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健康新聞

0010 4

破局晚期乳癌一線治療:CDK4/6 抑制劑與化療的權衡與抉擇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跨越荷爾蒙治療抗藥的鴻溝 荷爾蒙受體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陰性(HR+/HER2-)晚期乳癌的標準一線治療正面臨優化抉擇,如何克服原發性與繼發性荷爾蒙治療抗藥(Endocrine resistance)是提升病患整體生存率的關鍵 。   在所有女性惡性腫瘤中,乳癌的發病率高居首位,其中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 陰性亞型約占全體病例的 70% 。針對這類無內臟危象(Visceral crisis)的轉移性乳癌患者,傳統的一線治療以荷爾蒙治療為主 。然而,臨床上高達 20% 的患者存在原發性抗藥,另有 30% 至 40% 的患者會在治療過程中產生繼發性抗藥 。   在過往的臨床實踐中,面對腫瘤負荷較大、需要迅速控制病情的非內臟危象患者,由於傳統荷爾蒙治療治療起效較慢,臨床醫師經常會傾向先給予一劑「短療程化療(Short course chemotherapy)」作為誘導(Induction therapy),待病情穩定後再轉為維持治療-荷爾蒙治療 。然而,這種「化療先行」的策略,是否真的能轉化為患者的生存益處?近年來,隨著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CDK4/6)抑制劑的問世,這個問題有了重新評估的必要性 。   CDK4/6 抑制劑的精準控速與「細胞剎車」比喻 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與荷爾蒙治療治療具備有協同效應(Synergy),能通過抑制 D-cyclin-CDK4/6 複合物來阻斷細胞週期由 G1 期向 S 期推進,精準逆轉荷爾蒙治療抗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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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2

腫瘤科醫師精簡扼要地整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 你應該要知道的事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主要依據臨床分期與基因表現進行風險分級,治療原則以標靶精準醫療為主。 一、 診斷標準 (Diagnosis),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B細胞計數:周邊血液的 B 淋巴球 ≥ 5 × 10⁹ / L,且持續 3 個月以上。 細胞形態學:周邊血液抹片以成熟的小淋巴球為主,可見 Smudge cells(縳痕細胞)。 流式細胞儀 (Flow Cytometry):典型表型為 CD5+, CD19+, CD23+, CD20 (dim), sIg (dim),且限制表現單株輕鏈(κ 或 λ)。     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預後評估與基因檢測 在啟動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療前,必須進行下列檢測以決定治療的藥物選擇: TP53 狀態:透過 FISH 檢測 del(17p),以及對 TP53 基因進行定序。此為最關鍵的化療抗藥性指標。 IGHV 突變狀態:區分為 Unmutated(預後較差、惡化快)與 Mutated(預後較佳)。 其他染色體異常:del(11q)(高腫瘤負荷、淋巴結腫大)、Trisomy 12、del(13q)(單獨出現時預後最好)。   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療時機 (Indications for Treatment) 無症狀的早期患者(Rai 0-II 期 或 Binet A-B 期)採取觀察追蹤 (Watch and Wait)。只有在符合下列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活性疾病標準時才啟動治療: 進行性骨髓衰竭:出現進行性貧血(Hb < 10 g/dL)或血小板減少症(PLT < 100 × 10⁹/L)。 巨型或進行性淋巴結腫大:淋巴結直徑 > 10 cm 或出現壓迫症狀。 巨型或進行性脾臟腫大:脾臟肋下 > 6 cm 或有症狀。 進行性淋巴球增生:2 個月內倍增,或是淋巴球倍增時間< 6 個月。 自體免疫性血球減少症:對類固醇治療反應不佳的 AIHA 或 ITP。 嚴重全身性症狀 (B-symptoms):6 個月內無原因體重減輕 ≥ 10%、嚴重盜汗、不明原因發燒(>38°C 連續 2 週)或極度疲倦。   四、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第一線治療策略 (First-line Treatment)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的「FIT」通常是指病患的體能狀態(Fitness)。醫師會評估患者的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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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1

