色質緊縮、基因關閉。   許多癌症,包括乳癌、淋巴瘤、非小細胞肺癌會存在有HDAC過度表現的情況,造成抑癌基因沉默、細胞分化受阻,因此造成了癌細胞被鎖定在一種永遠增殖、永不成熟的狀態。   而HDAC抑制劑的作用機轉,則是阻止組蛋白的去乙醯化作用。其結果會發生: ✅ 染色質被打開 ✅ 抑癌基因被重新表現 ✅ 細胞週期發生停滯 ✅ 誘導凋亡 ✅ 增加其被免疫系統辨識   目前已上市HDAC抑制劑,如下: Vorinostat   第一個獲FDA核准HDAC抑制劑   適應症: 皮膚T細胞淋巴瘤   Romidepsin     適應症:周邊T細胞淋巴瘤   Belinostat     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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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9 1

續航力革命:從表觀遺傳調控看 BET 抑制劑,是如何藉由「多胺代謝重塑」逆轉末期耗竭 T 細胞,重新活化抗癌呢?

陳駿逸醫師 臨床抗癌治療抗藥性的核心瓶頸-為何「放開煞車」後 T 細胞依然無法前行?   在臨床上操作Anti-PD-1、Anti-CTLA-4 或 Anti-TIM-3 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簡稱ICIs),我們經常遭遇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為什麼許多非小細胞肺癌(NSCLC)或肝細胞癌(HCC)患者,在接受治療後依然出現原發性或繼發性抗藥性?腫瘤微環境(TME)會導致 T 細胞進入末期耗竭狀態(Terminally Exhausted),會使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面臨原發性或繼發性抗藥性。   關鍵在於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長期慢性的抗原刺激與免疫抑制訊號。這就像是一輛長期在高陡坡上行駛的高盛在貨物量的卡車,它的耗竭 T 細胞(Exhausted T cells)不僅僅是被踩了煞車,而是發動機內部已經出現嚴重「過熱並缺乏燃料」。此時,我們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僅僅是「解除煞車」(Blockade of inhibitory receptors)。如果這輛卡車的引擎早就因為嚴重耗損而熄火、油箱見底,那麼即使我們把煞車踏板完全放開,它依然在原地寸步難行。   這就是末期耗竭 T 細胞(Terminally Exhausted T cells)的臨床寫照。這些細胞表面的 PD-1、TIM-3 表現量極高,且其內部的轉錄體學(Transcriptomics)與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譜系已發生不可逆的鎖定。此時,它們的細胞毒殺沙功能(Cytotoxicity)、增殖能力(Proliferative capacity)以及分泌 IL-2、IFN-gamma、TNF 等抗腫瘤細胞激素(Cytokines)的能力皆已顯著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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