長期性藥物的使用 會對體內腸道菌叢有何影響??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隱形在時間軸背後的微生態傷疤與臨床干預的瓶頸 臨床上頑固的腸道多樣性偏低與慢性微發炎,其根源可能並非患者當前的飲食習慣不良所導致,而是因為過去數年前所使用的藥物在體內留下的「醫源性微生物指紋」與滯後效應 。   身為臨床第一線的醫師,不論在腫瘤照護或慢性病管理中,我們經常遭遇令人困惑的瓶頸,那就是為何某些患者嚴格遵守抗發炎飲食與精準營養的支持,其腸道菌相的多樣性仍是偏低與慢性全身性微發炎卻依然頑固存在呢?   一篇發表在《mSystems》的里程碑論文《微生物研究中隱藏的干擾因子:樣本採集前數年使用的藥物》(A hidden confounder for microbiome studies: medications used years before sample collection),為這個臨床謎團提供了震撼性的解答 。 該研究利用愛沙尼亞國家生物銀行(Estonian Biobank)的電子病歷系統,追蹤 2,509 名參與者長達數年的詳細處方箋紀錄,並進行高精細度的Shotgun Metagenomics。   研究證實,人類過去服用的藥物影響力並不會隨著化學分子被清除而煙消雲散,反而會留下長達數年的「微生物指紋(Microbial Fingerprints)」。即使患者已停藥 1 至 5 年,這種「滯後效應(Carryover Effects)」與「累積效應(Additive Effects)」依然在重塑宿主的病理生理狀態。   在測試的 186 種常見藥物中,停藥超過一年以上,仍有 42% 的藥物與腸道菌叢的異常變化具有顯著相關性 。   非抗生素藥物的跨界破壞力與地形重塑 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質子幫浦阻斷劑(PPI)及乙型阻斷劑等非抗生素類藥物,透過非抗菌活性、物理化學微環境的改變、膽汁酸代謝的扭曲與狀態鎖定等四種機制,對腸道微環境進行永久性的地形重塑 。   傳統上,臨床普遍將「微生態破壞」與「抗生素濫用」劃上等號 。然而此研究揭示,幾類臨床極常開立的藥物,其留下的菌叢烙印在時間深度與破壞廣度上,竟然不亞於、甚至超越了廣效性抗生素 。從功能醫學與生態學的視角來看,其底層的生物學機轉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非故意性的抗菌活性與「核心菌種」的定向滅絕 高達 24% 的非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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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9

疏通生命的支流:癌症治療後淋巴水腫的病理機制與當代臨床管理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隱形的水壩-癌症治療後間質積液的挑戰 癌症治療引起的淋巴系統損傷是導致續發性淋巴水腫(Secondary Lymphedema)的主因,這是一種因為組織間隙內富含蛋白質的液體異常積聚,所導致的慢性、進行性病變。   在當前精準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與個人化醫療架構下,癌症患者的整體生存率已有顯著地提升。然而,治療所帶來的長期共病(Comorbidities)卻成為影響患者生活品質的隱形殺手。其中,續發性淋巴水腫(Secondary Lymphedema)是最令臨床醫師與患者困擾的非預期併發症之一。正如最下圖所揭示,這種病症源於乳癌、婦科癌症或黑色素瘤等惡性腫瘤治療過程中,因為接受腋窩或骨盆腔的淋巴結切除術(Lymphadenectomy)或區域放射線治療(Radiation Therapy),所導致周邊淋巴回流架構遭受到不可逆的物理性破壞。   從微循環病理生理學(Microcirculatory Pathophysiology)的角度來看,人體的淋巴系統就像是一座結構精密的「下水道網絡」,負責回收微血管漏出的組織間質液(Interstitial Fluid)與高分子量蛋白質。   當手術摘除淋巴結或放療導致淋巴管纖維化(Fibrosis)時,就像是在這條原本暢通的河流中蓄意建造了一座「高聳的水壩」。我們可以把整個淋巴回流機制想像成一條「早晨尖峰時段的高速公路」。在健康狀態下,微血管通透性產生的組織液如同無數車輛,順暢地從各個交流道匯入這條高速公路(淋巴管),並經過各個收費站(淋巴結)的檢驗後,最終安全返回心臟,進入靜脈血液循。   然而,當惡性腫瘤手術切除或放射線治療破壞了淋巴結時,這就像是一口氣拆除了連續的好幾個大型收費站,並將該路段完全封閉。後方源源不絕開來的「車流」(富含蛋白質的淋巴液)就無法再前進,只能被迫滯留在交流道前的「省道」(亦即是皮下皮組織間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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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9

破譯免疫檢查點的「請勿吃我」訊號:次世代 CD47-SIRPα 抑制劑-HCB101 的臨床與前臨床全景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 核心要點 CD47-SIRPα 軸為當前巨噬細胞免疫檢查點的熱門標靶,但傳統巨噬細胞活化劑常因為會發生嚴重的巨噬細胞所介導的溶血而受限。而HCB101 作為第三代突破創新的設計,透過結構導向突變,可以顯著降低對紅血球的結合力,成功打破CD47-SIRPα 抑制劑-之「療效與血液毒性兩難」的歷史宿命。   巨噬細胞的「特赦令」與臨床開發的貧血魔咒 在腫瘤微環境中,癌細胞為了逃避免疫的監視,往往會過度表達CD47 C (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7) 。這項機制如同在癌細胞表面貼上一張「請勿吃我」(Don’t eat me)的特赦令。當CD47 C與骨髓性細胞(尤其是巨噬細胞)表面的SIRPα(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 結合時,會傳遞強烈的抑制訊號,阻斷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Phagocytosis)。   然而阻斷這條軸線(CD47-SIRPα axis)無疑是極具潛力的免疫治療策略 。但第一、二代抑制劑(如早期的單株抗體或融合蛋白)在臨床研發時頻頻受挫,最核心的障礙就是在於標靶內部毒性(On-target toxicities)。因為正常的紅血球表面也同樣地廣泛表達出CD47。傳統藥物一旦注入體內,會產生巨大的「抗原沉沒效應」(Antigen sink),並誘發嚴重的抗體依賴性的細胞吞噬作用(ADCP),導致患者出現臨床上難以承受的嚴重貧血或血小板減少症 。如何「精準去標靶化」紅血球,同時保持對癌細胞的高親和力,是當前CD47-SIRPα 抑制劑亟待克服的瓶頸 。   解決方案:結構導向融合蛋白的分子設計CD47-SIRPα 抑制劑- HCB101 HCB101 結合了六個精準突變的 SIRPα胞外結構域(ECD)結構域與人源化 IgG4 Fc 段,大幅調降其對紅血球的結合活性。所以其兼具有阻斷「別吃我」的訊號與啟動 Fc 之免疫效應功能,展現出優異的抗腫瘤吞噬增強活性。   為了打破這項僵局,第三代 CD47-SIRPα 抑制劑- HCB101 應運而生 。它是一款經過理性設計的配體陷阱(Ligand-trap)之Fc 融合蛋白。如果將傳統的 CD47 抗體比喻為「無差別覆蓋的巨網」,既網羅了壞人、也會誤傷良民;那麼 HC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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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1

淋巴結管理的新時代:從「預防性切除」走向「免疫功能重塑」 重新思考免疫治療時代的區域淋巴結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免疫治療時代,區域淋巴結(regional lymph node)不再只是腫瘤轉移的第一站,更是抗腫瘤免疫反應的核心樞紐。   過去外科腫瘤學對淋巴結的觀點相對單純,只要懷疑存在有微轉移(micrometastasis),便透過預防性的淋巴結廓清(prophylac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或選擇性淋巴區放射治療(Elective Nodal Irradiation, ENI),就可以降低局部復發風險。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問世,逐漸改變癌症治療模式,我們開始重新認識區域淋巴結在抗腫瘤免疫中的生物學角色。   近期發表於 Cell (2025) 的研究,以及本次 2026 年ASCO 大會內容皆指出,區域淋巴結並非單純的「轉移中繼站」,而是腫瘤特異性 T 細胞(tumor-specific T cells)的培養基地與功能維持中心。因此,在免疫治療時代,如何保留並活化淋巴結的功能,可能比單純切除更值得思考。 區域淋巴結如同「新兵訓練中心」,決定免疫軍隊是否能持續地補充戰力。若將整個免疫系統比喻成一支軍隊,腫瘤微環境便是前線戰場,而區域淋巴結則像是後方的新兵訓練中心。在正常情況下,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攜帶了腫瘤抗原進入未受侵犯的區域淋巴結,活化初始 T 細胞(naïve T cells),並誘導其分化為具有抗癌能力的效應 T 細胞。這些細胞隨後進入周邊血液、持續補充腫瘤內浸潤淋巴球(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形成持續性的免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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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3

尋找血液中的「隱形實體」:以 ctDNA MRD 檢測打破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化療的決策迷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傳統 pTNM 癌症分期的侷限與術後微量殘留的臨床困境 傳統解剖學分期存在癌症預後預測的灰色地帶,無法精準地識別哪些直腸癌患者真正能從術後輔助化療中獲益。   作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在日常診間最常面對的痛點之一,就是2期與3期大腸直腸癌患者術後的決策天平。依據傳統的 pTNM 分期系統,我們高度依賴腫瘤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數等解剖學指標來估算復發風險。然而,臨床實務中,我們常看到高復發風險之第二期患者在接受氟尿嘧啶(Fluorouracil-based)雙藥聯合化療後依然迅速的復發;相反地,部分低復發風險之第二期甚至第三期患者,或是因為身體狀況所以未能接受輔助化療,卻能長期保持無復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這種「過度治療(Over-treatment)」與「治療不足(Under-treatment)」並存的困境,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缺乏一個能在分子層面精準評估微量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簡稱MRD)的即時指標。   常規影像學追蹤與血清腫瘤指數CEA 檢測的敏感度不足,難以在微觀細胞層面捕捉術後殘留的微小克隆。 目前臨床常規使用的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MRI),在空間解析度上存在物理的極限,通常只能偵測到直徑 >5mm 的實體病灶。當患者體內僅存著數百萬個癌細胞散落於淋巴或血液循環中時,影像學檢查往往呈現是一片死寂的「腫瘤完全緩解」假象。同樣地,血清癌胚抗原(CEA)因非特異性升高及清除半衰期的干擾,在預測早期復發的偽陽性與偽陰性率極高。這種宏觀檢測與微觀病灶之間的技術斷層,使我們在患者術後最關鍵的治療窗口期(Window of opportunity)中,如同矇眼走路,難以做出最具針對性的決策。   解決方案:液態切片下的 ctDNA MRD 技術雙雄與其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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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2

打破「變色龍」癌細胞的沉默:從表觀遺傳學探討乳癌抗藥性的精準逆轉與生態重塑

文: 癌歸於好 陳駿逸醫師 踩死油門與偽裝沉默,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的臨床抗藥性困 臨床上面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內分泌療法與 CDK4/6 抑制劑防線的失守,往往源於癌細胞發生的「表觀遺傳重編程(Epigenetic Reprogramming)」而非單純的靜態基因突變 。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第二型人類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陰性(HR+/HER2-)的晚期或轉移性乳癌之第一線臨床常規治療中,芳香環酶抑制劑(AI)或是Fulvestrant 聯合 CDK4/6 抑制劑(如:Palbociclib)已成為標準防線 。然而,在長期藥物選擇壓力下,抗藥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臨床終局 。   傳統腫瘤學多聚焦於靜態基因序列的變異,例如:ESR1 基因突變引發的雌激素受體自我活化,或是 PI3K/AKT/mTOR 訊號路徑的旁路激活 。但在臨床實務中,最難捉摸的往往是「表觀遺傳塑性(Epigenetic Plasticity)」。   部分乳癌細胞在歷經長期內分泌治療後,其 DNA 序列並未發生任何的突變,卻如同二戰「荷蘭冬季大饑荒(Dutch Hunger Winter)」中胚胎為了適應極度飢餓而進行的自我拯救,癌細胞也啟動了表觀遺傳的重新配置 。它們透過將雌激素受體基因靜默(ER silencing),直接從「荷爾蒙陽性」偽裝轉變成「荷爾蒙陰性」,使臨床醫師面臨無內分泌藥物可用的彈盡援絕邊緣,被迫提早進入化療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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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0

迎戰「腦瘤之王」: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GBM)的分子靶點與臨床治療新策略

惡性腦膠質瘤(Glioblastoma/ GBM)的臨床困境與異質性挑戰 Glioblastoma (GBM) 作為最常見且最具侵襲性的原發性成人腦瘤(Grade  4 Astrocytoma),其高復發率與不良預後(Prognosis)一直是神經腫瘤學的棘手難題。   在臨床治療上面對 GBM 時,最感棘手的莫過於其高度的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浸潤性特質。儘管我們依循標準指引進行最大安全範圍的手術切除(Surgical Resection),但由於腫瘤細胞早已如樹根般深度滲透至周邊正常的腦組織,導致徹底清除(Complete removal)在病理學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組織病理學特徵(Pathology Features)方面,切片標本在顯微鏡下常呈現典型特徵: Necrosis(壞死區) 與其周圍的 Pseudopalisading Necrosis(偽假柵欄狀壞死) Microvascular Proliferation(微血管增生):為腫瘤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 High Mitotic Activity(高有絲分裂活性):驅使細胞失控且快速地分裂 這群癌細胞不僅生長快速,更具備頑強的治療抗藥性,導致多數患者在接受常規治療後,仍面臨幾乎不可避免的復發命運,中位生存期往往限制在 12 至 18 個月之間。   解決方案:精準分子檢測指導下的多模態整合治療 依據當代分子病理學,透過關鍵基因突變篩檢實施精準基因檢測(Molecular Testing),並結合手術、放療、化療及新興物理療法之腦瘤電場治療(TTF),能為患者開闢更具效益的客製化治療路徑。   現代惡性腦膠質瘤的診斷早已不侷限於神經學檢查、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MRI),,如典型環狀顯影 (Ring-enhancing lesion)等影像學層面。為了突破治療瓶頸,我們必須深入其核心的基因改變與分子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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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於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精準應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VIKTORIA-1 臨床試驗是一項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患者的重要第三期(Phase 3)臨床試驗。 該試驗的核心是評估一種新型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在結合傳統內分泌治療或靶向藥物時的療效與安全性。 以下為您彙整 VIKTORIA-1 試驗的關鍵重點、設計架構與臨床數據: 試驗設計與對比分組 VIKTORIA-1 試驗主要探討不同組合方案對於後線內分泌耐藥患者的突破,試驗中包含了以下三個核心對比組別: 單藥對照組: Fulvestrant單藥-肌肉注射型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 雙藥物組(Doublet):Gedatolisib合併Fulvestrant。 三藥物組(Triple Combination):Gedatolisib 合併Fulvestrant與愛乳適(Palbociclib,CDK4/6抑制劑)。   核心療效數據(中位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 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雙藥物還是三藥物療法,其臨床控制成效皆顯著優於傳統的Fulvestrant單藥治療: •  三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Palbociclib + Fulvestrant): 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mPFS) 達到 9.3 個月(對比Fulvestrant單藥組的 2.0 個月)。 風險比 (HR) 達到 0.24,代表降低了高達 76% 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 雙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Fulvestrant): o     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為 7.4 個月(對比法洛德單藥組的 2.0 個月)。 風險比 (HR) 為 0.33。   臨床專家討論與應用考量(Expert Insights) 雖然 VIKTORIA-1 帶來了非常令人驚豔的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PFS)數據(尤其是三藥物組合療法突破 9 個月),但專家在實際臨床應用與處方抉擇上,也提出了以下幾點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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